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诞辰90周年。
弗朗索瓦·特吕弗
François Truffaut
1932年02月06日～1984年10月21日
“我对新浪潮的看法并不振奋”
1979年采访特吕弗
英国电影协会（BFI）在南岸（Southbank）举办了弗朗索瓦·特吕弗专栏，我们重新刊登了曾经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这位法国新浪潮的拥护者在20年后回顾了他的职业生涯。
《My thoughts on New Wave are not uplifting》
唐·艾伦：可以说你对于新浪潮以及在此之后的感受是悲观的吗？
弗朗索瓦·特吕弗：不是。你知道的，没有人是悲观主义者，也没有人是乐观主义者，正如道德家所说，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是傻瓜。所以我不想落入说我很悲观的陷阱。但最近有很多关于新浪潮的讨论，因为现在正是1959年开始的新浪潮的20周年纪念日。在所有这样的运动中，除了任何艺术上的考虑以外，还存在友谊、个人和群体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中难以避免的关系恶化。
在法国1968年5月这样的分水岭，电影的情况特别复杂，不仅就电影院而言。如果人们认为我们这些每次都在彼此的家中见面的人似乎未来都有着幸福的前景，那么他们错了，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已经相当恶化了。现在有些关系比20年前更糟。有些人寄予了厚望，但仍未实现。友谊被背叛了。有少数人的美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这些都是例外。因此，我对新浪潮的看法并不振奋。夸张一点地说，你可以说当时我们年轻，英俊，讨人喜欢。每个人都在怀疑现在是否仍然如此。
《四百击》（1959），特吕弗的处女作
比起20年前来说，法国现在一个没有钱也没有人脉的年轻人制作处女作的机会是否会更大？
没有，在1959年，突然有许多机会向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拍电影。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但由于基于电影未来收入的贷款可偿还的财政支持系统，在法国每年仍有大约30部由不知名的创作者制作的处女作。
关于影片的问题越来越像是一本书会有的问题。出版一本书并不难。困难的是把书放到书店的橱窗里，让人买下并阅读它。电影业也是同样的。越来越多的好电影正在制作中，但它们却没有它们应得的好结果。似乎，即使是最聪明和最有教养的影迷也通常喜欢一部简单但制作成熟的电影，而不是一部有着才华但粗糙笨拙的电影。
对我来说，标志着电影业开始变得堕落的电影是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007之诺博士》（Dr.No）[1962]。在那之前，电影基本上是在讲述一个希望观众会去相信的故事。虽然有少数电影是对叙事传统拙劣的模仿，但总的来说，一部电影是在讲述一个观众想要去相信故事。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会重新开启过去关于希区柯克的争论。一直以来，英国评论家都不愿意接受希区柯克在美国拍摄的电影比他在英国拍摄的电影更胜一筹的观点。对我来说，不同之处在于，希区柯克在美国拍的电影比他在英国拍的电影更渴望让观众去相信电影中所讲述的故事。
但是我之所以认为邦德电影带来了电影的堕落时期，是因为在此之前，这种模仿之作只有少数人或着比较势利的人制作，但随着邦德电影的出现，它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类型。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可以说是电影艺术的退化，这种电影既与生活无关，也与任何浪漫传统无关，而只与其他的电影有关，并且这种电影在不断地被发行。更重要的是，希区柯克的职业生涯在第一部邦德电影的出现之后受到了影响，因为它们抄袭了他最好的惊悚片《西北偏北》[1959]。他无法与邦德电影竞争，在此之后，他越来越不得不制作小预算电影。也许他同时也变得太老了。例如，如果他年轻十岁，他很可能会去拍灾难片。别忘了他一开始去美国拍摄《泰坦尼克号》（The Titanic），但最后拍了《蝴蝶梦》（Rebecca）[1940]。
弗朗索瓦·特吕弗
你不认为灾难电影和商业大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电影的堕落吗-至少是你对电影的概念？
不，它们标志着对于电影的最初形态的回归，回到了最初的10年或15年。这根本不让我担心。电影注定要不断自我复制，因为正在制作的电影太多，而可用的戏剧性情节太少。所以电影的整个历史都充斥着翻拍，但只要翻拍比原版好就行了。六卷影片比三卷的更好。有声电影开始时电影的质量有所下降，但声音的引入并没有阻止像《金刚》[1933]这样的电影拥有非常漂亮的设计，视觉上也非常夺目。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去对抗色彩。我们认为颜色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障碍的观念是多么错误啊。
你这么想只是你普遍怀旧的情绪的一部分吗？
不。电影的完美在于，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电影和“现实”之间都存在着一道屏障。颜色已经消除了这最后一个屏障。如果一部电影中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那它就不是一部电影 -与纪录片竞争，结果会非常无聊。就像许多为美国电视台拍摄的电影，我发现它缺乏任何虚构的维度，反戏剧，过度记录，非常无聊。大部分的现代电影就是这样。
颜色是敌人。现在对于我来说，在片场建造一个公寓比在一个真正的公寓里拍摄更有趣。因为在制片厂中，我们至少有可能战胜色彩的丑陋，例如通过使用大量的夜间镜头或着集中于人工制造的方面。
如果我们要使得我们的电影看起来不像是纪录片，我们就必须得回到虚构上去。这可能就是希区柯克最初吸引我的原因。如果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个不变的想法，那就是坚信我个人喜欢的那种电影的敌人就是纪录片。我一生中从未拍摄过纪录片，并且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去拍。这并不是说我不能欣赏一些制作纪录片的创作者，比如马塞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uls）的《悲哀与怜悯》[1969]。但最初吸引我进入电影的是我对虚构的热爱，而促使我拍电影的冲动是虚构故事的欲望。
一个针对你的批评是，你的电影并没有真正取得多大进步。我知道你赞同雷诺阿的一句格言，即电影创作者一生中只拍一部电影，其余的只是对第一部电影的想法的再造。但你同意你确实过于依赖自传吗，还是你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难道你不会被一个全新的出发点所吸引吗？
我并不担心有人说我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同意一个人无论取得什么进步，事实上总是非常小的。一个人在最开始就已经给出了自己最丰富的部分。你甚至可以说，把电影看作为你的整个职业生涯是不值得的。比如说，你应该仅仅拍摄三到四部电影，就像歌手或词曲作者的前三四首歌是最丰富的。但由于这是人们最喜欢进行的活动，因此人们会继续下去。即便如此，我有时也会制作主题比较困难的电影。
《绿屋》（1978）
就像《绿屋》[1978]这部电影吗？
是的，我更喜欢用这样的词，像我“摆脱困境”这样的电影，而不是说我“成功”。电影效果相当不错，我可以说，也许十年前我做不到，我不会“赢得赌注”。以《阿黛尔·雨果的故事》[1975]为例。这是一个要赢的赌注，并且它也没有输，但它需要在“商业”上有一定的经验，然后才能去尝试制作一部元素如此之少的电影。我也不认为《日以作夜》[1973]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处女作。经验和电影制作的技巧是必需的，一个人在职业生涯的开始时显然电影制作技巧比较缺乏。对于一个人的第一部电影来说，真诚是可以的，但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将其整个职业生涯都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此外，一个人还需要一点技术和一点技巧，当然还有一点运气。没有运气，什么都不会发生。
《射杀钢琴师》[1960]
你仍然在谈论“赢得赌注”的必要性，就像你多年来一样。十九年前，在你的第二部电影《射击钢琴师》[1960]中，你冒了很大的风险。许多英国人认为这是你最吸引人的电影，尽管这一部电影在商业上遭受到了失败。除了极少数例外，从那以后，你似乎几乎没有再冒险过。你现在有一个坚实的财务基础。你现在会不会再次冒险，而不是继续现状，例如，拍摄关于安托万·多内尔的主题和角色，就像你拍摄《爱情狂奔》[1979]那样？
我认为《射杀钢琴师》的魅力源于偶然的因素，同样的因素也存在于《偷吻》[1968]当中。这两部电影的共同点是，每种情况下在其中都不能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确，除了安托万系列的电影之外，在我开始拍摄之前总是知道电影中应该发生什么-至少总的来说，因为当然可以即兴创作一些细节，我对演员有信心。但是在拍摄《射杀钢琴师》期间，我不知道主角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整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次真正的实验，不过的确，我不再有胃口再次尝试完全实验性的影片了。
《偷吻》[1968]
你在社会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态吗？
是的，部分是出于我的影片是自传性的原因。我不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法国人，我不知道关于我出身的全部事实。我从未尝试过去获得我的投票卡，所以我不能投票。如果我投票的话，我会觉得我在表演一个非常造作的行为，就好像我在扮演一个角色一样。因此，我对法国没有什么依恋，完全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很好地度过我最后的生命。正如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一样，同样当人们试图向我解释他们的宗教信仰时，我仍然持怀疑态度，觉得他们不真诚-这是愚蠢的，因为他们的确愚蠢。我只是无法相信他们的信仰。我的宗教就是电影。我信奉查理·卓别林等人。
至于说政治，我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它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和高估了。对我来说，政治简直相当于做家务。如果今天早上有些尘埃需要打扫，我们可以直接去打扫而不谈论它；如果烟灰缸需要清理，我们会去清理，但这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必要的，但如果它成为我们话题的全部或者我们一天的全部，那么它就是愚蠢的。这同样适用于政治。
所以政治不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或者改变社会的结构？
只会非常缓慢。而且它越慢，就越有效。变化并不显著。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们认为在20年后，一部带有政治内容的电影会比一部非政治电影更清楚地描绘出它所拍摄的社会，这是完全不真实的。一些复杂的好莱坞喜剧片对于多年前的美国的描绘，与任何旨在谴责某些特定的社会虐待的电影所描绘的一样多。一个人必须努力去反映其所生活的社会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一个人都会这样做的。萨尔瓦多·达利给了所有画家这样的建议：最重要的是，不要担心自己是否“现代”，因为不幸的是，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是（现代的）。
电影制作人承受着来自媒体的许多压力，要求他们在作品中引入政治维度，甚至是编造出来的。抵制这一点非常重要。电影制作应该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责任。你拍一部电影不是为了迎合特定的公众舆论。你制作一部电影是出于自己的乐趣，并希望观众能够分享到它。如果拍电影变成一种职责，我就会去做别的事情了。
《Sight & Sound》2022年1月7日 
By Don Allen
翻译：赛赛（豆瓣@cre）
新浪潮，终将离我们远去
《电影手册》：剧终（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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