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因为一条朋友圈，我被骂惨了

2022年4月15日早晨，被关在小区两周以后，我写过这样一条朋友圈，大意是建议实行全面封控的城市应该给政府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停发工资，“封控到何时，停发到何时”。因为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能跟企业部门、市场部门做到感同身受”。

这本来只是我有感而发的一条普通文字。但经一位资深媒体人率先转发以后，几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自媒体网络，一天之内阅读量恐怕达到了千万级。我在微博、微信、网易等平台既读到了许多支持的意见，又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有批评意见认为，这位“没良心的叫兽”不仅看不到基层公务员在此次防疫中的艰苦付出，而且还主张要停发他们的工资，实在不可理喻。

在上海及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对于许多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强度与艰苦付出，甚至更高级别公务员的巨大压力与内心焦灼，我不仅理解，而且有些感同身受。我的许多同学、朋友与学生就是不同级别的公务员，我本身也生活在大学这一事业单位体制之下。那么，我为什么还这样说呢？

这条朋友圈的本意，甚至主要不是它的字面意思，即停发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的工资。它实际上想说，当一个城市实行全面封控政策之后，许多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的收入、就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特别是风险承受力较低的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的老板与员工更是首当其冲。全面封控政策会导致许多企业收入大幅下降，甚至收入清零。尽管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在目前疫情防控政策之下压力很大、工作艰苦，但这些部门和许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就业基本不受什么影响。

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公务员与普通民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感受的巨大差异。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更多是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而企业部门及其员工更多是政策的承受者。如果全面封控政策没有给前者带来实际的痛感，那么他们在制定和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时，就更有可能走向层层加码——即封控范围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严越好、封控时间越长越好。这样，政府部门就做不到跟企业部门和市场部门感同身受，我们甚至就更难真正走出这场疫情。

按理说，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公务员与普通民众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该做到同甘共苦。如果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如果市场部门不能支撑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政府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比如，由于疫情及其管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4月深圳市财政收入就下降了44%，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也不小。长期来看，企业收入、财政收入与就业数量是整体经济状况的三个关键指标，而这三个指标是密切联动的。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无法正常经营，政府财政收入与民众就业又如何保证呢？

所以，我那条建议其实不过是要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即政府与公务员）在考虑疫情防控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政策承受者（即企业与普通民众）的实际困难，应该把他们的生计置于重要地位。惟有这样，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在考虑封控范围、封控程度与封控时间时才能做到更科学、更合理，而不是封控范围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严越好、封控时间越长越好。相反的做法，很可能会在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同样是一个常识。这也是中央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要旨所在。

公共政策在利益上并非是中性的

另外，许多疫情防控政策在利益上并非是中性的。比如，核酸政策、疫苗政策都有重大的利益相关方。在过去两三年中国与全球抗疫大背景下，与疫苗、核酸有关的许多机构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如今跟疫情防控相关的产业不仅牵涉巨大的市场利益，而且可能会影响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我无意在此猜测这些相关机构的主观意图，但在客观事实上，它们的利益跟疫情状况、跟疫情防控政策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一个常识。

在政府管制研究中，流行的“俘获理论”认为，市场部门的被监管者很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来“俘获”政府部门的监管者。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跟疫情防控产业有关的利益集团，可能会有很大的动力去影响疫情防控政策的走向。从近期披露的全国各地多起卫健委系统相关负责人涉嫌腐败的案件来看，这种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一个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全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主要承受者——即数以十亿计的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生计，成为左右各地与全国防疫政策的首要因素。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吗？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