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影在，每天都像过节

佐藤忠男（1930年10月6日－2022年3月17日）

日本电影评论家与教育评论家，出生于日本新潟县新潟市，毕业于日本新泻市立工业高等学校。1960年代开始为电影评论撰稿，不久成名。1970年代开始杂志编辑，凭此多次获奖。他为日本电影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曾任日本电影大学校长。

邂逅与感激的都市

——我、电影、东京

（节选自《电影中的东京》，光启书局，2022）

最初的东京

我生长于新潟市。现在生活在东京。

关于第一次来东京的时间，虽然我也记得不太确切，但大概是在战败第三年的 1947 年（昭和二十二年）左右，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拜托住在东京大森的三哥带我们观光。

现在从新潟坐新干线去上野的话，只需约两小时，但那时只能坐拥挤到都没办法在走廊上好好走路的列车，而且要花上大约十小时呢。

如果只算乘坐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和现在从东京坐飞机去美国或欧洲的时长差不多。考虑到交通工具和住宿，加之还要带上大米送给收留我们的人，去东京的旅行条件比去欧美还要严苛。实际上，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比我后来去国外旅行还要兴奋。

最初见到的东京，还是空袭的破坏痕迹非常明显的废墟之城。然而，在来自安静的外地城市的我看来，东京依然具有压倒性的生机活力，是朝气蓬勃的巨大都市。

和我所知的电影中的东京最不同的是，国营电车铁桥下的昏暗与肮脏，以及电车在头上通过时的轰鸣。那几乎是一种狂暴的感觉。

当时当然还没有高楼大厦，很多大楼都在轰炸中被毁，纵然如此，建筑物看上去依然很庞大，以及最明显的一点是，人真的很多。

当时的浅草还不像如今这么冷清。就算是工作日，排列着电影院和剧场的六区大道也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我感叹道，新潟只有在一年两次的白山神社祭典前夜才会这么热闹。

为了坐夜行列车回去，我在天已经完全黑了的时候前往上野站，从车站附近去往上野公园阶梯方向的这段路上，零零落落地站着一些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女人。当我得知原来那就是有名的潘潘女郎 [ 潘潘女郎：パンパン，战后日本以驻日美军为主要客户群的风俗行业女性]，便像看昂首阔步于丛林之中的精悍豹群一般提心吊胆地观察她们。

战败后，日本还处于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时期。在大得不得了的城市，有庞大得不得了的人山人海，不管大家干的是什么工作，总之似乎都还吃得上饭，这是一幅令人感动的景象。

背着包去二手书店

那会儿，我在一个叫“铁道教习所”的地方学习。那年，教习所从新潟县的新潟迁到高田。我利用国营铁路的职员特权开了一张通行证，大约每月一次坐周六的夜行列车去东京，再坐周日的夜行列车回到高田。

早上，在抵达上野站后，我会在上野公园附近吃事先准备好的饭团，稍微打发一下时间后就坐地铁去神田的二手书店。

我暗暗地立志想搞电影，于是便想着，要在那里把老电影的剧本读个遍，以及还要学习电影的根基——戏剧，所以也要读古今东西的戏剧剧本。

当时正卖座的新锐剧作家新藤兼人在《剧本的写作方式》这本书中写道，他在学习的时候把几十卷的《世界戏剧全集》——不管有趣还是无聊——从头到尾全读了，是这番话影响了我。

新藤兼人

如果去神保町附近的二手书店，就能找到一大堆便宜出售的戏剧全集和登载着老剧本的电影杂志，我常常买很多，把背包塞得满满的。二手书店在神保町一带之外也随处可见，只要稍微走几步就能找到。我感觉整个东京就是一座图书馆。

一直在搞新剧的东京

东京另一个让人无法抵抗的魅力是能看到新剧。电影的话，在新潟和高田也能看到在东京首映的所有作品，但演出可就不一样了。暑假和寒假的时候，我会借住在哥哥那里，去剧场看戏。

我在日比谷的有乐座看了剧团民艺上演的久保荣的《火山灰地》，在日本桥三越商场中的三越剧场看了文学座上演的岸田国士的《岁月》，这些回忆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这些作品并非当时新剧的代表性名作。但因为我不能经常跑去东京看戏，只能抓住少有的机会全神贯注地观看，因此只对这些我看过的演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特别是后者，当主演杉村春子正对观众席，注视前方一动不动地说着悠长念白的时候，不知为何，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凝视坐在观众席中央的我。对此我简直神魂颠倒，感激不尽。岂止是狗溜达就会被棒打，哪怕只是在东京这种地方随处溜达，嚯嚯，就已经足够让人感动不已了呀！

因为那里曾是制片厂

正因如此，1949 年，十八岁的我从铁道教习所毕业，被问到国营铁路的赴任地志愿时，我回答了神奈川县的大船电力区。二哥的家就在附近的藤泽市辻堂，我想着自己可以住到二哥家里，每天从二哥家出发去上班。大船虽然不是东京，但离东京很近。

我来到东京后，请求诗人兼电影评论家北川冬彦读了我的剧本习作，也开始出入剧作家猪俣胜人组织的剧作家志愿者团体集会。如果住在藤泽，就能自由地参加聚会，这也是我选择藤泽的主要目的。再加上，最关键的是，大船可是影迷圣地大船制片厂的所在地。

神奈川县藤泽市

所幸，我的志愿轻易就通过了。我在车站旁的值班室里任职，偶尔去大船站内转悠的时候，还会和当时大船制片厂的王牌导演吉村公三郎、涩谷实等人擦肩而过，真是令人激动。果然只要靠近东京，就会有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呢。

失业都市——东京

然而，东京并没有轻易地接纳我。以前我曾感叹过，有这么多人能吃得上饭可真了不得呀，但其实大家的日子都没那么好过。

赴任后仅三个月，我就被国营铁路辞退了。由于政府政策以占领军的劝告为基础，说职员人数过多，应该加以整顿，于是好几万人被同时解雇。不得不承认，像我这种最稚嫩、最没用的人，是最容易被解雇的。

那之后我连着好几天从藤泽出发，去横滨以及东京各地的公共求职所，也靠着报纸上的求职介绍，在东京四处转悠。

不管哪家公共求职所前都排着长龙。为了能排在队伍的稍微前面一些，我都是从国电车站跑着去的。失业者本来应该是垂头丧气的，为什么还能那么精神地跑动呢？

在饭田桥国电车站附近的求职所前排队的时候，穿着藏青色西服的陌生青年向一起排队的我搭话：“一定会找到工作的吧！”。不知为何，这一幕我记忆犹新。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觉得奇怪又佩服：这个男人可真是乐观呀。

在东京为求职而彷徨

那之后，当我漫步在东京，有时还会冷不防地想起，啊，这里就是我在失业时代为了找工作来过的街区。

我担任电影杂志的编辑时，曾拜访过评论家花田清辉在小石川方向的家，在回程的路上，街边的风景让我想起自己曾在附近的药店求过职。

那家药店的店主听了我的求职意图后说：“不过，你有考虑去上夜校之类的学校吧？”我回答：“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

其实我也没有认真打算要去上夜校，只是觉得那样也不错，而且那个瞬间我也动了一些小心思：那样回答可能会给人一种好学认真青年的印象，能为我博得一些好感。

然而店主突然态度冷淡起来。他说，我们店里只需要员工会一点英语，能读懂药的标签就够用了，但是我们不需要把我们店当跳板，一边上班一边上学最后跑去升学的家伙。

好学心被当面否定是很罕见的事，所以这次经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东京这个地方，让我感激也让我失望。结果，也没什么像样的工作。藤泽的求职所给了我两三次在大船制片厂跑龙套的工作。

最初，我还为自己可以在梦想的制片厂度过几小时感到些许感激。

之后，我也试过住宿在电工店——位于町田附近的农村—— 从事电力工程，干了一个月左右。但因为是住宿在个人商店，没有双休日，所以电影一部也看不上，极度缺乏自由时间。这段时间的经验让我再次自觉到，这样的生活实在无法忍受，只会让我丧失信心罢了。

哪怕是住在东京附近，但如果不能适当地自由漫游的话，也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了。

呜呼，故乡

因为疲于求职，在四个月左右后，我回到了新潟。

几年后，我看了制作于 1936 年（昭和十一年）的清水宏导演的《多谢先生》，对于这部电影中的一个场面感到些许冲击。

这部经典名作改编自川端康成的同名小说，是收录于《掌篇小说》中的非常短的短篇。上原谦饰演的主人公是一名巴士司机，总在伊豆南端的下田与半岛根部的三岛之间往返。

他在驾驶巴士前往街道的途中，对每一个为他让路的步行者都会说：“多谢了。”因此被大家称呼为“多谢先生”。

在避开巴士的行人中，有时会有一些背着全部家当的男人。在一如往常、精神百倍地向他们说“多谢”之后，多谢先生总会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向乘客说明：“那些人在东京失业了，不得不回农村，因为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所以只能走回去。”

那时候我想着，被多谢先生同情的这些男人，不正是我自己吗？

从东京回新潟的时候，我不是走回去的，而是好好地坐了汽车。然而，在昭和初期那因为慢性萧条而导致的失业时代，似乎也有不少失业者真的是从东京一路走回了有着相当距离的老家。

在当时的日本，农村是巨大的潜在失业者聚集地。没能从父母那里继承农地的次男、三男，总是重复这样的流程：只要都市的工商业发达，他们就会接二连三地前往都市；如果因为不景气而失业，他们就回到农村，在父母和兄长的家中帮忙干农活。

农村就像那样吸收着都市的失业者，缓和着都市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十几年后，在我身上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东京的忧郁

那么，那些无乡可回的失业者该怎么办呢？《多谢先生》被制作的 1936 年左右，有很多描写东京失业者生活的电影面世。

第一章所述的《东京之宿》及《东京合唱》就是那样的作品。同样出自小津的《我毕业了，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毕业后的青年被从农村上京的母亲硬塞了一个像手信一样被带来的媳妇，为了找工作而伤透脑筋。

小津安二郎

这部作品的口碑很好，在紧接着于翌年制作的《我落第了，但……》（1937）中，大学毕业的优等生们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彷徨，反而只有落第的主人公，因为农村的父母还会继续给他寄一年的生活费而悠然自得。本片加入了满满的噱头，来描绘大学生住宿处的悲喜。

通过这些电影我们可以明白，眼看着日本就要倒向军国主义的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非常萧条的时代。尤其是在东京，这种萧条表现为失业者大量出现。

《我毕业了，但……》中的主人公在最后下定了决心，就算找不到大学生该干的办公室工作，让他做门卫他也愿意，这才找到了工作。

《东京合唱》的主人公因为以前老师的关照在外地获得一份工作，即将离开东京的他在同学会上依依不舍，就这么一直、一直合唱下去。话说回来，身为精英的他们只要愿意降低期待总还有条出路。

但是，对于《东京之窗》中可爱的喜八那样的下层劳动者而言，最终只能走上偷盗之路，抑或像清水宏的《多谢先生》中看到的那样，步行着从东京回老家。

《不，我们要活下去》——奔波在求职所的人们

如果说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是昭和第一段大量失业时期的话，我所经历过的 1949 年（昭和二十四年）左右就是第二段大量失业时期了。从规模及严重程度来看，我觉得第二段不输第一段，但以第二段为主题的电影意外地很少。

只有一部正面描写这个题材的作品，那就是成为了战后左翼独立制作运动耀眼起点的今井正导演的《不，我们要活下去》（1951）。[ 不，我们要活下去：原文“どっこい生きてる”，可译为“拼命活着”, 此处取中文通译片名。]这部作品描绘了蜂拥至失业对策事业组织——由政府施行——的失业者群体，是现实主义电影的力作。

据今井正导演回想，当时把这部电影的剧本提交给还在占领军监督下的映伦 [映伦：主要负责审查电影作品的内容并进行分级的组织，经历过数次更名。1949 年，简称“旧映伦”的“映画伦理规程管理委员会”成立。1956 年在“旧映伦”基础上成立了“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通称“新映伦”，吸收了电影界以外的人士参加影片的审查。2009 年更名为“映画伦理委员会”。2017 年更名为“映画伦理机构”。]时，日本的映伦曾再三表示不满，其理由是，描写在美国军政下的日本失业者的悲惨，意味着暗示占领政策行不通，美军看了会心有不悦。

于是，今井正不得不做出若干妥协，但是基本上还是贯彻了最初的用意，完成了作品。在审查试映上看了完成了的作品的美国负责人只说了一句“very good”，也没有抱怨什么。

看来是日本这边有着臆测占领军的意向并进行自我规制的倾向，第二段大量失业时期也可能是因此才很少成为电影的题材。

这些尚且不论，《不，我们要活下去》对我而言是一部难忘的、切实的电影。开头的片段尤其棒。拂晓未至的东京，国营电车行驰在千住一带的大道上。电车在车站停下后，立刻就有几个人分头下车，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飞奔。

在几乎都还没有行人的路上，随着镜头的叠加，慌忙赶路的人数增多。不久，这些人成为一小波人群，随着天色渐亮又变成一大波人群。

天亮时，千百名失业者聚集在求职所前的广场上，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等待着那一天仅有的工作分配。是的，我也曾像这样跑着去求职所前排队。在那人群中有河原崎长十郎饰演的市镇工厂的失业厂长，电影徐徐地叙述着他们一家的悲惨生活。

从上野站出发

我的经历不至于像他们那么惨。在故乡的长兄和母亲过得还不错，在东京的我一失业，他们就频繁催促我赶紧回老家。

《东京合唱》《早春》与《东京暮色》等小津安二郎导演作品中的主人公，每每都在电影的最后，一边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之中，一边离开东京，我也曾从上野站出发前往新潟。

我在新潟相对容易就找到了工作，毕竟是外地，失业问题可能不像在东京那么严重。我被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NT的前身）的工厂录用了，虽然那只是一份通过求职所帮助谋来的不稳定的临时雇佣工作，但因为是国营公司，所以勤务时间很规整，如果和公司说自己要去定时制高中的话，连加班都可以免去。

我一边在这家工厂工作，一边梦想着什么时候要再去东京。对我来说，要实现梦想就只有一条出路——写出能被认可的剧本。所以我看了许多电影。在那些电影中东京不断登场。于是，电影中的东京也向我抛来了诸多疑问。

充满谜题的东京

对于少年时期生长于外地的我而言，未知的东京是充满谜题的都市。

偶尔，也会有东京的转校生来到我所在的小学，他们不仅会穿短裤——在当时是夺人眼球的时髦衣物——让我们吃惊不已，而且相较于我们，他们更伶俐机灵，能够毫不胆怯地发言，显得与众不同。因此，老师也会由衷佩服：东京的孩子毕竟不一样呀。

那会儿，我们才不会因为心里不爽而欺负他们，而是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瞎想着，在东京这个地方一定有什么能让人变聪明的电波在起作用。

为什么会有那种力量呢？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如说，对于已经在东京住了 30 多年的现在的我而言，已经不觉得东京是那么特别的地方了。然而，童年的我确实是那样想的。

我也想过，大都市之所以有特别的力量，可能因为它们是能够在战争时期接纳较多地下天主教徒般人物的地方。

孜孜不倦地给东京寄论文

我在新潟工厂工作期间，坚持观影、读书、上定时制高校，然后孜孜不倦地写电影相关的小论文，持续不断地给东京的电影杂志社投稿。

最初我会尝试写一点电影剧本和戏剧剧本的习作等，但是成功刊登的却是偶尔响应电影杂志征文而写的小论文。

对此我很受鼓舞，便持续写作，成了几家杂志投稿栏的常客。虽然当时我还不过是一名投稿者，但我的论文得到了东京著名学者与评论家们的讨论，甚至还在某家综合杂志的论坛时评登了一大块版面。得知这些的我，对影评写作这件事逐渐认真起来。

比起电影剧本，我在电影评论中更能找到诀窍，我想着不管怎么样，我要再次抓住去东京生活的机会。

其实在那之前，我得知《Screen》杂志在招募编辑部成员，于是去应聘过。去东京参加面试的时候，他们让我写电影用语的解说与电影相关的短文等。

之后，我收到了落选的通知。不过，那并非泛泛的通知，而是附上了主编郑重其事的信：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是一本以外国电影影迷为主要客户群的杂志，所以编辑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语言能力。在那样的宗旨之下，他明确表示我是因为英语不够好才会落选。这份礼仪周正的通知，在让我感到失望的同时，也让我感到久违的、因东京而生的感激。

在新潟，我是一名谁也不会留意的平凡青年；而在东京，至少有人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可能性。而且，好歹在东京稍微注意到我名字的人似乎逐渐增加了。

我给《思想的科学》杂志的投稿栏投过一篇题为《关于仁侠》的稍许有些长的论文（1955），那时我收到来自编辑兼哲学家鹤见俊辅先生的采用通知。但是这份通知，哎呀，居然和我投稿的论文差不多长，绵绵不绝地诉说着对于我的期待。因此，我的感激之情也到达了顶点。

在东京成为电影杂志的编辑

某天，东京三一书房出版社的编辑来到我新潟的家拜访。他说希望我写一本电影相关的书。

当我写成并出版那本题为《日本的电影》的书时，一直以来采用我投稿次数最多的杂志《映画评论》的编辑邀请我去东京加入他们的编辑部。那是 1957 年，我二十六岁时的事情。

当时还是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前的时代。其实我已经受够了失业，而雇佣我的出版社规模很小，显然早晚一定会倒闭。

我收到了来自东京的呼唤，那么，该怎么办呢？虽然我心里非常犹豫，但是嘴上却连连答应。我辞了在现单位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安定的正式职位，决定前往东京。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

虽然是好几年后的电影了，但答案就在今村昌平导演的以幕末两国一带的闹市区为舞台的时代剧《乱世浮生》（1981）之中。

他开始筹划这部电影之后一直筹不到制作经费，就先把这个企划做成舞台剧，并且在东京六本木的演员座剧场上演。

今村昌平

在舞台剧版的《乱世浮生》中，有些台词让我惊叹。在桥上生活的流浪汉，揪住新加入的伙伴说，住在这里的伙计可不是因为种田吃不上饭才沦落江户的，并且各自报了家门。

据他们自报的家门来看，倒不如说他们是舍弃了在外地相对安定的生活而来到这里的，其中甚至还有人算得上是小地主呢。可能这也是流浪汉不负责任的吹嘘，但我觉得其中是有一丝真实性的。我来东京的时候，也有点那种感觉。

哪怕舍弃安定的生活

我来东京的时候，是 1957 年的 1 月。直至 1956 年末为止的七年间，我都在上述新潟市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的电话机、交换机等修理工厂工作。

最初的数年间，我只是被临时雇佣，状态不太安定，前途也没什么希望。在此期间，我从定时制高中毕业，才终于成为正式员工。虽然没有多少收入，但比起以前的失业生活可说是非常安定的状态。通过努力，我从定时制高中毕业，所以工资也上了一个档次。新雇用我的东京出版社的工资，比起上一家低了三成左右。靠这点钱无论如何也无法生活。

在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出版了最初的电影评论集。拉我去东京的主编说：“因为你已经是新人评论家了，所以缺的那部分生活费就靠写稿来赚吧，总会有办法的。”然而，对于我这种只出了一本评论集的新人写手而言，约稿是不会很多的。

再加上，我第一本评论集中的那些随笔之所以会被赞赏，多半是因为其独特的背景：这些文章都是在外地作为工厂员工的青年一边工作一边写就的。所以，我害怕如果没有了那独特的身份，那么约稿也就不会再有。我自己也觉得，如果自己不再是劳动者，那么就不能再用劳动者的经历去写文章。一两年后，过去积累的经历消耗殆尽，之后剩下的无疑只有惨淡。

对于没什么像样学历的我，肯定无法再找到像样的工作。不得不做好甚至会沦为计日工的觉悟。当时不似现在这样，年轻人可以很乐观地觉得不管干什么都饿不死。不管怎么想，舍弃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工作去东京都很乱来。果不其然，我的母亲表示出强烈的反对。

然而，我就像过去志愿成为海军少年飞行兵时一样，对于母亲的话左耳进右耳出，无视她的哀求。这是我的第二次不孝。虽然知道是乱来，但我还是舍弃了在外地好不容易取得的安定。东京就是那么地迷人。

每天都是过节

就这样，我结束了七年的新潟生活，再次来到东京。那时，我一边眺望出版社所在的数寄屋桥一带充满活力的人山人海，一边对这些人似乎都有各自的工作度日这件事感到难以名状的恐惧与战栗。我想着，自己到底能在这片热闹中享乐多久呢？几年后，我会不会就成了计日工呢？

在舞台版《乱世浮生》中，舍弃农村的安定生活，在江户闹市区成为流浪汉的人们的奇妙气魄，意料之外地让我想起二十余年前自己的心情，给我带来了轻微但复杂的冲击。

不知为何，今村昌平在之后制作的电影版《乱世浮生》中删去了舞台版的这一场面。可能是因为这段对话和整体的故事没啥关系，再加上比起用语言说明，电影更应该用影像去创造感觉吧。

实际上，电影版《乱世浮生》强烈地表现了在舞台版中没被表现的闹市区人群的魅力。那里是每天都有节日狂欢的场所，因为中了保皇派煽动者们的阴谋，那种节日狂欢最终在某天演变为接近暴动的东西。

幕府的步兵队出马镇压的时候，站在骚动前线的女性一字排开，齐齐地卷起衣服的下摆，对着步兵队大喝一声就开始放尿。这是一种来自集体心理的、无责任感的、不合常理的亢奋情绪。

不过，这群人本来就只是因为狂欢氛围而得意忘形，并非出于什么特别的目的才团结一致，所以步兵队一开始炮击，他们就很快被镇压了。就这样，节日狂欢作为单纯的节日狂欢而结束了，没有任何新的产出。不如说，之后残留的就只有茫无头绪的低落氛围。

不过，和事先决定好开始和结束时间的正规节日不同，在这种节日狂欢中，有着对于大事发生的期待。我觉得，正是这份重复出现又消散的期待，让人们不断往大都市聚集。

感激的都市

我那么地朝思暮想，终于来到了东京。但是，最初邂逅的东京人却都说，你不该来东京。

就连一直支持我的投稿文章，并让这些文章成为讨论话题的几位学者与评论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因为你人在外地，能站在外地普通百姓的立场，以你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为根基写文章，所以能写出东京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所没有的独特性，如果你来东京，失去了你原来生活中的根本，就写不出那种感觉了。

连偶然相识的读者也这么说：“这样呀，原来几个月前你搬来东京了呀，怪不得你的文章最近不行了，没意思！”

东京还是一如既往地如此冷酷。然而这种冷漠也是一种刺激。

东京绝不会轻易地接纳我。“既然来了东京，那么你早晚都会垮掉的吧”——只要那些小瞧人的家伙所说的咒文般的话不从记忆中淡去，我在东京就永远是个外来者。对此，我耿耿于怀。

在东京，没有一个能让我过上安心生活的稳定根基。东京这座城市，与其说属于地道的都市人，不如说是属于我这种外来者的。我警惕地盯着别人，也盯着容易垮掉的自己。

那之后，30 年过去了。那么，我如他人所期待的那样垮掉了吗？我自认为不至于，自己还是相当挺得住的。我觉得自己能够撑过来，还是因为东京给了我许多刺激，而且我也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心态，能够将这些刺激视为很宝贵的东西并尽量活用。

因为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性，我真的遇见了许多能给予我刺激的人，也真的碰到过许多刺激性的场面。多亏了在东京，我最近才看到很多在外地很少放映的电影，比如亚洲和非洲的电影，甚至还能以东京为跳板，得到许多去海外看这些电影的机会。

曾经我也憧憬西方，而东京则有着作为西方替代品般的一面。

但是在东京工作之后，因为工作去海外的机会也多了，到了西方反而开始思念日本，而且也开始思考与亚洲、非洲相关的问题。

在新潟的时候，我觉得东京仿佛小型纽约；去过亚洲其他国家后，感觉东京更像香港和曼谷。东京也是我通往世界的出入口。

比如，有一次我接到去海外宣传日本电影的工作，于是就去周游海外了，之后在东京的报纸上写了那时在曼谷看到的电影等。

某天，那部泰国电影的导演来东京洗印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来我家探望我。他说，自己的作品登上了日本报纸这件事在泰国成了新闻，引起了一直以来无视泰国电影的精英的注意。之后，我和他成了称兄道弟的关系。

像这样意想不到的感激时常发生。不仅是泰国，我经常在东京与在亚非两洲相识的电影人再会，我们的友谊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会中升温。我从他们身上，能够了解到生活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的性情。这也给予我很多刺激。

东京，依然是那个让人充满感激的都市呀。

日本顶尖电影学者及电影评论家、日本映画大学名誉校长佐藤忠男于2022年3月17日病逝，享年91岁。

佐藤忠男1930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1962年开始从事撰写电影评论的工作，凭借独特的观点和渊博的知识，成为日本最具实力的影评家之一。主要著作有：《世界电影史》、《现代日本电影》、《黑泽明的世界》、《日本电影的巨匠们》、《沟口健二的世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等。日本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曾任日本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自1950年起，佐藤忠男在《电影评论》《电影旬报》等杂志发表电影评论。1956年其评论文集《日本的电影》出版，获1957年获电影旬报奖。此后，他以电影为中心，在戏剧、文学、大众文化、教育等广泛的领域，发表了一百部以上的著作。其中《日本电影史》获得了1995年的每日出版文化奖、1996年的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并在2002年获得韩国文化勋章、法国文化勋章等。1996年任日本电影学校校长，2011年改组后任日本电影大学校长。

对于中国影迷来说，日本影评人佐藤忠男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日本电影史的权威研究者，也是积极推动亚洲电影交流的文化桥梁。截至目前著述超过三十种，包括重要的电影史作品《日本电影史》（四卷本）、《日本电影大师》（三卷本），导演专著《大岛渚的世界》、《小津安二郎的艺术》、《只为女人拍电影——沟口健二的世界》等等。他的作品《炮身中的电影》更是研究中日电影交流史的重要作品，贾樟柯、田壮壮、侯孝贤等华语导演地作品都得到过他在国际语境中的真挚推荐。

佐藤忠男生于1930年，年近百岁的他见证了日本电影的黄金时代与媒介迭代，也亲历了东京战后最激烈的城市化进程。他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映画评论》《思想的科学》等杂志上发表电影评论，被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发现。后两人一起组织了“大众艺术研究会”。1973年，佐藤与自己的妻子一共创办了《映画史研究》杂志，后担任日本映画大学名誉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