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宇老虎不知何时到来

金晓宇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当然，也不能将他理解成「疯子」。作为一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他的生活在水底与水面交替。翻译是探出水面的呼吸，但很快，疾病就会将他拉入水底。

文｜戴敏洁

编辑｜姚璐

图｜戴敏洁

按照老人给出的地址，眼前是一扇灰尘结块的铁门，看起来很久没有打开过了。一个戴着毛呢贝雷帽的头从门后冒出来，老人的手插在外衣的兜里，笑盈盈地看着我。这道门早就坏了，他引着我绕一圈走到阳台，邻居们的家都装着防盗门，阳台外是一扇脱了漆的铁门，一层薄薄的帘子遮着。门前垂挂着几根拖把和扫帚。

他说，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2021年11月9日凌晨，他的老伴去世。12月23日，二儿子金晓宇从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出院回家。现在，他和晓宇住在这里。

老人叫金性勇，今年86岁。1988年，他们全家搬进这套单位分配的房子。大约两年之后，晓宇确诊双相情感障碍，一家人更无心顾及生活环境。屋内堆满了杂物，卫生间的天花板斑驳掉落，马桶圈坏了，淋浴花洒上挂着蜘蛛丝。客厅门上挂一件灰粉色的外套，是老伴生前的衣服。即使是晴天，屋内也十分昏暗，必须得开灯，线路裸露的灯泡发出强烈的硬光，把天花板的吊扇都打出阴影，硬生生地把这个破败的房间照亮。

三室一厅的房子，靠近阳台的这间成了客厅。老伴的缝纫机上盖一块木板，作为桌子。金性勇费力地抱出一叠书，放在上面，都是晓宇翻译的书。这时，晓宇出现在客厅，脖子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围裙，戴着眼镜，没有言语。

缝纫机上放着晓宇翻译的书

这是1月18日的早晨，周二，父子俩的生活还像往常一样，早起，各自吃了一碗方便面作为早餐，之后，晓宇洗碗和洗衣服。但房子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一天，《杭州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父子俩的文章，是金性勇的自述。他和老伴都是知识分子，大儿子居住在澳大利亚。二儿子晓宇在6岁时眼睛被打伤，到了高中时又出现显著的情绪问题，之后考入树人大学，在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后肄业，一家人开始了与疾病相处的过程。但晓宇在之后依然获得了浙江大学英语系的自考毕业文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在家做翻译，并用 6 年时间自学了德语、日语，以平均每年 2 本的速度，在 10 年间翻译了 20 多本书，题材涵盖小说、电影、音乐、哲学等多个领域。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的天才儿子》。

这天早上，第一批到来的人是与父子俩有日常接触的人员，社区书记、家访医生以及社区民警。过去，他们都知道晓宇在做翻译，但也没太当回事。

街道的精神卫生家访医生孙医师骑着自行车来了。她像往常一样叮嘱晓宇要按时按量吃药。孙医师在2006年之后接触这个家庭，当时晓宇的病情比现在更不稳定，「反复地要发作，反复地要送医院」，他显示出自杀和暴力的倾向，「控制不了」。

现在，邻居们看到了报道，都知道了金师傅家的故事。住在这个小区三十多年，这个家庭与邻居们很少来往，有些神秘。他们家的儿子很可怜的，大家说，有情感方面的疾病，或者类似抑郁，具体是什么，大家也不知道。金师傅是知识分子，说话很有水平，但很少说自己家的事，偶尔碰到了，聊聊天气。20多年的邻居如今回想的唯一线索是，金师傅说过，我们家晓宇很聪明的。

从窗户看进去，就是晓宇的房间。路过的邻居经常看到晓宇从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对面栋的邻居会在夜里看见晓宇房间亮着灯。一定是在做翻译，现在大家知道了。

金性勇待人和气、几乎不懂拒绝，记者要来，他就给对方发去地址。他86岁，只剩几颗牙齿，眼睛缩得很小，看不见眼珠，脚踝处肿起来，走路只能一点一点摩擦着地面往前，但却是家里最健康的人。老伴去世前患有老年痴呆症。每一年晓宇都会被送进医院一段时间。他是这个家庭的照护者。

他们在这里过着一种清冷的生活。父子俩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早上七点之前，晓宇会在单人床上醒来，这张床睡了很多年，床板中间已经凹陷了。他叠好棉被，放置在床脚，穿上衣服，走进厨房，用铁壶烧开水，装满四个开水壶。

这时候，另一个屋里，六点就醒来的金性勇听到他的声响，才掀开被子，下床。他怕自己起床会影响到晓宇的睡眠。他打开灯，喝口热水。晓宇做早饭，有时候是泡麦片，然后吃中秋剩下的月饼，有时候从外面买点酒酿元宵或者粽子。每天早上，一辆电动三轮车会在附近卖粽子。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之后，晓宇的世界除了精神病院的一张单人病床，就是这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躁狂发作的时候，做不了翻译，从前抑郁发作的时候，也做不了翻译，他要在不知何时就会到来的疾病面前建立日常生活的规律和秩序。从2019年4月开始，他开始在一个旧日历的背面记录自己的一日三餐，经常有重复的菜，那就一遍遍地写。结束上午的工作，吃完午饭，晓宇打开收音机听半小时的广播，午休半小时。

母亲教他做的菜，每个步骤他也会记下。偶尔，他会出门帮父亲买菜。家里最常做的是素菜，西红柿鸡蛋汤，拌黄瓜。金性勇经常使用微波炉「懒人大法」，先用微波炉转五分钟再煮，方便、快速，缺点是这样的菜不香。偶尔，他们会去吃汉堡、薯条。

到了这天下午，记者们挤进了这间屋子，电话铃也不断响起。金性勇一手握着座机话筒说话，同时握着老人机接电话。这时候，另一个手机又响了。晓宇从前能不接的电话都不接，手机响了就按下接听键，递给父亲。但现在，他也开始接电话。

带着关于「天才」和「传奇家庭」的想象，大众对于这个家庭的窥探开始了。

晓宇与父亲在沙发上接受媒体采访

50岁的金晓宇看起来只有30多岁，几乎找不见白发，常年缺乏光照的脸是白皙的，偶有几点斑。洗脸台在厨房里，他习惯一天洗好几次脸，「很舒服的」，他说。洗脸台前就是镜子，但他视线低垂，已经很久不看镜子里的自己了。当你和他面对面的时候，他的眼神也总是会越过你。也许是药物的作用，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喜欢用「是不是？」作为每句话的结尾。

记者们问他，最开始翻译是因为有兴趣吗？他说，是因为他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上学啊、上班不太适应，我什么也干不了了，一到外面成天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回事，自己有没有说错（话），别人在说什么东西。在家里面就效率比较高一些。」

在被父亲「养在家里」之前，晓宇有过数次社会化的尝试。父亲曾安排他去工厂工作，也曾去新华书店和浙江教育书店当店员。但这些地方都没有他的位置。

从树人大学肄业的时候，他的国际贸易专业已经学了两个学期，有了英语基础。后来母亲催促他自考浙大，学的也是英语。德语和日语则是之后自学的。学每门语言，他会把图书馆里的教材都看完，至少再读20本原文小说。那时候他喜欢下围棋，但在家里，找不到对手，进步很慢。

「学翻译是自己想学点本事，我也想着将来也不可能老是他们两个养我」，「妈妈有时候会说，将来怎么办，没饭吃了怎么办，我就学点外语，学点防身的东西。」

对于晓宇来说，翻译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当时做翻译是待在家里唯一的出路」。

母亲是晓宇翻译生涯的「规划者」。最开始，晓宇翻译的是一些父母找来的医药化工类的稿子。后来，他开始觉得不满足。「我心里想就跟修长城一样的，一块一块砖，砌砖的人的名字都没有……我在想能出一本书的话，出一本书这辈子也值了。」

他觉得母亲听见了他的愿望。2010年，母亲参加南京大学化学系50周年同学聚会，她说自己的儿子得了病，在家没有工作做。母亲通过一位老同学，辗转结识了出版人杨文（化名）。那时候晓宇已经快40岁了。

杨文在谈话中不断提起的关键词是「正常」和「自然」。找晓宇做翻译是出版社找译者的正常流程。找一个新译者都要先试着翻译，确定质量之后，就可以签合同，「非常正常的出版行为」。

杨文向《人物》回忆，当时他是编辑室主任，他盘点了手上需要翻译的书，决定给晓宇《船热》，一部关于十九世纪科学发展状况的小说。没有什么刻意的成分，拿到晓宇的译稿后，以编辑的角度判断，他觉得晓宇的译本是过关的，他们签下了第一本书的合同。

杨文觉得晓宇最珍贵的部分是，他的译稿「时间、质量都有保证」。后来，他给晓宇推荐一本《嘻哈这门生意》，这本书文字量很大，「因为他是非常专注，投入的时间也很多」。每年出版社都有一定的版权引进，之后与晓宇的长期合作，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晓宇翻译的部分作品

他们几乎不交流关于翻译的理念和看法。杨文认为，译稿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绝对属于译者，虽然翻译有其框架，但是也属于汉语的一种再创作。但晓宇说，他从不想这些。他追求他的作品最好全百分百忠于原作者，翻译的过程是把原作品「描下来」，做一个画匠。

把翻译完成，交出去，「不要自己犯病把它毁掉了就行」，这是晓宇对于翻译的期待。

晓宇曾经毁掉了自己的一个译稿。那是很早之前的事，哥哥从澳大利亚回来，一家人坐在桌上吃饭。晓宇发了一次脾气。「他让我吃菜，吃菜完了。嫂子也学，说让我吃菜」，晓宇心里不舒服了，认为他们的意思是他不挣钱，在家里光吃饭。

「我想我多少也挣一点」，他发了脾气，把当时正在翻译的一篇关于中药的稿子删掉，回收站也清空。「我这个人比较敏感，敏感了就生气，生气了就把它删掉。」父亲让学过计算机的哥哥帮晓宇找回稿子，哥哥一听说是晓宇自己删的，「赶紧扭头走了」。

如今，对于晓宇来说，翻译最快乐的时候是交稿之后，等着出版。握在手里的实物，有花花绿绿的封面，「看看也蛮有意思」，弄完了多少有点收入，「像在家里捡钱，虽然捡得不多」。从入行时候的千字五六十元到现在的千字八十元，翻译得来的稿酬他都「上交」给了父亲。这让他感觉自己对于这个家庭是有贡献的。

一开始，父母亲会帮他的翻译做校对，也想做一些修改，但晓宇不同意。《诱惑者》之后，母亲不再喜欢了，「四五个地方性爱比较露骨，她可能就看不下去了，其他的话她不再看了，反正她知道我的水平了。」翻译完完全全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工作。

「在你翻译的书里，你最喜欢的一本是什么？对你最重要的一本是什么？」《人物》问他。

都没有。对他而言，翻译只分成两类，容易的和比较难一点的。比如约翰·班维尔的小说《诱惑者》，属于难一点的。翻译的过程在晓宇的讲述里更像是一个技术活。一本书不管厚的薄的，先通读一遍，就像是下围棋，或者画画，先了解到作者的布局和构思。初读《诱惑者》，他觉得困惑。后来他理解，书里讲的是哲学上的生命的偶然性。之后，他会把难点标记出来，比如书里有一些拉丁文的引用，或者塔可夫斯基电影里的一些专业术语，碰到了，小心翼翼，反复地读，他说，反正越过去这个障碍就行了。晓宇记得，一个编辑说他的翻译的风格比较平实，用的多是常用的词汇，每个单词他都在字典上有所根据，注解是他从维基百科上查出来的。

发病的时候，晓宇形容是「发脾气」。书架上唯二的两本自己翻译的书，是「发脾气」的时候撕烂的，后来父亲一页一页粘了回去。

其他他翻译的书都不在书架上，而是凌乱地塞在了另一间屋子里的大箱子里。那间屋子曾经是哥哥的房间，哥哥好多年没有回到这个家。现在更像是仓库，地上堆着几袋晓宇买回的大米。有记者问晓宇，做翻译，使命感是什么？

晓宇说，没有什么使命感。

说一个吧，父亲说。

晓宇说，真的没有使命感，「老天赐给我本事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收回去了」。

但翻译也是晓宇接触外界的方式。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安迪·沃霍尔的画作……「比我自己以前瞎看书好啊，（翻译）引导我去该看什么书，知道市场怎么样，出版界需求哪里，大众关心哪里。」

晓宇在小学记事本上记下自己翻译每本书的时间

金性勇觉得，晓宇做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里的氛围。他记得有一次自己在厨房，突然传来了晓宇嘎嘎嘎的笑声，他走近，发现晓宇为了翻译日本作家的小说，正在看相扑比赛。父子俩就坐下一起看。晓宇翻译嘻哈相关的书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三百多首嘻哈，金性勇听到了，觉得好热闹。这是这个家庭难得的欢笑时刻。

在刚被报道时，晓宇被描述为一个失控者。事实上，在不发病的时候，晓宇有着正常的逻辑思维和思考能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俊从报道中关注到晓宇，他是国际双相障碍学会常务理事，擅长领域是双相情感障碍，他认为，晓宇确实在这个翻译方面有他的天才，也有他的勤奋，他在这个领域找到自己的价值，但这个疾病对他影响很大。

人们提到双相障碍，一定会提到著名的患者梵高。在陈俊的理解里，他如果不是双相障碍，不是酒精依赖那么早死掉的话，可能在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更不会穷困潦倒一生了。

「如果没有双相，他们同样还是具备这些才能。只不过特别富有创造力的某些点，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他们会有更多正常的时间，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明显升高。」

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双相情感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在0.6%到1.5%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有很多跟晓宇类似的患者都在承受双相障碍的影响。晓宇本身有特殊性。陈俊认为，把病人「养在家里」并非是一个可取的方式。

但金性勇和妻子面对的现实处境是，他们试图把晓宇往外推过，让他去工厂、去书店，但金性勇记得，晓宇在书店与顾客发生了争执，「你不知道多长时间他又犯起病来，也有，你有时候看不出来，他出去闯祸了，跟人家吵架了什么东西，很难讲的。」除此之外，晓宇也会表现出自杀的倾向，他的第二次自杀是使用皮带，金性勇发现之后，决心把他养在家里。

如今晓宇回望这一切，反而认为这是他人生中快乐的时光，「快乐就是我上学不去上，我爸爸养着我在家，我在家里想看什么书，那时候还对围棋比较感兴趣。下下围棋，跟爸爸在家里学学外语啊，就这么开始学外语，后来搞翻译。」

「但对绝大部分双相障碍患者来说，应该是找到更好的治疗方式，避免反反复复发作，在稳定的时候帮助他恢复以前的功能，包括学习的功能，工作的能力，以及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促进他回归社会，而不是跟社会脱离，不是把他保护在家里面。」陈俊说。

这十年来，晓宇翻译一本又一本书，像是在攀登高峰，先是英语，后来是日语，最近的两本是德语，「这次德文快出来了，反正（语种）也全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反正。」之后如果还可以，他要再学习西班牙语，「反正活一天就这样弄一天，就这样。」

做翻译工作时的困难是眼睛。右眼在6岁受伤之后，摘掉了晶体，看不清东西，只有光感，模模糊糊，他习惯了斜着往下看。左眼是向前方直视的，左眼的双眼皮被撑得较明显。但是现在，左眼的近视叠加了老花，看近的东西，眼睛转上转下的，眼镜也时常需要摘下、戴上，「翻译起来很吃力的」。

除了和眼睛作斗争，晓宇的敌人还有时间，以及不知何时到来的疾病发作。陈俊介绍，双相患者大概一半的时间是稳定的，一生当中的另外一半时间，处于发病状态。对于晓宇来说，发作的时候他几乎不可能工作。每年他平均要在医院待三个月以上。但杨文说，晓宇从来都是提前交稿，「他就像上班一样做这样一件事情，他时间是有保证的」。

陈俊猜测，没有拖稿，一定是因为他花费了几乎所有他能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他一定把翻译当做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金晓宇

金性勇决定讲出儿子的故事，是在去年10月。他偶然看到了《杭州日报》副刊的《倾听·人生》栏目。

报纸依然是这个家庭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一叠一叠散落在家里。金性勇孤身一人，老伴卧床不起，早已经把他忘了。儿子晓宇病情反复，又一次进了医院。

他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在给老伴翻身和喂饭的间隙，他拧开台灯，找出稿纸，开始写下关于儿子金晓宇的故事，他将文章分为了几个小标题，写了五六张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道报社的电话，金性勇只好去邮局，寄出了一份挂号信。

这种费力的、孤单的时刻，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家庭的缩影。二儿子晓宇在上世纪90年代确诊躁郁症，大儿子金晓天也在90年代远走澳大利亚，近些年几乎没有联系。2015年，老伴曹美藻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三年前开始卧床。

照顾老伴的日常是繁重的。老伴睡在床上，金性勇夜里就把旁边的沙发翻下来睡。老伴的牙齿都拔掉了，他要把菜切得碎碎的。每次吃饭，要把她从床上扶下，用轮椅推到餐桌上，一口汤一口菜地喂。直到最后只能把她扶起来，喂泡好的蛋白粉，维持她的生命。

给《杭州日报》寄信后不久的一天，金性勇发现老伴的手脚不热了。他赶紧开了空调，半小时之后，还是不热，他又在老伴身上盖了一个毛毯，半小时后，还是不热。他把她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身上，想用体温捂热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时间和生命的迹象一点点流逝，她的身体僵硬了，摸摸心跳没了，呼吸也没了。

晓宇在出院之后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抱着父亲哭了起来。父亲说，你就哭吧，你哭完了以后……我知道你很努力了，我们两个人好好地一起过日子吧。第二天，两个人到殡仪馆去看望了她。

那之后，晓宇决定写下关于母亲的回忆。那是一本来自1995年的日程本，红色皮套已经老旧，布满碎碎的纹路，上面印着金色的「苏州胶囊有限公司」字体，前几页纸被不规整地撕掉了，现存的第一页纸上，第一行里写着，「对母亲的回忆暨ji（及）我的翻译生涯」。

母亲去世后，晓宇开始写下关于母亲的回忆

在文章里，晓宇形容母亲是扳动他人生轨道的人，「妈妈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像火车轨道一样扳动轨道，例如大学填志愿，坚决不让我填历史系，而是填英语系，树人大学国际贸易肄业后，又让我去自考的英语系大专，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浙江图书馆新址开放大家排队申请借书卡时，又极力催促我去排队。后来又辛辛苦苦地为我找一些翻译社和翻译活计......」

母亲有一句话，晓宇记得很清楚，和每个记者都提了一遍，「小车不倒只管推着走」。母亲个子不高，但是严厉，「都要以她的意志为意志」。晓宇回溯自己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有点抑郁的倾向了。那时候连抑郁这个词也不知道，他不想去上学，但是被推着去，「硬推」到小学毕业。

小学快毕业了，母亲托关系给他转学，说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好。毕业的时候确实考到一个重点初中。到初中上了没几个月，又搬到杭州了。「反正我怎么又混了两三年」，高中开始他就越来越不想上学了。母亲请很多人来给他做工作，「她反正反复地唠叨唠叨」。大学时候，他想学冷门的历史系，但是母亲让他读了国际贸易。之后，母亲也让他去书店上班。

高中的时候，晓宇尝试过自杀。那时候父亲在泰国出差，母亲上班，哥哥在上海念大学，他从小卖部买很便宜的白酒，就着药片一片一片吃。「我不想去上学，待在家里又不让待，当然难受。我妈妈是很严厉的，不去上学、不去上班她不允许的。即使自杀也不允许。」送去医院，幸好药量不足，保住了性命，「自杀成功的人有些比较大胆，我还算胆子比较小的人。」

有记者问他，你说到母亲，有点埋怨她的意思吗？

他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埋怨啊。他没有展示出不满的情绪，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有复杂或是混沌的一面。一方面，他说母亲不来管他还好，自己挺自然的，虽然淘气点，不会出什么精神病的。她总是在家里说，让他要改变性格，要开朗，让他不知所措。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没有母亲的管束，他会堕落，捡垃圾、流浪、做二溜子。

晓宇提到的母亲与疾病的关系并不这么绝对。陈俊说，患双相情感障碍有多种因素，除了生物学因素的遗传、外伤之外，患者本身的性格、处事行为，以及外部的压力，比如成长环境，都是风险因素。对晓宇来说，没有绝对的病因。

而母亲让晓宇要开朗起来，克服懒惰，克服自己的问题，是陈俊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情况。直到如今，陈俊依然会在门诊里看到父母说，我的孩子应该没有生病，我认为他是装的，他是不是通过疾病来要挟我们，或者通过装病来不想读书。陈俊说，这是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缺乏认知的一种体现。

家访医生孙医师观察到，晓宇的病情有所好转是在母亲生病之后，「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更加关心家里的人」。孙医师胖胖的，穿着草绿的羽绒服带着袖套骑自行车穿梭在小区，她今年60多岁，认为50岁的晓宇「像自己孩子一样」。当时，孙医师上门去，和晓宇讲，妈妈生病了，你要帮爸爸，你要坚持服药，服药以后，你病情就稳定了，稳定了以后，就可以帮爸爸做事情了。晓宇「很听话」，会说好的好的，帮家里做事，比如去超市买菜，给妈妈洗衣服。

晓宇记得，母亲生病瘦了以后，他跟爸爸都叫她「老猫」，因为她属老虎，而且叫起来和「老妈」差不多。母亲是否还记得自己，晓宇没有什么感知，只是觉得她对自己的控制力弱了，「她起来我扶她走，她挺听话的，我扶着她的时候，她挺听话的，带她（坐）轮椅去理发，她还挺听话的。」

而在这个家庭中，仍有一块拼图是缺失的。老伴去世之前，曾在难得的清醒时刻交代金性勇，她走了之后，骨灰要先存在殡仪馆。要土葬还是海葬，由大儿子决定。

金性勇解释，可能是因为他和小儿子都在身边，「所以要跟大儿子告别一下啊。我想可能是这个理由吧，其他的想不出好的理由来」。

亲戚们打不通哥哥留下的联系电话。晓宇把《我们的天才儿子》的链接通过微信转发给了哥哥，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大儿子金晓天已经缺席这个家庭许久了。上一次晓宇与哥哥的联系是一两年前。哥哥在澳大利亚用邮件给晓宇发来pdf，让他机打成word，一篇文档可以赚500块钱。晓宇给哥哥发去转换器，让他自己弄。他说自己要做翻译，「我哪有这个时间给他打字，钱再多我也没有这个时间」。

哥哥曾经的房间与厨房之间的柱子上，晓宇用黑笔一字一画地写着五个大字：挺不情愿的。这也与哥哥有关。有一年，哥哥从澳大利亚回来，告诉他一个赚钱的方法，在电脑上下载软件，打上广告，再转发给别人，就有抽成。但晓宇觉得，这样自己就没办法工作了。他用「生气」来解释自己在墙上写下这些字的原因。

多年以前，晓宇曾从床底下找到一张黑白照片，是母亲和两个儿子的合影。照片上，晓宇穿着连体开裆裤，眼睛还没受伤，右手搭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笑着看着他。哥哥晓天在后面，抱着一个大大的气球，嘴形好像在说话。母亲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一直挂在床头。

就在我们见面的这天，晓宇取下照片给我看。钉子在那一刻从墙上脱落，不见了。这张照片也回不去原来的位置了。

母亲最喜欢的一张家庭合影

你们平时写稿用word还是WPS？和晓宇的一次见面，他先开口问我。他的word总是会自动变成只读模式，他有点搞不懂。虽然总在家里待着，但他对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好奇。看到医院里的病友喜欢吃零食，后来在超市里碰到，他也买了一袋鸭掌，想尝尝味道。他还问，去一趟爱尔兰来回多少钱？他曾经翻译过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书。

一位男记者问晓宇，从小到大，有没有喜欢过的异性？

他说，你问我这个，那你问自己就行了。他当然有过。以前在浙江教育书店工作，有女同事。一个阿姨鼓励他，让他勇敢一点，喜欢谁就去追求谁。但他觉得，工资都上交给母亲，作为民办大学的学费，「钱都上交了，想表示一下也做不了」。与人交往，一般是顺其自然的事，前提是「比较自由」。但他没有这样的自由。

金性勇希望晓宇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比如能成个家。但是晓宇的病情并不稳定，他们不敢给他介绍对象。最近，翻译家学会的人找来，希望晓宇可以加入他们，金性勇很高兴，觉得晓宇终于有可以交流的人了。他对谁都会说一遍这件事。

记者们总是与晓宇提起「创作」的话题。晓宇说，「创作的话要有生活，我一个人在家不可能有这种生活的」，在他看来，巴尔扎克、雨果，都是有生活的人，所以他们随便就可以创造出作品。晓宇提起最近一个让他觉得「在生活」的时刻，是父子俩和记者们在一家餐馆聚餐，「三教九流」，晓宇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那是他的相册里唯一一张发生在家庭之外的照片。

在家里，父子俩各有一个小小的铁盒，放着现金。父亲的盒子里钱比较多，五六百，还有储值卡。晓宇的盒子放在书稿后面，最多会有100多块，买菜用的。现金在两个盒子之间流动。自己的用完了，就从父亲的盒子里拿。每天买菜回家，他把口袋里的钱放回自己的盒子。

但有的时候，这100多块钱还会成为他出门的路费。去年10月，他揣着100多块钱去了一趟温州，他说是为了「散散心」，老爸因为照顾妈妈太累，在家发了脾气，他要出去躲一躲。晚上7点钟，他随意搭上一辆公交车，终点是火车站，他看到去温州的票便宜，60多块，他决定前往，又在火车站住了一晚。他碰到一个东北的大爷，打扫卫生的，忘了是谁先开口的，两人聊了起来，对方说起老家的田里种了玉米，晓宇很爱听。回来的车票没钱买了，晓宇找了救助站。

2018年，他还去过一趟黄山。母亲投资的理财产品是个骗局，他看到她有个合同，上面写着黄山的一个地址。他买了一张车票，去黄山，想去法院咨询，要回这笔钱。后来法院没去，问题也没解决，当晚没钱，他到了救助站，后来是警车把他送了回来。

「没什么结果反正，但是也见识了一下。」他平淡地回忆。

但这些都被视为他发病的前兆。陈俊说，这是一个冲动的表现，没有规划。躁狂发作的时候，出现冲动行为是很常见的，冲动行为的核心是缺乏自我的控制。他的意识是清楚的，只不过对自己情绪的把控能力丧失了。从温州回来之后，过了一天一夜，晓宇在家里不怎么睡觉，也不怎么吃饭，在马路上差点又和人起冲突，金性勇说，还是住院去吧。

《飞魂》是晓宇翻译的一本小书，封皮是透明的，隐约可以看见一只咧着嘴的老虎。晓宇很喜欢这个封面。故事是这么开头的：

某天，你一觉醒来，也许会看到一只老虎站在你的枕边。……老虎也许会向你说话。虽然老虎的语言无法学习，可这一天，如果你仔细听老虎说什么，也许就能理解。如果你燃起烟雾，想让老虎消失，老虎是消失了，可你全身的皮肤会长出无数冰凉的鞘町草的嫩芽，这个世界的声音也会消失吧。如果你不燃起烟雾，老虎每天都会来。

在短信里，我问晓宇，生活中是否有过这样的情景，某天醒来，老虎就在枕边。他回复，「嗯」。

1月21日，《我们的天才儿子》发布后的第四天。社区书记说，她和晓宇走在路上的时候，晓宇突然对着一个骑车经过的陌生人「啪」打了一下。过去，他曾经推倒过骑车经过的快递员，砸过理发店的玻璃，还曾把小区里的车的后视镜掰断。21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1月23日，周日，下午三点钟，金性勇说晓宇，「太累了，有点烦」。社区民警开着警车把晓宇送到了医院，金性勇把脸盆都备好了，要去住院。医生说，加点药就行。他们又回了家。这样的情况对于父子俩来说并不少见。老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1月24日，周一，我们在他们的家里又见到了晓宇。金性勇说，加了药量之后，晓宇好了很多。这天他多了一些笑容，说话也变得更干脆、直接。

开始有更多出版社联系他了。有人问，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想翻译什么？

「肯定选简单的、很快的那种。不管简单、难的，价钱一样的，很难的话自讨苦吃。」

有了钱你会去做什么？

「旅游，哪里都可以。（附近）我知道有个溜冰场，（是）真的冰，不是旱冰……女的练滑冰，男的练冰球。」他又补充，溜冰场只是一个例子，溜冰场之外，他想去好多地方。

你觉得这个病会伴随你一生吗？

「我不知道，管它一生不一生，反正中午饭吃得蛮好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