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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八期 / 第四、五版
记者｜叶紫瑜 黄欣宇 许萌
文编｜李洁琳
事实核查｜梁筱雪
7月20日晚7时58分，广东茂名文化广场电影院1号厅的灯光骤然暗下。
两分钟之后，绿色银幕上的电影龙标准时浮现。熟悉的开场声从环绕音箱里传出，声浪震得椅子微微颤抖。
零星几个观众静静地看着这一幕，齐刷刷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画面。他们之间至少隔着一个座位，大家都戴着口罩。
紧挨着影院的市图书馆早在两个小时前闭了馆。几个散步的阿伯前后晃动着手臂，有节奏地击掌，慢悠悠走过门口的广场。看到电影院内亮起的灯，他们停下来，叉着腰朝里头探了探。
六个月前，文化广场曾是这座小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每到晚八点，凤凰传奇和乌兰图雅的歌准时响起，穿着旱冰鞋的孩子在跳广场舞的阿姨们身后穿梭。
紧闭了178天后，全国电影院的大门终于陆续被打开。
影厅的大门被重新打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骤停
1月15日，文化广场影院三楼办公室。
经理陈光停下手上的工作，拧开瓶盖，喝了口水。来不及休息，他咽下后又迅速转身，安排员工联系厂家做宣传海报。还有九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今年的农历新年来得有些早。元旦过后，陈光便开始为春节档做最后的冲刺准备。按照他近些年的经验，春节前20天是筹备贺岁档的关键时期。
全国物流会在春节到来的前五天停运。在此之前，陈光要把电影拷贝片、零食饮料、3D眼镜等全部备齐。去年春节假期，这些物资为文化广场影院带来了近10万元的利润。
自《阿凡达》在2010年新春假期揽下1亿大陆票房后，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瞄准了中国春节档；内地影院也开始摒弃“除夕歇业，初四上班”的惯例，春节档一跃成为中国内地最重要的电影档期。
2019年，全国电影院在春节七天假期内创造的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约10%，当月票房达到了17%。在这七天内，文化广场影院的票房收入达到了100万。
距离除夕夜只剩两天，陈光在电脑前紧张地调度。影院里所有员工正忙着整理货物、调试机器，顾不上吃饭。虽然工作量骤增，但一想到接下来几天影院火爆的场景，大家都干劲十足。
一直到晚上8点，陈光终于得空喘了口气。他打开手机，武汉即将封城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陈光心里“咯噔”了一下，感觉这个春节有点不妙。他连忙把信息告诉了身边的同事，大家半信半疑。
1月23日上午，电影《熊出没：狂野大陆》发布撤档声明。《夺冠》、《唐人街探案3》、《囧妈》等影片紧随其后，宣布退出春节档。
眼下，春节贺岁片接连撤档，陈光手头上仅剩《宠爱》、《亲爱的新年好》几部影片的密钥，只能硬着头皮把这几部上映期接近尾声的电影继续放映完。
但很快，陈光从办公室的传真机里接连收到市宣传部、电影局、安监局、工商局等部门的通知——影院暂停营业。
看着文件，陈光陷入沉默。身边几个员工小声嘀咕着，“在这个节点上关停几天，春节的票房都没有了。”
回忆起十七年前的非典，直觉告诉陈光，这不是几天的事，这是一场持久战。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记录下这一瞬间：“心情非常复杂，有沮丧，有紧张，有愤愤不平，有不理解，有憎恨，有少少失望，但没有绝望。”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3D眼镜和饮料被搬回了仓库。新招募的临时工还没开始工作，就收到了遣散的通知。关停机械设备，一切整顿完后，陈光让员工们先回家过年。
乌云在整个电影行业蔓延。与电影院一齐被按下暂停键的，还有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电影剧组。
1月7日，宁夏银川。彭依依穿着实验室的防护服，这是她在现代战争片剧组的第67天。
镜头里，她按照导演的要求，边哭边跑。没跑到预定位置，就一个踉跄摔了下去。炸药在距离彭依依半米的地方爆破，黄沙四溅，粘满她泪迹未干的脸。
彭依依是新闻专业的大四学生。高二那年，听说杨洋在重庆拍戏，彭依依的朋友拉着她跑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剧组报名担任群众演员。之后，彭依依辗转于各个剧组，从只是镜头一扫而过的小角色，到拥有一两句台词，再到导演助理和演员替身。
彭依依在战争片中饰演一名制药师。导演提前三天给她讲了戏。彭依依情绪进入状态后，导演一喊“action”，她就从地下室往外跑。待到周围被“追杀”的同胞倒下后，她顺着情绪开始哭。在一片爆破声中，彭依依“哭”了六天。
杀青第二天，彭依依登上了飞往重庆的航班回家过年。看着银川在窗外渐渐变小直至消失，两个多月来在剧组拍摄的场景全都涌现在她脑海中。一想到自己出演的作品即将被制作、放映出来，彭依依忍不住捂着嘴偷偷笑了起来。
剧组按照原计划赶在年前完成了拍摄，打算过完春节再开展接下来的工作。
然而疫情爆发后，外国人入境受到严格限制。电影的主创人员大多来自海外，回不了中国，电影的后期制作陷入了停滞。
僵滞
陈光在电影院工作了30年。这是影院最近十年以来最冷清的一个春节。
往年春节正是陈光最忙碌的时候，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不放假的陈光欣喜地看着影院涌进放假的观众。大年初一的“开门红”预示着接下来一整年影院生意的红火。
今年正月初一的早晨，陈光睡到了自然醒。和全家人喝完早茶，他又开车回到了乡下。
整个二月，陈光和家人待在一起，他把家里的藏书都翻出来读一遍。
“迫切地想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每天都像跳入一种更深的黑洞里一样。”
三四月是广东的“回南天”。怕影院发霉，陈光让保洁阿姨定期回来除湿除尘，又安排机房的工作人员定期开一下放映机，热热机器。
听到文化广场影院里传来设备维护人员的脚步声，时不时有路人尝试去推一推玻璃大门。U型锁和门把“嘎吱”地摩擦着，大门紧闭，他们每一次都失望地转身离去。
截至3月底，全国原有的一万三千多家影院中，已有两千二百多家倒闭。余下的影院纷纷通过裁员或降薪等方式来维持生存。
停业期间，文化广场影城拿到了4万元的政府补贴。员工只能领到每月1800元的底薪，没有绩效。按照以往，他们至少有3000元的收入，春节期间可以达到4000多元。所幸这家影院属于国企，少了铺租这一重头支出，它得以生存下来。
国家的补助只针对院线，包厢点播式的私人影院并不在这一范围内。
就在陈光收到停业文件当天，位于北京的爱莎私人影院（以下简称“爱莎”）也收到了广电总局的歇业通知。
负责接待客人的张静怡看到老板发来“新冠停业”的消息，她不清楚这个让门口买包子的大妈害怕得说话双手乱舞的新名词是什么，“感染就感染了吧”。一想到收入要陷入不稳定状态，她坐在前台，怔怔地望着马路对面的万达商城。
商城内的万达影城是爱莎最大的竞争对手。影城内的IMAX厅和杜比厅吸引着对音画效果挑剔的观众。
爱莎的电影更新速度虽然不及万达影城，但片源丰富，观众可以点播下架的老片；包厢的费用由几个人平摊后，与电影院的票价也相差无几；再加上包厢的私密性强，私人影院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爱莎地处繁华商业中心的十字路口，一楼大约200平米的大厅被切割成两部分，一边被房东当作店铺出租，另一边被爱莎和二楼的公司当作接待厅。
张静怡的前台位于大厅的西北角一个大约2平米的角落，一张高约1.4米的白色桌子。凳子不高，张静怡坐下后，顾客走进大厅只能看到她一点点头顶的头发。她身后是价目表和一个摆满泡面的食品架，桌子前面有一个放满冷饮的单门冰箱。
爱莎一公里范围内有三所中学和四所小学，人流量大。家长喜欢带着小孩子来看迪士尼的动画片，中学生则三三两两约着在包厢里边看电影边打牌。寒假本是学生消费的高峰期，疫情的袭来打乱了整个经营节奏。
二十出头的张静怡刚从动漫设计专业毕业不久，“做设计可以少跟人接触”。向动漫公司投了几次简历未果，张静怡在影院找了份工作暂时歇脚。
临近春节，影院的工作人员因为个人原因陆续辞职，前台只剩下张静怡一个人。听说回到老家要集中隔离14天，张静怡想了想，决定还是留在北京。
大年初一，老板通知张静怡每天来影院值班，防止影院长时间无人看守出现安全隐患。张静怡租住的房子离影院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但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居民无法自由进出。来不及多想，张静怡带了三套换洗衣服，匆匆跑到了影院。
爱莎的包间位于大楼的三楼，8个十几平米的包间分布在窄窄的走廊两侧。张静怡在包间的木地板上铺了个毯子，找了件厚外套当被子，搭了个简易的床。
房间和走廊都没有窗，阳光透不进来，张静怡通过手机上的数字感知时间的变化。每天早上，她把地板都打扫一遍后，在地板和放映设备上喷上84消毒液，再用布擦一遍。外卖送不进来，影院没有炉灶，张静怡跑到楼下把泡面和鸡爪拆开，就着饮料，简单地解决吃饭问题。
停业之后，没有客人便没有绩效，张静怡只能领到基本工资。按照北京市的工资标准，她每个月仅能领到2200元。租住的房子回不去，但每月3000多的房租并不能免除，房东象征性地减去了水电费，剩下的窟窿，张静怡只能用自己的积蓄填充。
张静怡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每天消毒完，她便坐在包间的沙发上用b站刷剧。偶尔她也用手机和网友连麦打游戏，“这样能跟别人说说话”。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照进一楼的大厅，张静怡时不时跑到一楼扭动一下四肢，当作是户外活动。
除了人员进出社区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对航班及列车等交通工具也进行了管控。
在全国各个大大小小的片场，一些剧组为能回家的员工报销了路费；留守在剧组里的员工每天在宿舍里自我隔离，领取剧组发放的盒饭。
拍摄暂停，但搭建的场景不能拆除。场地的租赁、设备的使用，日常开销不断吞噬着剧组的资金。不久，剧组便停发了工作人员的工资。
为了减少部分剧组的损失和演员的流失，1月31日，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公司和横店影视城演员工会发布公告：在剧组停拍期间，横店影视城下属所有拍摄基地、摄影棚费用全免，剧组人员在影视城旗下各酒店的房费减半；与此同时，向在演员工会的前景群演和普通群演每人每月发放500元的补贴。
过年前，武伍打算前往横店办理群众演员证。他刚在横店租下房子，疫情的警钟就在全国拉响。没有戏接，武伍和几个一起“横漂”的朋友便滞留在影视小镇。
固定跟随剧组的群众演员可以享受剧组的包餐，但武伍属于流动性的群众演员，生活的费用只能自行解决。横店影视城给他们发放了每人每月300元的租房补贴和200元的生活补贴。自己买菜做饭，武伍靠这每月500元的生活费在横店呆了两个月。
重启
茂名市中小学的暑假被推迟到了7月底才开始。春节档、五一档接连告吹，陈光估摸着暑期档也要泡汤了。
7月16日早上，陈光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整理着影院每天的设备检修和消毒情况的信息台账。正当准备吃饭的时候，中午12点整，手机屏幕闪了一下，一条微博热搜弹了出来。
“国家电影局发布通知，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低风险地区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影院复工的消息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现，陈光愣住了，他把手机屏幕锁上，皱了皱眉头。直到地方各级政府宣传部的官方文件下发到自己手上，陈光才确信，“是真的”。
他随即在工作群召集本地员工。大家开始为打开封尘了六个月的电影院做紧急准备。
4天之后，全国低风险地区的部分电影院将开启鼠年的首次营业。
负责宣传的同事在微博和公众号上发出了文化广场影院恢复营业的消息。陈光张罗着大家张贴宣传海报和设置立牌，按照防疫指南要求消毒和测试机器，把3D眼镜摆上柜，把打印纸放入取票机。
一名员工把印着“大年初一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海报撕下，再把红色的《妙先生》海报贴上。他拍了拍贴好的新海报，满意地叉着腰笑了笑。大家忙着把影院重新布置一番，“好像过年一样”。
影院员工正在更换海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刚复工的半个月，影院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排片重新上映《大话西游》、《星际穿越》、《风声》这些经典老片。
上映旧片，影院不用与电影制作方平分票房，但日常运营需要消耗大量水电，再加上聘请员工的费用，文化广场影院必须每日收入达到5000元，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没有新片上映，观众观影时不能进食且必须佩戴口罩，较多的限制让许多观众望而却步。旧片的票价5-25元不等，防疫指南规定影院最高只能有30%的上座率。每天文化广场影院只能卖出几十张电影票，亏损程度远大于停业期间。
但陈光还是选择开业，他觉得这是一场马拉松，“亏再多我们都要把这个市场先热起来，热起来了我们才能跑下去”。
电影院售票厅，李嘉峻把矿泉水塞进包里，一并放入存包处。在机器上扫码取完票，他迅速走进影院找位置坐下。
放映厅很空，零星观众进来，在正中间的区域间隔坐下。哈出的水汽顺着口罩向上涌，眼镜上蒙了一层水雾。李嘉峻摘下眼镜擦了擦，轻轻向下拉了拉口罩。
停业期间，李嘉峻所在的群里每天都有影迷发问：“今天电影院开门了吗？”
影迷群聊记录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月，KTV、酒吧等娱乐场所恢复营业。5月，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电影院陆续上映《你的名字》、《绿野仙踪》等经典电影。李嘉峻打开“淘票票”APP，看到“正在热映”一栏依旧是空空荡荡。他下拉刷新好几次后，又失望地退出应用程序。
在疫情之前，除周一外，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天会上映2-3部经典旧片，周末时最多一天可达6部。一到月底，李嘉峻开始拉上朋友一起抢下个月的票。
放票日中午12：00，资料馆的电影票准时开抢。李嘉峻早早在纸上标记好自己想看的片单，提前十分钟蹲守在手机前，时间一到，他迅速点进程序。
抢票环节考验手速和网速，李嘉峻正想选择一个座位，发现就被其他人锁定了。还没来得及反应，白色的选座图完全变成了红色。他转头看一眼微信群，发现原价80元的电影票已经被黄牛炒到了400元。
影院复工初期，《盗梦空间》、《菊次郎的夏天》等经典电影的重映，票价仅为正常时的三至四成。观影人数少，可选择的场次增加，李嘉峻觉得“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观影体验”。
李嘉峻八月份看的电影票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8月21日，《八佰》上映。新片上映，再加上战争片对视听设备的要求，大量的观众涌进影院，释放被抑制许久的观影需求。上映首周，《八佰》的票房达到8.02亿人民币，成为2020年全球开画票房第一。
在电影院迎来鼠年首批观众后的第四天，张静怡所在的爱莎影院也亮起了各个包厢的灯光。
7月24日，北京电影院恢复营业，比其他低风险地区晚了4天。
一个月前，北京疫情的反弹让北京的居民再次对密闭场所保持警惕。距离爱莎影咖不远的小区有一确诊病例，整个小区都处于封闭隔离状态中，由防疫工作人员每天将肉菜等生活必需品送上门。
受疫情影响，周边学校的放假时间不同，学生们难以凑到相同的空余时间。复工的第一周，爱莎影院的客流量不到50人。
年初爱莎停业之后，门口的店铺也倒闭了。新的租户盘下了店面，开了一家面包店。早上十点，张静怡在包子铺买上一碗豆浆加一两包子，一两包子有三只，十块钱，然后回到西北角的工位上。
张静怡每天为店里各类设备消毒三次。客人离开房间后，她换下旧床单，再用84消毒液把各个角落喷一遍，一个人负责接待和放映。偶尔会有工人过来对设备进行检修，客流量少，她一个人也应付得了其他工作。时间久了，张静怡看起来就像店里的老板娘。
为了吸引顾客，爱莎影院把包厢的单场电影价格从168元降到了128元。相较于普通电影院，私人影院同一包厢内的观众都互相认识，感染风险相对低。渐渐地，过来看电影的观众也多了起来。到了12月，客流量逐渐上升到每天超过10场，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晚上7点，天色完全暗下来。五、六拨交谊舞和广场舞的队伍占据了对面万达商城前面的小广场。张静怡坐在前台翻找充饥的速食，祈祷今晚不要碰到喝醉酒的顾客，免得呕吐物弄脏包厢的地板。
10点，广场舞的声音停下。张静怡再用消毒液把地板擦一遍，熄掉包厢和走廊的灯，推开一楼大厅的门，转身融进夜色中。
扎堆
随着电影院逐步恢复营业，下游水闸放开，各中小成本电影剧组开始扎堆开机。官方信息显示，7月在横店开机的剧组达到48个，正在筹备中的剧组则有63个之多，这让武伍感到很兴奋。
早在3月份，部分剧组开机，武伍终于找到了可以施展的机会。接群演通告的时间并不固定，武伍不敢将手机关机，如果凌晨3点群演微信群里有发通告的提示音，他也马上跳起来接戏。
按照群演的工资标准，武伍每场戏工作十小时，能拿到90元。演“躺尸”的戏能额外获得10元的收入，虽然需要把脸化得很脏，但武伍努力挤在群演队伍的前头，才抢到几次“躺尸”的机会。
“我们所谓的‘横漂’就是这样的，为了钱可以舍弃一切。”
剧组对群演没办法做到像主演那样全都配备层层防护。在演一段卧倒的戏的时候，失控的马蹄踩在了武伍旁边一名群演的手臂上，让他心有余悸。所幸群演身上穿了盔甲，质量过硬，手臂只是受了点擦伤，没有大碍。
7月以前，群演们一天只接一场通告，两场戏已经是极限。群众演员人数多，有时接通告需要靠抢。一周能接到4-5场戏，武伍已经感到满足。
7月以后，拍摄的剧组增多，武伍还能自己挑选喜欢的戏演。
“穿盔甲的戏我就不接了。浙江这三伏天大太阳底下那铁甲烧得滚烫滚烫的，而且不透风，真的受不了。”
随着演戏经验的积累，武伍去考了“特约演员”证，这让他在影片中能有一两秒的特写镜头，收入也比之前翻了一倍。
武伍（右二）在镜头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尽管大量剧组开机对于电影行业而言是个好的现象，但这也给导演韩旭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拍摄器材供不应求，价格水涨船高。受疫情影响，和投资方的商议还没完成，韩旭东拼西凑，自己先给前期的拍摄垫付了100万。
韩旭是一名独立电影编剧和导演，去年中下旬，他开始着手准备一部公路电影的拍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韩旭暂停了计划，但他脑海里还没空思考电影拍摄的问题。湖北位于中国疫情的中心，韩旭每天都在距离武汉不远的老家，陪父母吃饭、看电影，时不时盯着手机里“新增病例”的消息。
韩旭原计划前往北京等影视资源丰富的地方搭建剧组，但疫情袭来，湖北地区交通管制，整个团队80%的成员都由他线上招募而来。
尽管线上沟通节省了时间成本，但缺乏面对面交流，韩旭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试镜的演员把自己的视频通过网络传给韩旭。拍摄的设备千差万别，具体的表情细节韩旭看不清，他决定视频交流和线下见面后，再来确认主演的人选。
九月中旬，韩旭的电影开拍。开机仪式当天，韩旭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门口的广场上搭设桌子和铺上红桌布。这是他们取景拍摄使用的农村。疫情逐渐好转后，村里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留守在村子里的人较少，感染风险低，韩旭决定从这里开始拍起。
接过工作人员点好的香，韩旭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拜了一下，再小心翼翼地把香插进香炉里。筹备了三年的剧本终于开机，韩旭感到有点不真实。
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韩旭的剧组每天只能在武汉的一个室内片场拍摄一小时。一到规定的拍摄时间，工作人员立马冲进房间，架设灯光和摄影机。进度快的话，一小时内可以拍摄几分钟的画面。这段短短的画面，他们在其他场地排练了2天。
向西900公里，重庆。9月11日晚，彭依依正在参加电影《产房》的首映礼。这是彭依依第一次受邀参加首映礼，她有点紧张。导演建议可以穿正装出席，但思来想去，彭依依还是穿了一条小礼裙。为了感恩医护人员在疫情中做出的贡献，导演特意包下了一个厅，专门请抗疫医务人员免费观看电影。
首映礼结束后，彭依依着手考虑下一个剧组实践项目。妈妈担心搭乘长途交通工具会增加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思考再三，彭依依前往离家不远的眉山，加入一个十月中旬开机的缉毒电影剧组，担任演员助理。
外地归来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接受14天的隔离观察，为了挽回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同时留出更多的时间给后期精细制作，剧组决定加快前期的拍摄进度。
早上五点整，眉山，14℃。剧组开始供应早餐，二十分钟后，准时出发前往风景区拍摄。彭依依来不及把手里的面包啃完，匆匆跳上接送车。此时距离日出还有两小时。
大山里的安静被发电柴油机的声音打破，镝灯把眉山照出一片光亮的地方。领完口罩,摄影组迅速开始调试机器，演员也着手酝酿情绪——为了节约时间，复杂的戏份他们已经在休息室排练了好几次。
导演在给演员讲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湿冷的空气侵入到外套里。彭依依贴着暖宝宝，站在监视器后面用手机录制屏幕上的内容。等到晚上，她再传给演员，方便他们仔细打磨演技。
剧组在眉山景区最佳观景处取景，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引导游客选择其他游览路线，一边加紧拍摄。应景区要求，他们下午四点前必须结束日戏拍摄。剧组给了半小时吃饭，四点一到，工作立即暂停，整个剧组前往一个废弃酒厂，进行爆破等夜戏的拍摄。
山区昼夜温差大，工作人员容易咳嗽、流鼻涕，拍摄现场配备了红糖姜茶。只要有人稍微感受到头脑发热，便被迅速送到医院检查；确认不是感染新冠肺炎后，吃完药，工作人员又赶忙回到岗位，一直到夜里零点。
最后三天，剧组把工作强度加大到从早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10月16日到11月11日，25天，剧组终于完成了和时间的赛跑。彭依依和剧组的朋友去当地最知名的餐厅吃了顿“杀青宴”，期待着电影能早日上映。
···
国庆档，八天假，随着疫情的风险逐渐降低，国家将影院的最高上座率提升到了75%。10月2日当天，4000多名观众走入了文化广场影院。陈光开心地表示，这个月，票房收入达到了80万，是九月份的四倍。
11月1日，《姜子牙》、《夺冠》等几部热门影片为期一个月的档期结束，缺乏足够吸引人的新片把观众拉进电影院，文化广场影院再次陷入冷清。
新电影短时间内难以产出，陈光估摸着明年春节，贺岁档或许还是只能放《唐人街探案3》这些原计划今年上映的片子。
李嘉峻不喜欢看贺岁商业片。“这些说不上是什么好电影，最多就算个合家欢。”但2020年的春节电影撤档后，他感到有些失落。他突然意识到，这些电影的火爆某种程度上就象征着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
2021年春节在即，李嘉峻点开了豆瓣，翻看新年将要上映的片单。
“矫情一点来说，或许它们在那儿，就代表‘电影不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静怡、李嘉峻、武伍、爱莎影院均为化名。）
责校｜王畅 张林睿
美编｜陈腾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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