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546 篇文章
题图：Photo by Chastagner Thierry on Unsplash.
作者：惠雯。本文选自《飞鸟和池鱼》，原名《街头小景》。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故乡是一个明朗而干净的地方，仿佛总是沐浴在阳光和暖风当中。然而，当离乡已久的“我”从异国归家之时，“我”猛然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冷漠愚昧、贪婪无情的中原小城。

因迷信对“我”和母亲谩骂不止的老太太、倒在街上无家可归的哑巴、求“我”可怜活人的蹬车夫......“我”难以遏制地感到恶心和憋闷，然而这才是如今真实的故乡。
01
一个生了病的城镇
那年冬天，我回到故乡，想陪父母过个年。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决定。我从一个热带国家回到寒冷、干燥、没有暖气的中原县城，身体无法适应，到家第三天就病倒了，发烧、腹泻……
那是大年初二，我母亲陪我去医院输液。她年纪很大了，我不想让她跟去，但她执意要陪。我很虚弱，甚至丧失了和她争执的力气。输完液，医生开了三天的输液瓶，让我可以在我家附近的门诊输液。

我和我母亲抱着输液瓶走回存车的地方，经过一户住家门口时，我母亲跌了一跤，怀里抱的一个输液瓶滚出去，摔碎了。
就在我把我母亲扶起来的时候，刚才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的那个老太太突然冲过来，对着我们叫骂。我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们大过年的抱着药瓶子从她家门口过，已经很晦气了，现在又把药瓶子摔在她家门外，这是咒她家里的人整年生病！她一看就是那种没读过书的郊区老太太，骂人极其难听，满头白发的脑袋在寒风中恶毒地晃来晃去，黑黄发皱的脸拧成一团。
我只能一边听着她的叫骂，一边确定我母亲的腿脚还能活动、手没有被玻璃碎片割破。她看起来则完全不在乎一个和她差不多年迈的人有没有摔伤。
▲ Photo by Aaron Lau on Unsplash
在我和我母亲说话、没有理会她的那一会儿，她跳近我们，把叫骂的口沫飞溅到我们脸上。
我告诉她这是公共街道，不是她家的地方，而且我母亲刚才是不小心摔倒了……但我母亲立即制止我，并且一个劲儿地向老太太道歉。但老太太仍然暴跳如雷，说：“他年轻孩儿不懂话，你这老的难道也不懂话吗？哪有大过年的抱着药瓶子从人家家门口过的？”她训斥我母亲的样子，让我甚至想狠狠给她一拳，虽然我以前认为我绝不会打一个老人。
我母亲一直挡在我和老太太中间，叫我别说话。老太太一迭声地叫喊：“这大过年的被你们惹上晦气，我还得买香烛拜神驱霉运哪，怎么办？你说吧，该怎么办？”我母亲突然听出了她的意思，赶紧掏给她五十块钱，说让她买香买纸烛，老太太的怒火才稍为平息。
最后，她扔给我们一把扫帚，让我们赶快把她家门前路上的药瓶碎片打扫干净，留一会儿都会让他们惹上霉运……

我这次还乡，不仅没给父母增添多少快乐，反而因患病把家里过年的气氛完全破坏了。而除了疾病之外，这件“小事”也给我的还乡假期蒙上了一层阴影。那种愚昧的迷信、粗野的谩骂，那种贪婪而又冷酷无情……我每想到这些，就感到恶心、憋闷。
在一个人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故乡多半是个明朗、干净的地方，仿佛一个总是沐浴在阳光和暖风里的、充满游戏般的轻松喜乐的温馨所在。可是，它如今又是怎么样呢？真实的它又是怎么样呢？

连日阴沉，冷飕飕的风不时扫过干燥、覆盖着一层薄薄尘土的街道，街边那些污秽不堪的塑料袋就会猛地扬起、翻卷。终日几乎看不见太阳的脸，只有那个散发着苍黄光线的白球，像一只浑浊的、病恹恹的眼珠。这苍黄的光里没有一丝热力和温暖。
而在这样的光底下，也是一个生了病的城镇，它的病是残酷、冷漠、愚昧……如今我用成人的眼睛看过去，我的故乡就像天空中灰云积聚起来的厚墙，了无生机，处处透露出闭塞的风气和各种陈规陋习，而那个老太太不过是始终抱定这陋习的众生之一。也许它一直都是这样，在我童年时就是这样，只是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既不接触也不了解这些人和事。然后，记忆就将我保护起来。所以，少小离家的人也许应该一去不返，才能保住记忆里那一片净土！
▲ Photo by Mateus Campos Felipe on Unsplash
不输液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二楼的房间里，父母则在一楼的客厅看电视，看起来他俩的精神生活完全依赖这台电视。
也许是年纪大了，听力不好，他们把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传到二楼仍然十分喧闹、嘈杂。有时是字正腔圆的新闻，有时是粗音大嗓的地方戏，有时是抗战剧里猛烈的枪声、炮火声、喊叫声……我没法陪他们看这种电视，当然，我也没法专注于读手里的书——往往是那本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封面的颜色已经难以辨认，似乎灰尘已经糅进纸张里，内页纸张发黄、发硬，似乎随时会在我手里脆裂、粉碎。其他书我更是读不下去，即便是这本书也常常被我读几页就丢到一边。

电视的噪声袭击着我的耳膜和脑子，从大路上传来的市声把我包围，我枯坐在窗前，或是在闷燥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忍不住自嘲地想，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人，从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回到自己外省小城的家乡，对一切陋习不满，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在当地人眼中，这大概不过是挑剔、忘本。而我这样一个人不正是他所写的那种多余而又无用的人吗？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我对一切有自己的看法，批判起什么来毫不留情，但那又如何？我甚至对付不了那个凶狠地敲诈我母亲的老太太。

我的病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感冒。几天后，我好了。此后每天早饭后和晚饭前，我都出门散散步，以便让自己适应干燥而寒冷的空气，熟悉这个变得陌生的老地方。我通常先在那条车辆较少的东西街上散步，走到最西边，再向东折回差不多一半路程，那里有一条更清静的南北向斜街，从斜街上可以兜回我家。斜街两边都是城郊民居，夹杂着稀稀拉拉的几栋住宅楼。

夹道是两排瘦高的白杨树，冬天里只剩下在风里“咔咔”作响的枯枝。这些树自我读中学时就在，如今也许是这城里唯一留下的未遭砍伐的老树。我喜欢的就是这些树，它们会让我想起过去的光阴，它们会和我心中有关那个故乡的影像重叠、交映起来。
但穿过这条斜街也有危险，街上有一个露天垃圾堆场，大概夜里才会清理，但下午往往已经堆积得很高，吸引了一些游狗聚集。有些是放出来的家犬，有些是流浪狗，它们为了争得扒垃圾堆的权利有时会进行非常残酷的厮咬打斗。我并不怕狗，但我害怕咬架的狗。这牵涉城郊居民的另一个恶习，就是有些人家养狗看家，却不提供食物，而是每天放狗出来扒垃圾找吃的。
▲ Photo by Joy Real on Unsplash
一个早上我醒来，看到对面楼房的顶部、窗檐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没有风，天空如往日一样阴沉，只是空中有细碎的雪粒往下安静地飘落。早饭后我没有出门。但下午晚些时候，雪下大了，我反倒感到兴奋。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雪了，对于这个干燥、空气里充满尘土味儿的小城来说，一场雪则会带来滋润，带来强烈、冰冷而又沁人的清新。
我围上围巾出门了。当我按照原来的路线、从东西大街的最西端往回折的时候，我发觉雪下得更大了些，也起了风。湿雪一片片被风斜卷着飘落，天空和街道都笼罩在一片寒冷而苍茫的盐灰色中，街上仿佛一下子安静许多，听得见半融化的雪在匆匆走过的几个行人脚下悄然粉碎的“沙沙”声。雪片打在我脸上，像一个个微小、冰冷的手掌。

我安全地经过了那个垃圾堆。在雪里，有三条大狗分占着垃圾堆的三块领地，远远地站着那条白毛脏得打卷、变成了灰黑色的瘸腿小狗。它显然是一条被遗弃的宠物狗。它不敢靠近垃圾堆，在等着大狗们尽兴后离开。
在这条路上，我见过它不止一次，猜想它的腿大概就是在某次抢食垃圾的战斗中被咬伤的。一开始，它让我感到很难受，我甚至想到把它带回家。但我后来发现，这县城里可怜的狗太多了，我无能为力。我曾经看到一条患严重皮肤病的狗，它身上的毛快掉光了，生着一块块的烂疮。我当时只觉得，如果有一辆车能把它一下撞死，那对它来说倒是最仁慈的事！
02
 我看你不像本地人
走过那个危险而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大概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我看见一小群人站在那儿。当我走近，发现他们在看一个躺在地上的人。
那人躺在一栋三层民居小楼侧墙边那条狭窄的水泥地上，裹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被子，确切地说，只是一堆肮脏的棉絮。我想，大概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想找个避风雪的地方睡。但这小楼的屋檐太窄，根本不可能挡住风雪。
我没看到那人的脸，那张脸隐藏在被子后面。我一直害怕看见悲惨的景象，所以我发现是怎么回事儿后赶快离开了。我已经走出去几步后，听见一个人说：“肯定是冻僵了，这是谁家啊？这家人可倒霉了。”

“就是，大过年的，眼看人就死家门口了。也没人去说一声。”另一个人说。

“谁去敲人家门儿说这话啊？报丧呢？不怕挨骂啊？”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说。

“这家没人，可能出门走亲戚了。”一个老迈、浑浊的声音说。

我犹豫了一下，又转回来，挤到那几个围观的男人前面。我蹲下身，凑近那个躺着的人，看到一张潮黄的瘦脸，眼睛闭着，下巴上有些杂乱的胡子，纠结成一绺绺的污秽的头发上结着碎冰碴。不知是不是因为太冷，他的嘴巴往一边歪着。那张饱受折磨的脸看起来并不苍老，甚至隐约透出一股单纯，我猜这个人只有二三十岁。他身上穿的还是单衣，一件不成样子的旧军装。他就这样躺在地上，裹着那条已经湿透的、单薄的破棉套。
大家围着他说话、观看他，但他想必失去了知觉，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我猜他从昨天夜里就躺在这里。零下五六度的雪天，无法想象一个人就这样躺在户外湿透的水泥地上。我脱下皮手套，伸一根手指凑近他的鼻子，感觉到他还有气息。
▲ Photo by Aleksandr Buynitskiy on Unsplash
那些人看我过去，也凑近来看。

“还有气儿没有？”有个人问我。

“有。”我说。

“刚才我们几个喊了他好几声，他眼皮都不动。”一个冻得缩着肩膀、手揣进袖子里的青年说。

“冻得失去知觉了，气息还有，得赶快送医院。”我说。

他们都讪讪地看着，那个话音里始终带股笑意的中年人说：“医院不会收的，没有家属。”

“这样下去会把人冻死的。”我说。

“谁会给他治啊？唉，没有人管的。”那个穿黑棉袄的老人叹着气说，“他是个哑巴，谁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夏天那些在广场上卖小吃的人让他帮忙干点儿重活，每天给点儿吃的，倒也饿不着冻不着，可冬天难熬啊……”

哦，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哑巴。这样一个人连求救的能力都没有！

“能有人找一杯热水过来吗？”我想给哑巴喂一点儿热水，看他是否还有一点儿反应。

“这哪儿会有热水啊？”有人说。

“我家倒是离这儿不远，不过热水拿过来也变冰水啦。这是啥天儿啊？数九寒天哪。”老人说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往街的两边看了看，注意到有个卖烟酒的小店。我走进店里，说想买一杯热水和一个一次性杯子。

“我们这儿不卖热水。”那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说。

“那边有个人冻僵了，倒在路边，我想给他喂点儿热水……”

“那你明说啊，我给你一杯，你买什么啊？”姑娘口气很厉害地说。

“那谢谢你。”我说。

“可我们店里没有杯子啊。”她又说。

我扫视了一圈，确实没有杯子。但我看见了碗面，于是我买了碗面，把里面的东西倒掉，这样就有了可以盛热水的碗。
▲ 来自网络
我端着半碗热水回来时，刚才的五六个围观者只剩下了三个，毕竟天冷得厉害，雪还在下。剩下的三个是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穿黑棉袄的老人，还有那个说话总带着逗笑腔调的中年男人。那男人此时又像是要发笑似的说：“别说，还真弄到热水来了。”

“还没变成冰水。”年轻人傻笑着附和。

老人神情苦恼，不时发出“哼哼唉唉”的类似呻吟或哀叹的声音。

我用小姑娘“赠送”给我的吃酸奶用的一次性塑料勺试着往哑巴嘴里喂一点儿热水，但我尝试几次，每一次，水都从他歪了的嘴角里流出来。那张冻僵的脸上没有丝毫肌肉抖动的迹象。
我放弃了。我把水放一边，拨打了 120。他们三个在一旁很执着地等着。正如他们其中一位说的，120 听说情况后，称他们无法收治无家属的病人，让我打给民政局。

“民政局？民政局会有人接电话？唉，你听他们说得好，他们就是互相推。”老人说。

但我还是拨打了查号台，询问了民政局的号码，打了过去。民政局倒是有人接电话，也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然后建议我打 120，说这种情况不是普通的情况，既然病人情况紧急，就要先治疗，到了民政局他们也没办法治疗啊。我告诉他，我刚才打过 120，但医院不愿来拉人，我才打给他们的。他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医院这样做是推卸责任，如果 120 不愿去拉人，那就打 110 吧。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我强压着怒火，再拨打 110，接线员是个声音好听的姑娘。她刚听几句立即建议我这种情况打 120，在我复述了我打 120 被拒的遭遇后，她又建议我打民政热线，并且提供了号码。我告诉她就是民政局让我打给 110 的！她听完不再建议我打给其他部门了，但仍坚持说 110 是治安热线，我报告的情况不属于治安问题，不归公安局管……这理由听起来也很充分，我无可辩驳。于是，就在我呆滞无语的片刻，那姑娘和我说了“再见”。

我意识到自己的手冻僵了，围巾上都是雪，而他们三个都在看着狼狈、被现实挫败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愤怒、屈辱，还是极度的无力感，有一刹那，我的喉咙一阵发紧，像是有股想哭的冲动。后来，我产生了放弃、一走了之的想法，反正我已经尝试了，我有充分的理由放弃！……
我又低头看看那个躺在地上的哑巴，他看起来非常小，悲惨不堪，你完全无法想象他是冷到什么程度才会完全失去知觉，你根本就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死人，那样的话，他就是一具尸体，那样的话，丢下它、一走了之，并不会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

这时，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顶风蹬着三轮车过来了。那是县城里如今很少见到的人力三轮，车篷是一层厚厚的、用以保暖的白色塑料布，挂着旧棉毯改造成的挡风帘子。三轮车夫就近停下来。很快，我听到两个热心的旁观者在向他讲述哑巴的境况，告诉他我打了很多电话但没有人管。
就在我在心里纠结着离开还是再试一次时，那个三轮车夫凑上来恭敬地对我说：“老板，我一看你就是老板。这是你家的房子吧？那真是不吉利啊！这种事我去年遇到过一次，也是过年时候，就在西关消防局那边，有个傻子也是躺在一个老板家屋子外面了，冻得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弹。你说说，大过年的，不认识的人要死在自家门口，谁家不忌讳？老板会愿意碰那傻子？可这脏活儿、平常人忌讳的活儿总得有人干，你说说，要是谁都不去火葬场上班，那不乱套了？我刚好从那儿过，我说我不靠这个挣钱，但能帮的忙得帮。老板也痛快，给我五十块钱。我就把那傻子搬到三轮车上，拉到大北郊树林里去了。那地方是远些，但做人要有良心，不能把他随便往哪儿一放，挨着谁家谁不觉得倒霉哪？”
▲ 来自网络
他一脸卑微的表情，话说得头头是道，一看就是在社会的泥潭里爬来爬去、看人脸色的混子，但他这番话却让我极度震惊，心里一阵阵发冷。

“真有这样的事儿啊？”那年轻人咕哝着说。

“大北郊那槐树林？是远点儿，不过，五十块也真不少了。”中年人说。

“唉，碰见这种事谁家都没办法……”老人说。

过后，他们又对那车夫说这并不是我家的房子，我和他们一样是路过。

车夫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很快改口说：“那老板真是好心人啊！”他说着，还满脸堆笑地竖起大拇指。

看我不理他，他又说：“老板想要把人拉去医院吧？二十块钱我帮你把他弄车上，他脏兮兮的，老板你这么讲究的人怎么能动手……”

我瞪了他一眼。

他有点儿怯了，嘟哝着：“那十五块也行哪。”

“医院不接收。”我冷冷地说，厌恶地走到离他远些的地方。

我再次拨打 110。我想，如果我不打，这个垂死的哑巴也许会被扔到一个偏僻的、类似“大北郊树林”的地方去。

在我打电话的时候，穿黑袄的老人也离开了，一边走一边连声哀叹着“天冷得不行……唉，说啥都没用……”。我注意到那个车夫把车蹬到离我们远些的地方站住了。他那副讨好、怯懦的样子让人讨厌，但不知为什么，他那样子又让我想起那条远远观望、等着扒一点儿垃圾的流浪狗。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声音好听、态度和蔼的姑娘。

“是我，刚才打电话的那个。”我口气严厉地说，“我知道你不是管事儿的，你做不了主，你找个能做主的，现在就去找。你告诉他，我是从外地回来的，我给报纸写文章。如果你们今天不把这件事解决，我会拍照、写文章，把你们的渎职写到网上去，写到报纸上去！我会告诉公众，在这个地方，你们任凭一个残疾人冻死在街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话起了作用，好一会儿，电话那边一声不吭。然后，她说了声“那你等一下”。很快，来了个男人，他不说普通话，说方言。我把我之前被各个部门推诿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把我刚才那番威胁要曝光他们的话重复一遍。他听完恶狠狠地大声说：“不是我们不管，而是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不过，既然那些龟孙子都推给 110，我们先过去一趟！地址给我。”我说完地址，他立即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来？”那个冻得缩肩耷背的年轻人问。

“来。”我说。

“我看你就不像本地人，原来你是外地回来的，还是耍笔杆子的。他们现在就害怕上网曝光。”中年人说，露出深谙世故的模样。他倒是个典型的围观者，一直笑呵呵的，情绪稳定，连说话腔调都没丝毫变化，只是因为寒冷而略有些发抖。
▲ 来自网络
我们三个挤着站在那片狭小的屋檐下，但一点儿也不济事，雪花斜飘过来，落在裤子上、靴子上……青年穿得最少，一直原地跺着脚。看起来他俩决心要把这场戏看完。

我们等车的时候，那个三轮车夫又慢悠悠地蹬着车过来了，问我：“怎么样，老板？要不要把人送医院？这么冷的天，也等不来活儿，就给十块钱吧。十块钱行吗？”

我把脸转到一边。

那个中年人笑话他说：“老哥，还想着拉个活儿呢？110要来，哑巴要被小车接走啦，谁还坐你这破三轮儿。”

老车夫听了重重地叹口气，又把车蹬到远些的地方停住。
03
犯了病都是地上一倒

大约五六分钟后，我们听到警笛的尖厉呼啸，然后看见一辆顶部带警灯的白色面包车从北边开过来。我赶紧走去路边招手。车子停下，从前面跳下来两个穿警服的，其中一个四十来岁、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警察气势汹汹地问我：“人在哪儿？”

他跟过去瞅了一眼，叫年轻的警察去拿担架。然后，他俩就像抬一个包裹一样，把哑巴连同他的湿被套一起堆到担架上，塞进车里。

“他妈的冻死狗的天气，这都算什么事儿啊？”高个子警察猛地把车门拉上，骂骂咧咧地说，吸了一口始终夹在手里的半截烟。

我感到车厢里冲出一股热气。我想，那里面至少是暖和的。

“你们会把他送去医院吗？”我问那个四十来岁的警察。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他厌烦地说，“你要我们来拉人，我们来了，还有什么话说？”

“他是个哑巴，已经冻僵了。”

“大雪天睡地上，谁他妈不冻僵？人身又不是铁打的。”他又猛抽了一口他的烟，眯着眼打量我，“就你报的警？就你说要曝光我们？”

“是我报的警。我怕你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严重性，严重性！”他嚷嚷着打断我，“这么多残疾人、疯子、傻子，连他们自己家里人都不管，放出来到处跑，我们他妈管得过来吗？我们是警察，不是福利院！”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天儿还跑过来，警察同志不容易啊，确实没话说。”中年人在一边打圆场。

“好心谁他妈都有，关键是办实事儿。”警察说，瞪了我一眼。

说完他跳上车。车往前开走几十米，又猛然停住，一个烟头从车窗里飞出来、划了个大弧落在车轮碾过的雪地上，那警察的脑袋伸出来，朝我喊道：“我们会把他送到法医门诊，放心吧，死不了人的。”
▲ Photo by Silvia Fang on Unsplash
我看着车在街角消失不见了，心里踏实许多，刚才的愤懑、痛苦、屈辱感纾解了，甚至觉得那个警察虽然态度粗暴，心肠倒不坏。那是一个人，还活着的人！至少，他不会像垃圾一样被扔去荒郊野外了……
雪还在下，比刚才小了一点儿。年轻人和中年人心满意足地议论着离开了。我抖掉围巾上的雪，重新戴上手套，也往家走去。那辆可厌的三轮车还在前面不远处停着，车上落了层雪。我经过时，车夫说：“老板，大冷天儿的，坐个三轮吧，只要不出城，都是五块钱。”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继续往前走。他竟然蹬着车，跟在我旁边。

“老板，坐个车吧，你看我也等大半天了……”他哀求说。

“我可没有让你等。”我说。

“你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这张老嘴，冻得说不成人话了。我这不是没有活儿嘛，大清早就出来，蹬一天了，总共拉了俩人，这天都晚了……”

“你不用再缠磨了，我不会坐你的车。”

“老板，”他突然悲愤地叫了一声，“你可怜要死的人，也可怜可怜活人吧！”

我看了他一眼：他身上和车上一样，披着一层薄雪，短短的白头发楂儿上闪动着亮晶晶的、还未融化的雪片，一张卑微的脸上有种想哭的表情。我想，他不过是个善于纠缠、欺骗别人的老混混，一个城郊的泼皮！这种人穷苦，但不值得可怜，可能还穷凶极恶呢……但我随后改变了主意，上了他的车。这不是因为我可怜他，我只是想再问问那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我一上车，他立即变得兴高采烈，殷勤地嘱咐我坐稳当坐舒服，还告诉我里面有个小被子，是他媳妇专门缝的，给客人盖腿上暖和的，“用的是今年的新棉花哪！”他说。我看到了那个碎布头拼成被面的、四四方方的小被子，但我怕脏没有盖。
我告诉他我家的地址，他迟疑了一下，说那还不到半里路，给三块钱好了。我烦躁地说，我跟你说了，我不需要坐车，你非要缠着我，既然坐上了，随便吧。

他很憨厚似的“嘿嘿”笑着，说老板就随便给吧，两块三块都行。

他蹬得很慢，比我走路快不到哪儿去。

上车不久，我问他：“你为了挣五十块钱，就把冻僵的傻子扔到树林里了？你为什么不报案？”

他一时没作声，哼哼哈哈地顶着风蹬车。拐过一个弯儿才说：“唉，老板，你是外地回来的人，我刚才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是本地常住的人。你想想，我一个蹬三轮的，能做什么？你不也打电话报案了？人家一开始不也不管？别说我这个蹬三轮的去报案了。谁会听我说话啊？但把人扔进树林里，咱也没那狠心。但我要不那样说，那家老板也不会给我五十块钱。我拿了钱，拉着傻子兜了几圈，趁没人把他搁民政局门口了。”

“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

“唉，我不就是想挣你一点儿钱嘛！我以为那是你家……搁一般人身上，谁不是想着赶快把人弄走，别让他在自家门口断气儿？我就是想挣点儿钱啊，老板。你看看我，你猜猜我多大年纪了？”

我没有回答，他就自己又说起来：“我今年五十七了，腿也不好，还在遭这罪。你想想我要是有办法，这把年纪还出来蹬三轮吗？明天就十五啦，我满城转，兜里就挣了十块钱，一家人……”

他不说话了。

“你这回说的是实话？”我问他。

“你看看我，我一把年纪了，虽然不像老板你是读书人，但我也不会害人。都是穷苦人，我比那哑巴、比那傻子能好到哪儿去？说句不吉利的话，我要是哪天犯病了，往街上一倒……我不也和那哑巴差不多？”
▲ Photo by Drew Willson on Unsplash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下车时，我给他二十块钱，看见他脱下棉手套，抖着一双手在兜里翻出一小沓又脏又破、按面值大小排列整齐的零碎票子，我注意到那双手上布满冻裂的伤口，裂开的地方就像小孩子张开的、红红的小嘴。


他用手指舔了口水数那些五毛、一块、五块的破票子。

“不要找了。”我对他说。


他睁大一双浑浊的老眼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我对你说不用找钱了。”我没好气地说。

“老板，这，这……”他语无伦次地说，脸都红了，“这可使不得，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这可使不得……”

“你赶快回家吧。”我说完，转身进了家。我关上门以后，还听到他在门外一迭声地道谢。
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了。我在玄关那儿脱了半湿的大衣、围巾，挂到衣架上。母亲说：“今天怎么出去这么久？”我说：“好多年没见过雪，多走了一会儿。”
父亲仍是坐在沙发上听电视机里的评书，我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犹豫着，最后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还在疑惑我是不是受了那老车夫的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种绝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只会让人越想越烦躁。只有当我想到那哑巴现在躺在一个安全、暖和的地方时，我才感到轻松，甚至有那么一点儿振奋和快乐。

后来，我回到楼上我自己的房间，翻开昨天没有读完的那篇《出诊》。这小说也不知道是第几次读了，但每次读到科洛廖夫对他的女病人说的那段话，我都觉得那是他对他自己说的、对我说的，这一百多年前的理想总是还能打动我。我只是不知道，“过了五十年光景”，生活是否一定会好过现在？那些对不对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我们今天劳神费力的思索、我们所承受的良心的煎熬是否值得？

我放下书，走到阳台上去。阳台上比房间里冷多了，但空气也清新许多。从那里望出去，雪还在下，没有将停的迹象。天空灰沉沉的，但地面上的一切都变白了，街道、屋顶、路边的赤裸的树杈……往日灰暗、脏乱的城市因为覆盖着雪而显得洁白、崭新、安静。街灯亮起来，又给这洁净安宁涂上一层晶莹的光泽。
雪一下，仿佛一切重来了一遍，仿佛一个新世界会在悄无声息中降临，污秽将被洗去，丑陋将被掩埋……人心里又生出那种不可理喻的希冀来，尽管它如雪花般渺茫、毫无着落，下一秒钟便会飘散得无影无踪。 
 2020年2月17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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