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华人电影从籍籍无名推举至世界闻名，她的斜杠身份几乎跨越整个电影行业，她慧眼识才帮助青年创作者屡获国际影展大奖，所有头衔加在一起，她正是人称台湾“电影教母”的焦雄屏。
2021 Minute国际短片节中，焦雄屏担任终审评委，除了审片、演讲、与评委会讨论，她也与众多青年电影创作者们展开交流，分享经验，汲取新的业界活力。
此次【导筒】带来专访焦雄屏，听她分享一路走来的电影之路，解析她对长片、短片、电影节的种种思考，从“台湾电影新浪潮”聊到如今的国际化电影创作团队，在影史历程与职业经验的交织之中，洞视华人电影的脉络与未来。
导筒 x Minute国际短片节
专访焦雄屏：
我愿意把有才华的年轻创作者们聚集起来
“华人电影能在世界影史上烙下痕迹，很令人骄傲。”
导筒：刚进入电影行业时，是以怎样的心态进行电影研究，以及接触幕后创作者的？
焦雄屏：我做任何事情都带点偶然，会被时代潮流推着走，从新闻专业转入电影专业，只用了5分钟。我一直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研一入学读新闻，觉得很闷很无聊，但第二学期上了一堂电影课，发现自己很喜欢电影。学期末的时候，我没事走到学院院长办公室附近，没目的地看墙上布告栏最新动态。院秘书是一位优雅的老太，她看到我就会问我在找什么？我找话，就说想转电影系。她说新闻和电影都在传播学院，“喏，填这张表”，所以我五分钟，莫名其妙地就转到了电影系。
转系改变了我的一生，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过往读书都是义务性的，学电影后忽然发现原来读书这么好玩。而且电影也不只有好莱坞一种形式，我在欧洲电影、日本电影、拉丁电影中间发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似的地方，就想为什么港台地区不能有自己的电影。
那时除了兴奋，还带点使命感，觉得有责任将华人电影扛起来。写论文的时候也不想研究外国电影，因为这方面研究者不缺我一个，想写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院长让我去看一本跟程季华有关的中国电影研究的书，Jay Leyda的《电影》（Electric Shadow）。他是纽约的教授，后来我也拜访过他，但里面的老电影与中国港台电影并不重叠。于是我从熟悉的电影中挑题目，研究流行的功夫跟武侠电影。
Jay Leyda的《电影》（Electric Shadow）
后来回到台湾，没想到因为写过几篇评论，已经变得非常知名。从一个普通留学生变成影响全台湾电影界趋势的人，我感觉有点害怕。这时刚好有机会去香港，看了一部电影叫《我这一辈子》，我非常震撼，这是我遇到的第二个转折点。发现原来院长和Jay Leyda所讲述的中国传统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原来我们忽略了这么一大段的中国电影史。
从那时起，我开始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关老电影和新电影的东西。去日本两个月，看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包括《马路天使》《早春二月》《牧马人》等等，很感动。不久，加州大学（UCLA）开了美国大学第一堂中国电影史课，于是我接触了另一批更完整的电影概念。
《马路天使》(1937)
这时我们一批年轻人开始推动台湾电影的改革，认为拍电影不应该只有好莱坞的、逃避现实的方式，更应该拍一些接近当代社会的电影，尊重本土文化。我用报社办了十大电影选拔，选出来第一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导演，叫侯孝贤，他拍了一部电影《在那河畔青草青》，居然打败了许鞍华、徐克、谭家明这些香港新导演，我想此事激励了很多人。
在我回台湾的前后几年，回来了一批学电影的人，包括杨德昌、万仁、柯一正、曾壮祥等，和本土的电影人如侯孝贤、陈坤厚等聚在一起，想推动改革，谈不上运动，只是想拍不一样的电影。累积作品多了，就开始产生文化自信心，开始把台湾电影推出去，形成新台湾电影（New Taiwan Cinema）。这个责任落在我身上，因为我可以跟来自不同地区对电影文化有兴趣的人交流，以专业知识告诉他们台湾电影的优点和代表性何在。
在这段时间，还没有香港艺术电影，我接触到大陆的第五代导演，我们一拍即合，形成非常有力的电影论述，当时在国际上所向无敌。这就是我的第三阶段，带领、帮助中国台湾以及大陆的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走向国际、互相辉映，打造了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非常辉煌华语电影十年。
这时我也碰到了瓶颈，比如发现获得国际知名度的导演开始重复自己，新来的年轻导演又重复他们走过的路，没有新意。于是我开始转换跑道，开始做监制。比如我成功做了“三城记”系列电影，当时北京、台湾、香港三个地方各自都要面对拍电影的新一代年轻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都有很大转变，所以三地的新人新作会受到全世界电影圈瞩目，这一批电影如《十七岁的单车》《蓝色大门》《爱你爱我》都拿到了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很多大的奖项，变得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成了某种经典。于是我走上监制道路，从独立制片到比较商业市场性的电影如《白银帝国》都有涉猎。我坚持不以数据或者票房为指标，还是注重专业、自信、创意，这就是我在电影行业中的历程。
《蓝色大门》韩国版海报
导筒：您担过任很多电影节展的策划、选片工作，如何总结过去30年来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表现？
焦雄屏：就像刚刚所说，90年代初期出现三地混合现象，除了台湾新电影、大陆第五代导演的涌现，香港电影界也有年轻人追上来，如关锦鹏和王家卫，给全世界带来很大的惊喜和震撼。三个地方都有多年传统的传承，有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关注方向。三地的荟萃和撞击又产生新的活力，总是制造出更惊人的成绩，比如《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用的是台湾的资金、大陆的导演，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混合方式。三地既有相异，又有相同，合成一股非常厉害的华人电影浪潮。
《霸王别姬》德国版海报
90年代，华人电影能在世界电影史上烙下痕迹，是很令人骄傲的。因为在过去我读书的时代，写电影史研究论文，根本找不到华语电影的痕迹，只有零星一些介绍李小龙的功夫片、邵氏武侠片的文字，华人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几乎是缺席的，尤其是在艺术性的贡献方面。
但过去30年来，华人电影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近期由于疫情、媒介载体革命以及世界格局的封闭，各地电影创作似乎又回到90年代之前各自为政的状态，大环境使得观众市场出现了隔阂和分离，华人电影圈从分离到汇合到又有分隔的趋势。我们还在变化当中，对此暂时没办法总结。
三地电影的创新和改革为世界电影史带来非常多值得尊重的力量，从台湾的杨德昌、侯孝贤到香港的王家卫再到大陆的一批创作者，如姜文、张艺谋，都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非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建立了新的属于华人的美学。
“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想让别人接受你，一定要采取方法。”
导筒：您对最近十年华语电影行业状况的观察？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影片？
焦雄屏：两岸三地的电影最近似乎都到了瓶颈状态，但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如市场性、大数据、媒体的改革、新一代观众的成长都会导致现在电影的状态转变。现在业界强调中国将变成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在这一市场形成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的地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发展还不太匹配，应该加强。
还有，现在有一些新的导演和行业趋势出现，但不像90年代那一波有那么集中的共识和共同关照。比如台湾电影在美学上出现两个阶段，前面是写实主义、强调电影反映现实，后来走向现代主义，出现像侯孝贤、杨德昌一样的大师。之后杨德昌去世，只有侯孝贤一枝独秀，后来整体力量就分解成了单个的创作者。
1991年，杨德昌导演登上日本《太陽》杂志封面
(The Sun, No.356, Feb. ) Photo: Issei Suda
大陆的整体性力量体现在第五代导演身上，那时候一批年轻人用国外的资金拍出很特别的电影，之后电影产业经历数字化转型，第五代导演转变成重要的前锋领导人，整个电影产业界开始拉抬大数据、大票房，使得国内电影变得唯票房是问、对艺术电影相对缺乏关注。
台湾新电影有一些独立电影的传统，这些独立创作的作品受到社会舆论很大支持，像《阳光普照》《谁先爱上他的》乃至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既反映社会现实，又带有很强烈的传统的人文关怀，虽然在美学上的表现不如更先锋的杨德昌，但整体来讲与观众的距离没有那么远。
大陆独立电影就会与观众有一些距离，比如《春江水暖》《野马分鬃》《罗曼蒂克消亡史》《暴雨将至》，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可能缺少与大众沟通的途径，变成小圈子里的文化，与大众市场脱节，不能被更多观众接受，比较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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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泞的沼泽中走出，用影像打开漫漫长卷
香港的电影中，比较有创作力的大致可以分为北漂派和本土派。北漂派常卷入大数据和商业市场里，而本土派的创作非常难跨越狭小的香港市场，年轻的作品。
虽然也有跨越界限受到欢迎，比如《我的少女时代》《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可以跨界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受到同样的欢迎，但还是局限在小清新、青春片的范畴里。总体来说，这三个地方的电影创作正在回到90年代之前的隔绝状态。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近十年华语电影行业变化很多，但缺乏集体的动力和理想性，只能从某一个创作目标出发，容易分散力量，无法形成整体的优秀作品体系。
导筒：今年很多华语艺术片进入院线后票房表现不尽理想，您觉得未来的华语艺术片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
焦雄屏：从前艺术片票房表现不佳，可能跟一般大众的美学品味或认同度有关。比如一些过去的创作者可能会失去与年轻一代的同理心或艺术品位的共鸣，产生代沟或断层。
就像台湾新电影刚出来时，很受艺术电影观众和大学知识分子关注，但因为长期的自我重复，审美不能跟上新一代的成长速度，很快也被抛弃。
在美学断裂这个问题上，大陆的情况更加复杂，第五代导演所提出的电影本位的创作方式，跟整个社会比较偏向通俗电影的品味之间，有很大的鸿沟。
大家可能觉得香港艺术电影比较成功，受大众欢迎，其实未必。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当时远远超出艺术电影可接受的成本，曾经拍垮过一位电影投资者的心，那位到后来提到王家卫都咬牙切齿。所以在整个大中华地区，艺术电影能否成功都非常依赖机缘和例外，这类电影很难出现恒常状态的成功。
《阿飞正传》片场
别的国家如法国，可能艺术电影不会面临这么大的脱节问题。法国下了非常多的苦功去平衡、引领大众的品味和艺术电影的审美发展，基本上在法国不懂电影很难交到朋友，举国上下几乎每个人都熟认各种艺术电影。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艺术电影的普及教育方面出台更多措施，比如成立艺术院系、帮助艺术电影评论更加普及化，我觉得对于艺术电影来说，美学层面的普及和提升特别有必要。
导筒：您认为疫情对全球电影市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焦雄屏：在全球市场范围来看，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不是中国片，而是美国片。受到疫情这样强烈的冲击，美国片的全球霸权逐渐式微，他们最擅长的宣发行销也没有发挥原有的力量，像《007》《沙丘》这样制作优良的新片今年在全球市场的表现都不如预期。
《沙丘》
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现象，Netflix等串流媒体平台涌现，造成了新的霸权。但新的Netflix霸权并非美国电影独占，这样反而可以疏通一个新的通道。比如韩国《鱿鱼游戏》的平地崛起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电影霸权不容易恢复，Netflix等新媒体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松动的、可以表述各自文化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新现象。
我最关心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和诠释权，如果华语电希望影抓住这几年的机会得到更深一层的发展，要努力的空间实在太大了。请大家多多注意串流媒体，因为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想让别人接受你，一定要采取方法。
我再次强调，集体性非常重要，单部电影的成功无法拉动整体的电影业态。如果没有前面的《寄生虫》《米纳里》以至于《来自星星的你》《大长今》等众多韩国作品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惊人表现，《鱿鱼游戏》如今的潮流也不会兴起。我一直希望有集体的力量，这就需要政府有非常高瞻远瞩的计划，与国际对话。我当年把中华电影推广到外时，就需要理解国际市场的不同品味，懂得如何用专业的语言和行业认知与别人对话。
《寄生虫》
“不同的身份使我可以联合起不同的力量，共同推动电影发展。”
导筒：您最开始是电影学者，后来以制片人、监制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您对这些身份有哪些不同的感受？
焦雄屏：华语地区似乎没有其他人像我一样，同时扮演这么多不同的角色。除了研究者、制片人、监制，我还做评委、国际行销、卖片，甚至引导各个电影节的改革，比如金马奖、台北电影节前身“中时晚报电影奖”是我创立的。因为这么多不同的角色，我参加电影节时会非常繁忙，需要在评论、市场、展映、外交交流等等活动之间跑来跑去。
各种角色串在一起，让我对电影各个层面产生不同的关照。当初转监制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从各个角度体会别人看待电影的方式，思考电影的供需关系，从而帮助我们的华语电影加强美学自信，发动评论界保护我们电影的优点。当年没有人认识王家卫的价值，我是台湾第一个评论王家卫《阿飞正传》的，王家卫看到后还拜托我用影印机放大，传到香港去宣传。
中国香港也有非常多优秀的评论人，比如黄爱玲、古苍梧、林年同、罗卡、李焯桃等，在香港电影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那个年代发声可能我比较强悍，因为我有各种角色，可以联合起不同的力量共同推动香港、台湾、大陆电影的发展。
不同的身份也让我得以从不同的视角看待电影，因此在做制片、监制工作时可以从多个面向出发进行考量。我觉得多重身份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既可以帮助自己监制的电影，还能帮到别人的电影。只是许多人不懂监制的工作，在大陆也被错用为知名人挂名的宣传。其实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乃至世界，producer引领整个电影走向，从融资、创作、实拍到行销不是许多无知的人以为现场管拍摄的才叫制片。
导筒：您曾经做过一档影人谈话节目《聚焦》，其中和很多电影从业者的对话让人受益匪浅。今后是否还会再开设电影谈话类节目？
焦雄屏：谢谢你。《聚焦》确实受到很多支持，大家评价也很不错，暂停是挺遗憾的事。当时我们的节目制作条件很简陋，没有太多包装，只是跟导演、演员、制片进行朴素的对话，以专业、深度的态度去沟通，让观众了解电影行业的真实现状，对电影文化产生比较深入的理解，这是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很多对谈的人平时在例行宣传不愿意说的想法，会愿意在节目里深入交流。
我一直很希望重新开启不同形态的《聚焦》，一定寻求保持原来朴素的状态，不会以综艺的、抓眼球的方式来制作，这些内容不属于这个节目。但现在还需要克服很多难关，比如资金、平台、观众等等，我还在努力当中，有时会产生一些挫折感，因为这种节目不是能带来大量点击率的节目。
“现在电影节实在太多，重复性太高，还有可能变成红毯盛会。”
导筒：您认为华语地区电影节展的质量如何？您心目中理想的电影节应当具有怎样的特质，应当为创作者和观众提供哪些价值？
焦雄屏：我觉得现在电影节实在太多，重复性太高，连小的独立电影节也开始请明星走红毯，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我觉得这些不太好，有些喧宾夺主。电影节不应该等同于红地毯、大明星，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是这几年才变得非常繁华用来宣传，以前的红地毯很朴素，更多是代表对创作者的尊重，代表电影即将与更多观众正式见面。现在连戛纳红毯都五花八门，甚至变成网红作秀的工具，实在与电影节的意义所去甚远。
导演肯·洛奇在2019年戛纳电影节
在我看来，理想的电影节业态，重复率不该太高，既然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城市愿意做电影节，那就应该规划好电影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比如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日本纪录片工作者小川绅介创办的，开始时小川绅介想要拍摄一部关于农民问题的纪录片，但农民们批评他连基本的种田方法都不会，谈何农民问题。于是小川花了九年，虚心学习如何种田、施肥、收割，甚至成了最杰出的农民，拍了三部纪录片，得了很多大奖。小川想把居住的山形县变成一个纪录片的中心，让记录片理念与这片土地结合起来。我去过好多届，第一届的时候这个电影节一点也不国际化，整个城镇从头到尾只有一条大街，会国际语言的居民非常少，但慢慢地大叔大婶年轻人都开始努力学习英文，希望与世界沟通。连续办了几年之后，那里已经焕然一新，不但电影节开始变得国际化，当地老百姓也加入了一场全民运动，大家都很能理解、尊敬纪录片，于是全世界又多了一站纪录片重地，叫山形。这就是城市机能与电影映事、文化自信完整结合的电影节模式，很有代表性。
2021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展海报
1989～2017，山形纪录片节华语片入围名单
这是非常理想的电影节的状况，一方面跟创办人小川绅介本人的职业关注有关，另一方面跟城市本身的特性、机能相关，它的目的在于鼓励老百姓参加电影活动，而不是把一堆电影人拉到这里来，做的事情跟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
导筒：作为今年Minute国际短片节的终审评委，您认为长片、短片的评审标准是否有所不同？今年的审片感受如何？
焦雄屏：创作长片和短片时考虑的角度是不同的。创作长片，需要考虑市场、资本的规律和现状，而短片的时长较短，表面上看可能消耗一下就没了，但也可能在电影的艺术性、功能性方面做出长片商业市场里做不到的成绩。有很多短片在世界影史上刻画下里程碑式的意义，比如美国的心理学实验短片《午后的罗网》、法国的艺术短片《安达鲁之犬》、加拿大的真人逐格动画《邻居》等等，他们虽然内容时长非常短，但在世界上形成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先锋性、实验性、理念的尖锐性常常由短片率先完成，甚至还能由此开发新的制作技术影响到整个电影行业。当时尖锐的先锋形式，如意识流、荒谬主义等，现在在主流电影中也屡见不鲜了。
《一条安达鲁狗》
导筒：Minute国际短片节落地成都，活动中包括艺术装置、露天放映，强调和城市、场所的关联，您是否赞同这种做法？短片节还可以从哪些方面与一座城市形成关联与互动？
焦雄屏：艺术装置、露天放映这些手段都是希望增加短片节与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联性，这是对于场地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鼓励市民参与，除了吸引观众，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来做志愿者，更多地理解电影节的前后状态，与电影工作者、普通观众面对面交流，由此产生的心得会让城市与电影节发生长久的关联。不应该是由同一批工作人员从北京来到成都，而与本地人毫无关联，短片节要落实到城市中来。当然短片节跟长片电影节也不一样，短片中有独特的美学状态，举办短片节，更需要跟城市的产业基础、发展规划，以及整体的国力结合一起进行考量。这次来成都，看到城市的现代化，进步落实在各方面的文化领域（如短片节和双年展），令人印象深刻而高兴。
Minute国际短片节 灵感市集
“我非常注重集体的力量，很想把有才华的年轻创作者聚集起来。”
导筒：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如今已经冲出大陆，全世界都会使用当地的TIKTOK。您认为短视频与短片的本质差异在哪里，二者是否会相互影响？
焦雄屏：肯定会相互影响，但二者的创作理念不同。短片具有完整的思路、完整的结构、完整的美学体系，而短视频会关注某一种概念、某些耸动性的话题，强调宣扬某一种姿态，带有一定的告知性和耸动性。我对短视频接触不多，这是我目前的观察。
导筒：从媒体的角度来看，短片在大陆暂时不受重视，普通观众和资本甚至不把短片认作电影。您认为短片节在破除大众思维定式方面，起到哪些作用？如何提高观众观看短片的热情？
焦雄屏：相比于长片，短片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实验性、先锋性，可以做到长片做不到的事情。提高大众对短片的重视程度，需要举办单位、媒体舆论各方的共同推动。没有人生来就能达到极高的审美高度，需要有人推动人们对于文化艺术的认知，解析、传播短片的概念和创作过程。跟普通观众分享艺术认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Minute国际短片节 展映活动现场
导筒：Minute国际短片节活动中也包含线下实体影展和交流，面对青年创作者，您最希望就哪些方面进行沟通，有哪些经验可以提供给他们？
焦雄屏：我也在大学研究所教书，带了很多青年创作者，指导的作品有好几部得了金马奖最佳短片。
我跟年轻的创作者交流时，会很清楚地问对方真正想在作品中表达什么，告诫他们不要只看到名利。我不喜欢那种还没有学电影就开始练习上台领奖发言词的小孩，当然这是社会风气教给他们的，太在乎外表。
跟年轻创作者交流时，我会最先请他们明确拍摄的核心，然后帮他们分析哪些段落是不值得拍的。比如有学生拍夜市，就只拍一些转来转去的街景，小吃摊拍老板炒几个菜，但这样拍表明他根本不了解夜市、不关心夜市。夜市是空间、空间里的人，以及为什么这些人会在这里。后来，我要求他加了夜市各种段落，台北夜市的感觉和意义跃然而出，夺下金马奖最佳短片奖。
我常常会鼓励或要求年轻人从心出发，拍出有共鸣、有很真诚情感的电影，会努力理解他，做出更深入的交流，我很希望看到有思想的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每次看到年轻人有新的想法，我都很高兴能给予帮助。比如我刚从长沙过来，看到那里那么多年轻人，他们的活力让我惊艳；还有最近接触新一代的留学生归国，各个思想、经验都有特色，将来一定有发展。
导筒：您有如此多元的电影从业身份，可否谈谈未来个人的工作规划和创作计划？
焦雄屏：这次来大陆是个意外，但既然已经隔离23天，就暂时不着急回去。我的人生并不很有计划，比较随遇而安。大家知道我来到大陆，就有很多工作找来，比如很多电影节邀我做评委、主席，除了国内的，也有国外远程的，如新加坡和布拉格，需要线上讲学授课，接下来几个月我会有非常多的看片评审和演讲工作。
Minute之夜 先锋人物赖冠霖、终审评委焦雄屏共同揭晓荣誉
个人创作方面，我一直想开发一部与科幻、新技术有关的单元网剧剧集，希望用带有奇幻色彩的方式在电影中引用新的科技。我非常注重集体的力量，这段时间发现了很多喜欢的年轻创作者，很想把他们聚集起来。他们都是海外留学回来，但与台湾90年代那批留学生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丰富的经历，不只在美英等单一国家学习，还有在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学习工作的经历，这些丰厚的背景相互交织，大家交流起来会比较容易。
此外，我还有两个电影项目正在讨论分场，跟导演、编剧、投资方三方不停开会，确认没问题后，完成投资规划就可以动工了。
年后将做一个视频讲学节目，十集，现在也在规划内容中。如果有人愿意合作重启《聚焦》，我也非常欢迎，希望在离开大陆之前，这个节目能有新的动向。
Minute国际短片节荣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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