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一个集现代人浪漫想象之大成的地方。
在想象中,它可能人迹罕至,充满了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神秘;可能是天色昏暗,遥遥地传来鸡鸣犬吠,归家的农人悠悠地走在阡陌纵横的田埂上;可能有雄鹰翱翔在苍穹之巅,放眼远望,一望无垠的绿涛里,时隐时现着几个策马扬鞭的异域小人;可能有炊烟袅袅,在不可分辨的灯火阑珊处,潺潺递来小桥流水的安闲。
生活在朝九晚五和庸常无趣的日子里,远方像一个不可触碰的诗篇。
它充满魅惑,抚慰着我们琐碎生活的疲惫,给予我们对抗眼前“苟且”的最后一缕希望。
真实的远方究竟有什么?那里到底有没有生命和理想的答案?
今天,一位提名金马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顾桃,用他的镜头和笔,带我们深入到真实的“远方”生活,看看拂去浪漫的滤镜之后,原相机下的“边地群像”,是否能够解开我们生活的困惑。
最好的旅行
是去别人的生活里
顾桃,1970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1991年考入内蒙古艺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
顾桃一开始的职业,和大多数人一样,更多是基于“给父母一个交代 ”,找一个“专业对口”、能吃上饭的工作,至于自己喜欢什么,想干什么,那时候的他并不清楚。
“怎么画画了呢?我记得……他(此处指顾桃的父亲顾德清)就问我:‘你以后要干什么?’就现在你问小孩儿的问题。但作为小孩他仅仅是完成一个回答,他并不是真正想干什么,也不知道想干什么,只是你必须给你父亲或长辈一个答案。我说:‘那我画画啊。’我感觉这种答案会让他们满意。”
带着这份为及时交卷而提前给出的答案,顾桃从美院毕业后在家乡给酒店大堂画装饰画,每天画完就呼朋引伴地喝酒。在看似安全的生活环境中,他日益感到一种空虚,似乎为了填补这种空虚,他只好愈发频繁地和朋友们喝大酒。最严重的一次,他喝到酒精中毒,在一次酩酊大醉后整个人栽倒在家门口的冰柜里,人险些提前“凉透了”,这次危机让顾桃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为了寻找更可能的人生答案,30岁的顾桃开始北漂。
他住在一处地下室里,一边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修习摄影,一边接活帮人拍商品和画册。
在美术学院受到的练习,让顾桃的照片和当时流行的摄像方式很不一样。
他喜欢抓拍更能反映情绪和氛围的吉光片羽,艺术上的天份让他在这份摄影师的工作中真实地赚到了些钱,但马上,对生活感到疲乏的他又挥霍个精光,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顾桃又开始找朋友们喝大酒。
“还是空虚,得要找点事儿做。”
一次整理父亲(顾德清)笔记,看着这份十几年前深入鄂温克族生活、记录的生动日记,顾桃突然闪起灵光,想看看父亲笔记中记述的这群仍保留着原始生活方式的鄂温克族人,十几年后的今天,过得怎么样了。
周围的人,包括顾桃的父亲顾德清在内,都不理解顾桃的这次冲动。
鄂温克族人生活在大兴安岭深处,世代以狩猎和驯养驯鹿为生。
看上去与当前的生活和环境遥不可及甚至毫无瓜葛的这个部族,却燃起了顾桃一份强烈的好奇心,既然故乡内蒙古和大都市北京里都找不到答案,那就去到更远的地方。
“在北京也好,在内蒙古也好,我一直感觉好像活在一个话剧里,或者一个舞台上,大家要演不同的戏里的身份,所以一直找不到什么是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不谈事业,不谈感情,就是你的那种情结,你没有身份感。”
没有人知道人生的答案究竟等在哪里,就像顾桃也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从“远方”离开过。
这次亲自踏上“远方”的征程,鄂温克族人“特别坚定、特别简单的生活”,彻底唤醒了顾桃内心深处那份真实的渴望。
“跟我的理想生活有关,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可能就是我做纪录片的态度。”
2004年,顾桃正式开启了他独立纪录片的导演生涯,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他,曾说:
“最好的旅行,就是去别人的生活里。”
从观察、到融入,从凝视,到思考。
顾桃瞄准以北方边地为代表的“远方”生活,借助他的镜头,中国遥远边地上一起起正在发生、即将发生和永远无法再次发生的故事,连同他的名字一起,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关注。
“远方”真实的天地和人,不必再在脑海中被苍白地脑补。原本起源于一次个人自我找寻的纪录拍摄之旅,让顾桃找到了他的道路,也启发了无数通过他的镜头,完成在他人生活中旅行的观众,去思考、寻找和走向他们自己的道路。
几十年的拍摄生涯,顾桃做好了一个优秀纪录片导演应有的职业素养,他从不介入、干涉被拍摄者的人生,为了等一个好镜头,可以在原始森林、荒漠草甸与屋主同吃同住几个月。
· 维佳找到一个狍子头角放在顾桃的头上
隐身在自己的镜头里,让顾桃成为一个硕果累累的纪录片导演,但于他自己而言,一个人是无法隐身在另一个人朝夕相处的现实和日复一日的观看、思考中的。
于是,在几十年的纪录镜头之外,顾桃还完成了另一套纸质版的纪录片——《边地日记》《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以及当初那本打动自己、指引自己找到人生之路的笔记——来自顾桃父亲顾德清的《猎民生活日记》。
那些无法留在影片里的“旅行心路”,纸张把它留下来。
中国的最后一位女酋长
正在消失的边地部族
敖鲁古雅,在鄂温克的语言里,是“杨树林茂盛的地方”。
在中国北部的大兴安岭,有一支颇为传奇的民族——使鹿鄂温克。
300年前,他们从更北方的西伯利亚来到这里,世代以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一直保存着古老的生存哲学,坚守着祖先留下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中国边地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部族之一。
2003年,政府改进当地管理方式,禁枪禁猎,这个在原始森林生活了几百年的部落,第一次举族走出大山,搬进政府所建的定居点。但失去森林和猎枪的鄂温克人,也失去了生存的依仗和一直尊崇的信仰,部分族人难以适应山下的生活,再次回到山上。
时光悄悄流逝,鹿铃声也渐渐远去……那片原本杨树林茂盛的地方,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时代力量,悄悄上演着一出没落的挽歌。
· 维佳和他退役了的猎枪
维佳,山上仅存的少数几位鄂温克族猎民青年之一。
他喜欢喝酒,酒后会作诗、会唱歌、会打架、会闹事。他酗酒、写作、画画、在猎点干活儿。他自己画完的画,常常立刻就烧掉,因为他的画,给天看,给地看,给月亮星星看,也给他自己看;他不同于世俗,不同于大众认知中正常的艺术家,但没有人能否认他身上总是萦绕着忧郁气质的艺术天分;他常常在月光下吟唱古老的鄂温克歌谣,红彤彤的火光映照在他脸上,他的声音似从很久的远方传来,语气骄傲又悲伤地讲起鄂温克族人安稳、荣耀的过去。
维佳还是个哲学家,有时他会突然灵光一闪,蹦出一句看上与他年龄不符的老成警世箴言。
他说:“政治和经济只是社会的表面形式,文化才是文明的血液。”
他说:“工业文明带来的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有高度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
他说:“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
他说:“日记是人类最好的小说。”
顾桃在《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中记录了跟拍摄使鹿部落十几年里的重要感受,他和部落里的人们结下真实的情谊。除了狄俄尼索斯式的维佳,还有他的姐姐柳霞,一个同样喜欢酗酒的鄂温克族女性,她勤劳、桀骜,深爱着她的儿子雨果;他们的母亲——部落里的萨满——芭拉杰依,充满智慧,朴实无言;酋长的大儿子,出色的猎人何协;何协的老婆卓耶,每天坐在炕头上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因为丈夫的一次擦枪走火,导致大脑瘫痪在床,夫妻二人怀着愧疚,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中温柔相待……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呈现出纪录片式的动人质感,顾桃的语言正如他拍摄纪录片时培养的习惯,敏感、朴素、真实,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渲染,哪怕是最后对于使鹿部落必然消逝的结局,也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愤懑或感伤,只是如实记录,只是这份“真实”,已有万钧之力。
在书的结尾部分,特别收录了使鹿族人的自述,在他们言说自我的声音里,缓缓呈现出这个古老部族的悠悠史诗……
2020年8月红星新闻报道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丽亚-索的去世。
“2003年全族人跟随生态移民、迁居下山时,她是唯一拒绝下山的人。当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她时,她不曾开口,也没有表情。
她就像大兴安岭森林里的一棵老树,保留了这个部族伴着驯鹿迁徙、享受森林哺育的全部记忆,沉默地对抗着这个世界的巨大变迁。
(摘自《最人物》2022年9月1日《她去世了,一生长叹……》)”
在顾桃的书里,特别收录了这位女酋长,留给世界的最后声音。
· 玛利亚-索用口弦琴倾诉林中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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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既是语言上的,也是思维中的。当我们带着“文明中心”的视线侵入“远方”时,往往不曾察觉,这种略带好奇的审视与侵入,实际上隐含着一层“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

顾桃本身是满族人,天然的少数民族身份,让他在“进入”边地时,怀抱着一种回乡的自然。在他充满共情与平等视角下的拍摄日记,用文字和图像生动地还原出一幅幅真实的“远方”生活图景,剥去浪漫的滤镜,向我们缓缓地讲述那些面孔和背后的人生。

这种进入,在《边地纪事》中走得更远。

他记录在内蒙古的乌珠穆沁拍摄的鄂伦春族的最后一位萨满,记录在托河拍摄的神秘的马语者妥辛,记录在乌鲁布铁拍摄的青年越野摩托队,记录在拉萨拍摄的宗教仪式,记录在新疆拍摄的猎鹰人别克……这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语境中的平常生活,褪去它们被文化中心凝视的“他者”处境,显露出它们本来或日常、或隐秘、或崇高、或平淡的真实面貌,也显露出,现代文明如何影响和搅动着他们古老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面对这滚滚而来的大时代,远方的“他们”与“近处”的我们,同样面临着学习如何重新自处的重要课题。

“边地”不仅仅是地理版图上的一个个地名,也不仅仅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寄托之地,它由一个个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他们与我们一样,有自己的梦想、欢笑和悲伤,与我们一样,有必须直视的庸常、苦难和信仰……那些故事有些遥远到成为上个世纪的传说,有些却仍然萦绕在今人的耳畔。顾桃用他们的迷惘与丧失,照见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永恒命题。

边地群像:
大时代下另一群“我们”
“边地系列”中完成最早的《猎民生活日记》,是顾桃的父亲——顾德清自20世纪80年代起前往大兴安岭森林使鹿鄂温克族记录的生活日记。
·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
顾德清,祖籍辽宁。1939年生于齐齐哈尔,少年时他曾幻想一个人有支猎枪,在森林木屋里生活。1960年考入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舞台美术,涉猎各门类艺术,偏爱油画,可以说父亲顾德清正是导演顾桃最早的艺术启蒙人。
1980年开始,他时不时地就会离开工作的阿里河文化馆,“消失”一段时间。后来的顾桃知道,那是父亲去原始森林深处与使鹿族人一起上山生活了。
在与鄂温克族共处的几年时间内,顾德清遍拍鄂伦春族服饰、桦皮盒图案、狩猎生活风俗、地貌……又扩大对敖鲁古雅饲养鹿的鄂温克人的生活考察及摄影。
他的记录与摄影作品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海拉尔展出。1991年,在积累了足够的材料后,在当地政府的倡议下创立了鄂伦春民族博物馆,在建馆中担任总体设计,任首任馆长。
而他的这本《猎民生活日记》,就是另一座可以移动的纸上博物馆。
《猎民生活日记》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顾德清在四年时间里多次与猎民一起进山,常驻在兴安岭森林中的经历。在山上,无论冬夏,鄂温克人都要长途跋涉于原始森林中,喂鹿、狩猎,动辄行上百里,住的是本族特色建筑——只有一层布墙的“撮罗子”,当然更多的时间,顾德清常常与他们一起露宿在雪地里、阴雨中,一起吃野兽肉、饮烈酒,在打不到猎物的时候简单食用他们的特色——列巴和大酱……
“开始出发,孟某骑马在最前面,他的年龄最大,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其余五个人,一个跟一个,我在最后,我前面是宝某(我猜他可能是负责照顾我)。可是刚走出营地,突然间,前面的猎手都打马疯狂地向前跑!宝某回头看了我一眼,也立刻向前冲去。我有点不知所措,只好在后面打马紧追。因为平时不骑马,突然要骑马跑,不进我的神经百分之百地紧张起来,皮肉、内脏也饱尝起难言之苦——憋着小便,屁股猛烈地撞击马鞍!内脏翻腾,猎枪在上面无情地敲打我的背脊,还要保护好胸前的相机,这时我才想到,出猎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拼命抓住马缰绳,两腿紧夹马肚子,转瞬间,屁股灼热,疼痛难忍。”
在“外人”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苦不堪言的游猎生活,另一方面也展示出猎民们朴实、独特的性格和生存方式。
在书里,有野性的犴、鹿、狐、乌鸦、飞龙鸟等纷繁的自然生物,有气象万千的森林、雪坡、涧水和云、雾、雷、电、星、月、太阳,一种人、动物、自然之间互为依存、和谐、古朴、古老的关系,宛若一首饱含原始生意的长诗。
仅在作品写后短短二十年,《猎民生活日记》中记载的许多事物,诸如妥尔洛苏(桦皮盒)、敖斯格卢(狍皮衣)哈木楚勒(犴皮靴)、帮卡(桦皮烟盒)、背夹子(出猎时背的背包)……都已经完全消失,伴随着枪支的没收,鄂温克族以游猎为基础形成的诸多灿烂文化,也随之一并消逝在风中,成为如今只能在博物馆和纸上陈列的文明遗迹。
记者张亚璇写道:
“对一个即将消失的民族的呈现,因此不是出自一个单纯的民族人类学视角:它包含着温暖的理解和深刻的同情,用敏感的影像触觉,揭示了一个族群的身份遗失之后,其中个体所陷入的无边失落和痛苦——它是为这个民族所写的影像史诗,而其中的乡愁气质,已成为对人类命运的一种隐喻。”
从《猎民生活日记》到《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边地记事》,顾桃二人的观察看似在写自然神性的孤独,写远处边地的波涛,但被裹挟在时代巨轮下的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在以一己之力,勉力支撑着自己的这一块小小的边地,不被时代的巨浪吞没、侵蚀呢?
顾桃说:
“我不是采访型的导演和摄影师,我是观察式的记录,我没有任务,也没有时间上的束缚。”
他的书写如同他的镜头一样,只自然地记述发生在远方的此刻与当下的生活,从不刻意地去引导或表现某种已经被写在读者心中的“答案”。
正如他的书中写女酋长:
玛丽亚·索说月亮要是戴头巾(出现了周围的光晕),就是告诉人们最冷的时候到了,这时候就要多准备一些柈子来过冬。
她没有手表、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日月星辰就是她的计时器,玛丽亚·索就这样倔强地守在森林里,她不需要钱,也没有物质上的欲望,她说:
“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驯养驯鹿的民族。……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她有一个好朋友,是一只叫奇普切的小鸟。
这是一只美丽的小鸟。平日里,老人会嗑好瓜子放在掌心,摊开手掌,等着奇普切前来享用。
哪怕是玛丽亚·索下山参加活动、出席宴会,奇普切也会按时抵达老人的帐篷,帐篷里有老人提前准备好的瓜子仁,放在一个不锈钢小盆里。
相比于山下的觥筹交错,她更喜欢与小鸟待在一起。直到2011年,奇普切消失在了森林里。
“叫‘奇普切’的小鸟好像也不再来了,不再飞到玛丽亚-索的手里觅食。据说今年采树塔和都柿的人比往年都多。整个秋天全是摩托的轰鸣,汽车马达的嘶吼,载着丰收的林场工人欢呼而去,留下的是各种咸菜袋、食品袋,漫山遍野。”
驯鹿无意吞下这些遗落在森林中的塑料袋,便会胀肚而亡
《最人物》的编辑评价此处:
森林里生灵涂炭之时,“文明的人类”在朋友圈里赞美诗和远方,歌颂“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样如实的呈现女酋长普通而鲜活的生活,不带价值导向地歌颂或渲染,往往带给人更大、更直观的冲击。
远方究竟有没有生活的答案呢?
或许是有的。
如亲自奔走至远方寻觅答案的顾桃与他父亲顾德清在“边地群像系列”中呈现的,
在奔流不息的时间与文明中,一个人、一个部族、一种文明,甚至一个国家,放在长长的历史里都是微茫的沧海一粟,“我们”存在的痕迹是那么轻易地就被彻底抹去,被时间遗忘。
这种存在的有限性,一方面残酷,它逼迫我们破除“远方”的理想滤镜,提醒我们看清广袤日光下陈旧的真实,它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演;另一方面,它也提醒着我们“此刻”的珍贵,像顾桃常在采访中常常引用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地”,“如出发,必到达”。
看见远方的生活,是为了,看见生活不在远方。
顾桃·边地群像系列
END
作者 | 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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