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电影节，他继续纯粹地进行

2017年末，张献民以个人的名义，公开向国内的影像作者征集他们的作品：如果信任他，可以将作品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他，他将从中挑选十部影片进行推荐，并为每部影片写一段五百字左右的影评。那一次共收到320部影片，最后形成了两个推荐片单——十部新作者影片和十部成熟作者影片，并完成了一篇综述《一个人的电影节》，讲述当下中国创造性影像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可能。当时他将这个行为取名为“十荐”。

2020年四月初

，张老师再次发起第二届“十荐”的征集。一个月的征集，共收到有效影片400个，五十天的观看，这就是第二届的“十荐”：五个长片，三个纪录片，两个故事片。结语中，张老师这样写道：

影像的创造力，还在。影像创造的数量没有降低。

2022年，张老师又发起

第三届“十荐”的征集，至7月10日结束。

他的意思不变：“十荐”是我个人询问别人是否想把ta的独立电影给我看看，我将在里面以个人名义推介一些。不能说是十佳，我不能保证它们是最佳的，我的自由就是保留判断的个人性。今天这

篇前言是他这些年观片的一般感言，以及对影像、影像工作者的一般思考。之后在八月会产出推荐作品的评论。

张献民，2015巴黎市影像资料馆

泡沫与自洽

李睿珺《隐入尘烟》重新定档海报

保持接触

过去两年，我没出国。国内旅行不多，最长的一次旅行在青海／甘肃，自费的，算是旅游，想“顺路”看望我没有到达过现场的万玛才旦和李睿珺，可惜万玛当时在广州深圳没能回西宁或贵德，李睿珺倒是正在拍《隐入尘烟》，拍法严谨有法度。

后来去过刘智海《云霄之上》的拍摄现场，在浙西南的山区丛林中，他是长考型的导演，坐那儿不大说话，案头的东西是文字的。杨弋枢《内沙》的拍摄现场，主要由于疫情我没能去，好在微信图片多，云参与了一把，她剧组比较内卷、有较多学生参与、像个社团或剧团。今年因为演《金陵范特西》我在南京呆了四十天，按张新阳说的“南京境内已经没有野江滩”、花了几天时间把上下几十公里江滩走了一遍。国内一些展映或评选、乃至有的大学的讲座－论坛，主要采取线上方式，旅行减少到一年不足十次，这样减少的碳排放都让度给了医疗垃圾了吧。

十荐－2的作者，部分有些接触，如成都的汤尼老师从马来西亚闭关回来携男友兼主演一起在北五环外涮肉一次，疫情不紧张时我在家中与众人晚间喝茶／喝酒，陈家坪等人来过，遇见了一两次陈实，以前并没有见过他，康凯雯是在上海遇见的。蒋能杰来北京办事，来午饭一次，可惜由于时间安排问题只能是一个群饭，席间有位说要赞助电影的中年男人说话较多，搞得我与蒋并没有说上三句话。景一一直有邮件联络，偶尔通个电话。叶星宇好像比较爱转发明显虚假的新闻，他与郭艺星好像还合作了一次（可能只是偶然同组，伪科学词儿“时空伴随者”）。我还演了张新阳的片，他好像十荐－1和十荐－2都有参与，三个短片我都看过。陶比克、Emeljan Memet等人，偶尔联系一下，我问一点民族语言的问题，或商量付一点放映费。魏晓波一直在写口水诗、画随笔画，我偶尔向他请教十几年前长沙摇滚或演出的情况。与黎小锋，我说这个世界正在变成《游神考》里的样子，就是大家都神经兮兮地住在窑洞里。

我偶尔群发邮件给作者们是因为国际影展有个把具体的需求，或影片上线的网络版权事务。外语比较好、留过学的年轻人们，往往把国际影展的工作做成青年创业的内容。与此相对应的是进口类的国内网络版权业务也提供了一些海归就业。这些海归与影评／宣发的联动形成了包裹创作的生态，虽然短板不少，但总好于没有生态。

十荐-1和十荐-2的作者见面。从左至右：曾汤尼，张大卫，张艺韩

泡沫问题

搞影像创作，是否只是一个有闲阶级的情绪泡沫，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提问、也不只是中国这个场域的现象。唐朝的诗人99%是男性公务员。我与甘小二合作《举自尘土》前后一位打算投资该片的人观察思考之后惊呼“你们这是大富大贵之后才该考虑做的事情”。70年代加州搞实验电影的人后来不少在加州艺术学院教书，00年代日本做录像艺术的人多数得在高校教书养活自己，这类似马翔、韩涛、陶华侨、魏晓波、杨平道曾在艺考机构教书，或各地都有一些这几年刚开始的影像创作／制作培训，我、黄骥、顾桃、邹雪平、蒋能杰等都在做。

这一方面基于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导演们向我演示他的宝马车或特斯拉，制片人到夜店要开六千元一瓶的酒，演员有时说说“年轻时我也阔过”但一追求艺术就只能换一套小一点的公寓，编剧改当三年导演就挣不到百万稿酬了，号称永远不地下的电影人意外地下一次就十年无法翻身。这些无论“炫富”还是“追忆”，都是在说中产阶级状态并非虚构。

但改革开放也喂养了一个虚胖的中产阶级梦想，例如个别无知本科生跟我说导演都是在顺义住大别墅的，少数创投青年仍认为电影是实现阶层跨越梦想的唯一途径，部分县城基层公务员家长认为只有文艺是下一代实现阶层跨越梦想的途径，青年导演们聚在一起时喝了二两之后就群嘲去过戛纳的那两三位、恰巧去过也同在酒席上的那位就大度地接受了同僚们的嘲笑。

幻像在此同为梦的机器。情绪泡沫混同在知识体系与脑中生成物之间、是二者的表层。掌握着较扎实知识体系或技能、脑中有丰富生成物的人，是否就能阻止泡沫的产生？甚至，阻止不是一个“健康”的词，干嘛要阻止？产生出来、再挥发出去，似乎更健康。这是说“健康”有其正当性。恰似中止自己的知识体系过度膨胀、找到清除脑中生成的冗余的方式，也非常正当。我们要渡过目前的艰难时期，以后会有记录梦的机器，一旦梦被记录下来，它就似乎可以被剥离出主体，比如批量穿越发送给古人，祸害古代。

今年收到的北电导演系的一个短片

文化生活

有物质生活的人，我一位信赖的前辈在20多年前订立的标准是：家庭有房产（前辈默认所有人都是有家庭的，而且默认房产不应在个人名下）、有汽车、并且每年有出境游。

目前中国的文化艺术生活操练者，我尝试定义如下：

是一个个体
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自学达到同等水平
有自己的趣味并拥有挥发自己趣味的社交媒体
有自己的创作并曾在公共领域发布过自己的作品

这四条需要逐一辨析。

第一条是指不以家庭或任何集体为单位。

在欧洲，个人之间的平等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不同步。资产阶级革命先争取到了个人平等，然后才通过战争等实现了国与国的平等。这个先后关系，在中国可能是颠倒过来的：清末我们明白了要争取国家之间的平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两次改变国体，才做到了。现在我们仍在争取个人之间的平等。平等可能是一个理念或理想，也有实际的各个基础层面的平等。理念上的平等能否进入实践，就是目前中国的个人遇到的问题：个人是否可以进行影像创作并发布？这是说独立精神指的是个人的人格独立，而不是任何机构或集体。

这是说个体独立与个体间的相互平等，是连体问题。个体独立只是摆脱从属关系，不是切断关系。摆脱从属关系就是平等。平等才能相互独立，但如果不相互独立就无法相互平等。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一样的。从属关系是指有家长对大家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就是人际关系的霸权或单极。

第二条有关知识和技能体系的培育和完成。自学，自己认了也行，别人认不认，个体只能争取、无法强求；体制认定的知识和技能的完成度，别人虽然可能默认了，但自己认不认？有些事，骗骗自己也是制造点多巴胺泡沫，骗得了一时，过一时再骗一时吧。欧美的文科女博士，我有过较深交谈的，往往自卑心挺重，比如要回达拉斯嫁人或放弃找工作已经三年，与她们交谈非常愉快，那种愉快非常昙花一现。但我上了年纪之后颇后悔年轻时没有念博士，我报名了一个欧盟文化政策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就是探讨电影补贴各国如何统一的问题，为此读了不少条约和文件，但导师没有要我。

第三条是指“所有人都是影评人”。比如我留学期间恰巧赶上了《悲情城市》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影院公映，后来去戛纳又恰巧赶上了看《卧虎藏龙》、《一一》、《鬼子来了》、《花样年华》的世界首映，这些是我个人观影史中无法否认的存在，它对我是有影响的，这些影响或多或少反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有人愿意挖坟，应该还能在网络世界中找到当时我写《一一》的千字短文。这类似梁家辉写散文、阿彼察邦写点文学短评、李红旗偶尔出来骂一骂个别朋友、我知道彭磊爱拉黑别人所以就没加过他好友。

还有就是去酒店开房的，以前讲的是“喝点什么”，但现在常怕对方下药，改为“刷个片吧”，那么男的假设对方只看小妞电影、或女的假设对方只看特种兵在非洲、都可能挺得罪人的，后戏可能就没戏了。而且挺折磨的是看的过程中得产出短评，短评的目的比如是就不要再看了，那得编点听上去挺有文化的理由啊。

第四条的麻烦主要是如何界定“公共领域”。

这个词有点反当代，当代艺术的主流认同行为现场就是公共领域。对于影视来说，公共领域有点先验的意思。它可能是可以由个人或小集体尝试创制并界定的，也可能是先于个体存在的、不经由个体改变其范畴或界定的。我认为现在的影视实践中公共性表现在票房（点击率）、影评、节展三个层面，因为个人如果想对这三个方面产生影响，影响施加的手段和过程非常复杂。这三个层面相互对抗或包含，说得正能量一点，这三者相互促进、此消彼长。这就说明公共领域很复杂，没法以一套标准来判断，它的公共性就在于有几套互相影响的价值标准，哪一套都不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