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最近这几年，很多客人离开北京。走之前，他们会来店里吃一顿，最后淡淡地跟汪婆婆说句“再见”。等他们走了，汪伟才会告诉她妈妈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了。想他们的时候，想起来的就是这样的画面：年轻人，喝酒，大笑，碰杯，高兴。汪婆婆说那个场景永远在她眼里，抹不掉。』
作者 / 驳静
摄影 / 黄宇
武汉的夏天
我到的时候是上午10点，离午餐尚有时间，店堂里灯都没开。亮橙色上衣里有个老头儿，坐在阴影里，我问，是汪爹爹吧，答说是。店里还没有其他人，我在店堂里转了转。
左手边是个吧台，台面上摆满酒瓶子，汪爹爹说怪他，舍不得丢掉，都是这一两年离开北京的客人，走之前来这里喝一顿酒，这些留下的酒瓶子就是个念想。吧台于是暂时就坐不了客人。
光从浪费吧台这个角度，餐饮人会觉得，这店八成不是专业餐饮人士开的。还真不是。退休前，汪婆婆是武汉一家幼儿园的老师；汪爹爹在中学教体育；儿子汪伟，大学学新闻，毕业后来“北漂”，在一家公司做远程教育。2014年，父母也来北漂了，一家三口在北新桥地铁口开出“汪婆婆卤菜”。主卖武汉卤菜，卤藕最受欢迎，也有卤鸡爪、鸡腿，另有卤鸭货几样，猪脚，还有海带、玉米。都是几块钱一份。
店非常小，只有15平方米，8个位置，最多挤到15个人。一进去就是吧台，略高，前面有卤菜，后面有烧烤，洗碗间一平方米左右。汪婆婆在吧台里，盛卤菜的同时还能跟客人聊天。店面如此迷你，婆婆又如此可亲，闯进来的客人觉得有趣。东西还不贵，又在地铁口，靠近簋街，离常年排大队的“胡大”小龙虾几步之遥。那些从簋街满溢出来的人流，也成为汪婆婆的回头客。
▲“武汉的夏天”
现在回想，小店颇有点“一炮打响”的意思。开了不久，生意就很好。湖北菜的声量原本就不大，武汉卤菜更不多见，汪婆婆卤菜因此在在京湖北老乡群体里传开。除了“吃新鲜的”，还有“吃怀旧的”，大家觉得这家店有家乡风味，味道不错，价格公道，挺愿意去。
不只愿意去，碰到店里太忙的时候还会自告奋勇帮助收拾，汪婆婆说那拨客人太好了，“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单纯”。2018年，他们把店搬到现在朝外SOHO一个使用面积100平方米左右的一层铺面，比从前大了好几倍，气质却没有变。即便停了一年，老客人们也没有忘记汪婆婆，他们发现，这里仍然是那个一家三口开的小饭馆。
卤藕照卖，但新增藕带，不能不尝。武汉大江大湖，历来出产藕，藕带这个东西，北方不大吃，它是顶娇嫩的东西，在武汉当地，餐馆里午间吃到的藕带，通常都是当天清早刚从湖里挖出来送到后厨的。
汪婆婆家的藕带，也是湖北送来，头天采摘，集装箱冰鲜运输，第二天能上桌。但能不能吃到藕带也要看运气，它保存时间有限，有时上午看着还好，下午一看，颜色发黑（氧化了），这样的藕带就是不成的了。
所以夏天时分到一个湖北菜馆，小龙虾什么的还在其次，如果菜单上有藕带，那是一定要点来尝的时令小菜。武汉毛豆又是一绝。北方菜馆里的凉拌毛豆，走清淡路线，似乎不为追求口感，而只在于咀嚼。但武汉的毛豆是凉菜热做，它是炒出来的，用香油和小米辣，就像南方地区炒螺丝一样化恬淡为丰富，肉吞下去，壳还能咂摸滋味。
▲武汉毛豆又是一绝
我是后来才注意到，菜单上有个套餐叫作“武汉的夏天”，包括碱水凉面、绿豆汤、油焖小龙虾、酸辣藕带、武汉拌毛豆、卤菜随心拼。去了几次，无意中陆续把“武汉的夏天”尝了个遍。最喜欢后头三样，清爽开胃，滋味浓烈，配瓶冰啤酒，这个夏天就足够丰盛了。
北京的冬天
最近这四五年，一家三口连春节都在北京过。2020年的春节，饭馆照常营业，还订出去不少桌年夜饭。疫情暴发后，整个2月，汪伟每天到店里，只做一单外卖，是位老客人，每天要一份“热干面+蛋酒”的组合。汪伟跟客人开玩笑说：“我现在每天到店里，都是专门为了你。”客人从北新桥时期就开始吃，跟女朋友一起，到后来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那个春节却独自困在北京，因为媳妇跟孩子困在了三亚。伙食方面，只好依赖“汪婆婆卤菜馆”。汪伟跟他开玩笑，他也毫不客气地反击：“你看还有别人敢点武汉馆子的东西吗。也就我了。”
在“热干面加油”的呼声里，有客人专门找湖北馆子来表达善意。而找到汪婆婆卤菜馆的客人，会惊奇地发现，这里光是热干面就能提供三款，分别叫作“80年代”“90年代”和“00年代”。
▲汪伟与父母，一家三口因为这家店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80年代”，是传统热干面，能努力给的就只有花生酱，给的越多越是个好老板，同时面也会越齁，所以通常得搭配喝的。至于为什么喝蛋酒，那是因为汽水贵，蛋酒只要5分钱，而汽水价格是三五倍。买不起的。到了“90年代”，出现变形，会往里加牛肉汤卤水，也就是面变稀了，除了花生酱，也获得了卤汤的香味，这甚至是个汤面了。
像我这样天然就不喜欢花生酱的客人，可以选择“00年代”，因为时代发展到这个时候，武汉也开始流行给热干面加红油。人们一看菜单，总爱吃“正宗”、吃“传统”，殊不知口味更迭，接受不了传统热干面，时代其实还给了其他版本的机会。
现在看来，2020年冬天对小餐馆来说，或许的确是个当机立断关掉店面的机会，特别是租金成本极高的那些店。春天人流起来后，汪婆婆说她门都不出，商场里的洗手间都不去，只是眼看着别的馆子坐满了，自己店里空无一人。
有不少朋友劝汪伟，既然如此，不如把店盘出去，或者换个地儿，或者暂时休息一阵。但他舍不得，尽管月租高达6万元，每天一睁眼就是2000元的成本，“心里也有股不服气，想把这个店开好”。既然第一家能开好，没道理第二家不能。他说自己当时的心态是，“只要开店就能火，觉得自己可以逆风飞翔”。
北新桥时期生意确实很好。吧台后面的空间，放下汪婆婆母子俩，再多半个人也不能够了。汪爹爹于是通常就是那个无所适从的尴尬存在。没有他的落脚之地，特别是大冬天，也时常需要缩着脖子去户外晃荡。有些季节适合外摆（那时管得不太严格），支个大伞，摆两张小桌，汪爹爹才算有个立足的地儿，但客人总是很多。有年夏天，北京连下大雨，伴随大风。汪伟在吧台里忙碌，雨下大后，大家都进去躲雨，抬眼看到窗外，看到他爹半个身子淋在雨里，一手还撑扶住伞柄，为风雨里坚持吃饭的客人稳住大伞。
汪伟看到客人也感到不自在，礼貌地跟爹爹说什么，大约就是没事吧，他爹就摆手。但从汪伟的角度，看到的是衣服全淋湿了的一个退休老人——与其这样辛苦，不如算了，找个大点的店面来做。店面本来也是转租的，二房东当时在他们店隔壁开着另一爿食店，经常给他们找茬，有一回甚至停了他们的自来水。汪伟心一横，在最红火的时候关了店。新店面没那么容易找，停了一年，这家小而美的卤菜馆从此成为历史。
▲汪婆婆是饭馆的灵魂人物，也是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
汪婆婆说自己向来有股傻干的劲，碰到喜欢的事“内心会翻滚”。汪伟这方面像妈妈。2017年，餐馆在大众点评上收到一条差评，汪伟硬是因为回复犀利有趣，吸引客人不计前嫌，回头又来消费了。
现在他把热情倾注在新店面上，这一点从他给餐馆起的名字能窥见一二。店全名如下：汪婆婆卤菜·虾蟹烧烤锅仔酒馆。显然，汪伟既要保留成名作，又想吸纳新注意，于是乎，卤菜、醉蟹、夏日烧烤，像小龙虾这样的武汉夏天代表作，更是不在话下。还有各种酒，清酒、啤酒，冬天还会供应热红酒与热黄酒。甚至，他还想过花5万元投资一个熟成风干机。
自诩为专业人士的客人看到这种菜单恐怕又要指出，一个小饭馆，菜单庞杂，有失重点。小饭馆最重要的难道不是菜品少而精致吗？但按照汪伟的性格，是“道理都懂，但就是忍不住要给客人一整个武汉”。既然弄了，他倾向于向夸张的方向使力。今年是新店开的第四年，在高点租的这个店面，做了一年多，碰到疫情，一晃就两年多了，明年，眼看着五年租约就到期了。汪伟仍然认为自己有机会，能把店做火。他始终憋着一股劲。
有劲的婆婆
“汪婆婆卤菜”的灵魂，当然是卤菜和做卤菜的汪婆婆。老客人进来，眼睛先找寻汪婆婆，见着她一如既往，头发梳得妥帖，穿质地很好的深色衬衫，老花镜挂在胸前，依旧站得板直，脸上才绽放一个笑容，喊声“汪婆婆”，坐下来。然后才会问：“你儿子呢？”
起初是汪婆婆在老家武汉的昙华林摆小吃摊。汪家是昙华林的原住民，这个地方被改造成现在文化街区之前，是一片旧街区，全是平房。游客数量起来的时候，老街坊都鼓励汪婆婆出个卤味摊，因为都晓得她做卤菜是一绝。很快，她家门口街边支起一个卤水锅。卤者众多。猪脚、鸭翅、藕片、香干，都是蛋白质先下锅，素菜垫后，但通常就是藕片最能得其精华，表面积广阔，又材质疏松，吸收了卤汤中的精华。当然，一定要用黏藕，不能用那脆藕，黏藕卤过之后吃到嘴里，才有那绵绵糯糯的稠密口感。
▲有的熟客还会记得汪婆婆的生日，送了一束花过来，婆婆说她恨不得把花存放在冰箱
边煮边卖，香味散播到街上，路过的人很难抵挡诱惑，由于颇受欢迎，还吸引到本地电视台来采访。如此一来，汪婆婆每天忙忙碌碌，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兴头十足。只是后来跟人闹了不愉快，许也是眼红她的生意好，总之继续出摊，就不像开始那样高兴。儿子远在北京，心疼母亲，见她舍不得卤菜摊子，就出主意说，不如来北京开店，这样一家三口又能在一起生活。就这样，北漂大军里多了两位武汉来的退休老师。
有阵子湖北老乡来得特别多。“带家带口地来”，“你当他们是来吃饭的？是来看我这个老太婆的”，汪婆婆说。她说话有点铿锵之音，讲过去的故事像在写诗，稍一停顿就像按到回车键，另起一行，转眼就从30年前抽出一缕线来勾织场景。
30年前，汪伟尚读小学，她在幼儿园当老师。有一年，她常在幼儿园里闻到沁人心脾之芬芳，抓着同事问，都说没闻到，这股味道在她周围来回游荡了半个月之久。年轻的李光萍（汪婆婆大名）因此心情很好，每天在园里带孩子，都在这种似有似无的芬芳中琢磨卤菜流程。
所有食材，先下锅炒，然后再卤，这是秘诀。桂皮、八角与生姜三味是重点，除此之外，不用他物。总得等到周六才能将脑中思绪付诸实践，那时还是单休，卤一夜，第二天星期天，汪伟的外公、外婆还有舅舅等人全部聚齐，十来号人，七八个菜，而卤菜，能顶替其中二三。
有时情绪低落，就顾不上做，“心情好，更用心，卤出来的菜就好吃”。她父亲也是一样，会在心情极好的时候做卤菜。第一次吃到卤菜就是父亲做的，那是1979年，李光萍获得返城名额，回武汉家里第一天。一迈进家门就有从来没闻到过的奇香。
原来是他爸爸想迎接女儿回来，用半只鸡的鸡油，卤了萝卜樱子、白菜帮子这些东西，正在锅里煮着呢。那天有多高兴？大约就像1976年他爸爸获得特赦、重获自由那一天。李光萍当时还下放到水泥厂，领导偷偷将好消息告诉给她，又叮嘱她不要声张，免得别人戴上有色眼镜。可她心里真是由衷地高兴，左右环顾，怎么办？她就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包水果糖，一颗接一颗，像吃蚕豆一样用力咀嚼，仿佛要把巨大又无处宣泄的狂喜全都吃进身体里。
李光萍后来结婚生子，活到今年70多岁，成为汪婆婆，身上仍然攒着那股劲。
从幼儿园退休后，她被居委会选中负责“民调治安”两项。街道居民里有两名犯人，一名是死刑改死缓的，一名无期改18年的，就因为开会听到说可以去监狱探望，她就真的去监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把两个人都做到“立功出狱”为止，以至于区长都知道昙华林有她这么个人。
到北京后，店里第一单外卖就是她送的。当时汪伟在武汉，接到单子后，是汪婆婆独自从北新桥，到航天信息大楼，步行2公里。那天还下着雨。她平常的活动范围只有几百米。走到半途，实在不清楚方向，不停给客人打电话，打到客人不耐烦了，才找到地址。
▲汪伟也嘴贫，“做菜的是我双胞胎哥哥，跟你聊天的是我”
所以今天，别看她70多了，还在店里辛劳，其实汪婆婆心意非常坚定，“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成功，不成功，我也要做到明年合同到期”。她常为儿子的人生自我苛责，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孩子把店做下去。她给自己判定责任的几件大事包括：儿子没能考上武汉大学，是自己过度投入居委会工作；儿子大学毕业后，决定到北京闯荡，是因为他们夫妻两个都“脾气暴烈”，所以要逃离。如果不来北京，儿子会更好……“只要我们家孩子想做，我就帮他做下去”。
来之前，我听说这是一家三口开的饭馆，想象的是一个分工明确、紧密合作的家庭餐馆。到店后，我于是问汪爹爹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没想到他说：“我的任务？抽烟喝酒。”我大笑一下，以此判断这个人有点幽默。到中午，汪爹爹，摆到桌上一碟卤味，海带丝和豆腐干，一只杯子里是白酒，并特地向我强调说：“我的任务来了。”
汪伟也嘴贫，“做菜的是我双胞胎哥哥，跟你聊天的是我”。只有汪婆婆不开玩笑，一时招待客人，一时又进厨房备菜，一时又在收银台结账，忙进忙出，晚上还会因为客人有失公允的负面评价失眠。他们一家人确实把家开成了店，把店过成了家。但毫无疑问，汪婆婆是饭馆的灵魂人物，也是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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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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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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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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