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关乎生死,越是过不去的事,就越要让它过去。不管受过多大的伤,一个人还是得先自己接受自己,才能怀着最大的善意,领着自己往前走。
配图 |《绝叫》剧照
前    言
我做律师近10年,感觉还是刑事案件最累人、最没有成就感,但遇到了还是会接。
涉嫌违法犯罪的当事人在一般人眼里,只要被抓就都是有罪的——“犯罪分子说话就是狡辩,律师为他们做辩护就是助纣为虐,只为钱。”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常见。
这10年,我称自己为“在唾沫里游泳的人”。不过,让我真正感觉到累的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要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为什么律师要给“坏人”辩护。
有时候解释累了,我甚至会想,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律师,大家会不会过得更好一点?所有的嫌疑人只要被抓起来,马上踩死,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这样一来,正义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伸张,所有人皆大欢喜?
当然不是。
犯罪任何时候都要打击,但要依法,而不是依情绪。让嫌疑人说话,让律师对法律作注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了保护每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权势,没有背景,没有金钱,万一身处绝境,只有真相和法律——而这些,往往就够了。
我想通过一些案件告诉大家,为什么律师要给“坏人”做辩护,他们“坏”在哪里,我们自己又有多“好”。如果同样的际遇,我们会不会比他们冷静,比他们处理得更好?
为嫌疑人辩护 | 连载
即便是在看守所,易攀依旧忍不住撩着头发:“你觉得我今天好看吗?”我礼貌性地报以微笑。她却咬破嘴唇内侧,将渗出的血涂抹在嘴唇上:“你不用担心,就当涂个烂番茄色口红。我不化妆都不敢见人了……只有小姑娘的素颜才会好看吧?”
我提醒易攀:“在见我的时候自残,非但对你不好,还会给我的工作带来麻烦。”
易攀眨眨眼,似乎不死心,挺起背继续刚才的话题:“女人爱美而已,不要这么大惊小怪。”
我盯着易攀看了几秒:“你现在比以前要好看些,不是化妆不好,而是你要面对自己。”
“以前,你说哪个以前?”易攀闭上眼睛,“我没想过大富大贵,更没想去伤天害理,就想做个正常的女人,靠劳动养活自己,服侍好爸妈,找个喜欢的人过平凡的生活。但老天爷想方设法为难一个姑娘,在天上尽想着看笑话……”
易攀的眼泪滴到了手铐上,我掏出纸巾,又怕违反规定只能紧紧攥着。易攀不想让我为难,连忙说:“谢谢你,这些年我都不哭了,哭没有用,还挨了不少打。”
我知道易攀说的是哪件事:“你要原谅我,作为辩护律师能做的有限,没法带一支你喜欢的口红给你,不能帮你擦去眼泪,甚至没法为你开脱罪名,你可能还会被重判,这是客观事实。你可以将你的遭遇讲出来,告诉大家一个人在犯错之前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滋生了罪恶,嫌疑人有开口说话的权利。”
易攀离24岁还差几个月,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看清她的模样。从前的她总戴着蓬乱的假发,化浓妆,贴着粗长的假睫毛,看不出实际年龄。眼下的易攀卸妆后看上去很清秀,小脸,有黑眼圈,却遮不住明亮的眼睛。
我第一次见易攀是在4年前,她经人介绍找到我,咨询离婚的事。得知她当时还未满20周岁,不过是在男方老家办了结婚酒,男方也基本上没给彩礼,且无其他开销,我便告诉她:“你们没领证,不存在婚姻关系,你是自由的,彼此好好地说声再见,这段缘分就算了结了。”
易攀似乎心有不甘:“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在我心里纠结了无数次的事,在你们男人嘴里永远是一句话就给解决了?合着真的是我在自作多情,想离婚都没资格。”
我不解地看着易攀:“你到底是想分开还是不甘心?或是经历了难以启齿的事?”
易攀双手交叉,说话神情冷峻:“谢谢您,原来真是我多事了。”
那时我工作忙,就没再过多交谈,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存,以至于一个多月后,再次接到她的电话时,我一下都没想起她是谁。当她说想请我吃饭时,我先是拒绝了,说一件小事,没必要放在心上。她哀求我不要挂电话:“出了家门后,我没怎么遇到过好人,我确定你不是那种打我主意的人,这么说你不要生气……”话还没说完,她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是无药可救了,但有些话,我想找个人说出来。”
再次见面,易攀依旧浓妆艳抹,还戴了一顶大红的圆毡帽。她主动说到了她想“离婚”的缘由:“我有他出轨的证据,在拆穿他之前,我设想过各种场景——他先是百般开脱,面对铁证痛哭流涕,请求我原谅。我不原谅,坚决要‘离婚’。然而等真的摊牌时,他竟然开口大笑,说‘那又怎样?’然后倒打一耙,让我照照镜子。”
“可我哪敢照镜子?先前连化妆都是对着电视机,对着那张看不清楚的脸……”
后来在看守所,易攀再次提及那段所谓的婚姻,说:“受过伤的人找对象,无非是想被治愈,我没遇到那个人,更讨厌自己,没法进行自我疗愈,所以就进了大牢里。”
那年易攀17岁,用她自己的话说,“没有原生家庭的伤害,爸爸是老实人,妈妈慈爱,家里老人从不重男轻女,弟弟妹妹有的我都有。没考上大学,爸妈没责备,打算借钱让我复读。我也有理想,当一名律师或医生,在我们镇上就好。我喜欢那里,春夏的早上在鸟叫声中醒来,晚上在蛙声里入眠,冬天下雪大家都很开心”。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易攀打算先出去打几个月工,再考虑是否回来继续学业。领她出去的是一个亲戚,刚出火车站就接到消息——家里老人过世了,只得折回。易攀心疼车费,想着自己毕竟是高中生,有同学早早地在外面打工,便决定独自留下找工作。在找旅馆的路上,她看到有个女人举着一块招工的牌子,凑过去打听,“怎么也想不到,就那么几步路,不到3分钟,我将自己引入生不如死的境地”。
光天化日之下,易攀被几个人推上面包车,挨了几耳光,手脚被绑,嘴上被缠了几层胶带,“我想求他们,说好话,试着喊‘哥哥、姐姐’却只听到自己的‘呜呜’声,车子一直开,外面越来越荒凉,黑夜压了下来,那3个男人却在唱歌、大笑。”
午夜时分,车子在一座偏僻的村庄停了下来,易攀被两个男人拖进了房间,“就是那种普通的屋子,窗户被焊成了一个井字,能看到外面的人影。我被绑在一台坏了的机器上,他们去吃饭了,期间,那个女人进来过一次,我以为她良心发现……”
女人却望着封死的窗户对她说:“小妹子,对不住,我欠他们钱,总算等到他们玩厌了这一天,我身上都病了。他们说只要我找个替代品,就放过我。我不敢报警,家庭住址以及小孩的学校他们都知道,希望你自求多福,让他们早点厌烦你。”说完,女人往床底扔了几只软膏、一瓶喷雾剂和避孕药,在叹息声中走了。
关于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易攀偶尔隐晦地提了一嘴,说的时候不知是哭还是笑,声音很大:“呵,连蜜蜂都没有蛰过的花骨朵儿,被强行掰开,揉碎,又摊开,嚼烂,掉在脏兮兮的泥地里踩,最后没有痛感,只剩下麻木,被折断丢弃都算幸运……”
几个星期后,易攀的心里已经不存在愿不愿意的问题了,“我希望进来的是那个胖男人,他没有那么变态,不打人,有次还带了个小风扇过来,风吹过来时,我竟有些感激。时间久了,我能在乎的都是一些小事,譬如想吃点辣的,不想自己的内裤总是烂了要打结,希望自己身上早点消肿,不要那么痒,怕软膏不够用……”
易攀的手机被收走,只有家里打电话来时,才能说话,“两把菜刀架在脖子上,我只能说自己在厂里过得好,经常要加班。当爸妈说想读书就回来时,我想哭,迫于胁迫只敢默默流眼泪,挂完电话还要挨打,流泪擤鼻涕都不行,怕(被他们以为)是传暗号”。
易攀每次反抗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在床上躺好几天才能动,至于逃跑更是难如登天,外面经常有人影晃过,没有谁会在意她的求救,即便是她血书的“救命”二字,到头来还是会被那几个男人捡了回来,并将那块布钉在墙面上,“满是嘲讽”。
后来她再喊救命的时候,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声音,“为了让自己过得稍微舒服一点,我迎合他们,变着花样让他们以为我被驯服了”。
易攀说,那段时间,她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一直想方设法找机会:“我只有一条命,也就可能只能有一次逃生的机会,一旦失败了,弄不好就得和我的家人告别了,我舍不得。”
大概一两个月后,男人们不再捆绑易攀,偶尔放松监视,试探易攀。但易攀认为,“只要不是自己创造的机会,就不能信。刚来的时候,我跑过3次,每次都被抓了回来,被打得面目全非,就给了我一瓶红花油。我就因天真才被抓来这里,在生死抉择面前,容不得天真”。
后来有好几次看似难得的机会,易攀足不出户,不和外面的人搭话,反而开始收拾起那间“地狱一般的屋子”,“就像是要安心过日子一般”。
那天,是其中一个男人生日,见他们买了酒,易攀在脑海反复演练——等他们喝醉了,拿起酒瓶砸死他们,在他们饭菜里下药……杀人还是不行,而且哪里来的药呢?
下午,从外面来庆生的2个陌生男人对易攀进行了侵犯,“我没反抗,他们5个人很满意,晚上喝酒聊天时,还让我上了桌,但为了防着我,他们让胖男人少喝”。
其他几个到底喝醉了,鼾声四起。胖男人喝了一点酒,似醉非醉,“不知是谁教他的,最近他总爱掐我喉咙,怕被他掐死,我在枕头下备了一点洗衣粉。在关键时刻,装作身体发抖,口吐白沫,他胆小,连忙去叫人,我趁着那点空当抱起衣服使劲跑。也不敢往后看,不知过了多久,我进了一片荔枝林,再跑不动了”。
易攀在荔枝林里趴了一夜,她听到过外面男人的声音,不敢轻举妄动,又随时做好狂奔的准备。即便四周寂静无声,也不敢睡死,生怕一醒来发现自己又被捆在那间屋子里,“还好荔枝林大,到了第二天,我想着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就在易攀起身的时刻,一个男人挡住了她的去路。易攀看清他的模样后,松了一口气——他不是那一伙人里面的,而是个流浪汉,身上衣不蔽体,头发脏得打结,跟易攀一般瘦,眼神空洞。易攀没有理他,径直往前走,走了几步后,那个男人开口说话了:“你是被人追的女人,我身子难受,只要你跟我睡一次,我就不说。”
易攀说:“那一刻,我真有杀人的冲动,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石块玻璃之类的碎片,或者尖锐的树枝也行,我想拼死一搏了,我握紧拳头,脑袋充血。但是几分钟后,我躺下了。我还要留着力气回家呢,我让他说话算话,他连忙脱衣点头。”
流浪汉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在易攀身上胡乱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将易攀的内衣卷起放怀里,说自己说话算话,并告诉她往哪边走多久能到大路上。易攀说,“尽管闻着流浪汉身上的臭味想吐,但他真的算是好了的,我怕再次陡生变故,继续不要命了跑,他还在后面强调,说有人追,他就替我拦着”。
易攀在马路上招手,没有车子停下,而每经过一辆面包车,她就得躲,生怕是那伙人来了,最后没辙了,她就站在马路中间,“那会儿我就想离开那个鬼地方,就算被撞死,警察总归是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家的,一堆白灰总不会被人蹂躏了”。
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声音,一辆货车停了下来。易攀二话不说,往驾驶室上爬。听说易攀要去城里,司机说不是不行,“你给100块钱油费,或者别的什么也行……”
“到了派出所门口,我见进进出出的都是男民警,心里发怵,不敢报案,生怕又有个不怀好意的男人,直到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警察出现,我抓住她的手就不放了。”
半个月后,那几个男人全部落网。他们承认非法拘禁,却狡辩说易攀是自愿发生关系的,还出示了相关视听证据,易攀说,“反正我觉得他们被轻判了,最重的才判了7年”。
回到家的易攀一直惊悸、失眠,经常在半夜大喊大叫。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找神婆过来驱邪,就是欲盖弥彰,逢人便解释说我在外面没有被糟蹋”。令易攀难过的是,开庭那天,她父亲在场,当被告方出示易攀为了自保而迎合他们而说的话时,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全程没抬头,“或许他也不知道为何从小乖巧懂事的女儿,怎么变得那么不堪,那种写在他脸上的羞愧,让我很不好受”。
易攀试着重返校园,但很快就退学了,“在学校看到那一张张青涩的面孔,真会无地自容,我总是想着自己是一个有着严重妇科病的人。尽管她们也恋爱,不用说,那就是美好,有些东西与之相比,就只有肮脏、恐惧、以及回不去的难堪”。
回到家,身边也少不了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有次,易攀看着母亲费劲地跟别人解释:“我女儿是个好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们操心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求你们留点口德,说我偷人做贼都行,不要把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架在火上烤,她还要嫁人。”
那时的易攀已经开始厌恶自己了,她厌恶那个让父亲抬不起头、让原本话少的母亲变得喋喋不休的自己——“我觉得把自己嫁出去或许能让他们宽慰,因为那是一般女子的归处。”
媒人来说亲的时候,易攀的母亲担心自己的女儿被人看不起,还特意给了对方一个红包,让她多多包涵,但易攀还是一个电话打给男方,说自己就是这样了,但不亏人。
男方说爱了,自然就要保护好自己的女人。
人总是容易被好听的话打动,易攀被打动了。
那时,她说:“投其所好就是为了牵着你的鼻子走。受伤的人都想被治愈,忍不住希望的诱惑。”
但当时的我与易攀不过是点头之交,她甚至都算不上是我当事人,在听了她的非人遭遇后,我没有能力去开导,只是让她去看看医生,以后要保护好自己,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没想到4年后,易攀依旧没能解开心结,还阴差阳错成了一桩故意杀人案的从犯。我们也因此又见了面。
易攀说,在被男人往伤口撒了盐以后,自己再不相信任何东西了,每天都化着很浓的妆,“我想把自己抽离出来,像是一个偶然遇见‘易攀’然后寄生在她身上的灵魂。我不过是支配她的身体,我告诉她,这个世界笑贫不笑娼,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有多脏,但有了钱以后,别人就觉得你亮丽”。
易攀认定,只要能够“抽离”自我,再豁出去,接下来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了,还不会受伤。于是,当高中同学以“抚慰”为借口,骗她进传销组织时,她虽心如明镜,却还是很干脆地跟着去了。她早就做了调查,“南派”传销,不限制人身自由,刚进去有所谓的“导师”上课,还有一个个号称“家人”的成员领着她四处参观,说哪个项目是要给他们的。
在曾经经历过非人遭遇之后,易攀从来不相信任何人,却不排斥和那些人一起呐喊、瞎想。虽然她也说,“别字连篇的人还当什么狗屁导师?说是‘家人’,大伙儿饭都吃不饱,每天就是清水菜叶或者土豆丝,窝窝囊囊还想暴富,不过是挖空心思到处骗钱。我恨那个同学,我都那样了,她还把我当成猎物靠近我”。
那个同学进传销组织只比易攀早几个月,只因哥哥生病才想出来挣钱的,一开始未被完全洗脑,不骗家人,只对同学朋友下手。易攀看出同学的心思,“我就对她说什么‘家人是成功的基石’之类的话,创业要有自己人帮扶,心软成不了事,等成功了有钱了,再展现菩萨心肠,回馈家人们”。
在易攀的劝说下,同学将她母亲、嫂子、堂哥、表姐都骗进了传销组织,同学母亲40多岁了,在传销组织里有了外遇,嫂子将她哥也将自己本就不多的救命钱搭了进去。结果就是,只有同学沉浸在发财梦里,她哥最终病死,父亲成了一个酒鬼,成天疯疯癫癫的。
对此,易攀毫不避讳自己的恶:“她心术不正,我一点都不同情,还有些快感。我当年那么无辜,却落得个不人不鬼。人是虚伪的,总以为自己区别于动物,从不承认彼此间的厮杀。然而动物还会耳鬓厮磨,但人很少关心外人的死活,当然嘴上说得都是有爱……有时候,保护自己是要做一些恶的,不丢人。”
之后,她还掰着手指细数被她骗过的人——
一个48岁的中年男人,以为自己撞上了大运,财色兼收,为了易攀,卖了深圳两套房,“最后没了派头,窝窝囊囊的,没个人样”。易攀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这种男人有点闲钱,想玩小姑娘,落在我手里活该”。
还有一个大学生,在网上跟易攀聊了2个月,带着18万彩礼过去说要娶她。易攀说有那么几秒,自己动了恻隐之心,问男生在大学学什么,大学美不美。男生说,“混日子,没什么特别,无聊。”易攀便觉得这种人就是“暴殄天物,就该被教训”。
没两年,易攀就凭着惊人的“业绩”,成了当地传销组织的“领导”。见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谈及对别人的伤害,我忍不住想探个究竟:“你怎么能为自己找到那么多借口,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似乎所有的恶果都由别人触发,夜深人静时不进行自我反思吗?”
易攀回答得很干脆:“你说得对,因为我眼里完全只有自己,也可以说完全没了自己,人是趋利避害的,有好处都想得,为了逐利啥都豁得出去,摇身一变,就成功了。”
易攀在传销组织的非法所得最初并未得到惩罚,相反,她“全身而退”了。那些被她骗过的人一直没有醒悟,还继续着发财梦,以为她的退出是给他们机会,少了竞争者。
说到曾经有两三百万的存款时,易攀有些得意:“我一直当它们是对自己的赔偿,也想过要‘洗白’做点正经生意。其实想想,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起点算高了。”
的确,自从易攀在家建了房子、供弟弟上大学后,老家那边似乎完全“忘了”她曾经的遭遇,偶尔有人提及,易攀的母亲也不再上前耐心解释了,上去就是一耳光,对方一声也不敢出。
甚至还有人将易攀视为榜样,教育自家孩子:“你要像攀姐一样,趁着年轻多捞些钱,风风光光,盖村里最高的楼,让别人仰望,活得窝囊才会被人看不起,才不光彩。”
即便易攀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还有人亲口对我说:“她赚的钱够了,就算被判个十几年,老家的房也不会没收,弟弟混出来了,这些都是收不走的。那么作为女儿,算是很争气了的,死了也值,毕竟一个没背景的农村女人能扑腾个啥……”
在看守所里,我问易攀:“你是否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人的‘赞誉’,认为自己是一个‘榜样’了?”
“怎么可能,”易攀不假思索,盯着手铐,“我想说的是,成人的世界就是如此,虚伪而盲目,没有所谓的单纯美好,有些坏人装成好人的样子,比好人过得好多了。”
我没有说话,等着易攀将话题继续下去,她是受害人,也是施暴者。
就在我想她还会找什么样的借口时,她忽然低头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眼睛盯着我看了许久:“你挺瞧不上我的吧?刚坐下时,你说话几温柔,现在冷冰冰的,很嫌弃。我不想你这个样子看我,我又想化浓妆了,一层一层地涂抹。”
我说:“受伤了,就要治。化妆能遮瑕,但当我们卸妆时,还是要爱本来的自己。”
易攀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你不知道,我洗澡时,总会把皮搓破,连流出的血都觉得是脏的。你以为我没想过要改邪归正吗?我后来甚至想过要自考大学。我之所以被关在这里,不是因为做了恶,反而是因为良心发现,痛心那个时候的自己……”
在来看守所会面之前,我只知道,易攀涉嫌杀害一名30多岁的男子。案发时,她是主犯宁志升的情人。宁志升的杀人动机,是因被害人多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他不堪其扰,终于有一天,找了一伙人去教训被害人,易攀也去了,混乱之中,其中一个人将被害人当场砍死。
宁志升是当地某个部门的一个小领导,曾在一所中学当过老师,名声不错。宁志升故意杀人案传开后,很多人不敢相信,便将矛头对准易攀这个“祸水”。
易攀说,自己真的是一步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
她从传销组织出来后,本计划与亲戚合伙开一个小厂,“好不容易想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创业,靠自己做出一点成绩,甚至想着,若是赚了钱,还要回馈社会,尽可能地帮助那些被家暴的女人……”
然而,创业之初,她只是在厂房边付了一点定金,就有各种人跑来“暗示”,光打点就花去好几万。当局面僵在那里时,她的亲戚脱口而出:“你出去跟人家吃个饭、唱个歌吧,那是你的能力。在小地方不示好寸步难行,但打通了就会畅通无阻。”
易攀差点没控制住脾气:“想打人,却不知道打谁。欺负我的人都已经进监狱了,那些表面对我客客气气的人,也不过是看在钱的面子上,骨子里是瞧不上我的。”
为了争一口气,易攀宁愿继续熬着。费了很大力气,工厂才终于开了工。前期亏损严重,时不时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闹事,合伙的亲戚扛不住压力要退出,撤走全部的资金不说,还要她一个人填所有的亏损。亲戚嘴上说的是,以前是冲着她有“靠山”才做的,没想到连流氓地痞都搞不定。更令她焦头烂额的是,她好心收留、赔钱放工资的一些妇女,在上班期间摔倒了,明明是小伤,就是赖着不肯出院,非讹着让易攀“顺手”治疗自己的一大堆病。
没几个月,厂子便名存实亡了。
易攀就是在那个时候遇见宁志升的:“那时,我就想去打听一下成人高考的事,却在办公室外碰到前来找朋友叙旧的宁志升。起初,他夸我志存高远之类的。一来二去熟识了,就说那种考试没用,不如跟着他,他会做我事业的靠山。”
在宁志升的斡旋之下,易攀的厂子又起死回生了,之前那些前来找麻烦的人再不敢嚣张,见了易攀都是赔笑脸,“有些东西,还真不是金钱所能抗衡的”。
尽管宁志升是有夫之妇,有个女儿,但在易攀看来,他对自己算不错了:“我自己阅人无数,有些男人的话我是完全不信的,但宁志升抱着我,说对我一见钟情,说他之前从未找过情人时,我想了想还是信了。他对妻子也很好,即便从我这里回去时,还要顺便买点他妻子爱吃的糕点,我当他只是多爱了一个……”
见我皱着眉头,易攀侧着脸“呸”了一声:“不对,我又在粉饰一些东西了。我就是看上了他的权力,那种所谓的有钱人在他面前就跟孙子似的,光卖他的烟酒我一个月就能赚上万块。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我们可能就是各取所需,然后各走各的。”
易攀说她知道,“自己从来没有靠一个人的努力做成过任何一件事情”,包括面对自我、接受自我,“看着光鲜的脸上,其实都是抹了粉的,有铜臭”。
案件到公诉阶段时,我与宁志升的辩护律师发生了激烈争吵。只因他向检察院递交了意见书——认为易攀才是主犯,宁志升是被她唆使的。我直言他是无稽之谈,是为了保住自己当事人的名声罔顾基本事实。
对方律师在当地颇有声望,向外面放话:“撇开我当事人的贪污受贿,就故意杀人而言,若连主从犯都认定不清的话,我决不罢休。”相比之下,我担心自己工作有疏漏,当即向看守所申请会见易攀,怕她被人诱导,随便签字。因为易攀曾对我提过一嘴:“那起杀人案本可以避免的。”
在笔录中,易攀与宁志升的供述并无多大差别:
被害人的妻子曾与宁志升有染,而后那女人为了求宁志升办事,又逼迫仅15岁的侄女在大晚上的陪宁志升“唱歌”。被害人的哥哥早亡,嫂子改嫁,侄女从小跟他生活,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区别。被害人得知情况后,提着菜刀去找宁志升算账,向衣不蔽体的侄女保证:“天理昭昭,一定要讨个说法。”
然而10天后,在宁志升的威逼利诱下,被害人同意和解。宁志升当时说的是:“你老婆与侄女的事打包解决,一次性补偿你50万,之后绝不姑息。”
2个月后,被害人打电话给宁志升,提出再要30万,不然让宁志升的妻女不好过。当时宁志升正好在易攀那里,听到被害人威胁家人,连忙找人说要教训对方,他还在找人的电话里说了一句:“带两把刀,让他长点记性,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
宁志升挂了电话后,易攀对他说:“我也过去,他们下手没轻重,我帮忙看着点。”
宁志升叫去的人到了之后才发现,被害人也是有备而来——茶馆里坐了五六个人,手持钢管。起初双方并未引发冲突,只是在叫嚣,比谁的声音大,一般这种情况,只要没人动手,他们一帮人吼累了自然就骂骂咧咧散了的——直至易攀冲上去往被害人脸上泼了一杯水,让他“识相点”,才真的引发了冲突。之后,被害人被捅3刀,当场死亡。
案发后,宁志升被立案调查,被警方认定为主犯,易攀和另外3位打手为从犯。宁志升的辩护律师接手案件后,查到案发前一周易攀曾与被害人联系过,并有他们见面的监控视频,以此推断,整个案件是易攀一手策划的,宁志升被利用了。
当然,定罪不能只凭推断。易攀说,自己与被害人会面的原因是:“被害人想让我给宁志升戴绿帽子,被我拒绝了,仅此而已。我告诉他,祸不及家人,他心有不甘的话,可以去报警。”
因案情复杂,开庭前半个月,征得易攀的同意,我退出辩护,由律所另外一位老律师接手。
最终法院判决:宁志升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决定对其执行死刑。易攀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法院认定易攀与被害人的会面与被害人被杀没多大关联,让同伙带刀教训被害人的是宁志升,杀人动机明显,没有证据显示易攀教唆杀人,就算当时和人起了冲突,也是因宁志升而起。
因此,最后一次会见易攀时,我也试着做了自己的推测:“或许最开始,就是你通风报信告诉XX(被害人)他侄女当时的处境的。因为你觉得被害人和宁志升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小女孩的惊慌、屈辱、痛苦,最终都能被钱摆平,多难过……”
易攀笑我太离谱:“你怎么不说,我是拿着他老婆和宁志升的露骨的照片去找的他?听说老婆出轨了是一回事,看到老婆怎么出轨的又是另一回事了吧?再或许我没那么好,比所有人都愤怒、自私、吃醋,说是想过普通的生活,却不想跟普通的男人过日子,看不上工厂的汗水和工资,害怕拥有的东西会再次失去……”
当然,我们不该用嘴巴制造事实,要用证据摆出真相,想象再合理也不能定论。
我不置可否。临走前,易攀再次问我:“你觉得我没化妆的这时候好看吗?”
我点头,对她说:“你并不是没有做成一件事,你曾凭着一己之力逃出了魔窟。”
看着易攀,我想,善恶关乎生死,越是过不去的事,就越要让它过去。不管受过多大的伤,一个人还是得先自己接受自己,才能怀着最大的善意,领着自己往前走。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蔡 寞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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