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概述（上）
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在封建中世纪，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向上帝赎罪的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资本增殖的可能性。在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中，有多少穷人进入工厂，意味着能够创造多少的剩余价值可供剥削，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于是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把穷人们赶入工厂，统治阶级和精英社会炮制出了一套“工作伦理”，大致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工作最光荣、人不去工作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穷人法》和边沁的福利院，一方面解决了贫困带来的社会动荡问题，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人的边际收益压榨到最大化。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就指出：“穷人存在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这就是穷人最大的价值。
 （电影《大佛普拉斯》）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我们进入了生产过剩的年代，过剩到都要频繁地发生经济危机了。于是资本主义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了，转而要制造符号，制造稀缺，把低成本的少量东西卖到高价格，并尽一切可能刺激人们的购买欲，这就是消费主义时代。因此，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穷人的“剩余价值”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有用处了，于是他们在生产社会中作为劳动就业大军和储备力量存在的意义已经丧失，这就是我们之前文章中说过的，当今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存在是“消费者”，生产太过剩了以至于需要有人拼命买买买才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年代，没有消费能力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类”了。于是曾经的“工作伦理”已经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消费美学”：“人生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已经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找到了，人们只能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和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里找到自己灵魂的皈依。
于是，在这个生产过剩和消费主义界定一切的年代，穷人——购买力匮乏的群体，成为了彻彻底底、完全意义上没有用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社会对没有消费穷人没有了要求和期待——你又不能消费，我们又不需要你生产，我们也很难办呐。社会生产体系把他们从头到尾地审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一点价值，因此他们注定要被这个社会无情地“驱离”，成为“看不见的底层”。
就如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二）理论概述（下）

“看不见的顶层”之所以够体现出“看不见”的特点，是因为他们不用进入社会生产，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代理人实现资本增殖，从而做一个脱离大众视野、主流经济体系、媒体关注和福利基金会骚扰的“隐形人”。同理为什么“看不见的底层”同样有这种隐性特质，因为他们也是被社会化大生产抛弃的那一批人，自然不会存在于主流视野之中，并遭受到了种种的误解与轻视。
所以社会有一种普遍误区，包括我们政治课本都这么讲过：西方社会高福利，导致许多人不愿意工作，养了大量的“懒汉”，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发展。但事实的真相就如我所说，不是他们不想工作，是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系，压根就不需要他们。换句话说，就算是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社会进步人文关怀不是？
《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es）一书作者，美国学者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在1993-1995年中调查了大量依靠福利救济生存的失业者。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英美诸国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失业和失业人口的保障问题逐渐显现。她的结论言简意赅：“在我的研究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来证明存在‘底层阶级’的独特文化（只吃福利拒绝工作的文化）”。她的调研证明，即使是长期失业者也在努力地寻找工作，并没有满足于社会救济，只不过难以找到——因为他们要么缺乏相应的技能，要么没有能让他们找到工作的社会关系。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加力（Duncan Gallie）分析了欧美国家两个时期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献研究，第一个是大萧条时期，第二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一项名为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的调研和欧共体入户抽样调查(ECHP)。他的结论和莉迪亚·莫里斯相同：所谓的“福利社会的寄生虫”——也就是长期失业群体，在对待工作态度上与工薪阶层没有任何区别，长期失业群体只有两大特性区别于主流群体：一是他们的社会活动多以家庭为活动场所；二是失业者的朋友圈与交往对象也同是失业者。加力同样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底层懒汉文化”，因为调查显示失业者对于工作的渴求与一定要参与工作的决心甚至远超工薪阶层，只是上面的两种特性限制了他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
英国学者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在其著作Managing Poverty: The Limit of Social Assistance直接简明扼要地指出，从来没有普遍证据证明“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撇开那些引起轰动的报纸头条，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依靠社会救济来生活——如果他们真的有其他选择。”他用一句话形容那些道德败坏、靠欺骗来获取社会福利的“懒汉”在失业大军中的比率：非常极端，忽略不计。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沙伦·海斯（Sharon Hays）则从女性视角关注这一问题，她提出了一个密集型母职（intensivemothering）的观点，认为母爱与母亲对家庭的付出，同资本主义利己价值观是违背的；而认为单亲母亲更乐意于依靠社会救济而生活——这一社会普遍观点，是刻板印象和偏见，必须要为单亲母亲澄清这一污名。
华威大学教授基思·格林特（Keith Grint），他是研究管理学出身，牛津通识读本《领导力》的作者就是他。但是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Work一书中分析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不能失业，一旦他失业一年以上并领取救助金，这就会成为他的一个道德污点，从而影响他再找到工作。展现类似问题的还有日本NHK纪录片《日本社保危机》，其中一位女性失业者，连续找工作碰壁，原因就是她领取救济的身份遭到了歧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一旦失业者领取救济，他们就被打上了“自甘堕落的懒汉”“福利社会的蛀虫”等符号，于是更加难以找到工作，成为一个荒谬的死循环。
英国学者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中，通过贫困家庭被社会排斥的各项指标，提出了“被剥夺指数”的计算方法。他认为，政府给予长期失业群体的福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根据他的计算至少低了50%以上。只有提高福利，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过上不被社会排斥的生活，才能让他们走上找到工作的正轨，才能让他们的子女顺利完成教育，而不是成为失业大军中的新成员，让贫穷代际相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著作《拆除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裁员政治》（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Retrenchment.）中指出：享受国家福利的失业群体，受到了就业市场严重的歧视与排挤，更重要的是这种排挤并非“天然的”或“必然发生的”，是政府政策和福利没有到位导致的。他们即便是国家救助金的享用者，但在享受福利和安全保障时依然远远不如其他阶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也会受到边缘化排挤。
我们固化印象中，“福利社会养懒汉”的概念很多源自于欧美国家街头的流浪汉群体，看他们每天晒晒太阳，领领救济，似乎优哉游哉没有任何工作的动力。但是，情况并非如我们想象的美好。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调查了本国流浪汉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著作《不安全的街道》（Unsafe Streets）：调查显示，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中，有超过25%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在疾病收容所中待过一段时间；80%的街头露宿者都至少成为过一次犯罪行为的受害者，50%的人遭受过莫名的暴力袭击——可能仅仅来自于路人的仇恨，但这其中仅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选择向警察报案。同样，调查的结论还是，政府对于这些边缘群体的福利与救助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还不仅如此，贫困哺育着贫困，底层深陷于底层：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追踪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出生的新生儿，并把他们的父母财富和地位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等到了1996年，这些新生儿们26岁的时候，调查结果显示：父亲属于第一阶层或第二阶层的年轻人群体，失业率远低于其他三个阶层；而父亲属于第五阶层或由单身母亲抚养的年轻人，有着最高的失业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工作。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项研究成果能够支持“福利社会养懒汉”——或者严谨一点说，“高福利导致底层人民普遍丧失工作的动力”这一观点。与此完全相反，从欧洲到美国，从80年代到21世纪，涵盖政府机构、高校研究所、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政治学家、左翼学者、媒体人、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研究，反驳此观点的研究比比皆是。
（三）“下层阶级”
那么“福利社会养懒汉”这一观点是怎样深入人心的呢？大卫·哈维指出，这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政客们对民众的洗脑：通过污名化底层群体，让国家削减福利开支，减轻富裕阶层的税收，并让国家走上新自由主义的快车道。这就是来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变”（鲍曼语）开始，西方世界曾经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彻底改头换面：税收大幅度减少，社保一削再削，穷人们被更多地丢在社会底层自生自灭。慢慢免除了社会福利的美国，在近20年中20%最贫穷的家庭总收入下跌了21%，贫困儿童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了500万，同时得不到社会救济的老弱病残大大增加。即便如此，依然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支持削减福利，比尔·克林顿对此发表看法：“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已经完结”。美国学者华康德（Loic Wacquant）犀利地指出：“美国社会政策的目的不是消除贫困，而是减少穷人数量（意指提高政府援助救济对象的标准）。这个细微差别意义重大：就如同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今天‘好的穷人’是那些只关注自己而没有任何要求的隐形穷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像不存在的人一样生活。”
“福利社会养懒汉”“穷人自甘堕落放弃工作”，不过是对底层群体“污名化运动”的一部分内容。
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下层阶级"（lower-class）带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词汇，"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开始逐渐流行并成为主流话语权形容“穷人”的专有名词，目的是要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无产阶级群体画象。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底层阶级"逐渐演变为"穷人"的代名词。（三浦展：《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
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驱离”的劳动者们，往往都被按上了“堕落”“懒惰”“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的恶名。但事实就如我们前文所述，这种经济体制就无法足够的工作机会。BBC、NHK都有许多展现底层人民生活的纪录片，他们频繁的寻求工作，但也频繁的被解雇：有的是因为企业为减少成本而裁员，更多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找到稳定工作的技能——最关键的是他们有没有钱和时间去培训这些技能，因为他们每天要保证自己不饿死，就要拼尽所有的精力了。即使这样，频繁失业的他们也被亲戚、街坊、同学同事普遍地污名化：认为他们道德堕落、好吃懒做、连工作的本事都没有反而享受着国家福利救济。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一方面让你成为生产体系的边缘人，纵使努力也难以改变自身处境；另一方面给你贴上“福利社会寄生虫”的标签——就如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所说：“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某些人道德沦丧的自我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帮助亦或是反抗了。
资本主义的“杀人诛心”，除了对穷人的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包括对富人的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难以形成购买力；商品积压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的危机使劳动者竞争加剧，资本家又可以借此压低工资。这样就
形成
了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直到经济危机的释放。

资本家们因为享受了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红利，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他们用这些十几辈也消费不完的财富去做慈善，赚得了“济世爱民”的美名，更消解了人们对于制度不平等的质疑：“你看他们人多好啊，拿这么多钱做慈善，所以人家配挣这么多啊。”
富人的“造神化”运动把“有钱=天然正确”联系起来，无论这个人展现出怎样的与底层类似的恶毒刻薄、道德败坏、违法犯罪种种特质，但是因为他们有钱，所以一切变得都可以理解，甚至还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优点被人称颂。而你只要指责他们，那就是你穷、你酸、你嫉妒人家有钱——“人家一天挣的钱比你一辈子还多，你也配？”

（四）福利社会
大家一提到“福利社会”四个字，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北欧。的确，北欧诸国无论是人均GDP、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人类发展指数（HDI），还是国民幸福程度、政府清廉程度、自然环境保护都居于世界前列，是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北欧的发展是基于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基础，西方社会殖民世界三百年，这其中收益它们是共享的。所以北欧的成就，首先是源自于一个先发制人的优势，直接站在了金字塔体系的顶端。
资本的原始积累非常重要。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整本书就论证了一个不等式r>g——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
这样一来“先富起来”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举一个例子，诺贝尔把约合920万美元的遗产作为诺贝尔奖金，那么诺贝尔奖每年发六个，每个1000万克朗（约合140万美元），发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发完呢？原因就在于这笔遗产一直在做理财、在增值，就好比一个雪球从山上滚下去越滚越大、越大越滚。以小见大，北欧诸国的财富积累也是这个道理。再如瑞典、丹麦两国，利用先发优势积累了大量科技专利，申请专利就是把技术“资本化”，专利的使用费就是资本利息。可见及早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获得“体制红利”有多么重要。

这个“红利”还包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持续获利。众所周知，我们初中课本就讲过“剪刀差价”的原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个不平等贸易持续全球吸血。但有人会问，北欧诸国并不太多与第三世界直接发生贸易，他们怎么获取剪刀差价呢？米歇尔·波德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500年至2010年》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他在书中给出了几个不同的模型，结论就是美英法德日这些国家，有一种模型从全球吸血；而欧洲的小国寡民，同样也在全球吸血，只不过他们的价值流动方式多了几道弯而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里就不再赘述。
例如冰岛，多年来金融一直是支柱产业，那次国家破产，就相当于割了全世界的韭菜。全世界投资者亏光底裤，冰岛国民照样吃香喝辣，这就是金字塔顶端的优势，可以随意耍流氓。就好比一个富二代拿了老爹的钱去创业，成功了就可以吹自己“努力”，不成了也有老爹兜底，怎么也是不败之地。
我们必须看到：北欧模式的成功，诚然有很多不可复制的地方，但也有许多值得参考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双彩虹，摄于挪威小镇Voss）
北欧的发展，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但除却“天时、地利”这些无法复制的客观条件，其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制度文化等都是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挪威的经济发展与石油密不可分，但有了很好的自然资源基础，也得能很好地利用才行。像中东地区也是“富得流油”，但基本都是一些皇室在“流油”，绝大多数普通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国家的经济结构也非常不健康。而同样有用丰富油气资源的挪威，很早就建立了基于石油的主权基Government Petroliuem Fund，这笔基金一直在增值，甚至出乎许多唱衰者意料，扛过了08年金融海啸和前几年的油价崩盘。同时，这笔基金的收益大量服务于公益事业、科技创新和教育产业，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除了国家主权基金，北欧诸国大量行业都是国有资产垄断的，尤其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所以说公有制就是好，这不是虚话。但前提是公有制是真的能够惠及于全民的“公有制”。要单纯依靠特权和垄断收割大量利益，却仅仅服务于少数家族和团体的特权；亦或对内压榨基层员工，对外通过权力寻租将公有资产廉价转让于个人，这种所谓的“公有”和垄断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看起来垄断资本主义还更可爱一些，至少人家不立牌坊。
另外能够维系北欧高福利基础的是高税收。丹麦、挪威、瑞典的税收与GDP比值都在40%以上，远超欧美其他国家。税收的问题与上面国有企业的问题类似，如果政府足够的清廉和效率，那么通过财政代为进行资源分配是有显著正面效果的。此时的重税非但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让资源分配更具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高税收带来的是高福利。这里国民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高福利会养懒汉，“鼓励”人们不去工作，让经济不堪重负。事实正好相反，在有合理制度保障下的高福利往往会对就业和经济起到促进作用。通俗一点解释，我们国民的储蓄，除了买房就是医疗和教育了，如果医疗和教育全部变成社会福利，那么我们就不会为此“预备”那么多储蓄，这些钱就可以拿去消费，去购买商品和服务，就让更多的企业获得更过的利润，就业随之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就水涨船高——这就是经济的正向循环。
高税收同样带来的是贫富差距的趋近化。贫富差距的危害不仅仅是“公平”。我有一位朋友是做室内设计的，在国内工作了十几年现在已经移民瑞典了。他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接触了大量的“上流社会”，他讲中国的有钱人那是真有钱，都是“巨富”“超富”，你难以想象得到——“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相反来到了北欧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富裕很平均，很难再找到一个远超于其他群体之上的数量还如此客观的阶级。

北欧诸国平衡贫富差距的方式，除了税收之外，更有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去限制资本收益。例如你买卖房屋盈利，那么盈利这部分要交一笔重税；相反如果你卖房亏本了，那么国家会补贴一大部分你卖房的中介费和手续费。如我前文所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益是高于劳动收益的（房屋就是土地资本），所以就平衡贫富差距来讲，限制资本收益要比针对于劳动的征税更加有效。北欧诸国还有一系列针对公司兼并、股权流通、金融衍生品收益的政策。一方面可以限制这些“巨富”“超富”们的滚雪球；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劳动创造，降低经济风险，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平衡贫富差距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一个新员工入职公司，他是有很大的跟公司议价薪酬的权力的，政府同样有干涉公司对员工福利的权力。这样，在政府清廉的大前提下，对公司有了很好的制衡，劳动者收入高，资本家出了点血，贫富差距自然就会趋近。这个正向的循环效应正如我前文所说：劳动者有钱更多消费、企业卖出更多产品服务、增加就业、劳动者收益继续增加……
我国社交网络上有一群“精神资本家”非常有趣，明明自己从来没拿到过加班费，却总是叫嚣着企业负担过重，“再这样下去就没人开公司了，你们都得饿死”。我之前就说过这问题，我们的企业确实穷，但是我们企业家可不穷。你们平时加班不给加班费这些剩余价值，最后进了谁的口袋为基尼系数添砖加瓦？我不清楚，但数据比谁都清楚——一个三十年前资本积累为零的阶层，三十年后造就了基尼系数居于世界前列，怎么做到的你猜猜看？我们的劳动者真的是任劳任怨啊。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革命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清算有多么彻底。然而北欧一系列的政策制度都来源于其左翼政治传统。下图是奥斯陆市政厅一幅大壁画，在主厅和平大厅的正上方，我们可以鲜明的看见这样几个形象——工、农、兵、妇女、知识分子，展现的就是北欧的社会运动历史。北欧左翼政党，都有着近一百年的执政历史。


瑞典自1914年以来，都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执政，今年因为难民问题的冲击，右翼政党抬头，但刚刚大选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依然获得了胜利。挪威则是自1924年以来，每一届大选都是劳动党获胜。左翼理想、制度保障、人文关怀，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上文中提到的经济基础外，北欧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三大基石，即先进的制度保证、社会文化和人口基数。
虽然我吹了半天北欧的福利，人家好当然是好，但人家不是傻。有很多完善的制度防止国民“薅国家的羊毛”。例如北欧的公共交通系统，买票上车的地方都没人看着，你想上就上想下就下，看似“搭便车”也毫无问题。但是他们会有专门的检票员去抽查，逃票罚款一千多，可以说力度很大了。排除个别人品特别好的个例，按照抽查的比率来算，逃票也占不到多大便宜（他们都是算好概率然后定好罚款金额的），而且还会留一个不诚信的记录，还不如直接买票了。纳税也是同理，人民自主报税和银行代扣相结合，但要查出了逃税那个处罚力度会让你疼一辈子。
（挪威第二大城市卑尔根）
可以看到他们制度逻辑出发点就不一样，前提是先无条件信任你，但是要有欺骗行为不好意思我就要下重手了。我挪威的朋友就跟我讲，她刚来这边的时候养的猫生病了，然后宠物医院的医生给猫做了很多检查、开了很多药，她就跟男朋友抱怨说会不会是医生为了赚钱故意加了“私货”。她男朋友就给了她一个超级surprise的表情，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宠物医生肯定是基于他最专业的判断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啊。
还有一个例子是这边衣服鞋子等产品，在购买一个月之内，拿着小票是可以无条件退货的。这前提肯定是基于互相信任的基础，认为你肯定是有足够理由去退货而不是占我便宜。因为挪威登山很难，很多游客都是在这里购买登山鞋、冲锋衣的。我就很好奇，跟一个带北欧团的中国导游聊天，问他中国游客退货现象多不多。他跟我说首先绝大多数旅行社都不做登山项目，因为风险太大了；其次这边会因为天气冷、变化大，很多游客会在本地买衣服，尤其是国庆来玩的，但真正退衣服的并不多，有可能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制度，也有可能是因为本身来这边旅游的经济条件就很好；最后，有一种现象很有趣，一旦有游客选择了退货，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看有人占了便宜，整个团的人都会跟风退货。这就是社会心理学里讲的群体效应，在群体中作恶的道德负担也会减轻——社会学家用这个原理分析纳粹大屠杀的。
任何制度都是有漏洞的，完全杜绝国民占福利的便宜只能在理想情况下实现，搭便车的人永远存在。比如挪威的政策，农民养的羊被狼吃了，政府就会有一笔补贴。然后就会发现有些人家就有些猫腻，比如别人家三年被狼吃一只羊，他们家每年被吃三只，从常理和概率上讲说不过去。我朋友讲，她跟挪威本地人交流这事，本地人就会觉得首先没有证据怎么能证明人家骗福利呢，说不定他们的农场就是很偏远容易有狼出没呢；再者如果因为有人骗福利就取消补贴，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呢？
（摄于挪威小镇flam）
我觉得他们的理念就很先进呐，就算有一些薅福利社会羊毛的人，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不搞福利了，为的是一个整体福利最大化；综合来看就算有一些人占便宜，但社会整体也是受益的。

这可能真的是文化差异，要我们的话首先得保证没人钻制度的空子，“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搞这种福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理念没有谁对谁错，我们有这样的逻辑，根源就是本节开头提出的第三点原因：人口问题。
北欧的人口，真的太少了。按我们这个人口基数，你薅一点羊毛，我薅一点羊毛，谁也受不了。挪威人口五百万，也就是五个天通苑的体量，而且各地经济发展程度相似、人民受教育程度相似，治理起来简单几个量级。我跟国内的朋友聊北欧的政治，他给了一个评价：“村镇级社会主义X主”我觉得特别形象。当然这里不是吹捧 “小国寡民”，大也有大的好处，比如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写过很多反驳当地“城邦论”的文章，他们就是太过于神话欧洲的“小国寡民”模式了。我想说的还是，北欧发展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想要复制太难了，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挪威为例，一个小社区都会有一个“家庭医生”，人们有一些头疼脑热首先会找家庭医生去看，小病就直接处理了，大病、急病会去大型医院，这里家庭医生会根据病症严重程度开具一个证明可以让你不用排队直接就诊。我一看这尼玛不就是我们当年的赤脚医生么，当年的赤脚医生和乡村教师这两个伟大的群体，用多么华丽的语言去赞美都不为过，他们让现代文明的光芒第一次照进了中华大地每一块穷乡僻壤。但是，这个制度不可持久。因为中国太大了，地区发展太不均衡了。当年凭借领袖的威望和人民的理想主义情怀尚且能够支撑一代人的奉献，现在谁不愿意人往高处走呢？有着专业的技术和知识，谁不愿意去更发达的地区追求更好的生活呢。固然有许多人拥有高尚的情怀甘于清贫，但是不能指望用个例的高尚去战胜普遍的欲望。
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可以很好的侧面反映北欧社会。难民问题是现在北欧面临的一大挑战，就因为对难民的态度，我在挪威的朋友跟她男朋友吵了好几次架。她男朋友是这样的观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需要帮助的苦难人了，但是我们的实力无法帮助他们全部；但现在难民来了，就好比苦难的人在敲你的门，这要还不去帮助他们，那不是耻于为人吗？相比较的，包括我朋友在内的挪威华人，普遍观点是难民什么都不做就享受着很多福利（解决住宿，一人一个月有一万多的生活费，免费学语言和技能，工作第一年政府给代发工资）；而华人群体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多少年缴了好多税才能有了身份，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嘛。
两边没有对错，说到底还是我前面讲的文化差异，是价值观的冲突。西方“白左”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被嘲讽的一塌糊涂，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像我朋友她男友，他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workshop真的会给难民一些工作，虽然工资是政府给发的，他们也会额外给难民一些补贴。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人家愿意做好人好事，我们干啥看不下去呢。我一直在说，圣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要不是圣母病搞道德绑架就好，古有佛祖割肉饲老鹰，今有白左开门迎难民，高尚啊。欧洲殖民世界三百年，站在了金字塔顶端获得了制度红利，就是这样发达的经济形成了白左这样天真善良的思维，正好被用去惠及第三世界难民，这是命中注定的轮回啊，大自然的辩证法。认真讲，对于那些假圣母、圣母病，我们可以嘲讽他们一下；而那些真能说到做到的人，还是要予以尊敬的。
上面扯了这么多，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北欧的社会是建立在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空中楼阁中，但是其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北欧社会固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现阶段是首屈一指的。就像考试没有人考一百分，因为做到完美太难了，不符合人性和客观规律，但是全校第一的经验还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摄于
奥斯陆的维格兰雕塑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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