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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妇吟》是晚唐诗人韦庄（约836-约910）创作的一首叙事诗，它是唐代最长的一首诗歌，大概也算得上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遭受最不公正待遇的一首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人都知道这首诗的存在，但只清楚其中的残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这两句诗，讲的是黄巢起义大军攻入长安的史实。有唐一代，自从安史之乱以来，长安多次沦陷，皇帝对逃路大约已驾轻就熟。眼看起义军近在咫尺，唐僖宗遂带着几个亲王、妃嫔，率神策军五百人，溜出金光门一路逃往西川去了。这就苦了蒙在鼓里的百官，早晨还去上朝，退朝之后，听得败兵进城，才惊慌逃窜。后来，人们在敦煌莫高窟找到了《秦妇吟》全文，发现韦庄是这样描写当时的狼狈情景的：“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
接下来，就是千载闻名的“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情形。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之后，建立“大齐”政权，严厉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唐朝皇族和大官僚地主，以及一些顽固的反动分子。这对北方士族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譬如博陵崔氏家族，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遭到了举族灭亡的厄运。
杨晓阳所绘制的国画《黄巢占长安》（1987）。来源/军事博物馆
有人或许要问了，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得势凭借的是“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其子弟也是“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垄断了仕途。但隋文帝已经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从而在法律条文上取消了门阀士族的一些政治、经济特权。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时也喜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为什么时隔两个多世纪，“士族”仍然存在呢？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这种新生事物尚不成熟有关。士族很快认识到只有认同科举才能避免成为衰弱小姓，于是，唐中叶以后，名族参加科举便与日俱增。“糊名”在唐代科举中，只是偶尔为之，并没有形成制度，誊录制度亦未实行。反而 “公荐”“通榜”却十分盛行，且得到国家的认可，不受任何谴责。从积极面看，这种做法兼容了社会公论和舆情呼声，而从消极面看，其又给人情与权势干预考试留下空间。主司“亦有胁于权势，或扰于亲故，或累于子弟”，往往是主考官在科举之前已列好中举者的名次，所谓“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先，固已定于胸中矣”。譬如，文宗大和二年（828）的进士考试由崔郾出任主考官，担任太学博士的吴武陵向其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名作《阿房宫赋》，令崔郾非常吃惊。接下来，吴武陵提议“请侍郎与状头（元）”，结果崔郾回答“已有人”，最后只许给杜牧一个第五名——前四名自然都已经定好了。
清人邹一桂创作的《杜牧诗意图》（局部），描绘杜牧诗中“远上寒山石径斜”的画面。来源/天津博物馆
论起这种“开后门”的能耐，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士族当然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寒素学子要强得多。世世代代以贩私盐为生的黄巢正是由于“屡举进士不第”，才会不平则鸣，“遂为盗”。日后成了气候的黄巢也曾发布檄文，历数朝廷罪过，科举不公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见他一直对于考场黑幕耿耿于怀。
考场黑幕的结果自然是，众多士族在政治舞台上仍旧具有重要地位。有人统计，安史之乱后，史传人物经由进士上达者268人，名族及公卿子弟有205人，约占70%，南北朝以来世家旧族如范阳崔、清河崔、弘农杨、荥阳郑、京兆王、京兆韦、太原王等氏，无不是科举显赫之家。
以此观之，九品中正制虽然换成了科举，人人从理论上讲都要进行试策、帖经、杂文等项考试，进士（和明经）及第后才能取得做官资格，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入朝堂的颇有一些老面孔。旧世族紧紧抓住科举这根救命稻草，利用自己传统的文化优势，通过让子弟不断地应举中第而维系门第于不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战火所及，玉石俱焚
尽管如此，唐代的士族阶级仍然在走下坡路。一方面，科举毕竟不是九品中正制那样的“铁杆庄稼”。尽管许多士族科举得势，而作为一种本质上的“零和游戏”，既然有寒素之士得中进士，自然也会有士族子弟不幸落榜。比如，刘得仁家世显赫，“昆弟皆历贵仕”，偏偏他本人“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这虽然是个例，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几百年间科举落榜士族的绝对数字也不会小。一旦科举失败，“世禄失之，其族绝矣”。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战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原地区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和平岁月之后的一场大战乱，这里本是崔、卢、李、郑、王等山东旧士族聚集的地区，战火所及，玉石俱焚，旧士族自然也难逃劫数。
电视剧《唐朝诡事录》中，卢凌风的家族范阳卢氏便是“五姓七望”之一。来源/电视剧《唐朝诡事录》截图
比如，柳宗元一家“举族如吴”后，无以为食，其父“独乘驴无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给食”，落到了乞讨的可怜地步。即便是战乱平息，不少留居原地的士族日子也不好过。“安史之乱”名义上的结束，是以唐廷将河北之地又付授安、史部将作为代价的，继之而起的则是以“河北三镇”（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为首的藩镇割据。在唐后期的河北藩镇中，统治支柱和社会基础是以牙兵为核心的职业军人集团。一些出身低微而握有军权的人控制了藩镇的统治权。随着这些职业军人集团的崛起，当地名门大族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而被边缘化，他们几乎没有掌握过节镇的统治权或进入统治核心。杜佑在《省官议》里就因此感慨：“今田悦之徒，并是庸琐，繁刑暴赋，惟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
黄巢起义示意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唐末农民战争的规模大过安史之乱，尤其是黄巢率军入江西，经江浙，从山东转战广东，再由广州回攻洛阳，破潼关，最后攻下长安，给予唐朝中央政权致命一击。中和四年（884）六月，黄巢身死泰山狼牙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起义彻底失败，唐廷虽幸免于覆灭，但也是奄奄一息。眼看唐朝大厦将顷，各方诸侯觊觎天下，随即爆发大规模的割据混战。公元887年，张全义当了河南尹，只见当时的洛阳白骨遍野，荆棘满地，居民不满百户，田地尽归荒芜。张全义带了一百多人上任，景象十分惨淡。他挑了十八个人当屯将，在洛阳十八个属县的村落中，插上旗帜，张贴榜文，招集流散农民，恢复生产。他规定开头不收租税，对犯法的人，除杀人犯外，其余只略微打几下板子。人口多起来了，又挑选壮士，练习阵法武艺，保卫地方。经过几年努力，洛阳十八个属县的农业生产完全恢复。从当时整个中原地区的情况来看，这些恢复发展生产的情况是局部性的。然而，北方其他强有力的割据者，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大军阀朱温靠张全义支持，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原其他地方的惨象自然不问可知了。
衣冠旧族，没而不振
在唐末战乱里，一些门阀旧族不但在政治上遭到毁灭性打击，其经济实力也被摧毁。比如，唐代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出身赵郡李氏。这个家族在晚唐势力非常兴盛，元和初年，“三祖之后，同时一人为相”，“至太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因此，李德裕在洛下有座宏大别墅叫“平泉庄”，也在战乱中化为乌有。李氏花木多为“都下移掘，樵人鬻卖，园亭扫地矣”。这件事情还有下文，五代后唐年间（923-936），李德裕的孙子李敬义还惦记着祖业，当他得知李德裕的醒酒石为张全义的监军所得时，便请托全义向监军索取。张全义参加过黄巢起义，但他对李敬义还挺尊重，便转告给了监军。谁知这位在史书上不曾留下姓名的监军大人闻后居然大发脾气，说了一句“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一句“谁家园池完复”就充分说明，经过唐末剧烈战乱的冲击，士族官僚的田园资产损失巨大，甚至连李德裕这样规模巨大的平泉庄也破坏无余了。
本来就已命悬一线的北方士族，在黄巢起义失败二十年后，又遭到了致命一击。天佑元年（904），已经成为中原最强大军阀的朱温强迫长安城内的皇室全部迁往洛阳，彻底破坏长安的公私建筑，把材料浮渭水入黄河，运往洛阳。这是长安城遭到的一次致命浩劫，“自此遂丘墟矣”。唐末以后，传统中国的改朝换代仍在进行，而长安再也没有被选择为国都。
这时候，朱温（唐廷还赐名“全忠”）称帝篡位已是箭在弦上。他决心打击旧日高门望族，扫清妨碍他的社会势力。这时候，朱温手下有个谋士叫李振，他跟黄巢一样，在唐末科举里几次落第。士族对庶族的歧视和在科场制上独占鳌头的情势造成了庶族士人尤其是落第庶族士人的仇视。李振要发泄当年的怨气，便劝朱温大批贬逐屠杀朝廷大员——理由就是“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凡是自命门第高贵，或科举出身颇有声名，只要在统治集团中有地位、有影响的，统统加上“浮薄”的罪名，斥革驱逐。
影视剧中以朱温为原型的人物。来源/电视剧《狼殿下》剧照
天祐二年（905）五月，朝中官僚士族，宰相裴枢（河东著姓）、崔远（博陵名族）等被贬逐，接着工部尚书王溥（太原著姓）等人也被贬逐。下个月，朱温又将裴枢等三十多位朝臣招到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内）全部杀掉，尸体投入黄河之中。李振又对朱全忠说：“这些人不是自称清流（指进士出身）吗？那就把他们投入黄河，叫他们全变成‘浊流’！”朱温大笑从之。这自然是泄愤的表现，但唐末北方士族的精英人物，也因此差不多一扫而空了。
在屠杀大批公卿以后，朱温又上演了一幕禅让的丑剧，唐朝从此名实俱亡。但这位后梁太祖做不成曹丕，更成不了司马炎。河东有强敌李氏，河北方镇尚存，南方也已形成几个割据集团，所谓梁朝，不过是中原最大的一个割据势力而已，中国的历史，就此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年间，士族衰微之势已不可逆转。据历史学者毛汉光先生统计，士族出身的官员在整个文职官员中所占比例自后梁之53.1%，骤降为后唐的34.8%，此后仍继续滑落，至后晋为33.3%，至后汉为22.5%，至后周则仅为20.9%。也就是说，从后唐开始，士族出身的官员在整个文职官吏中的比例再也没有占据半壁江山。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入宋之后，士庶之分终于彻底模糊。到宋代科举取士几乎已无任何身份限制，无疑为平民大量进入仕途提供方便，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宋人在撰写人物传记时，每每言曰：“唐末五代，天下丧乱，衣冠旧族多流落闾阎，没而不振。”而在吟诗时，也会不自觉地吟出这样的诗句：“唐家甲乙尊门族，谁有流传直到今？”这可以说是对士族没落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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