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导演、艺术家黄然编剧并执导的长片《巨人》（What Remains）入围华沙国际电影节的国际主竞赛单元，于10月14日进行全球首映。而在八年前黄然导演的短片《对荣耀的管理》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短片竞赛，是自1965年以来华语电影短片首次入围该单元。
在拍摄《巨人》之前，作为艺术家黄然在当代艺术领域已小有建树，其创作涵盖绘画、雕塑、装置、表演、实验影像等多种形式，作品参加了众多国际展览。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是黄然的处女长片，《巨人》却得到了爱奇艺影业的大力扶持，这不仅是爱奇艺影业出品的首部国际影片，同时也集结国际一线演员，且还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制作团队加入到项目中来。 该片由梅根·艾薇瑞特·斯卡斯加德联合编剧，影星古斯塔·斯卡斯加德（《维京传奇》《西部世界》）、安德丽娅·赖斯伯勒（《鸟人》《零零零》）及柏林、金球双料影帝斯特兰·斯卡斯加德（《沙丘》《切尔诺贝利》）领衔主演，摄影指导为《第一头牛》的摄影师克里斯·布劳维特，美术指导迈克尔·瓦雷曾与大卫芬奇合作《龙纹身的女孩》，音乐则为剧集《暗黑》的作曲班·福斯特。
《巨人》深入到人性的幽暗之处，呈现出一种成熟、克制、冷峻的气质。与传统犯罪悬疑片截然不同，影片抛开对人物猎奇性的塑造，刻意同案件本身拉开了距离。医生、警察、病人/犯人三方深处于各自巨大的漩涡之中，彼此之间的纠缠产生巨大的作用力，将观者卷入其中。
本期导筒带来黄然导演专访，走进这位具备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的艺术家与他独特的影像读解和创作之路。
  导筒黄然专访： 
  我不会刻意追求风格，因为每部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  
导筒：《巨人》受到了欧洲知名案件的启发。哪些部分的创作参考了原型，您经历了怎样的改编过程？为何选择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切入？
黄然：《巨人》其实谈不上基于真实事件改编，虚构比重非常大。原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在瑞典的一所前沿精神病院里，住着一位特殊的中年病人。近20年漫长的岁月里，他慢慢找回了被压制的记忆，供述了超过 30起谋杀案，并被成功定罪八起。这个神秘的男人是北欧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却可能从未杀过任何人 ......
听到这样的故事或许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他是否杀过人？我同样也曾努力寻找过真相。但在做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件事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不再那么吸引我了。大量的报道最终把事件定义为瑞典司法体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误判。
但我同时也会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的关注点慢慢远离了那个非黑即白，对与错的结果。开始思考案件背后医生、警察、病人三人之间到底是以何种关系度过了这20年漫长的岁月。
导筒：影片中反复强调了"真相"（Truth）二字，您认为何为“真相”？
黄然：影片中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东西，那就是真实。但真实究竟是什么？我们称其为“真相”的基础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试着把三人的关系放进一个“家庭”的框架下去体会。在“家庭”中，你会发现人们信任的建立、情感的选择，很多时候并不在于真实与否，反而是基于彼此的需求。
影片中我尝试去描述三位主角的人生重量，去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如何建立信任，产生情感连带，真实的边界又在何时变得模糊难辨？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答案，但最后塑造他们人生重量的却并非那个答案，反而是那些没有答案的东西。
导筒：您认为人真的有必要面对残酷的真相吗？这也是影片中病人向观众抛出的一个问题。
黄然：我觉得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极端的人生罢了。当我们彼此在对方身上投资了足够多的时间、想象和欲望，随之产生情感连带的时候，绝对的“真实”界线其实早已变得模糊。黑白之间有一个很宽的灰度，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生活在这个灰度当中。故事里的人都在尝试选择命运，但最终却是命运选择了他们。
导筒：从《对荣耀的管理》到《巨人》，这七年间您在做什么？
黄然：这七年全都生活在了《巨人》里。
导筒：采用电影长片的方式进行创作，会涉及到大量的资金，以及大量工作人员。与绘画、装置艺术、实验影像等媒介相比有巨大的差异。为何会下定决心做导演？为何使用电影作为媒介？
黄然：我之前的职业是艺术家，并非学电影出身。即便以前的工作涉及了很多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影像作品，但拍电影始终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起初看到这个故事原型的时候，最初一开始的想法也是基于这个故事去构思下一个展览。但在研究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当代艺术作为媒介好像并不是最佳的选择，反而电影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形成了。这个故事有异常吸引我的地方，但我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边做艺术家边当导演，所以在职业的某些阶段需要做出取舍。
导筒：《巨人》整体非常克制，并没有大量花哨的“风格探索”和《对荣耀的管理》那样的虚构软科幻创作，而是对人比较深入的观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电影媒介更适合用于叙事及挖掘人性深度吗？
黄然：我不会刻意追求风格，因为每部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影片里我处理视觉的方法只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语言最符合这样的故事。
我很认可你说这是一部非常克制的电影。很大程度上，这或许也是关于肖像的一部电影。
导筒：本片的声音和音乐设计非常出彩。影片的声音与人物心理似乎并不是相对应的关系。
黄然：我把声音和音乐看得很重，并不希望音乐变成画面或故事的补充，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二者应该是平行的。我不会让音乐去提示观众，给出信号，告诉他们关键情节点快要来了。这只会把一个媒介（音乐）变成另一个媒介（画面）的附属。我在和作曲工作过程中很强调这种平行关系，甚至会在特定的地方要求音乐朝画面相反的方向发展，拉开一个距离和宽度，这种距离或许会让电影更饱满，有时候观影的体验也并非当下就要得到所有的东西。
其实这部片子里，演员不仅要处理台词，还要与沉默相处。你会发现很多类似描画肖像的处理，有的台词断句也是故意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声音和音乐也是一样，影片里大量的空镜即没有声音也没有音乐。这有全片节奏上的考虑，同时也是在表演之外处理沉默。还有很多类似的概念都贯穿了整个影片的各个层面。
导筒：这次演员阵容非常强大。与一系列专业演员合作，会否改变您的工作方式？演员的表演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您是如何做到的？在表演方面您有怎样的坚持和观点？
黄然：这是挺有挑战的一部分。毕竟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又是中国导演，但我却选择了和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关的英文题材。这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耐心和每一个人相处。疫情虽然给我们制造了很多困难，但也带来了时间上的帮助，让我有更充分的时间和演员相处。
虽然演员的“不安全感”对于表演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不能无限放大这种不安全感。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通过沟通和很多技术层面的细节去创造一种能包裹这种不安全感的保护壳，让彼此建立信任。我会花很长时间和他们沟通为什么要这么拍，对于前后戏的衔接有什么作用。慢慢地，演员会非常信任你。
比如最后那场医生和病人告别的戏，是一场非常消耗能量的戏。我们预留了一整天的时间给这场戏。即便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片场演员还是有很多不确定，主动问了很多台词细节。我们三个人重新坐下来聊了两个小时。开拍之后，我发现演员的能量流失非常快，但效果也特别好。
导筒：海报设计当中，心理咨询师与警察脑部相交的部分为病人，这是处于怎么样的考虑？以及有一个画面给我很深的印象，树的倒影显示在玻璃上与主角重合，而他的心理状态即将迎来转折。这些都是灰度概念的设计吗？
黄然：影片中，我通过玻璃、镜子、倒影做了很多影像的叠加。这也是影片视觉语言里不断重复的一个点，最后重复到了海报上。
导筒：这是爱奇艺影业投资的第一部国际影片，具体和爱奇艺影业的合作是怎样的。
黄然：疫情对国内外影视行业的影响非常大。电影院关了，反而流媒体在爆发式的增长。我们看到电影少了，剧集多了。这种情况下的海外项目更是充满了挑战。
最开始我们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接触了爱奇艺影业，没想看到对方非常喜欢剧本。所以非常感谢在机缘巧合之中，爱奇艺影业能参与到项目里来，全力扶持这样一部作者电影，并在创作过程中给我这个新导演绝对的自由。最后经历疫情的洗礼，项目能有现在的结果，对双方来讲都很非常珍贵。
采访/撰稿：d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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