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英格玛·伯格曼的六个问题

《我们都是马戏团：伯格曼文集》已于近日上市，伯格曼不仅是电影大师，在文学领域也有独树一帜的风格，曾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本文正是选自新书中的一篇，为伯格曼应邀以自问自答形式撰写的短文。

该文首刊于《电影画报》（Bildjournalen）1956年第38期，发表时正值电影《第七封印》拍摄杀青之际——换言之，这是一则为新片上映预热的小品文。尽管没有真正的采访者，伯格曼仍然在六个问题中真诚地面对了读者、观众和自己。

电影《第七封印》海报

「给英格玛·伯格曼的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请问您是有些人说的魔鬼导演吗？手持锤头，用癫狂的情绪塑造您的明星的暴君导演吗？还是，您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位温文尔雅，用耐心细腻赢得演员尊重的导演？

回答：我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我，也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我，如果有人宣称他了解他自己，那可以肯定的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如果有人自以为了解一个人，那就由他去吧，没有必要对峙，惹人生气，搞得大家都彼此生疑。如果有人认定我是那个用锤头或是用耐心塑造演员的导演，我也没有必要去证实什么，反正无论我说什么，人家早把我当作是一头长着五条腿的牛了。

《第七封印》拍摄现场

第二个问题：您的影片主要都是讲述女人的故事，您怎么会这么了解女人呢？

回答：我去阅读女人的秘密世界，观察她们为情所困的表现，窥视她们的心灵日记，尽管如此，我还是吃惊于关于女人我依旧如此地缺乏经验。

伯格曼和丽芙·乌曼

第三个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您变得越来越小资了吗？您开始厌倦马戏团和大篷车的生活了吗？您现在把胡子刮了，也不再戴贝雷帽，这些举动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回答：我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小资，我一向都很小资、保守或是反动，看你们怎么说了。我要是没做导演，可能会做一个像布·塞特林德（Bo Setterlind）那样的御用诗人，当然不是一个等级的。就因为我有你们所说的所谓“小资”情怀，我才喜欢马戏团和大篷车。对，我的胡子具有象征意义，我没胡子和有胡子一样，都有象征意义。

我的胸中住着一个想做演员的小孩，他总是戴着不同的面具，有的面具效果好，有的差一些，胡子就是一个效果差的面具，在没有胡子的面孔后面比较难隐藏自己。我没有放弃贝雷帽，我还不能沦为彻底的匿名。

伯格曼与母亲

第四个问题：您有过特别生气的时候吗？当您的影片遭到差评的时候，您会做什么？

回答：我这一生确实生过几次气，列举出来也不是件难事，尽管这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毕竟愤怒与精神紊乱是有区别的。我最近一次生气是《电影画报》发表了名为《英格玛·伯格曼身边的女人们》的系列文章，《电影画报》的记者根本就不认识我身边的女人，无论是我的祖母、母亲、姐妹和我家的阿姨，以及乌拉·波丽特（Ulla Britt），这是我六岁时候的准新娘的名字。这种文章居然还是一个系列，要是我的挪威的大姨妈还活着，如果她读到《电影画报》的话，她一定会说：“都是什么狗屁啊！”我也不太确定她会不会读《电影画报》，因为她是《第八天》的忠实读者，用她的话说那是一本好杂志。

《呼喊与细语》剧照

第五个问题：您最想拍哪种类型的电影？《第七封印》后您接下来拍什么？

回答：我最想拍的电影就是我刚刚拍完的电影，它的名字叫《第七封印》，我必须不遗余力地尽我做父亲的职责，全力为它做宣传。当然我不能向你保证这就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第七封印》剧照

第六个问题：和您接触过的女人，您见过面或是讲过话的女人似乎都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是什么印象呢？

回答：所有的女人都给我留下印象：老的、少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重的、轻的、丑的、美的、乖的、乱的、活的、死的。我喜欢所有雌性的动物：小母牛、大母牛、母猫、母猴子、母猪、母马、松鼠、母鸡、母鸭、河马、冷水鱼、热水狗、老鼠、大象！我爱女人、小鹿、蜥蜴和各种有毒的爬虫。我恨女人，恨不得打死几个或者让她们把我打死（请把不合适的地方划掉）。女人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我在这里混得不怎么样，可我别无去处，而且我也不知道哪里会有更好的去处。

这里，充满批判性思维的读者开始想了：这人也太能扯了吧，是不是喝多了胡说八道。但他没有喝酒，他就是说了大实话，他本没打算说出来的大实话。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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