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的个人想法。

对于新冠这样的通过呼吸道病毒,在它问世之初,如果发现得早,在它传染能力还没那么强,也还没有大规模扩散的时候,如果能通过强有力的封控措施把它消灭,那自然最好,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做到很难。
一旦它已经广泛扩散,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它不会再消失这个事实,对这类通过面对面说话这样的最常见社交方式就能传播的病毒来说,也意味着最终的结局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和它“遭遇”,就和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感冒一样。
只不过,作为一个新问世的病毒,在每个人对它都没有免疫基础的情况下,要承受的后果会比感冒、流感这些严重得多,如果它的致病能力强,要因为它而死亡的人也会多很多。
现在新冠问世并且广泛扩散了,它会导致一些伤亡,这是我们不想面对,但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现在要考虑的更多是怎样才能让伤亡少一些。
一个新的呼吸道病毒对造成多少伤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两方面:
1.病毒内在的致重症及死亡的能力
2.易感人群,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的比例
这两点其实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动态变化,比如第1点,病毒如果发生变异,它的传染性和致病性就会发生改变,通常来说:
传播得越广泛,复制得越多,发生变异的机会越大。
传染性通常会越来越强:这是因为复制、传播优势的突变株会更有机会存活下来。
病毒致死性通常不会越来越强:这是因为致死性弱的病毒会有更多的传播机会,对呼吸道病毒来说,感染部位更靠近上呼吸道的,致死性通常会更弱,传播优势也越大。
详细解释见:新冠以后会不会变得传染性和致病性都很强?
要注意的是以上说的是大的规律和趋势,在大趋势里不等于不会有短暂的异常,而且变异能力、传染性、致病力这些也通常会有上限,不会无限的变强或减弱,如果存在多物种间的传播能力,背后的变数通常也会越多。
对于第2点,变量就更多了,比如第1点如果变了,第2点就也就会改变,而且,第2点还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能否提供疫苗,疫苗接种率,疫苗的保护效果,以及对重症患者的医疗支持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1和2背后的因素其实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比如病毒变异幅度大了,免疫逃逸的能力就增强,对应的再次感染机会就增大,原来的疫苗效果降低的机会也增大。比如传染力强了,发生医疗挤兑的风险也增大,病毒致死力提高了,传播能力就会下降,等等….
这些变量互相影响,彼此交织,最后病毒接近自己变异的极限,逐渐稳定下来,人类也通过疫苗接种、初次感染、再次及多次感染等方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免疫能力,最后易感人群减少,病毒和人类就形成了一个影响比较小,也相对稳定的平衡,疫情才算过去。
这个平衡也可能因为一些因素变化而出现波动,比如因为疫苗接种率下降,或者人口老龄化加速,或者长时间封控减少了病毒的传播而出现波动。
新冠病毒是这样,人类现在共存的那些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呼吸道病毒,在它们问世的时候也很可能是这样,只不过人类历史里,会观察、会记录、会解析的时间很短。
有人觉得既然这样,那我们日常是不是不要主动去预防疾病了?
肯定也不是,对感冒、流感这些不可避免会感染的呼吸道疾病来说,如果有疫苗可以预防的那就建议打疫苗,比如流感疫苗。其它的物理防护措施,如果你愿意接受终身改变的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自我隔离还是戴N95口罩还是勤洗手你都可以去做,但必须权衡这些措施背后的成本,对大部分人来说,勤洗手或许可以终身做到,一辈子戴口罩就很难,一辈子自我隔离更不可能。
那我们过去3年采取的清零防控有没有产生收益呢,肯定也有的,最大的收益应该是在新冠致死性强时候减少了感染人数,并且熬到了奥秘克戎这个致病能力更弱的这个阶段,减少了重症和死亡的人数。
在病毒毒性强,传染性弱的时候,封控对人群的健康收益会更大,封控压力也相对小。当病毒毒性变弱,传染性增强时,人群的健康收益降低,防控的压力和成本反而增大。
封控除了这些措施本身有成本,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成本,另外这些封控措施持续时间长了对其它呼吸道病毒原本达成的平衡也会产生影响,同样可能引发引发爆发风险,现在一些解封的国家也出现了儿童呼吸道疾病的暴发。
如果在封控所赢得的时间为大家接种了高效的疫苗,把对病毒的免疫缺口缩到最小,同时做好正确的应对知识普及,并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尽量降低病毒传染性增强带来的短时间爆发带来的医疗挤风险,我们为新冠付出的代价才可能更小。
不管是应对感冒还是流感,是应对现在的新冠还是未来的新新冠,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个共识:防疫是为了用最小的代价保护正常生活,而不是为了防疫一直牺牲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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