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跨越新闻、文学、史学三界，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记者，他撰写了众多思想与文采兼备的新闻报道；作为文章家，他善作人物传记，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还多才多艺，所写电影剧本，被拍成电影公映；作为史学家，他完成了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被称为上海史研究的“栽树人”。
唐振常
唐振常先生是四川成都人，1922年出生，1942年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燕大名师如云，风气开放。先生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先生活跃多才，仪表堂堂。学习之余，在燕大主编校报《燕京新闻》，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名闻遐迩。1946年从燕大毕业，进入《大公报》。一生笔耕，辗转各报。先生初入《大公报》，负责采访市政新闻。他当记者，意气风发，不唯上，唯从实，忧国忧民，以新闻作武器，戟刺时弊。1946年10月4日，上海各界假座天蟾舞台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唐先生写了长篇报道，如实报道会场上的政治斗争。追悼会的高潮，是由邓颖超宣读周恩来的简短悼词，其中“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以千钧之力，打动每一位与会者的心。唐先生还写了几条花絮。所谓“花絮”，无花有刺，小记特务捣乱。报道与花絮一字不易，全文刊出。《大公报》上唐振常所撰写的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的报道同年10月19日，上海文化界在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又一次公开举行的政治性极强的大会，周恩来、沈钧儒、邵力子、郭沫若、茅盾等多人发表演讲，痛快淋漓，抨击国民党反动专制统治。唐先生也作了详尽报道，《大公报》的影响，自非他报可比。唐振常的名字，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的注意。1947年2月9日，上海发生劝工大楼惨案。第二天，市长吴国桢举行记者招待会，诬指“梁仁达死于共党捣乱”，说被打的人是凶手。唐先生采写招待会新闻，直言不讳地予以揭露，指出劝工大楼惨案系国民党市政当局指使特务暴徒,手持铁尺、棍棒进入会场大打出手，打伤群众数十人，更致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伤重毙命。吴国桢见报大怒。加上此前沪西发生大火灾，唐先生引用市政府一个参事的话，指斥吴国桢处理此事是“雷声大，雨点小”。如今两事并发，吴国桢命其新闻处长通知《大公报》，不准唐振常再采访市政新闻。1947年4月，唐先生参加上海记者团赴苏北采访。行程数县，特务对记者团监视极严。返沪后，唐先生又作一文，从此行特务对记者的防范和控制写起，漫记苏北各地状况，写了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写了国民党对百姓的压榨，在战场上则连遭惨败。其主题归结为“青纱帐起，新四军一定会回来”，阐明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深得人心。王芸生社长看后，据此写一反内战的社评，彰昭先生的报道独树一帜。这样倾向鲜明地写新闻，自然会为当局忌惮。1947年7月，中共地下党所办《文萃》案事发，党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三人被捕，后被杀害。唐先生也被怀疑与中共组织有关，被中统局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当夜，社长王芸生致电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吴国桢以自己刚从南方回来为词，意图拖延。王芸生断然告诉他，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这招起了作用，中统局不得不于当晚放了唐先生。唐先生事后说，王芸老非有所厚爱于我，在我被捕之时，入《大公报》方一年，平常和他未曾说上几句话，他实是具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唐先生进一步以斗士的姿态，登上新闻舞台。解放后，唐先生写了许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如《钢铁战士——在上海广慈医院里发生的事情》,介绍了不幸被1300多度高温铁水烧伤的上钢三厂工人邱财康，经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起死回生的经过。新华社《新闻业务》1958年第十期发表署名文章评介说:“这篇通讯是近年来报纸上少见的好作品。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超越了过去的一些优秀的新闻通讯的水平。”唐先生是中国新闻史上难得的一位“文章家”。“文章家”之说，是振常先生在写王芸生的文章中提到的。他在《大公报老总王芸生》一文中写道: “芸老是文章家，用词遣句，极为讲究。”《文汇报》“笔会”主编、著名作家徐开垒则认为，唐振常本人就是一位“大文章家”。“文章家”一词，在古代称工于文章的人。唐振常作为一位“大文章家”，独创亦古亦今、亦文亦白的文体，值得今人借鉴和学习。唐先生写报纸言论，从不打草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我结识唐先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他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当时文汇报有一文艺评论专栏，署名“闻亦步”，为文艺部之谐音。我见他作文，一般不超过三张300字稿纸，边写边排，第三张稿纸的清样排出，不到一小时，文乃成。此为当时新闻界著名报人之“摇板”。当时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老也擅长此道。我现在重提此事，似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了。先生善作人物传记，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如站在眼前。记王芸老，思周太玄，怀蒋萌恩，哭黎澍，忆庆如，悼纯青，均是不朽之名篇。他赠我的《往事如烟怀逝者》一书，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写就14篇怀人之作。我读后收益良多，不时取出翻阅研读。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对于集中所写诸人说，往事确如烟云，早成过去，尽管他们是不朽的。对于我这个怀念者，往事亦成烟云，缥缈无从抓出，徒留下无穷无尽的怀念与伤悼，既伤逝者，行自念也。”我以为，写悼念文字，唐先生所作，自成一家。七十年来，未有出其右者。这些文字，既是珍贵的史料；再就文章的体裁而言，亦是“振常体”的典型之作，值得今人细读研究。先生是豪放之人，喜怒形于色，为文也如其人，文字浑厚大气，遣词造句，古今并用，洒脱老到。有人说他火气大，有人说他热心肠。我看火气大也是无城府、不加掩饰的表现。但是，唐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不把忧愁困苦放在心里，愁过、骂过、说过、写过，一会儿就烟消云散，谈笑如故。先生富有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有傲气，不是文过饰非，而同样是知错即改。他在《往事如烟怀逝者》的《自序》末写道：“集中有些文章，于报刊发表后，或为友人指出为不宜，或自觉欠当者，此次如集稍加删削修改。” “删削修改”，就是接受友人批评。他还在《小记黄大师药眠》中写道：“又想到1957年那篇短文误伤长者，谨以此文为谢。”这段文字，充分地表明了先生的才气和傲气的另一面：从善如流，敢于向批评错了的黄药眠先生公开道歉。这在当今文坛中，为数也不多。唐先生还多才多艺，所写的电影剧本《球场风波》，1957年拍成电影公映。会写“本报讯”的报人，又会写电影剧本者，真是为数不多。唐振常先生主张记者应当有专长，不妨有第二专业。他在一篇回忆黎澍的文章中曾谈及：“他仍似乎是开玩笑地对我不止一次分析过新闻记者的归宿。他以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只以为靠一支笔无事不可为，最后会归于空虚。他以为记者还应该另有专业，那就是或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历史。”但这不等于说做记者没有学问。唐先生接着写道：“他（指黎澍）在这里，并没有不尊重记者或新闻事业管理者的意思，只是说明一种现象。再有，时移势异，以黎澍昔日办报之才，也未必能办好今日的报纸。所以，黎澍后来坚持研究理论和史学，我想，于己为恰当，于中国理论和史学研究，其所贡献，功在永恒。”唐先生本人也践行了黎澍的主张，在晚年毫不犹豫地转行治史。1978年，先生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成为继黎澍之后，又一位从办报名家转身的历史学家。先生晚年转向历史研究。他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历史研究》杂志收到《论章太炎》时，编辑惊叹于作者文笔独树一帜的行文风格，询问杂志主编黎澍：作者为何许人？黎澍答曰：“唐振常是中国难得的一支笔。”此文一炮打响。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章太炎“法家”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严谨，文字尖锐老辣。宏文一经问世，史坛震动。唐振常研究蔡元培，发端于王芸老无意间所告一事。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找了王芸老，也找了全国政协。王芸老受全国政协委托，主持召开蔡元培座谈会，参加者均蔡元培门人或旧识。芸老对唐先生说：“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提起蔡先生，无不老泪纵横，情不近代人物和上海史研究能已，足证蔡先生精神之伟大。”此言触动了唐先生，于是专注于此项研究，1985年作成《蔡元培传》，乃其从事史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用了两句话来概括蔡元培的一生：一是“律己不苟”，就是对自己一点不苟且；二是“责人以宽”。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今日之“董狐笔”。“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这是历史学家最宝贵的品质。先生撰写历史论文或专著，喜欢夹叙夹议。他的史笔，有性情，有锋芒，有寄托，有文采，文字绝不枯燥晦涩。许多历史学者承认，这样的论文，他人很难写出。近代人物和上海史研究，是唐先生治史的两大主要领域。他曾总结一生的学术研究，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自己最满意的三篇论文是：《吴虞研究》《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和《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其中两篇人物研究、一篇上海史研究。他研究历史人物，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赞扬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参与“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 “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这种如实态度，深为史学界人士所称道。唐先生的上海史研究，并未满足于把租界视为 “冒险家的乐园”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等原有结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市政建设等各个方面，剖视租界对上海城市发展变化的复杂影响。既尖锐指出租界产生的消极作用，又肯定它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积极作用，主张客观公正地还原上海历史全貌。唐先生将上海的文化内涵和特点归纳成三点：有容乃大、生意盎然和勇为天下先，并将上海之所以辉煌的原因归结于一个“异”字：“唯其异，便成就了上海之远东（东亚）大都市；反之，趋同就失去了上海之为上海。”1989年，经过数易其稿，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上海史》正式出版。它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附带说一句，当年参加这个课题组的年轻成员，如今很多人已是知名上海史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后来回忆道：“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如果没有唐振常先生这面大旗撑着，是很难推进的。上海史由立项到撰写、出版，唐先生起了主心骨作用。”唐振常先生还精于美食，被誉为“会吃的史学家”，著有《品吃》一书。他说：“食有三品，上品会吃，中品好吃，下品能吃。能吃无非肚大，好吃不过老饕，会吃能品其美恶。”他在《川菜皆辣辩》一文中写道，凡辣之菜，多为家常菜，居家食品之，无关大局。正式宴客，则不准辣味登台。四川人并不都吃辣，川菜皆辣实为大谬。有一次在上海食文化研究会成立会上，唐先生重申此论。不少人质疑唐先生的观点，有位先生便应声而起，支持唐先生的这个说法。此人是董竹君所开的上海第一家川菜馆、后为上海锦江饭店的总厨。他列举多种川菜，以证明川菜中的许多好菜都是不辣的。2018年，唐振常先生的日记、手稿、书信和照片等，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并建立专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