大卫 · 布鲁克斯在2019年出版的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二座山》中邀请我们和他一起踏上人生之旅。在他的邀请下，我们如他的登山伙伴一般与他一同攀登通向功成名就的“第一座山”；随后又一同坠入离婚风波、自我怀疑和绝望的深渊；最终，在对周围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卓越奉献中，迎来了“柳暗花明”。
布鲁克斯的比喻，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现代社会文化和期望。在人生的前半段，我们倾向于以一种站不住脚的、近乎疯狂的方式来争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始终无法满足。通常，这种狂乱的争夺，往往伴随着重大挫折、失望与悲剧，它们将我们击倒，或是自我怀疑先前的选择。正是从那里，在“失望山谷”中，我们觅得了一条更有意义的途径，朝着更高的目标走去，使我们的余生更加深刻而饱满。
当下，许多人的人生都遵循着布鲁克斯所描述的顺序，结果就是——我们等待了太久才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01
乘着低潮 / 穿越荒野，
从第一座山直达第二座山
“双山文化”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人生之旅并不在于攀登，而在于游历。自打记事起，我们中的许多人就被训练成为做事拼尽全力、拼命向成功标准靠拢并保持优异成绩的机器。我们因为具有战略眼光、雄心勃勃和富有成果而获得奖励，赢得荣誉和公众的认可。我的高中时代已经过去20年了，但我仍然会焦虑地梦到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就去参加期末考试。这种条件反射根深蒂固。
事实上，即便在字母等级积分制不再代表学生所学，而机器人也可以在标准化考试中夺得头筹的今天，我们依旧用绩点和考试成绩去衡量学生的才能。我们狭隘地定义通向成功的道路，急于把学生从高中赶到大学，研究显示，只有3%的美国大学生表示体验过“促进个人成功和幸福”这样的变革性经历。我们匆匆忙忙把年轻人送进成年世界，却对简历之外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无所知。
威廉·德雷谢维奇坦言，我们培养了一群 “优秀的绵羊”。弗兰克·布鲁尼称这是一场军备竞赛。布鲁克斯则称之为“无处可去的漂流”。这种狂热现象的结果是，当学生们完成高中学业时，鲜少有人认识到在履行或完成任务之外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大学里，压力成倍上升，随着毕业季的来临，大多数学生被那些拥有高度结构化的招聘流程、前景光明的晋升路径的工作所吸引，同时又害怕未知的未来，并由此引发了存在主义式的焦虑。才华横溢且品学兼优的学生涌向代表着声望、优越条件和稳定的银行和咨询公司就职。这种选择有许多缺点，简而言之，它是一种“逃避”的趋势，这种趋势既是个人现象，又是文化现象。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我听到我的斯坦福室友斩钉截铁地说，他要么功成名就，要么声名狼藉时，我是多么的难以置信。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着通往成功的道路是一条直线——但事实上，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是少数。在通往成功的快车道上(事实证明，这既不是快车道也不是轨道……)，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为什么要去追求所谓的成功。当我们攀登第一座山，并专注于那些容易计算的东西—— 分数、奖励、追随者、收入时，我们忘记了后退一步，问问自己是否选对了攀登的对象。
02
如果我们能帮助年轻人
倾听他们内心的需求——
那么早在中年危机来袭之前，
我们就已经训练了他们先爬第二座山
不同的社会形式和宗教早已认识到介于青少年阶段和成年阶段之间的“成人礼”的力量；我们意识到，如果加以引导，这种人生阶段的过度可以是一种人格的转变。当我们的全球公民年校友迈入大学时，可能没有一张详细的地图去指导他们如何规划，但他们都持有一个指引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正如贵格会教师兼作家帕克·帕尔默所说:“在我能告诉自己想做什么之前，我必须先倾听我的心声告诉我，我到底是谁。”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机械传送带，屏蔽周围环境高喊着必须走向成功的噪音，审视自己的机会不能被视为一种奢侈品，而应该是一种必需品。
03
找到人生目标绝不是一种特权，
而必须成为一种常态
在19世纪，霍勒斯·曼恩，这位在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率先提出了在美国建立第一批公立学校的颠覆性观点。曼恩认为，通过为5岁至18岁的学生创建一个公共资助的学习机构体系，可以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团结起来，同时促进美国的公民性格塑造和社会流动性。虽然当下社会在这两个方面做的还不够好，但毫无疑问，曼恩关于公共教育的最初理念是崇高且令人钦佩的。
近100年后，库尔特·哈恩在曼恩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愿景，即通过改变年轻人对走向世界的准备过程来改变世界。他将16岁和18岁划定为年轻人人格形成过程中最具塑造作用的关键时期，而这个道理一些国家（如：北欧国家）和宗教(如：摩门教会)早就明白了。1935年至1965年间，他创立了一系列革新型的机构——包括寄宿学校系统、非盈利的拓展训练(Outward Bound)和联合世界学院(United World Colleges)——以推进一种颠覆性的系统教学模式。他认为，最重要的学习不是通过课堂教学，而是通过个人的体验和情感的投入。作为20世纪中期的德国犹太人，他的作品是对希特勒种族主义死灰复燃的直接抨击。他的愿景是：使用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为随后的几代人消除狭隘的思想和威权主义。
二十年来，我一直持续关注一个教育领域日益严重的危机，它是一个我们持续回避但却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随着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流行病的肆虐和全球变暖，我们如何让年轻人具备应对复杂的全球挑战所需的洞察力、技能和人际关系?
通过我自身的探索，我确信了两件事——
首先，今天的年轻人最迫切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无法仅通过传统教学方式教授的。面临新时代的挑战，当代年轻人需要的是一套变革性的技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技能：
1.沉着应对未知的挑战，并在不确定性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与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阶层的人产生共鸣的能力。
3.定义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一往无前的能力。
4.通过对领导力的实践——好奇心、信念和勇气——推动真正变革的能力。
我接受的系统性教育并不关注这些核心技能的培养，但根据我自身的经验，正是这些核心技能打下了我在个人发展和职业领域取得成功的基础。
其次，一个年轻人在已经成熟到可以独立生活，但还没有固化自己的价值观或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的发展潜力是无与伦比的。大量证据表明，获得这些经历的学生产生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是他们在大学乃至之后的人生阶段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植根于历史、社会实验的结果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我完全赞同一些先行者，他们在我之前就认识到要去团结不同背景年轻人，也意识到塑造一个年轻人未来的关键阶段，就是当他们有离开家乡独立生活的能力，但又尚未完全固定他们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长期以来，社会和宗教一直强调成年前的“成人礼”带给青少年的过渡力量，如今，是时候正视这种力量带来的转变了——因为它将有助于人格塑造。
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和社会实践，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来引导年轻人:
New Solutions
1. 离开舒适圈：我们不该只停留在舒适圈内学习，更要去舒适圈之外挑战自我。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长期在舒适圈之外探索，最终我们的舒适圈会扩大。置身于陌生的环境中，不受固有思维的干扰，不受熟悉的成功标准和身份标志的影响，将会迫使我们思考更为宏观且深远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2. 谦虚：沉浸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世界观和自我观脱离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变得更加贴近真实的自我。谦逊的字面意思是贴近地面（原文：humble）；一个谦虚的人能够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不仅仅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还有所享有的特权和优势。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并对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事物保持诚实，不懂装懂的高谈阔论实则是一种不尊重事实的傲慢。
3. 从“他们”过渡到“我们”：锻造跨域不同边界的纽带，从而连接不同身份的个体——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或不同宗教的认识差异，过渡到“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人类”的认同感。一旦我们深处不公正且不平等的环境中，且心底认同这种价值观，那便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写的，“被新体验挑战过的大脑永远无法回到它原来的维度。”
这种变革性的学习不可能在教室里发生；它通过个人的阅历和情感的体验、自我的审视、实践的经验和外界的引导而开展。
这个世界需要一代终身学习者，他们集自信与谦逊、坚韧与易感、理性与感性于一身。我们需要能够反映和代表世界多样性的领导者，在充分了解并尊重差异后再作出判断的领导者，将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视为百年一遇的机遇的领导者。
04
将教育带入21世纪，
造就新世纪的领导人
“世界公民年”(Global Citizen Year)，是我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在这里，我们以身作则，利用沉浸式的全球化体验，激发我们下一代领导人的好奇心、信念和勇气。我们还与大学、公司和社会活动家合作，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总有一天，这样的经历将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
在这段旅程中，“世界公民年”引导学员迈出舒适圈，去探索舒适圈外的他们到底是谁，当没有人审视他们的时候是什么赋予他们快乐，没有强制性任务的时候是什么带给他们开启全新一天的动力。这样的探索式教学比传统的讲座式教学所产生的影响持续时间更长、深度更深。“世界公民年”引导学员关注更珍贵的东西：引导他们发现他们各自的心之所向。
“公民年”（CityYear）的创始人迈克尔·布朗称其为“社会正义的神经”：一旦它显现出来，就不可能被弃置不顾。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当“世界公民年”的学员走入社会，开始谱写他们人生篇章时，他们已经比其他人早几十年做好了攀登“第二座山峰”的准备。
是时候开辟一条新道路了——在这条道路上，金牌、速胜和晋升将被一些难以衡量但意义深远的品质所取代。通过围绕人类独有的技能——好奇心、信念和勇气——重新定位教育，我们将培养当下世界需要的领导。让我们抓住这一刻，将教育带入21世纪，造就那些将重塑，甚至拯救我们世界的领导人。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固步自封式的无所作为将让我们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我们需要变革我们对新一代的教育模式，从而彻底改变年轻人为他们将要面对的未知世界做好准备的方式。
我全身心致力于这项事业，你，愿意与我同行吗?
本篇文章源于对“世界公民年”创始人Abby Falik女士三篇公开发表文章的梳理，并有所改动。
文字翻译及编辑：GCYA Class of 2022 Spring 谢依洋
文字校对：GCYA Class of 2022 Spring 王瑞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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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年创立于2008年，是专注于青年领导力赋能的国际教育非盈利组织，目前有行动实验室(Take Action Lab)和学院(Academy)共两个项目，旨在通过一流的学术与实践项目，联接世界创新与变革领导者，培养新一代世界青年领袖以共同应对包括气候变化、疾病预防、改善教育和消除贫困等在内的全球性挑战。行动实验室项目周期为四个月，通过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当地组织和社区的实地实习与实践，系统学习如何解决真实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学院项目成立于2020年，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而设计的由全球100+国家青年领袖在线参与的领导力学术与实操课程，项目周期为12周。项目已邀请梅琳达·盖茨、雪莉·桑德伯格、桑达尔·皮查伊等数十位世界创新与变革领袖为项目同学授课分享，并匹配业内不同领域的顶尖导师进行一对一辅导。世界公民年与上百家慈善基金会及组织和个人保持紧密合作，为所有符合条件且有需求的申请人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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