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0岁的何盛明和妻子、两个儿子住在香港的一间居屋里,房子不大,一家人住着却很温馨。只是这两年,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受到疫情的影响,香港在去年2月初采取了封关政策。每年清明何盛明回乡祭祖的习惯,只能暂时中断。
对于故乡潮汕,何盛明并不见得有多怀念,他更在意的,是结束祭拜后去表弟林胜义家喝的那杯茶。在茶台上,何盛明习惯把四十年前的逃港往事絮絮叨叨讲个没完,他说得起兴,周围的人也不嫌烦。
而这种倾诉的欲望,是很难从印尼出生的华裔妻子,以及打小在香港长大的儿子们那里得到排解的。他们不感兴趣,更不希望何盛明向外人过多重复以前的苦日子。彷佛往事不被讲述,就不存在历史里。
每当讲起逃港当天的经历,何盛明总忘不了提起手臂上那道平滑的疤痕,这道平时不仔细看、根本留意不到的伤口,却隐约勾勒出了这四十年风雨的纹理。



逃港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广东人为主的大量内地民众通过陆路、水路从深圳逃至香港,开启了持续三十年的逃港潮。其中,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的四次规模最甚。
1979年,在流言“伊丽莎白女王诞辰时香港将大放边境三天”等因素的影响下,逃港潮达到顶峰——两年间,共超过20万人[1]
逃至香港,其中大多来自广东的惠阳(今深圳、东莞、惠州等市)、潮汕、佛山和广州地区。

等待被遣送回家的难民,图为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拉里·伯罗斯于1962年5月在香港拍摄


针对已具规模的大陆偷渡客,港英政府在1974年11月便出台了确切措施:能够抵达市区(界限街以南)的非法入境者即可居留香港,但在到达市区之前被香港警方拘捕的偷渡者,则会被遣送回大陆。这是香港从1950年以来发布的首个针对大陆偷渡客的确切措施,给予了偷渡者香港居民的合法身份。但这则措施的持续时间并不长,逃港者数量的暴涨,迫使港英政府在1980年10月取消了“抵垒政策”,改为“即捕即解”政策:非法入境者一律被遣返,同时也不再向非法移民发放身份证。
何盛明赶上了“抵垒政策”政策的尾班车。
1978年9月,邻近中秋佳节,何盛明和三个邻乡人打算开始他们的“逃港行动”。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傍晚时分从揭阳乘坐大巴,赶到250公里外的惠州,再转车到山脚下的沥林镇,避开大路,徒步翻山,绕道去往宝安(今深圳市),最后再经过梧桐山前往铁网密布的粤港边界,从香港沙头角禁区进入九龙市区。
大多数来自深圳以东(如惠阳地区、梅县地区、汕头地区
)的偷渡者都会选择这条路线,包括四个月前第三次逃港才成功的何俊义,何盛明的弟弟——若是走东线大鹏湾水路,从盐田一带乘船或游泳到香港,时常有溺亡或是被鲨鱼咬死的风险。


何盛明历经半个月左右的逃港大致路线图
何盛明一行人从傍晚开始上山,绕开有民兵和野狗的村落,时刻警惕着。天一亮,他们便暂停行动。
白天,大陆边防军在山里结队巡逻。一有风吹草动,警犬就开始朝出声处直吠。偷渡过的邻乡人有经验,何盛明跟着他躲在树丛深处,用大芭蕉叶挡住身体,不敢动出任何声响。
到了夜里,他们再继续赶路。
荒山野岭里,一行人并不识路,只知道火光红出半边天的南边就是香港。他们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走走停停,走过来,转过去,不知绕了多少弯路。
趟过小溪前,何盛明双手舀了几口水,合着出门前用猪油和白糖炒过的面粉,一口吞下。这是他身上唯一的“粮食”,出发前在家里装成了几小包,捆在腰上。
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大雾天,天刚刚亮,一行四人终于到了梧桐山。
梧桐山位于今深圳市东南部,与香港新界的山脉相连,地形复杂,树林浓密。其31.82平方千米的占地,约等于九龙半岛的三分之二。这里是大多数非法入境者从广东东部进入香港的必经之地,戒备极其森严。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自1969年起便开始驻守在此,保卫粤港“边防一线”的安全,负责拦截偷渡者。在70年代逃港态势较为严重的时期,他们常常每天能捕到几百位逃港者[2]。
正犹豫着是否暂停前行时,邻乡人拍胸脯打包票,说这个时间绝不会碰到边防军。一行人便继续往前走。不到一会,迎面走过来一群军人,何盛明心一紧:还说不会碰到,这会怕是真遇到了。
对面的人举起枪来,用国语厉声喝斥了一句,“是不是放牛的?”何盛明的普通话虽然不太好,但对当下的局势也能揣度一二,迅速束手就擒。四人被带回了驻扎地。何盛明原以为是被巡逻的边防军逮到了,一问,才知道是碰到了内地来野营的解放军。
中午,在军队听闻他们十余天里都没有吃上饭后,何盛明一行四人在军营里吃上了第一顿真正的饭菜。眼见离香港越发遥远,他心情极度烦躁。但不久后,机会就来了。

等待遣返的难民,图为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拉里·伯罗斯于1962年5月在香港拍摄

傍晚,在何盛明一行人的恳求下,军队的人最终同意让他们冲个凉。何盛明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冲冷水,又一拐一拐地走去别处盛热水。他回头撇了一眼,军队的人也不睬他:两人正监督着洗冷水澡的邻乡人,其余人则齐刷刷地望着正在炒菜的灶台,等待晚饭。
何盛明心思急转,这个机会不走,还等什么时候?想着,他悄悄丢下水桶,哈着腰,撒腿就往山下溜。
不到五分钟,乌泱泱的一群军人带着枪冲下山,追捕逃跑的何盛明,又朝树丛深处投掷小石块,大喊着,“出来,开枪了。”何盛明正躲在隐蔽的山坑里,看着军队从四方冲下去,心脏狂跳,不敢喘气。
天色愈加昏暗,突然下起一场狂风暴雨,军队的人只好作罢离开。“这是老天要救我。”何盛明全身淋得湿透,却欣喜若狂。山坡极其陡峭,他正伏着身子,抓住杂草向山下挪步。过了一会,又隐约听见上头传来的喝令,是身穿雨衣出来追捕他的一小队军人,他心头一慌,急忙往下滑。爬到下面,才看清下边满是尖锐的利刺。
军人再次离开后,何盛明急忙重新往高处爬,继续找寻其他逃命的路。他在路边捡了一把破伞,勉强挡雨。趟过一条小河后不久,忽然一个踉跄,踩到了些铁链,他心中一喜,这里应该是边境了。
果真,前方是一排铁丝网。从东面沙头角一直向西延伸至罗湖的边境铁丝网长达20多公里,但对于翻山越岭也要出走的偷渡者来说,这段距离并没有那么难克服——守军经常能发现网下被撬开的破洞。
何盛明四处张望了一圈,向前小跑几步,用力一拽,双脚攀上铁丝网。正准备翻过身子,微微晃动的铁网却惊动了警犬,它朝何盛明的方向直吠。何盛明一急,连忙向铁网另一边跳下,卧倒在草丛中。铁丝网勾住他的外套,袖子被撕裂成两半,右手臂上划破了一个伤口,鲜血直流。
但幸好,岗哨亭的探照灯过来时,何盛明已经躲在了草丛深处。没有看到人影,巡逻的哨兵才把灯光移开。等到猎犬不再吠叫,何盛明佝偻着腰,顺着水沟一路小跑逃走。
经历了这十几天的胆战心惊之后,何盛明终于到达沙头角,他稍稍松了口气。沙头角横跨粤港两地,何盛明记得,大陆那边是低矮的房子,没有亮光,而香港那边的村庄却灯火通明。沙头角自1951年起,被港英政府设为边境禁区之一,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村民们过着与城市隔绝的边缘生活,出入需要出示进出许可证。直到2012年,香港政府才分阶段开放禁区。
何盛明是这次四人行动中唯一成功到达香港边境禁区的人,其他三个邻乡人又被遣送回去,只能积累经验等待下一次的机会。
和逃过一劫的何盛明相比,被捕的邻乡人显然是不幸的。但与无数横死逃港路上的偷渡者相比,能平安回家的他们无疑又是幸运的。据逃港者黄东汉采访和整理的回忆录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深圳河、滩涂和山上曾尸横遍野,逃港者们或失足,或溺亡,或被枪杀[3]。

图为粤港边境及横跨两地的沙头角地区
截图自谷歌地图
但何盛明的前路,还没有定数。
偷渡者要想从禁区进入香港市区,并没有那么容易。白天,要克服的,除了执勤驻守的哨兵,还有在街头四处转悠的便衣警察,外地人很难辨别出来,只能寻求当地的村民和蛇头帮忙。
伴随着逃港潮出现的,是边境地区蛇头行业的兴起,组织偷渡,赚取暴利。
何盛明连着敲了好几家农户的门。每当敲门声响起,屋里的灯就立马被关上。何盛明心里清楚,村民们害怕,可能因收留偷渡客而受到牵连。只有一位正在屋外灶台上炒鱼鳔的农妇,被何盛明恰巧撞上。她匆匆跑进屋里,拿出两盒饼干推给何盛明。住在沙头角的大部分是客家人,他听不懂农妇说的话,只知道她正在示意自己快离开。
何盛明跑到一棵大树下,扒拉开盒子,硬生生咽下饼干。他看着出发前新买的军鞋,已经破了洞。脱下穿了十多天的湿袜子后,才发现脚底早被泡得腐白。

这天夜里,他坐在树丛里,听见村子里忽然响起香港歌手徐小凤的歌。香港村落这边唱一会,大陆那边再接着唱,两头轮流着。天又下起雨来,何盛明走到那位送他饼干的农妇家门口,坐在留有余温的灶台旁,脱下衣服盖在身上,倒头就睡。直至清晨天蒙蒙亮时,他才离开。
1967年的新界沙头角中英街一角
图片来自网络

流浪的第三天清晨,何盛明在差不多的时间醒来。已经露宿了两个晚上,他心一横,实在没有办法了,眼下无人收留,不如去警察局自首,被遣送回家乡也好。谁知,他偶然闯进了一个农场。
农场老板是海陆丰(广东汕尾地区)人,一听到何盛明是偷渡来的,紧张之余,却也想从他身上赚点钱。他一把将何盛明拉到拖拉机后头的角落里,急匆匆地问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有没有被人发现,在香港有没有认识的人和电话……
除了到港四个月的弟弟何俊义,何盛明还有不少乡亲也在香港。农场老板从他手里接过电话,兴冲冲地到厨房煮了碗公仔面,递给何盛明,算是暂时收留了他。接着转身去联系何盛明的舅舅——表弟林胜义的父亲林美成。
在1951年2月广东省政府宣布正式封锁深港边境之前,香港新界与广东宝安之间还可自由出入。林美成和朋友一起,从乡里骑车到宝安,穿过边境,定居香港。
离开前,林美成瞒着妻子这个出逃的决定,又委托表哥帮忙照顾家里的母亲和妻儿。一年后,妻子在穷苦饥饿的日子中思念成疾,不久便逝世了。60年代,林美成原打算把母亲和儿女接到香港一起生活,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置。现在,何盛明算是林美成少有的亲人了。
农场老板拨通林美成的电话,开了个价格——三千多港币,交钱领回“人质”。他一口接一口地喊林美成“老板”,惹得林美成有些不悦,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哪来那么多钱。三千多港币,相当于当年香港普通工人四个月的工资。林美成冲电话这头大骂,“我要是老板,还需要在造纸厂待着?”
农场主只得再打给何盛明的其他亲戚。面对突如其来的勒索,大家纷纷直言,没钱。
最终,还是林美成托了一位同乡人和何俊成,带着从各处拼凑来的三千多块港币,一齐去“赎人”。
夜里,农场老板将何盛明交与蛇头——他们再带着何盛明前去与何俊成碰头。成功交还“人质”后,几个蛇头拿过赎金,顾不上仔细清点,一溜烟便跑掉了。
何盛明脱掉从乡下来时穿的布衣和破了洞的军鞋,换上弟弟带来的“香港”新衣服,防止被认出来。七十年代的香港,喇叭裤和牛仔裤在男士群体里非常流行,而女士们热衷于迷你裙、热裤和松糕鞋。何盛明回忆起自己偷渡时的装束,和香港这边的服饰差异太大了。他走路的样子,也是“柴柴”的(呆板),一看就知道是外地来的。
然而,汇合完毕,仍不是何盛明顺利到达香港的预示。三人正在等待巴士回市区时,又被巡捕的警察盯上了。何俊成和同乡人被当作蛇头,何盛明则是一幅刚刚逃过来的狼狈模样,三人分别被抓去了警局审问。
何盛明兜里揣着弟弟提前给他备好的十几块纸币,和一张向别人借来的临时身份证明。按照乡亲传授他的话术,他坚称自己已经到港一个多月了,只是不识路,坐错了巴士,才从市区到了这个地方。
何盛明靠着嘴皮子硬撑了两天,最终被释放。

被深圳河隔开的香港料壆村与深圳罗湖区高楼,料壆村原本属于香港边境禁区范围,2013年6月解禁。
摄/李颉
出逃香港,实在是何盛明的无奈之举。
何盛明出生在乡里最富裕的地主家庭,解放后,身份发生了很大转变。不仅田地被收回,一家人还被扣上了“贱民”的帽子,从大宅子里被赶出,找了好几处借住的地,最后不得已到寨子里的一家小破屋里挤着。何盛明被迫辍学,二年级才上了几天,只能出来帮农民放牛。由于成分不好,何盛明一家在乡里被瞧不起,常年受到村里人的欺负。乡里分粮食,只分给他们七成,每当吃饭掀开锅盖时,番薯丝粥里几乎没有几粒米。肚子咕咕叫的夜里,何盛明就跑去甘蔗地里偷掰一小段,啃掉坚韧的甘蔗皮,咀嚼吮吸几口汁水,再悄悄溜回来睡觉。
难捱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稍稍好过。
1970年,强台风袭击潮汕,暴雨中榕江支流中游的一座水库轰然崩塌。中秋夜,何盛明和乡民们在屋顶上度过了一个“黑色八月半”。洪水转眼淹没了等待丰收的田地,番薯、甘蔗、青菜全都腐烂。年终分配时,损失惨重,毫无收成,何盛明只能从生产队里拿到每天八分的工钱。成分好的农户还能分配到粮票,但何盛明家什么也没有。
对于何盛明而言,山洪带给他的惨痛回忆远不在这里。
洪水退去后,何盛明的哥哥受不了艰苦的条件,骑单车离家,赴福建投靠亲戚。大哥走后,乡里人欺负和批斗的目标,立马转移到了何盛明身上,“常常被追打得屁滚尿流。”有几次,他的脖子上被挂上写着大大的“地主仔”的牌子,在村里游行,每至一处村民聚集的地方,领队的人就用力一敲手里的大铜锣。何盛明眼睛横着,瞪着地上,却也不敢吭声。
此时的香港无疑是一片可拼可闯的新天地。由于身边偷渡的人不在少数,他打小就知道那是“人人想去”的地方。在香港有亲属的内地家庭,常常能收到来自那头的救济。林美成初到香港时,每个月都会寄15到20港币回家(约8块人民币)。那会,一斤通心菜不到2分钱,从香港寄来的钱,能让一家老小过活了。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也往自个家里头寄了不少油和米。

表弟林胜义的老家,如今已无人居住,墙上依然保留着八十年代初粘贴的香港影星海报。
摄/李颉
1978年,广东省农民人均年收入仅有77.4元[4]。何盛明的二姐夫在镇上一所小学当校长,二姐也是小学老师,夫妻俩一百余元的月薪,每个月供三个孩子读书吃饭,仍是紧巴巴,何盛明的母亲甚至常去向邻居家借盐来炒菜。而在香港市区,工人平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1.1万港币(约3000多人民币),中秋前后,一盒蛋黄莲蓉月饼都高达23港币(约7块多人民币)。
何盛明逃港的前一个月,广东逃港潮骤然加剧。其导火索包括了广东省委新出台侨汇商品供应政策,无论是合法移民者还是偷渡人员,汇回家乡的外汇都能让家里人换到侨汇券,买到不少紧缺物资[5]。看着身边跃跃欲试的乡里人,又想到已经成功到港的弟弟,何盛明也想“逃出虎口”。

谋生处,异乡地

到市区那天,何盛明去了舅舅所在的纸箱厂,林美成在这里有一份杂工,月薪八百,平日里帮老板看门、跑腿,晚上锁好工厂大门,就可以在一个小隔间里安睡到第二天清晨了。

何盛明常年在乡下干粗活,从山上扛下两百多斤的木柴不是问题。工厂老板也是潮汕人,打量着何盛明一米七的个头和强壮有力的双臂后,开了九百的月薪把他留下来,在厂里帮忙生产装大家电的纸箱,并印制客户公司的标签。接着又吩咐林美成,第二天一早带何盛明去入境处报到,登记完就来工厂上班。
1978年9月,香港纸箱厂普通工人的平均日薪约为37港元[6],远远超过何盛明在乡里务农拿到的每天一两角的工钱。月薪九百这个数字,对于刚刚逃离内地的何盛明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他连忙答应。
次日登记完户口后,像其他逃港者一样,何盛明也向家里打了封电报,报声平安,还汇了从乡里人那借来的一百港币回去。后来,他才听说,自己当年抵达香港的消息震动了全乡里。显然,和那些每每逃港失败的乡里人相比,何盛明兄弟是极其幸运的。
“他们说,我们家的好日子要来了。”
在厂里,何盛明极其卖力,想在这里赚更多钱,也想给站在一旁看工的老板留个好印象。潮汕工人看了他拼命的样子,也直夸:“够力(厉害)。”
何盛明和舅舅一同在工厂里吃住,相互依靠。房间里有台电视机,但何盛明对影视剧不感兴趣,他不太识字,更听不懂电视里在说什么,夜里常常倒头就睡。
离家前,何盛明快四十岁了,始终操着一口和粤语差异很大的潮汕话。粤语、潮汕话和客家话是广东的三个主要方言,各成一派。他不懂粤语,每当工头交代任务,只好由舅舅转告。月底,老板在厂里念叨着“出粮啦”,何盛明傻傻地站在一旁,不知道这是“发工资”的意思。
有时候,何盛明会和舅舅讲起二十九年来家里上下的变故,从无忧无虑的地主家庭沦落到被人欺负的结局。那会儿,姐姐嫁到何家后,林美成常跟着姐夫去收租、打猎,在大宅院子里打麻将,关系很融洽。听着姐姐家这些凄凉的故事,林美成一直抹眼泪,很是心酸。在此之前,他还未回过老家探亲。
林美成头次返乡探亲,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次回家,他带了不少新鲜玩意儿回去,其中,有一台磁带录放机。林美成的孙女正值小学二年级,头一回见到可口可乐,甜甜的。女同学们为了蹭上一口,总来巴结她。
后来,林美成陆续回过潮汕几次,每次住上二三十天,并不久留。他在香港待惯了,总是执意要回去。在儿子家吃饭时,一整只鸡得分到好几个人碗里,但在香港,他可以一人独享,还有半斤酒。

80年代,林美成孙女身着爷爷从香港带回来的运动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林美成在蓝田有一间公屋,月租三百多港币,是港英政府在六七十年代兴建并出租给低收入市民的廉价公共房屋。从工厂回家的车程要一个多钟头,他平时也不常回去住。
1979年,他带着何盛明回到公屋,一起在家里度过了在香港的第一个春节。房间细细长长,像个小火柴盒,只放得下床和桌子,虽格外温馨,但也确实太过拥挤。
这年春节过后,何盛明走在街区里,抬头一看,墙上全贴满了纺织工厂的招聘广告,他有了另外找份兼职的心思。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香港制造业蓬勃发展,40%的人口撑起了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其中,纺织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有41万余人,占全部可就业人数的12.2%[7],但这仍然填满不了空缺。
仔细对比后,何盛明发现,有一家浆染厂开出了一千三港币的月薪,高于制造行业平均一千的水平[8],这让他更加心动。此外,何盛明偷偷又找了另一份染纱厂的夜工,月薪一千一。机会与薪水齐高的新环境让何盛明动力倍增,哪里有钱,他就去哪里干活。
每天晚上七点,何盛明的夜班开始。他和工友们要为二十四缸白色羊毛线上色,变成黑、灰、红、绿的纱线后,再晾干成品,等待货车来运走,送往他们的下游厂商——制衣厂。
没有风扇的夏夜,车间里常弥漫着一股化学物品和汗液混杂的味道。凌晨四点,何盛明提早收工,在车间角落的硬纸板上倒头就睡。等到六点四十五分,车间的铃声准时响起,何盛明迅速起身,打卡离开,前往另一家工厂,开始上白班。
清晨的街头,何盛明被隐匿在来往匆匆的人潮中。擦肩而过的,不乏身穿喇叭裤和碎花衬衫的男子,还有打扮精致、脚踩松糕鞋的女人。他坐上小巴,吞下几口馒头,前往两公里外的油塘。从小巴下来,何盛明快步走进浆染厂,赶在七点钟之前打卡。
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他要穿着大裤衩,裸着上身,为牛仔布上浆。车间里的蒸汽锅炉不断散出蒸汽,供染色和上浆工序使用,室内高达40多度。何盛明满头大汗,上半身不小心抹到的蓝色颜料,洗也洗不掉,全身又脏又臭。

70年代的香港街头
图片来自网络

七十年代末,在这个摩登都市里,许多人的心里都藏着共同的逃港往事:烈日下的建筑工人、在港岛上环搬运货物的打工仔、在酒楼里上菜、广东话还不太利索的服务生。他们没什么文化,只能先进入工厂、地盘(建筑)、装修和酒楼等行业做苦力。
那段时间,何盛明没日没夜地在两个工厂间轮流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赚钱。当初向乡里人借来“赎身”的三千多块钱,何盛明都已悉数还掉。自从何盛明到香港后,乡下的老母亲搬去了镇上的二女儿家,他每个月都会寄些钱回去,作些补贴。第一次拿到工资那天,何盛明跑去买了一只手表,加上寄到二姐家的运费,花了一百多块港币。几年后,二姐在老家确诊重病,何盛明又将身上积蓄的四千元全都寄去救急。在他眼里,比自己大七岁的二姐对这个家贡献最大。在他年轻那会,刚从师范毕业的二姐去了小学教书,每个月都会从24块钱的工资里抽出8块来养活他。
而在不同工厂里轮流转的,也不只何盛明一人。
香港经济腾飞的几十年中,大多数偷渡者们竭尽所能地压榨、出卖自己的体力,将这一片天地当作新生的救命稻草。他们起早摸黑,在这个陌生环境里卖力地向上涌动,成为了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起步的主要劳动力,成就了香港经济的飞跃发展。《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真正的香港奇迹,是他们用血泪创造出来的。他访谈过的数十位有所成就的逃港者,也皆是从社会底层做起。七十年代末,香港仍有超过四成的劳动力是产业工人。
然而,像演员夏雨、编剧梁立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千石等这些最终能站在聚光灯下的精英,仍是少数。大多数默默无闻的逃港者,最终还是融入了香港的草根阶层。由此,“逃港者及其后代是当今香港最大的群体”这样的论调,经常出现在不少报道中。
香港电台电视部于1970至今拍摄的电视剧《狮子山下》系列,曾是那群背井离乡的中下层移民华人劳工的缩影。他们不得己从大陆剥离,漂泊异地,时时刻刻被紧迫感挟持着,吃苦打拼,力争上游,又脱离于殖民地的上流阶层,组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像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中描绘的一般,“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一年到头,何盛明几乎日日都在外打拼,分秒必争,休息时间也被挤占,“吃苦吃惯了,几十年的习惯是不会变的。”结婚的时候,浆染厂老板给他放了七天假期,他只在家休息了两天,又匆匆跑去打工。
在香港打工的那二十多年里,何盛明极少去茶餐厅吃早茶。上班前,他或在家喝碗粥,或煮份公仔面。但这些年,何盛明已经吃腻了那些,他常去楼下的茶楼里吃早点,一份三十多块钱的套餐,一份主食搭配一杯饮料,随意搭配,生活惬意了不少。
和身体上的劳累相比,让刚到香港的何盛明更不适应的,是无依的归属感。刚到香港那些年,尽管何盛明已经拥有了香港绿印(临时身份证),和本地人一样,享有收费低廉的公共医疗保障,但仍受限无法办理出国的护照,与永久居民(黑印)的待遇有些差别。在拿到永居证之前,他常常为此而感到窘迫。有时在街头碰到检查身份证的差佬(警察),一看到何盛明拿的是绿印,对方有时会笑着称他为:“表叔,表叔。”
阿灿、表叔、老表,是香港人从70年代末开始对大陆人的别称。1979年,香港电视剧《网中人》里的大陆新移民“程灿”因土里土气、笨拙而深入人心,“阿灿”这个带有歧视性的别称也就流行开来。而“表叔”则是指那些来自大陆乡下的穷亲戚,来源于文革期间京剧《红灯记》中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文革期间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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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染厂的领班也是潮汕人,看到何盛明每天疲惫不堪的状态,一问才知道他正卖命地打着两份工。他在私底里拉住何盛明,万一被老板发现,肯定要被炒掉。
至今,何盛明仍记得四十年前领班对他说的这番话:“在香港不能奢望一时就能飞上天。这里有大把工作,慢慢来。”
这种极度透支身体的日子持续了两三个月,何盛明最终向染纱厂辞职,在工资更高一些的浆染厂留下来。他盼着在这个城市里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屋子,早日立足。
由于私人住宅的供给紧缺,香港贫困居民和新移民只能在高处随意搭建简易房屋。这一年,何盛明和弟弟合购了一块“木屋区”(寮屋)的地皮,又买了些铁皮和木板,在蓝田的山上搭了一个简易的房子,两室一厅,花了六千多港币。那一整片山头都是密密麻麻的木屋,每次回家,得爬两百多级台阶。早在50年代初,就有接近一成的人口住在寮屋区[9],高达25万人。
何盛明兄弟是从非法占地的海陆丰人那里买的地。他骂这群人是“无赖”,占公家的地来卖钱。
六七十年代偷渡者的大量涌入,再次让香港居住用地面临巨大压力,大多数人依旧只能搭建木屋,或是夜宿街头。于是,有些早来几年的偷渡客便开始在山边出售木屋或是地皮给新来的逃港者,以此赚钱。1981年,仍有70万香港人口生活在木屋区,其中大多是七十年代后期来港的偷渡者[10]。
木屋背山面海,傍晚时分,何盛明常常坐在门槛上,注视着远处港岛上的太平山,眺望着那边隐隐闪烁的灯光。他不知自己何时才能住上好一点的屋子。
张家辉、黄翠如、张兆辉等不少香港艺人也是在木屋区出生、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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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很多过客的暂居之地,这个城市被宿命般当作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但何盛明却不想成为这“借来之地”的短暂过客。他已是过河卒子,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只有栖身稳定之中,才能算真正有了归属。
在6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民间华人慈善团体和教会的救济。直到1965年,港英政府发布了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香港的社会保障事业才真正开始[11]。随后,港英政府陆续推行政策措施,从住房、医疗、劳工福利等方面解决市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1988年,何盛明兄弟所在的木屋区发生大火,接连烧了几百间房屋。何盛明猜测,那次是人为纵火。一旦木屋区发生火灾,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能被安排入住条件更好的公共房屋。这样的惯例始于1953年香港石硖尾木屋区大火。这一年,港英政府开启徙置计划,大量拆卸木屋,为灾民和拆迁户提供徙置屋,同时建设廉租屋提供给低收入市民。
灾后,何俊成靠着在香港出生的妻子,顺利拿到了公屋的入户资格,俗称“上楼”。何盛明在港还未满十年,还不能申请做户主,一家三口被安排去了临时安置区——用木头、铁皮搭的房子,只能放下床和饭桌。这一年,何盛明的二儿子在安置区出生。直到一年多后,何盛明满足资格,才终于申请到了新建成的位于将军澳郊区的公屋。

家己人

(编者注:潮汕人互相称呼为“自己人”,常被误写为以谐音字代替本字的“胶己人”“胶地人”。)
1983年,换了一份药材铺的工作后,何盛明在香港立足的愿望成真的机会慢慢变大了些。
每次从浆染厂里回到木屋区,何盛明经过一家南北行参茸药材店时,都会和店里的一位汕头店员打招呼。他掂量着这份药行伙计的工作,比这四五年来在工厂里又累又脏的活儿轻松多了。
经这位老乡介绍,何盛明去了一家新开的观塘分店当店员,从此开始接触药材生意。香港的药材业可追溯至1890年前后潮汕商人开设的几家药材店,他们采购来自大陆的中药材,在香港销售或转销海外[12]。
在药行,潮汕顾客买药材时会逮着何盛明问,哪一款更好。何便悄悄拉住对方,示意小声些,别让店里人听到,再偷偷介绍好货卖给顾客。来往熟了,老乡也不再去铺头买卖,直接在周末私下打电话给他,帮忙去批发行那里再带些好货。何盛明笑自己是在“抢老板生意”,但这也成了他后来自己接单送货的契机。
批发行有几家商铺是老一辈潮汕人开的,每次碰到何盛明来进货,都异常热情,把药材以更低价卖给他。他们称呼对方是“家己人”(自己人),来自潮汕的都是乡里人。“宁可给自己人赚钱,也不给别人赚。”
1997年,在香港参茸行摸索十多年的何盛明,已经在第三个东家担任了分店的副经理,月薪一万港币。
副经理是他能力范围内所能上升的最高级别了。何盛明不敢奢求做铺头的总经理。进口的西药都是英文说明书,他看不懂。每到打折季,经理还要在门口招牌上写广告,“秋冬进补大减价”、“参茸补品大减价”,每个字巴掌大,才能撑起门面。但何盛明二年级就辍学了,识字并不多。
他的粤语是在药铺里靠嘴皮子练出来的,同时期逃来香港的人还常夸他讲得好。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说自己也仅仅能懂得七八成,至今仍然带着明显的口音。只是庆幸自己后来转到了铺头打工,和顾客对话、练习粤语的机会多了不少,不像那些去工厂流水线里打工的老乡,整天也没多少机会和别人讲话。
但何盛明不会因为口音问题而感到自卑。他常说,和人打交道看的是人品,做人不老实、不和气,粤语讲得再好,也没用。
药行老板常教年轻店员们一些蒙骗的伎俩,一人和顾客闲聊、转移视线,一人趁机把称好的燕窝扫一些回柜台上,再用手肘蹭到地上,伸出脚偷偷挪开。包装的时候,先用袋子装,再拿盒子套,一连好几层,漂亮又厚实,顾客也摸不清里面到底有多重。“街市钱,你不赚,别人赚。”
但何盛明就是赚不来老板想要的这份街市钱。
一次,年轻小伙又动手脚,16两偷偷称了12两,被顾客发现后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那天经理不在店,何盛明出面摆平,让店员补足秤,把缺斤少两的部分还给人家。第二天,小伙子和经理投诉,说何盛明作为副经理,出了事却偏帮外人。何盛明火气一上来,直接掀翻了桌子走人。
重情义、团结、能吃苦,何盛明身上的特质,在香港潮汕群体中十分普遍。在独特的乡土文化与现代都市的商业化相交织的环境里,他们共同组成了香港的平民阶层,在艰辛的漂泊和打拼中相互救赎。
何盛明记得当年乡亲们借钱向蛇头赎他时说过的话,那次要是不帮他,下次想再过来香港就难了。两年后,和当初乡亲们一样,何盛明拿着钱到香港新界交给蛇头,他也来这里接人了。这位偷渡者正是1978年初秋和何盛明一起逃港的其中一位邻乡人。
当年在药行做生意时,何盛明认识了不少老潮侨。他们告诉何盛明,香港的潮汕人多,要是孤身一人在街头和别人吵架,只要喊几句潮汕话,街坊中的乡里人立马个个围过来帮忙,直接动手的、耍嘴皮子的,明的暗的都来帮“家己人”。
“那时候香港四分之一的人都是潮汕的,”他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非常齐心。”他很想念以前那些日子,和潮汕人打交道,有乡亲味。每每讲到这里,何盛明总会补充一句,后生仔(年轻人)就不一样了。
何盛明的儿子们在香港长大,讲粤语,接受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二儿子和外人说,自己是香港仔,也不“认”潮汕。他听不懂潮汕话,更不想学,“又不回去,学它干嘛。”他对潮汕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乡下土里土气的,和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是天差地别。
二十多年前,何盛明头一次带着二儿子回乡祭祖,和乡里人一起雇了辆出租车,从深圳开回老家,花了1000块港币。那年实在不凑巧,清明前后连绵的大雨让坑坑洼洼的地面更显泥泞,开一段就堵一段,大巴、小巴、私家车黏着没法动。路边摆摊的人早就回家避雨了,只有四五岁的儿子饿得哭天喊地,忍了十几个钟头。从那开始,小家伙对乡下的印象只剩下这段不愉快的堵车经历,再也不肯跟着何盛明回来。
入古稀之年后,何盛明还继续活跃在生意场上。每当有内地或当地的老熟客打电话来向他订购补品,他就去批发行进货。家里存放着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陈年高丽参,越年久的高丽参越值钱。一小盒2008年生产的150克高丽参,现在可以卖到1600港币。他哈哈笑了下,“现在老了,赚一点喝茶钱。”
何盛明卖的药材比外头的市面价格低不少,每单利润大概占成本的一成,这一成对于药行来说,还不足以支付铺租、人工和保险。
繁华的尖沙咀地区商店林立,街边也有不少药房,这是何盛明很少来的地方,“这里租金贵,价格高,专坑游客。”十几年来,每天接触洋参、高丽参、海味、药丸,何盛明自称是“行家”,懂得些术语,在买药材的时候能指定规格,而不像一些“食家”,容易被坑。
小区楼下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也是何盛明的老顾客,一年来买好几次洋参,每次买半斤。提起这些,何盛明颇为得意,“他们很信任我。”要是卖给内地朋友,汇率好的时候,何盛明就能赚得多一些。2018年那会儿,82块人民币能兑100港币。到了19年下半年,要91块人民币才能换100港币,他的利润也随着变少。疫情爆发前,何盛明两个月里能卖掉五十几盒洋参。然而,自从去年通关受限之后,送货不便,大陆乡亲的订单也减少了许多。
影响何盛明平日里重要抉择的,还有潮汕地区人民普遍对“老爷”(潮汕地区对神明的称呼的痴迷和敬畏。当初决定从药行辞职,他就是去庙里寻求了神明的旨意才最终决定的。
和年轻小伙吵架后,经理拉住何盛明,劝他留下。时值农历十月,还有两个月就能领到年底双薪和年终绩效。何盛明有些犹豫,决定去庙里掷筊。
双手紧握两块新月形木头后,何盛明闭上双眼,嘴唇微微颤动,再上下甩动手里的筊杯,迅速抛掷在地上。头几回,他询问神明,自己“继续留在药材店”是否合意,扔出的两块筊杯均是凸面朝上,“无杯”,愿望难成。最后一次,何盛明换了一个问法,“不留”是否合意,掷出的竟是一凸一平的“胜杯”,行事顺利,愿望可行。
得到了神明的指示后,何盛明才正式辞职。
香港多元的宗教风俗,离不开人们从四方带来的原乡信仰。在香港的几十年里,何盛明遵循着老家的习惯,供奉着乡土神祇。年复一年,一到传统节日,端午、中秋、重阳,他便起早去市场,买些水果、三牲,回家着手祭拜。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始于潮侨的香港盂兰胜会甚是热闹,搭台演潮剧,派平安米,祭拜祖先和孤魂野鬼。在药行打工的那些年,何盛明上班路上都会经过搭在社区里的盂兰胜会的戏台。药材店的几个熟客恰巧是活动组织者,何盛明常常过去和他们寒暄几句,再捐些钱,为家人积福。
这些年,何盛明常去家附近的报刊亭买《奇闻》杂志,每个月三期,跟着风水大师看运势。根据五行学说,“西金东木,南火北水”,何盛明命里缺火,而香港在南方,这样一想,他越发觉得,自己从潮汕来香港,又留在这片土地打拼,就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
何盛明爱看的《奇闻》杂志
摄/李颉

和风生水起的何盛明相比,早早偷渡成功的何俊成,在香港的后半生,过得却不如哥哥平顺。
起初,何俊成在香港做过建筑工人,月薪只有六百。当年兄弟俩搭木屋时用的铁皮、木材,正是从何俊成的老板那儿买来的。
内地改革开放后,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香港制造业开始将生产工序北移至劳动力和地租更加低廉的大陆。内地的机遇让北上投资的港商累积了不少财富。何俊成赶上政策红利,成为了这趟大流中的一员,和朋友在深圳龙岗合开了一家制衣厂。
90年代中期,随着深圳租金逐渐变高,生存空间变窄,何俊成又将工厂搬到潮汕的一个工业大镇,那儿生产成本更低,离老家也近,家里头的小辈还能去帮个忙。
但在外人看来,那些年他并没赚到什么钱。
何俊成本金不多,工厂资金常常周转不开。成衣交给客户后,对方的钱总是拖着不还。他只好让儿子去向正在药铺打工的何盛明借钱,每次一千、五百地拿走,何盛明不敢让妻子知情。前前后后借了四万多块钱,至今仍没有还。
借来的钱无法填满不断扩大的窟窿,他最终还是破产了,只能返回香港。
在林胜义看来,何俊成打小是个“粗人”,不拘小节,经营不善是必然的。但具体原因,他也不得而知。
此时的林胜义,也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被裹挟着往前走。和许多在集体企业里干了几十年的工人一样,林胜义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下岗。从15岁进入二轻局(二轻工业:1960-1990年代的一个工业门类,是手工业发展的继续,轻工业的组成部分)下属的集体企业起,他一直兢兢业业。八十年代,随着当地民营企业的兴起,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紧跟不上的集体、国有企业无法与之竞争,效益不好、经营不善,开始慢慢关停,持续到世纪初。
七十多岁的林胜义,在镇上经营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五金店。父亲林美成的遗像,就摆在五金店二楼的橱柜上。
如今,何盛明夫妇俩和二儿子、三儿子住在位于香港观塘的居屋,68平的空间被分成了三室两厅两厕,每个月要缴纳七八百块钱的管理费和一千多块钱的税收。“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是港英政府在70年代推出的房屋政策,鼓励收入提高的、原来住在公屋的住户家庭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低于市价的房屋,从而将更低廉的公屋让位给其他低收入家庭租住。
何盛明是在2002年抽到号之后选中的这套居屋,正是大家不太愿意买房的时候。
受亚洲金融风暴和董建华“八万五”计划双重冲击,香港房价在1998年后逐年下跌,一路跌到2003年非典期间的最低谷。2003年至2004年,香港政府卖地面积和收入记录也达到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那会他做了几年燕窝生意,手里有些钱。何盛明买的时候是190多万,如今市值达到了五六百万。他付了一成的首付,剩下的在20年内分期还清。何盛明不喜欢240个月,他提前两个月付完了,“238是个好字头。”
何盛明的小区每栋楼40层,和楼房紧挨、窗户相对的老小区相比,新小区设施齐全、警卫森严。从位于29层的何盛明家中望出去,还能看到不远处的狮子山郊野公园。他已经很满意了,这样的环境他以前不太敢想象。
29楼是何盛明选的。过高或过低的楼层,他不要。四楼、十四楼,不吉利,他也不要。
但何俊成,就没有哥哥那么顺利了。在香港的四十年里,他搬过几处公屋,直到最近几年,儿女赚了些钱,才搬进私屋,住得稍微好了点。
何俊成曾经居住过的香港彩虹邨公屋,如今成为一处游客打卡地。
摄/黄峻宁

2011年,林胜义夫妇和妹妹两口子去香港探亲,在何俊成的公屋里吃了一顿早饭。老旧的电视机摆在角落里,灶台上黏糊糊,上方的绳子晾着袜子和内衣裤。屋子里摆不下衣橱,一家人的衣服全都挂在墙边。夜里,何俊成再把折叠床拉出来睡觉。房子里的每一寸地都好像被精心设计好了它的归属,挤得不能再塞下其他任何东西。
林胜义的妹妹直呼:“这种房子怎么能住人?”
如今何俊成住的私屋,离何盛明现在的小区只有一个公交车站的距离。
但弟弟买房这事,何盛明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如今兄弟俩几乎不怎么往来了。在外人看来,兄弟俩很少同时出现,合不来。
兄弟俩的恩恩怨怨,从30年前便开始隐隐萌生。
木屋区发生火灾那年,何俊成一家“上楼”快,得到了一间公屋,虽然比林美成的老式公屋稍微大些,但仍然是密闭的长条型火柴盒。而何盛明一年后申请到的新公屋,却是通风的两室一厅。何俊成对此颇有不满,虽然更早申请到公屋,相比之下,条件却差得多。
两年后,49岁的何盛明有了第三个儿子。孩子满月时,打电话叫弟弟一家来家里吃饭。何俊成在电话那头大骂,这么老了还生孩子,何盛明不丢脸他丢脸。
随着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何盛明兄弟俩彼此也看不顺眼。
2002年,何盛明买居屋时,曾让大儿子去找过何俊成,让他把欠的四万块钱还回来,补些装修费用。何俊成大骂,有钱买房子,居然还来和他讨债。
等到新房入伙,何盛明叫上弟弟一家,一起去酒楼吃顿饭,何俊成又以孩子暑期要补课为由,拒绝了。
这些不快的往事,逐件一一堆积在兄弟俩心头,几十年的感情,也随之渐渐磨没了。
尾声

1980年10月,香港取消抵垒政策后,逃港潮渐渐落下帷幕。而这最后一次逃港潮,最终也促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实现。陈秉安在一次采访中曾表示,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邓小平在1977年底赴广东视察时,就偷渡这一事件曾明确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随着广东省委调查组赴宝安县深入调查,边境群众渴望改革开放的呼声也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翌年,习仲勋主政广东,上任后立即赴宝安县视察。离开前,他对宝安县委的人员留下嘱咐:“要把我们自己建设好。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13]1979年初,为“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宝安县最终被改为深圳市,并于第二年建立了经济特区。
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正在大陆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香港的制造业大规模向内地转移,经济结构也朝着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此时的何盛明,正慢慢扎根于新生的土地,从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转向了药材铺。
深圳经济的迅猛发展,迎来了北上投资、南下打工的热潮,也吸引着大量的外商投资。林胜义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深圳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定居至今。1990年,他曾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上华南地区的一所985高校。
林胜义的儿女在小镇上长大。在这些后辈眼里,生活在香港的“番客”(对回乡探友的华侨的称呼爷爷每次回家,总会给他们拮据的日子带来些许惊喜。
林美成最后一次回大陆探亲是在1996年,那会他的身体已不太硬朗。林胜义让父亲留在家乡,不要再在两地间奔波,但林美成仍不同意。几个月后,林美成在香港逝世。何盛明兄弟带着骨灰盒过了深圳海关,交予等待在此的林胜义儿子和女婿。
前年清明,何盛明回故乡祭祖。他在深圳罗湖出海关,坐上前往揭阳的大巴。四个多小时后,大巴在高速出口停下。他叫了路边一辆黑车,辗转回家。
临近清明,返乡祭祖的人让小镇又活络了些。
祠堂的大桌上摆放着粿、猪、鱼、鸡鸭,这里供奉着十一代祖先的神主牌。何盛明说,祠堂是宗族代代相传的保证,“永远都不会断了源头。”族亲们在祠堂里的神主牌前,一一上香祭拜,再去山上坟前扫墓。
潮汕一户大家族正在准备祭拜仪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6年,何盛明母亲逝世那年,兄弟俩赶回了潮汕老家,为母亲“做风水”潮汕人把营造坟墓称为“做风水”。丧礼第三天,母亲下葬后,何俊成一家便回香港去了。何盛明留在乡下,忙前忙后半个多月,守着山脚下母亲的“风水”,等人把坟墓装饰完,才离开。在林胜义夫妇看来,何盛明母亲的“风水”确实做得很好看,墓碑上画鸟雕花,下了不少功夫,“子孙孝顺,又有钱,就做得好一些。”
何盛明今年八十岁了,前年上山扫墓时,他总是感到吃力。山路陡峭,他腿脚也不太好,得靠木棍撑着,才能走下山。去年他的腰部又开始疼痛,最后在一家私人中医诊所做了针灸,前前后后去了十几次,才恢复得好些。
何盛明没有想过,自己百年以后,又是谁替他回来打理,只有常年住在这里的大哥后辈了吧。潮汕在自己孩子心中仅存的陌生感,是不可能让他们再回来的了。
和林胜义兄妹两家吃饭席间,何盛明又一次雷打不动地讲起那段逃港往事。席上坐着的,除了几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有林胜义的两位后辈。何盛明孤身一人。
那晚,头顶上的月亮还是四十年前的那弯,但四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大概又是另一回事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王硕. 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J]. 炎黄春秋,2011(1),51-56.
[2]瞭望东方周刊,2008-12-08,边防一线的30年,http://news.sina.com.cn/c/2008-12-08/114216804980.shtml
[3]中国青年报,2010-12-08,人民会用脚投票,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2/08/content_3459196.htm
[4]许剑波,熊震.1970年代末反偷渡外逃的经验教训[J].特区实践与理论,2009(06): 66-70.
[5]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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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ong Kong Annual Digest of Statistics, 1981. Census and StatisticsDepartment, Hong Kong.
[8] Wage Statistics, March1979.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Statistics Section, Census and StatisticsDepartment, Hong Kong

[9]《高房价之困——香港住房制度反思》,恒大研究院研究报告,2018年。
[10]周永新. 回首香港七十年[M].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
[11]杨伟国, 雷珂, 张慧云. 2016. 中国香港社会保障政策的变迁及启示[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9(4): 1-7.
[12]周佳荣. 香港潮州商会九十年发展史[M].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
[13]陈秉安. 大逃港[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记者
李颉 王妍 长屿

文编
李诺米

事实核查
张嘉轩 何洋 姚佳怡
美编任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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