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杨苡去世，她笔下曾经的青春岁月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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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杨苡先生

百岁杨苡回忆“初恋”与婚姻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编者按：据澎湃新闻报道，著名翻译家杨苡于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3岁。我们刊发杨先生写的这篇文章，以资纪念。

杨苡，1919-2023，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等。著有儿童诗《自己的事自己做》等。

因为和巴金通信，我认识了他的哥哥李尧林

我十七岁开始和巴金通信，那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不光是小说，他编的书我也看。新文学作家中，我最崇拜巴金，因为巴金《家》里写的，和我家太像了。

我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寻求抚慰的。一是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我过着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我觉得很“醉生梦死”，又无法反抗，因此很苦闷。二是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我简直是狂喜，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

可能是在第二封信中，我说到了对我家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巴金回信表示不赞成，说我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慢慢地，我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巴金说，凡事都问他的意见。

1925年，巴金与李尧林（左）在南京

巴金劝我好好念书之余，还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说他会帮助我。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两人关系特别好，巴金离开四川的家，就是和李尧林一道。后来巴金去了法国，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外文系，1930年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我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哪儿敢主动去找，便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这事就算结了。

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

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我就称他“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我只称“先生”；给李尧林写信，则称“李先生”。

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冯秀娥也是中西女中的，低我一级。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李尧林是她弟弟的老师。大李先生课讲得好，特别认真，对学生也特别好，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秀娥的弟弟也喜欢他。

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南开，炸到了教师宿舍，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要让大李先生住到家里，并帮冯家的孩子补习英语。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说他们兄弟没有妹妹，就把我当小妹妹看吧。大李先生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

一见面他就说，以为你是个小孩子，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那天我穿着旗袍，半高跟鞋，说大不大，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

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了，而且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从第一次见面，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大概有半年时间，我收到他的信有四十多封，我写给他的应该更多。写给巴金的信，我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

杨苡（1938年摄于昆明）

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一般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跟母亲，我就说到同学家玩儿去，她都信。我说去找同学，也不是撒谎，有时我是真的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有一次，我和大李先生碰头后，去找同学安继伦一起散步。但安继伦家人说太迟了，不许她出来，于是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

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我看电影不是和母亲，就是和同学一起。但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要去看哪场电影。

我特别爱看电影，好多名著，我都是先看的电影。《呼啸山庄》就是，影片名叫《魂归离恨天》，好莱坞拍的。有一部《百鸟朝凤》，我看了三遍。还有《丹宫恨史》，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原著《增达的囚人》，算“通俗小说名著”中的一种。这些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后来老听我说，他就说，我也看看吧。

即使在电影院发现了大李先生，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而一定是一个坐在左半边，一个坐在右半边。只是到电影散场了，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等我。我看电影，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这时我就跟车夫说，要和老师说话，让他再等一会儿。

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没几次，外面就风言风语的，有了些传言。母亲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的窗户打开，并且开很大的音量，在留声机上放唱片。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我们各有所好，争持不下，我喜欢卡鲁索，他钟情吉利。南开中学被炸后，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耀华是教会学校，比南开待遇好。这时我家已搬到了耀华里，距耀华中学不远，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都要路过耀华里。我住的房子是临街的，也就是说，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经过。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

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我不会站到窗前，只远远地看他两眼。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看我在干嘛，甚至往街上看过去，也发现不了什么，因为她当时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

李尧林正在听唱片

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

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按照他的嘱咐，我们在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No.2……我把信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不仅对母亲，就是和好朋友，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和好友说起大李先生，是到昆明以后了。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不只是开心，还有欣喜，因为守着一个秘密，兴奋是翻了倍的。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

大李先生的快乐与苦涩

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人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比如黄裳、黄宗江等。我们当然一起谈论过李尧林。在他们的印象里，大李先生讲课生动，对学生热情，就像对朋友一样。他有许多爱好，如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逛书店，溜冰……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黄宗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快乐王子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音乐，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再比如溜冰，我和他还有几个同学一起溜过，他背着手随着“溜冰圆舞曲”滑行的样子，我们都觉得帅极了。

后来我见到巴金，会有意无意地拿他们兄弟俩对比。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不多，李尧林则兴趣广泛，这也是我觉得他更亲近的一个原因。对巴金，我更多是“敬”的成分。

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我太年轻，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no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又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李尧林在溜冰场上

人到中年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巴金《家》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正像从觉新、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1923年大李先生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上海读书，都是标准的“新青年”形象，他比巴金大一岁多，可以说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1931年大哥李尧枚因家里破产自杀后，大李先生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那边继母、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靠他。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过一种清苦的生活。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他总是在中间调停。我看得出他的窘迫，天很冷的时候，他还穿得很单薄，没钱添置棉袍，更不要说大衣。

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巴金已经出名了，有能力帮助家里。但是大李先生希望弟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家里的生活还是由他一人承担，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不会向人诉苦。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我和他说《家》，他就笑着说，巴金并没有一个“鸣凤”，他也不存在一个“琴表姐”，那是四弟编的。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他说他最喜欢四弟，四弟勤奋用功，从小就有抱负、有信仰，愿意为信仰献身。他才是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李尧林（左）、李尧枚（中）、李尧棠（巴金）兄弟三人合影

然后他用英语说：“I’m proud of him（我为他骄傲）！”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他说：“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 and if I would, I want to be by myself（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如果我想要，我要靠我自己）！”

我知道人家在背后总说，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四弟比我用功，他总是不停地写，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我和大李先生在海河边散步

遇到大李先生之后，我才从苦闷中开心起来。那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几个月。但只有几个月，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

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电影院里人不多，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目不斜视。有这么巧的事，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过他，同学约我看这场Alice Faye（艾丽丝·费伊，美国演员）的电影，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他不说话，面无表情地在前面走。他不跟我打招呼，我也不敢叫他，只是跟在后面。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他才站住等我。我回头让同学先走，她们就嘻笑离开了。待我走近了，大李先生笑着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但我真的没去过——租界以外的地方我没去过几处。虽然我把觉慧当榜样，但事实上在母亲面前，我只能做乖乖女。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一点点变小，最后消失，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我傻乎乎地问了句，你呢？他叹口气说，我迟早也是要走的。

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一阵了。我觉得很冤枉，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给巴金写信，把传言说了，表示很气愤：他们这么说，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是亵渎！

李尧林

我离开天津赴昆明的那天很快就来了，1938年7月7日。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码头送我，因为家里一大帮子人要去送，而我们的交往是背着家里人的。那天上午我们约好见一面，他就在我家门口等我。英租界很安静，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我们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一边走一边说话，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绢，一盒里装着六条，汕头产的，因为上面有手工绣的花，很贵，一盒要六元钱，以他当时的收入、他的负担，真是要咬咬牙的。后来我母亲看见了说，怎么送那么贵的东西？我说是一位老师送的，她也没再追问。而我只送过他巧克力，不过是一元多钱的东西。

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他掏出来，问我知不知道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是我写给他的信。他还说，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这和他之前让我把信编上号有点矛盾，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一般的情形，撕碎了信是不高兴甚至是要绝交的，但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我根本什么也没想，他是老师、兄长，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有道理的。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我没有什么不高兴，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还是以往的话题，一样的气氛。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门口。按门铃进去之前，我对他说：“昆明见！”而后就分手了。我并没有多少离情别绪，甚至可以说还在一团高兴当中，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束缚我的家了，而分别是暂时的，之前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

我们约定，他不久也去昆明。怎么也想不到，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

“这就是love!”

到昆明后，我和大李先生还是频频通信，像过去一样。对我来说，离开家以后新鲜事太多了，有太多的话要跟他说。在到昆明后的第一封信里，我向他描述了乘坐的轮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把他说得心痒痒的。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自然没法收信，到昆明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他已买了船票，就是我坐的那班船，太古公司的云南号。我很兴奋，虽不是逢人便说，但跟我关系近的人都知道了：我在等大李先生。我甚至还说，要跟大李先生一起去延安。

这话在天津时我就跟他说起过。在当时年轻人心目中，延安是革命圣地。他回答得有点犹豫，说他还是喜欢教书。他的确是喜欢教书这个职业，教英文对于他是件很愉快的事。我根本没想过延安是什么样，到延安能干什么，延安需不需要教英文的。在中西女中时，我看过一部英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写的是几个主人公寻找人间仙境香格里拉。延安在我心目中就是那样一个地方，很浪漫，是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与饭碗、谋生这些世俗的事是无关的。但大李先生一直被生活的重担压着，自然会考虑现实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在等大李先生，这个“等”有各式各样的理解，周围的人都认定我在和大李先生谈恋爱，我自己则不往那上面想。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爱情总要kiss（接吻）过吧？我和大李先生手都没碰过。

只是有一次，我给堂弟纮武看大李先生的信，他读出其中的几句后大嚷：“这就是love（爱情）!”我说：去去去！你懂什么？！

杨纮武读到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我收到大李先生的第一封信。因为轰炸，书信往还一下变得困难了。大李先生很长时间没收到我的信，很着急。他在信中说：“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杨纮武就是指着这几句，一口咬定是“love”。

可我觉得，往男女之情上扯，友情就不纯粹了。

我一直在“等”的状态：既然已买了船票，就有盼头了。没想到大李先生在后来的一封信里说，他把船票退了，退票的原因等见了面再说。我很不开心，不免要猜测原因，但也猜不出什么。至于会不会是经济上的原因，我当时压根没想到。

在昆明时，我和冯秀娥还有通信联系。她来信说了个笑话：有次，大李先生和几个同学去溜冰，结束之后准备换了鞋回去。那时溜冰就是找个有冰面的地方，衣物还有换下的鞋子没有专门存放的地方，就放在一边，要自己看着。大李先生滑完了一看，皮鞋让人偷走了。没鞋怎么回家？他也不让人去重买一双，就这么穿着溜冰鞋回去了。溜冰鞋下面是冰刀，没法走路，他走在路上一探一探的，太滑稽了。这事冯秀娥是当笑话说的，我看了也直乐，没想过买双皮鞋的钱对他来说不是个随随便便的数。当然他要来昆明，路上的盘缠就更是个负担了，买了船票也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很迟很迟我才知道：有一次我母亲和池太太，还有我姑父他们一拨人去看电影，散场出来时遇到了大李先生，他正好也看那场。池太太那时也在南开代课，和大李先生算同事，大概听到过什么传言，可能还和我母亲议论过，这时就指给我母亲看，说那个就是小六（杨苡在家中排行第六）的李先生。我母亲看后说了句：“这么老？！”姑父说母亲这话说得蛮大声，距离很近，大李先生肯定听到了。姑父分析，肯定是池太太的多嘴坏了事。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真是这样，他是自尊心极强的人，母亲的话一定刺激到他了。这事发生在我离开天津、母亲他们来昆明之前。而姑父告诉我这件事时，“文革”都过去了……

大李先生说见了面再跟我解释，意味着昆明他还是要来的。但他迟迟不来，到后来也不大提起了。安继伦比我低一级，她从天津到昆明后，我跟她说大李先生现在不大来信了，问她大李先生情况怎么样，还抽不抽烟。问到抽烟是有前因的：还是在我们刚认识不久，有一次他问可不可以在我面前抽烟，我因此知道他抽烟。后来他答应我戒烟，有一次我听说他又抽了，他马上在信里跟我解释，说在教员休息室里，别人递烟给他，为了避免麻烦的解释，他就接了，只抽了半支。还说，我答应了你的，不会再抽了。安继伦回我说，他抽啊，怎么不抽？！至于其他的情况，她知道的也不多，不过听说大李先生晚上常和冯秀娥一起去溜冰。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大李先生和冯秀娥谈恋爱了。我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直到晚年，我和冯相聚，还问过她，有没有和大李先生谈恋爱。她说，怎么可能？！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你长这么好看。她说，你傻呀？我和文波是家里早就给订了婚的。翁文波是翁文灏（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弟弟，中科院的院士。冯秀娥后来和翁文波结了婚。

关于大李先生，我从冯秀娥那儿听到的，还有一事：他的学生到上海，都会去看他。一个学生去内地路经上海，也去看他，问他，都说你和杨静如（杨苡原名）好，有这回事吗？大李先生笑着说，她和我赌气哩，一赌气就和别人结婚了。

本文经授权转自《名人传记》2021年第12期、2022年第1期口述/杨苡整理/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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