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电影超级市场
麦圣希/1995年
王家卫是香港电影的一个异数,也可算是一个奇迹。他的电影曾经在影评界闹得风云色变,他拍电影的方法也曾是圈内圈外人所争议的对象,尽管有关他与他的电影评论毁誉参半。在他眼中,拍电影犹如制造超级市场内的商品,可有不同的种类,也可有不同的制造方法。
麦圣希:今次《堕落天使》用了超广镜拍摄,把镜头下的空间扭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思?会不会与你表达的内容有关?
王家卫:因为香港的地方愈来愈小(笑)……很多时候都要用些wide angle(广角镜头),既然用wide angle,怎么不尝试极端一点?于是便试最wide(广)的。香港四百多(平方英尺)的房间能够变得如此宽敞,也全靠这个wide angle,把香港的地方变大一些……
麦圣希:但在内容方面,会不会有助表达戏中人物的关系?
王家卫:拍了不久,这种方法便与剧情分不开,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那时因为地方太小而用了超广角镜,一试之下效果果然不错,所以继续用。而超广角镜会把镜头的perspective(透视)扭曲。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远,但其实很近,颇符合剧中人物的关系。
麦圣希:若再仔细点看,这些扭曲了的人物与观众的距离又看似很近,事实却是很远,会否与内容中人物间既疏离又亲近的感觉相呼应?或者尝试把观众的层面纳入电影中?
王家卫:这个留待你们写吧。
麦圣希:那么,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以借着这种电影语言去传达一些message(信息)出来?
王家卫:我拍戏从不会先想message,纯粹是直觉,直觉是这样便是这样。
麦圣希:而且是现场的直觉?
王家卫:这也不一定,有时拍的时候会觉得效果欠佳,但有时又会觉得比想象中好。有时根本不用到现场,只要在准备明天的戏(就)想象得到,这些也是直觉。
麦圣希:到了剧本的stage(阶段)时,你已准备了多少?
王家卫:留下很多线索,知道人物间的关系,大概知道剧情的发展。但时间不是我们控制,我们不可能慢慢写好剧本,整理好后才找演员。因为以独立制片而言,我们很多时候是有了演员,然后开始卖片,再商议交片期等。
麦圣希:但若拨开这个客观的限制,你个人会倾向先有一个完整的剧本,还是全无剧本便开拍?
王家卫:两种都可以,因为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尽管有了完整的剧本,但很多时候都会因为演员的排期、演员与演员间的火花等问题,不能如你心中所想,结果也是要一边拍,一边改。但当然,改是改,你还需要清楚知道自己要求的东西和控制一切剧情的发展。
麦圣希:那么,采用广角镜都是在现场才想出来的idea(主意)?这是你的意见还是杜可风的?
王家卫:第一个镜头是我想出来的,因为在拍摄时所采用的镜头角度都是由我去决定。但今次便给了杜可风很多难题,因为要在很近的距离用广角镜拍摄演员,很多时候会留下摄影机的影子在演员的面上。这亦同时带给(我)自己麻烦,因为NG的次数也多了。
麦圣希:《堕落天使》中五个角色如何塑造出来?
王家卫:首先,黎明的杀手其实来自《重庆森林》第三个故事,但当时因篇幅问题而没有拍到,所以杀手这个角色早已经构思好了。而金城武上次是警察的角色,今次便希望转换一下。再加上他是说国语的,于是便想到给他饰演一个哑巴,而且喜欢在晚间走进别人的店子做生意,结果遇上了杨采妮,发展了二人间的关系。至于莫文蔚,是一天黎明在街上pick up(搭上)的一个女子,(他)希望与她过一晚,但原来她是他很久以前追过的女子……
麦圣希:其实,上次《重庆森林》已经见到戏中的角色会在镜头里相遇,但他们互不认识,而今次《堕落天使》会否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王家卫:今次,互不相识的角色在戏中相遇的机会有更多,遇上后还会有对白。而金城武与李嘉欣有更多相遇的机会,因为他们住在同一地方。
麦圣希:这种安排令我联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
王家卫: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拍,两者没什么关系。
麦圣希:还记得一次探班的时候,看见李嘉欣有一场戏在洗衣房内消磨时间,干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拿起电话筒、拾起毛巾、呆呆地坐,等等。你在拍这看似无关痛痒的事情时却用上颇长的时间,不怕闷了观众?
王家卫:我想不会。上次《重庆森林》王菲一段也是这样,观众蛮接受,亦不会没有商业元素。这些看似对剧情没帮助的情节其实也很重要,尤其是当你对一个人有兴趣的时候,他的行为便很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心声,说话可以随时欺骗别人,但他的行为瞒不到他人。
麦圣希:但有没有担心商业元素不足?
王家卫:《堕落天使》整出戏其实蛮商业,《重庆森林》也是。我想一般人看商业的定义颇狭窄。但有一点是弄清楚,电影是商业行为的一种,在当中亦应该有不同的包装和客路,也应该好似supermarket(超市)一样,容纳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产品,也不应该comment(评论)这间店铺做生意的方式有问题,那个卖的产品大众化……市场是需要不同的东西与办事的方法。正如你环顾现在的电影,有很多有官能刺激的电影也不商业(赚不到钱)。
麦圣希:至于刚才提到李嘉欣做闲事一段,我又会联想到50年代德·西卡维多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01—1974),意大利著名导演、演员,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重要导演。——译注一批意大利导演的风格,很喜欢把人的日常生活、真实时间展现出来。你自己会不会受他们的电影影响?正如张叔平曾经说过,他颇受60年代法国新浪潮的电影影响。
王家卫:影响是一定有的。因为我们接触电影的时候正是这个年代、这个潮流,自然受到他们影响。而且我们不是读电影出身,只是在戏院长大。那时会看粤语片、日本片、好莱坞片,加起来便是整个电影教育。但这不代表会因为他们而去拍电影,也不会特别受某一类戏影响。我反而要考虑:电影是迫你去一个思考方向,还是留给你思想空间?如果不喜欢把每个drama(有戏剧性的情节)都计算得清清楚楚,从而控制观众的情绪,倒不如给予观众多点空间。
麦圣希:最近有一本关于香港流行文化的书可能指的是洛枫的《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尝试用你的电影人物引证世纪末的都市情怀,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王家卫:我想这个作者不够留心,因为我每出戏都很乐观,而剧中人物最终都会活下去,这与世纪末完全没有关系。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滥用名词(语带厌烦),什么世纪末、颓废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我觉得这些事(戏中人物关系)在什么时候都会出现,与世纪末毫无关系,根本天天都是世纪末。
可能他(该书作者)会以为戏中人要受感情的煎熬,但其实他们最终都能熬过去。譬如《阿飞正传》中的六位主角全都能熬过去;《东邪西毒》亦如是,不同的只是他们要等三四十岁才过得到(过得去)。
麦圣希:你的戏常以都市人的感情为主。
王家卫:其实,对二三十岁的青年来说,人生不单是这些,爱情以外还应有很多其他东西,所以在《堕落天使》中加入多些其他元素。而我对家庭伦理非常感兴趣,但大家期望的都是武林世家、贼父子之类的家庭伦理。所以我在有可能的空间内加入这些元素。
麦圣希:那么,你在每出戏中都加入一些动作场面也是因为要迎合观众的要求?
王家卫:其实,有更多人问我《重庆森林》为什么会用上警察,我第一个答案是喜欢他们的制服,第二是因为港产片一定要有动作元素。而在现代的社会里,烂仔和警察都常有打斗场面。到了《堕落天使》,我便拣了杀手。不过,动作与不动作也不算是什么问题,因为动作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法,一种行为、活动而已。
麦圣希:在你的戏中,演员的演绎方法通常很平面,就算失恋、换台,他们也不会动容半分,比如《重庆森林》的梁朝伟、金城武。其实,这种处理方法是回应都市人对感情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还是有其他目的?
王家卫:这只不过是个人的偏好,可能我自己是这种人,所以觉得这是适当表达感情的方法。
麦圣希:但会否抗拒太戏剧化的演绎?
王家卫:不会,只要他戏剧化得好看便可以。有时还要视乎剧情需要。如果在乡村长大的人呼天抢地,我会接受。
麦圣希: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演得出色?究竟“演”这个概念,是指扮演他人时演技精湛,还是不演而演,有点演回自己的感觉?
王家卫:基本上,若见到“演”已经不好,很多时候好的演技是你说不出来的。尽管有人说演回自己才是最好,但真正的自己根本无法知道,所谓“演回自己”其实也是在演。我想最重要是如何演得令人信服,让观众投入角色。
麦圣希:尽管拍摄电影的过程非常辛苦,当中要克服的困难也不少,但有些导演反而会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同时反省自己,而完成的作品反而可留待观众思考。你觉得拍摄电影是怎么回事?
王家卫:这要分两头说。一个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会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拍得这么辛苦?可不可以不拍?”拍电影简直是无期徒刑,但很多时间过后会享受那一刻,这是因为值得回忆的都是过去的事情,电影也是。享受的只有三分钟,但痛苦的可能是两年。
麦圣希:你的电影一直是评论界的焦点,研讨你电影的评论也很多,但当中有没有错误阅读的情况出现?
王家卫:我想这不重要,因为你拍了一出戏,一定会有人写,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绝对不会干涉别人的想法,况且我也管不了。但现在很多人的看法已经不是因为一出电影,而是因为他对这出戏的看法与其他人的看法不同。于是大家争论彼此间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不再是戏的本身。
不过,一出电影是应该予人不同的思想空间。
但唯一使我气愤的是有人会把资料性的东西写错,譬如拍摄地点、拍摄时间,等等,若我看到便会很唔happy(不高兴)。我不会猜度他背后的动机,但作为一个传媒的工作者,他应该先查清楚所有资料才下笔,这是他应有的操守。
麦圣希:我觉得你写的电影对白很特别,尤其是主角内心的独白,除了很有都市感外,也如诗般没有理性的逻辑,充满很多可供观众自由阅读的空间。
王家卫:写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角色应该这样说便这样说,纯粹从角色的个性出发。
麦圣希:你自己是读设计出身,为什么会当起导演来?会不会受到看过的电影影响,有冲动当导演?
王家卫:最初,读完书只是希望找份工,而当时TVB亦正举办一个导演训练班,而且有金钱补助。既然又有书读,又有钱收,何乐而不为?后来有人找我做导演,于是便开始了这样的生涯。
我当然很喜欢电影,但不至于会有这样的冲动。只是有人找我便应承了。
麦圣希:读完设计后,有没有觉得帮助了你的导演工作,或者镜头度位等?
王家卫:完全无关系。读design(设计)的也不见得特别有创意,我当时读design也是乱来的。当初选读只希望不用多做功课,多点自己思想的时间,但后来发觉完全不是这回事。
麦圣希:有没有某一种电影特别喜欢?
王家卫:好看的便可以,是可以感动观众那种。
麦圣希:那么你拍电影的时候,希望感动观众,还是感动自己?
王家卫:若要感动,第一紧要(重要)的是自己。有时不一定要流泪,可以在街边见到个修路工人也会感动一番。只要是全心全意,有好的intention(意图)便可以。而我拍戏的准则是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
麦圣希:拍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感动观众的层面?
王家卫:会,电影始终都需与人沟通,但希望present(呈现)一些方法,可以说明原来这样拍也可。有很多事情开始的时候接受不来,但不可能因为别人不接受而不去尝试,否则去尖沙咀只可行弥敦道弥敦道是尖沙咀的一条主要街道。重庆大厦位于弥敦道。
麦圣希:但在尝试的过程中,会否担心有重复自己的危机?
王家卫:当然不可重复。如果今天重拍《旺角卡门》,我想观众也未必中意。其实与观众沟通是需要做出尝试,因为每次试过以后,便会知道与观众的距离有多远。如果有问题便再试,再有问题再试,直到与观众的距离拉近。当然,这是在不可失去自己想做的大前提下进行。
麦圣希:你的电影很多时候都令人想起“叫好不叫座”,你自己怎样看?
王家卫:开源节流,我一直也是这样做。如果你是一心想拍自己东西的导演,你应该要找一个生存空间。尤其是这几年,愈来愈觉得有需要让人知道自己只会拍这些,不拍其他的,若喜欢这样的便欢迎惠顾,但不惠顾也没相干。
我始终觉得,如果要不断迁就海外市场,始终无法讨好任何一方,不能面面俱圆,更无法做到自己想做的。
麦圣希:你现在拍了五部电影,觉得自己有没有进步?
王家卫:我想不是进步的问题,而是人随着时间而不断地变化,所谓进步也只不过是变化而已。
麦圣希:那么香港其他的导演?
王家卫:各师各法。大家都是制造超级市场内的产品,只希望愈做愈好,给观众入场购买。
麦圣希:但整体而言,是否正如外间所说,香港的导演都在退步?
王家卫:不是退步,而是近年支撑大局的仍是这几个导演,譬如王晶王晶是一位多产的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拍了很多“叫座不叫好”的喜剧。,一年拍这么多电影,简直就是养活了很多人。现在新晋的电影人不多,因为香港没有培训人才,大家都不够远视,若遇上问题,只会不断向培训人才的资源与时间开刀。台湾地区也要面对这个问题。
再加上没有一间大公司会站出来,支持其他独立公司。于是他们便需面对海外市场的压力,但市场的要求是那些商业元素,结果出来的产品也一样。如果有大公司,便可有足够的资金投(给)不同种类的电影。
麦圣希:现在好莱坞的制作愈来愈倾向大制作——电脑特技之类的电影。会否担心垄断市场?
王家卫:这也不一定,这个时间亦可容纳很多另类的电影。正如观众看惯了《特警判官》(Judge Dredd),也会觉得《阿甘正传》很好看。在supermarket也一定有不同的产品。当科技发展到这个地步,自然也会与电影融合,是大势所趋。所以,中国亦应该送些学生去美国学习这些电脑特技。
但是否因为市场需要这些片子而抹杀了其他?我想不是。因为当目的不同,资金不足,那时便会有人去拍这些大制作以外的电影,所以非主流电影亦会有生存的空间。尤其是现在文字已经被影像代替,资讯亦这么发达,非主流电影总会有它的出路。
麦圣希:你曾经说过你自己的电影也是在包装罐头,而我个人亦联想到王晶的电影亦是recycle(回收)一些其他人,或者自己的idea,两者其实都是从事同性质的活动。但外间对此的看法非常极端,一面盛赞,一面毁誉。你怎样看?
王家卫:我想大家的目的都不同,而且我很久没看王晶的电影,所以很难做出评语。但我个人觉得许多人都用上低俗、cheap(廉价)等字眼来形容他的电影,这其实很片面。以前我亦看他的电影,王晶其实是个说故事说得很好的人,观众只需入场三分钟便知道之后的剧情发展,这不是易事。很多导演用上半天的时间也不知他要说什么。所以,王晶也有他成功之处。
麦圣希:电影对观众的意义在于什么?
王家卫:就个人而言,现在我希望做的正是我小时候希望得到的,把伤心、喜悦和失落带给观众。电影其实是一种沟通,不论是导演与观众、导演与演员,还是观众与观众间的沟通,总之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The Film Supermarket of Wong Karwai” by Gary Mak from City Entertainment, no. 428, pp. 2427. Interview conducted in Cantonese 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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