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某检察院对我代理的委托人不起诉的决定书。为了这份不起诉决定书，我多次会见嫌疑人，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几易其稿，跟承办人多次沟通，终于在嫌疑人被羁押九个多月时，也就是临近审查起诉届满前两天获取保，并在取保半年多后获得不起诉决定。对于差点面临十年以上牢狱之灾的当事人而言，这是劫后重生，对于我们而言，则是安慰。略显遗憾的是，不起诉决定书上，并没有列明本案辩护律师的信息。
这是我近年来收到的第八份不起诉决定书了。如果这也可以作为无罪的案件，那么我的判决无罪、不起诉、取保后撤案、撤诉等各种无罪案件加起来早就超过二十件了。可是，有很多份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都只载明检察院查明的内容以及最后的决定，对辩护律师和辩护意见只字不提，似乎这都是他们自己主动纠错的结果。可只有我们知道，这背后是付出了辩护人艰辛努力的。检察机关其实可以虚怀若谷地承认辩护人的作用。

刑事案件就是通过准确地追诉犯罪嫌疑人，让刑法得以正确执行的过程。所以控辩双方虽然立场不同，但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不枉不纵地确保司法公正，控方不能让有罪者逃脱法网，也不能让无辜者蒙冤，与辩方尽可能地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殊途同归。两者都是法律人，不存在为了胜负截然对立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不允许妈妈输”、“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种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观点。
但在刑事诉讼进程中，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会使一些案件产生偏差，走向错误的轨道。所以刑事诉讼法上设立了各种纠错程序，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批捕、审查起诉、上诉、申诉等，为的是在各个阶段可以防止错案，但刑事司法的巨大惯性又总是让各种纠错机制失灵。但我始终认为，审查起诉是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的纠错程序，因为它是上承侦查下启审判，既负责对侦查成果的检验又负责向审判机关输送正确的炮弹。起诉，大概率会被判有罪，不起诉，则可以终结追诉程序，所以说它是刑事追诉的过滤器。

我曾于2006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做访问学者，当时就惊讶于他们的刑事案件不起诉率怎么逐年提高，那不是意味着指控犯罪的失败吗？当时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告诉我，这恰恰彰显刑事诉讼中对人权的保障和程序的公正，避免错误的追诉，而指控成功率百分之百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纠错机制失灵了。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制度的设计本来就是把不起诉作为刑事诉讼中纠错的良好机制，不起诉不是检察机关的失败，而恰恰是检察机关成功地阻止了错案。所以，我们的检察机关应该大方地宣传不起诉，鼓励不起诉。

可是，实践中，我们的司法机关对不起诉是讳莫如深的，比如很多不起诉决定书中根本不提辩护人的名字和辩护人的意见，也不希望律师宣传不起诉的案例，更不希望被不起诉人提起国家赔偿。甚至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错误起诉的、轻罪重诉的，都不是审查重点，反而不起诉成了审查重点。过去这么多年里不起诉的、判无罪的都拿出来审查，甚至有些不起诉的案件还撤销重诉。这整体上体现了重刑主义的倾向，也让很多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为避免风险不敢轻易不起诉。
我个人认为，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应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机关不仅肩负追诉犯罪的职责，更承担如何保护无罪者不被追诉的义务，所以应正视不起诉这种纠错的良好机制，对符合不起诉的案件，坚决不起诉，鼓励不起诉，并在刑事司法政策上予以保护。若承办人拿不准，也可以召开不起诉的听证会，让检察机关的听证制度运转起来。可能正是这样的纠错，才会更多地避免原本无罪的人跌入刑事冤案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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