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实践不可避免会增加成本，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动力从何而来？
一直在互联网企业ESG评级较高的美团，在最近的一次MSCI ESG 评级中从AA降到了BBB。
MSCI ESG是摩根史坦利资本国际公司所编纂的全球型指数，也是多数全球型股票基金经理人所倚赖的一个指数，是国际公认最权威，沿用最广泛的ESG评级机构。美团作为唯一一个曾经荣登A级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却两次遭遇降级。
早在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暴露了外卖平台系统的算法与数据对外卖骑手的压榨，引发舆论关注，当年ESG评级由AA下降至A，甚至在彭博编制的ESG量化得分中直接被打出30.2的低分，在港交所排名倒数。
2021年，美团再次升上AA，却在今年9月直接跌出了A级。分析人士指出，评级被调低的原因在于，其平台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能否平衡，比如平台分成是否会损害餐饮业发展潜力；骑手与平台的劳动关系仍然处于模糊状态等。
ESG主要从环境（E）、社会（S）、治理（G）三大维度观察与评价企业，正成为全球金融市场共同的主题，是很多投资者决策的重要考量。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上升为国家战略，ESG越来越受到国内企业的关注和重视，不仅被纳入主营业务和发展战略之中，更是通过发布独立的ESG报告，主动披露企业的ESG信息。
据统计，2021年以来，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网易、百度等头部互联网大厂，都已披露了独立的ESG报告，这些互联网企业，近年来在公益领域大放异彩，也并不像制造业那样很容易背上污染骂名。但令人沮丧的是，在MSCI ESG 评级中，中国互联网企业并没有获得更高的评级。
努力拥抱国际市场的互联网企业，究竟输在哪里？
披露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更为重要
近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2022中国资本市场ESG信息质量暨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指数白皮书》，报告显示，和去年相比，2022年上市公司对ESG概念的整体认知有了明显的提升。从ESG实践进展来看，已有超过半数的公司在运营中考虑到ESG因素，有39%的公司已将ESG理念落实于制度中，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约62%的公司已把ESG议题纳入长期战略规划。
短短一年就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除了双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之外，离不开来自监管层面的推动。
2018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出了《绿色投资指引（试行）》，这份文件提供了上市公司ESG披露框架。同一年，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正式要求上市公司进行ESG信息披露。至此，我国ESG在法律法规层面正式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披露要求结合了自愿和强制两种原则。其中，强制原则涵盖了重点污染企业、重点资源消耗企业等，对于其他企业，如果出现了重大的可能影响股价的环境信息，也是需要披露的。
由于大部分公司仍主要遵循自愿原则，监管环境整体仍然较为宽松。真正推动上市公司大幅开始ESG信息披露的，是去年来自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一系列政策。2021年2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首次提出将ESG信息增加到沟通内容范畴中；6月，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年报格式准则》，新增环境和社会责任章节；2022年3月，上交所发布《“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4月15日，证监会公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确定在沟通内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ESG信息。5月，国资委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要求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
在11月11日召开的ESG中国论坛2022冬季峰会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介绍，2011年到2022年，披露ESG相关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从565家增至超过1400家，ESG信息披露的主动性逐年上升。
然而，披露率的提高并不代表披露信息的质量提高。企业或对于E、S、G进行选择性披露，或做无关披露，甚至存在“漂绿”行为，这些都让企业ESG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白皮书中，课题团队通过调研和访谈，发现有一些ESG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并没有发布ESG相关报告，也有一些连续发布10年以上的企业ESG报告内容并没有实质性信息。“因此，ESG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数据的可靠性更加重要。”白皮书的课题团队负责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光华－罗特曼信息和资本市场研究中心教授卢海说。
细分到环境议题方面，仅有5%的公司加入或参与减碳、节能、绿电等国际倡议组织，仅有3%的公司为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由此可见，国际组织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框架并不会对大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带来约束，目前仅作为部分公司自愿编制ESG相关报告的参考。
在社会议题方面，体检和激励政策作为员工关怀方面的议题，成为企业披露的重点。此外，上市公司披露公益慈善行为及具体捐赠金额的意愿较强。57%的企业表示在2021年有公益慈善捐赠行为，超过半数企业的捐赠金额在500万元以下，4%的企业捐赠金额在500万元-1000万元，有10%的企业捐赠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
G仍未受到足够重视
根据北大光华的白皮书，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E和S层面上进行布局，相对而言，G仍未受到大多数企业的重视。
实际上，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值得投资，企业内部的治理，特别是内部控制等因素是一个重要指标。一个良好的内控，可以避免企业陷入法律风险，这是一家企业合法经营的必要条件。
以MSCI为例，该指数对企业的ESG评级最高为“AAA”，最低为“CCC”。2018年6月，A股正式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 ACWI全球指数，中国上市公司也面临着全球机构投资者对其在ESG方面的全面考量，按照MSCI11月发布的最新指数审议结果，目前共纳入了75只A股企业。
而从中国市场的整体角度，在MSCI的ESG评级数据中，蒙牛、兴业银行、复星、海尔智家、美的、华为、比亚迪、万科等中国企业评级较高，而看似环境友好，且在近两年中在公益慈善领域频频发力的互联网大厂，却普遍在B级以下。
究其原因，正是G拖了后腿。在MSCI ESG评级中，评级是分行业的，做的是同业对比，评级结果反映的是被评企业ESG在行业中的相对位置，不存在跨行业对比。因此，即使同样是公众认知中的互联网大厂，阿里作为电商平台，对标的是京东、亚马逊。而小米则作为技术硬件、存储及外设行业，对标的是思科、惠普、联想等。
而不同行业用以开展ESG评级的主题、关键议题也是有所区别的，这些主题和关键议题，才是与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因此在评估中，权重更高。而在涉及主营业务的关键议题中，如果出现争议事件，则表明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存在结构性问题，会大幅降低评分。
“如果过度强调E和S的因素，而低估G，有时也会陷入到另一个困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说，“因为一个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更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管理层是否有明确的意识去积极推动内部制度、组织架构的设计，所以治理因素其实是关键性的，如果做不好，甚至会是颠覆性的。”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内部治理备受诟病：996，大小周，裁员，35岁分水岭等，都让互联网大厂极度内卷，焦虑重重。尽管在各自的ESG报告中，环境和社会指标大都表现优异，但更多体现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而非ESG。
“实际上，目前国内上市企业越来越多发布ESG报告，这是积极的现象。不过，大约80%ESG报告都是社会责任报告（CSR）。而且缺少量化指标，多是描述性、间接的内容，陈述对于环境、社会议题的重视，很少有直接的结果性内容。”俞建拖指出，尽管国内上市企业的ESG披露率达到了30%，但规范的、高水平的披露不到2%，大多数披露模糊，信息含量较低。
在俞建拖看来，政策要求宽松，标准不统一，技术支持不足，特别是学术量化研究还不够，直接导致数据支撑不足，而这些都是造成企业披露质量不高的外部原因。而从企业自身来看，上市公司多关注的是收益和市值，高标ESG披露意味着增加成本，也需要内部设立专门的团队，不一定能得到股东的支持。此外，企业决策层的认知，也决定着企业是否将ESG纳入公司主业，甚至战略规划之中。
2020年5月12日，四川成都，雨中送外卖的美团骑手。图/IC
企业动力从哪儿来
俞建拖认为，加快推动ESG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涉及我国金融资产定价权，另一方面，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ESG是少数能让全球金融投资者坐下来对话的语言。不仅如此，ESG与五大新发展理念有内在一致性，强化ESG实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ESG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径，实践走在了政策的前面。”俞建拖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推进得较为缓慢，而且质量不高。尽管近两年ESG在市场上已经有足够的热度，但还没有引起中国企业足够的重视。
俞建拖向《中国慈善家》分析，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的上市企业，其行为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问题很难靠市场机制来有效解决。而ESG关注的正是企业在环境、社会以及治理上的影响和绩效。推行ESG实践，可以为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依据。
那么，ESG实践不可避免会增加成本，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动力从何而来？对于企业而言，可能有多方面动机，譬如对环境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品牌塑造、风险管理、获得利益相关方认同等。但俞建拖并不主张过度强调ESG实践和金融回报的关联。一些实证研究表明，ESG表现越好的企业长期财务风险越低，利润回报率越高。但是此类研究需要仔细考察，如果ESG表现评价本身是内生的，很可能高估ESG实践的财务回报。市场上对于ESG投资是否存在超额回报一直存在争议。
但是，如果投资人越来越重视ESG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就会督促被投企业开展ESG实践；或者企业从提高自身形象和品牌美誉度角度，也会逐渐认识到ESG对于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利好。
8月29日，9月公益盛典即将拉开帷幕之时，阿里巴巴首次发布了ESG报告。在卷首语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希望大家以后能够通过两份报告认识和理解阿里巴巴：一份是财报，一份是ESG报告，“前者展现业务的健康度，后者看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价值”。阿里巴巴将ESG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新基石，正是企业自我认知和美誉度需求的体现。
在北大光华的报告中，消费者、投资者和银行的偏好成为推动企业ESG布局的驱动力。报告认为，当市场不只专注于公司的财务指标，同时把注意力放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上，将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对ESG的重视，并加快ESG与企业主要业务的整合。
只是，从目前调研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业务与ESG整合过程中还有三大主要障碍，即缺乏细化的ESG报告指引，缺乏ESG相关专业部门或人员的支持，以及缺乏ESG议题相关的知识或者专业技能。
此外，一些上市公司已经开始重视客户、供应商之间在产业链上的联动，有55%的公司表示会将产业链相关的ESG转型纳入战略规划，这一比例较2021年增加了18%。这样，通过供应链，也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ESG实践。
 “越大的企业，其供应链就越长，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都会突出，就会影响其他的利益相关方，所以企业要披露ESG信息，披露什么，披露多少，披露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一套框架，也需要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然而，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ESG政策框架，俞建拖认为，下一步中国需要建立一套整合的政策体系，信息披露制度和标准，并整合ESG评级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出全面融入ESG的监管框架。
作者：贺斌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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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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