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女子的肖像》之后，她开始聚焦重生与童趣

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创作谈：

《小妈妈》是一部关于重生与童趣的电影

在当下众多影片中，少有像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的《小妈妈》这样令人愉悦的作品了。虽然严格来说，席安玛并不是为儿童观众创作电影（仅有的一次例外是作为编剧参与了定格动画《西葫芦的生活》），但她的故事往往是从儿童的角度来叙述的。无论是《女孩帮》中那个试图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巴黎女孩，还是《假小子》中意识到性别真正所背负的远大于我们所接受的性别教育的孩子，席安玛都以孩童般充满好奇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讨论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成为谁。在《燃烧女子的肖像》的结尾，也是以一个孩童无声凝视着那幅画的场景，来突出其克制的力量。

在《小妈妈》中，席安玛探索了悲伤的意义，以及失去是如何奇异地逐步转化为一个奇妙的开端。她的作品，尤其是这一部，并非天真乐观的故事。事实上，它的主人公，8岁的奈莉(Jósephine Sanz饰)，身处于一个慢慢崩溃的世界。故事的开始，她的外祖母去世了，她与母亲（Nina Meurisse饰）和父亲（Stéphane Varupenne饰）一起去外祖母家收拾遗物。虽然奈莉没有直接表达出来，但她看到母亲心底的痛苦，并巧妙地讨母亲开心，从而让她接受了这个事件。

当奈莉的母亲决定暂时离开时，奈莉被留在外祖母家，和父亲一起继续打包物品。有一天，在附近的树林里，奈莉遇到了玛丽安(Gabrielle Sanz饰) 。玛丽安和奈莉年龄相近，也住在附近，而她正是孩童时期的奈莉母亲，她的小妈妈。在不涉及时间旅行的繁琐逻辑的情况下，席安玛描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寓言，带来一个深刻的警醒：无论成年还是童年时期，它们都可能只是幻觉。

电影在美国上映之际，我们采访了席安玛，谈了谈她在童年时的趣事，这些欢乐如何改变她，以及为什么说《小妈妈》是一部关于重生的电影。

Q：我震撼于这部电影通过这么多不同的方式来重申电影的本质，即它们是如何将某个人物的本质永久地捕捉和保留下来。创作《小妈妈》，对你来说，也是关乎电影的力量吗？

席安玛：当我提笔开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确实在想：我打算把它当作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来拍，这并不仅仅是指理论上，包括在制作中，我尝试用当年一样的方式和工具。所以它是棚内拍摄的（非常传统）。我们在棚内搭建了整座房子，来拍摄一个小女孩吃麦片的场景。你知道，这原本是一个可以在任何一个现成的房子里拍摄的场景——因此，为什么我要搭景拍摄，这就是问题所在。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建立完整连贯的配乐，它将在剪辑中发挥魔力，剪辑类似于某种形式的瞬移。这个作品着眼于魔幻现实主义，这是一种在电影技术发明之初产生的第一批流派之一，这是一种与鬼魂有关的流派。

所以你这问题的一部分是有关于电影如何成为实现复活、或者重生的一种机器。在我的设想中，我也确实有过感叹“哦，这是一次重构”——因为我们搭建的场景，房子的设计，是基于我外祖母的房子的室内设计，而外祖母这个角色也确实是基于我的外祖母。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角色，已逝的亲人。尽管她不是影片的核心，没有被赋予情节，但我能感受到那种力量，我能想象到当我把故事完整地讲给同事时的感受。我料到这是我从没有过的经验。

我认为这一思考同时也是关于电影的，因为我在两个冲动之间摇摆：一个是把它制作成动画，以儿童为主要观众。它应该是更接近宫崎骏电影的戏剧性风格，而不是《回到未来》那种。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这是一部关于存在的电影，关于另一个人的身体存在的电影——他们呼吸，你知道，那个声音的存在。因而，这个作品也是对电影形式的反思和思考，这是我最终选择用电影来呈现的核心原因。而且我认为它还涉及到神话电影，以及虚构作品是如何对生活产生影响的。电影是一种咒语，同时也是一种疗愈的途径。电影会产生影响，虚构作品能够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思考电影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力量。

Q：玛丽安告诉奈莉，她小时候经常在暗影中看到可怕的黑豹，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睡眠很少，因为我确信可以在窗户里看到魔鬼。我想知道，对你来说，把你童年的恐惧放在电影或艺术中，是否有助于你驱除或摆脱它们呢？

席安玛：我不知道我是否摆脱了它们，但我把它们拍出来了，并且它们把我和拍摄联系了起来。这可能就是当时我所做的——让它们发生，拍下来。事实上魔鬼并不在那儿，是你的思想创造了它。你看到了一些东西，其实你是在想象——就像索兰奇·诺尔斯（Solange）歌中所唱的那样，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什么是艺术创作？就是看到你所想象的。

而且，我们的恐惧就藏匿在童年。我们的恐惧是真实的，而我们通过暗箱把它们投射在荧幕上的方式，这就是电影。你在暗影中投射了同样的东西，就着灯光，而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我想这是一个很平和的想法，认为你能够看见你所想象的东西，并且直到现在你仍然会这么做。

Q：看完电影后，我忍不住要听你和Para One（Jean-Baptiste de Laubier）创作的音乐作品。你们两个是如何写出令人惊叹的"《未来之歌》（La Musique du Futur）"？

席安玛：是的，我想要一首歌，我向Jean-Baptiste提出，我想让它类似一个动画片的片头曲，那种我们会在小时候看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动画片，很有史诗感，有冒险精神，而他写出来了。我想，那个在我们之间形成联系的东西，是关于童年的，所以每一次他写出一段旋律，我都会觉得，就是它了。他写了那个旋律，也建议我们应该有歌词，我也考虑跟儿童合唱团合作，我本身很希望继续和更多的儿童艺术家合作。Jean-Baptiste说，嗯，这儿应该要有歌词，所以我第一次答应他了。其实之前我给《燃烧女子的肖像》写过歌词，不过是作为一个玩笑。这次我说，好吧，我要给孩子们写歌词，让他们带着饱满情绪唱出来。

而后我确实开始研究曲子旋律，尝试用将来时态来写歌词，歌词例如 "孩子们的歌声会唱出新的梦想"。我确实想过，这首歌会像是一个带有政治性意味的赞歌，是可以让孩子们在和动物一起的游行中歌唱的。这将会是一首给生态女权主义活动的赞歌。究竟什么是未来的音乐，这也是《小妈妈》关于未来、关于下一步，提出的唯一问题。这在类似时间旅行类的影片中也是相当少见、反直觉的。

Q：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在2020年末拍摄这部电影，当时已经在疫情中了。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假装童年是奇妙和完美的，但它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期。我很好奇，这些孤独感如何被引入这部影片的表演部分，通过你和Joséphine 、Gabrielle的合作，来呈现出来。是因为你们在隔离静止的时期完成拍摄的原因吗？

席安玛：我们确实是在那段时间做这件事的，那段时间我们与某种孤独感紧密相连。她们也经历了那个过程，缺乏全球流动性的时刻，以及对失去和死亡的恐惧。我不认为童年是一个梦，而我总是试图认真对待孩子们。但这一次我们甚至无法隐瞒，我们其实处于一个非常病态的时期，我们都获取到几乎相同的新闻信息。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一时期拍摄这部电影——这是我思考后的决定。彼时我刚结束在美国关于《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媒体传播，其实并不急于制作下一部，但是随着疫情的到来，我之前觉得我可以在任何时间拍的那个非常不当下的故事（因为它有点像一个寓言），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和现下有更大的关联。

于是它变得非常现实，无论是决定在这一特殊时期拍摄它，还是真实拍摄的过程，我们是在法国第二波封锁时拿到授权拍摄的。这意味着我们将穿过空荡荡的巴黎街道，去往郊区，抵达我们的拍摄空间，在那里，喊开机之后我们只能看到镜头里的人脸。注视人的脸，是一种特权，它非常重要。我认为这部作品，它所呈现的画面，在那一刻能传递出皮肤质感的张力。

Q：你提到了影片中吃麦片的场景。我们也看到女孩们喝奶酪汤，做可丽饼，所有这些都让我想到，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快乐可以是多么简单——我们不需要鱼子酱和香槟。我想知道，是否有从童年一直到今天，都给你带来快乐的这样一些简单的传统？

席安玛：非常多！我试图把它们带进现在的生活，这不是倒退——这是因为，我相信，我试图把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像我曾经希望自己过上的那种儿童生活一样。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感到自由，是在夏令营10点半以后在床上吃薯片的时候。在那一刻，我感觉到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自主权，这就是有选择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也会试着在10点以后吃薯片，我在寻找那种自由的感觉。这真的是一种非常规的生活。我没有孩子。我一个人独居，这是我小时候就预料到的。我记得那种想要掌控自己时间的感觉，作为孩子很难一直掌握自己的时间。有时他们不想听话去做什么。为什么他们需要听话乖乖去刷牙？他们也许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是由自己支配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

Q：从你小的时候看电影，到现在你是一个制作电影的成年人，你对电影的想法有变化吗？

席安玛：是的，它已经改变了，我发现如今，我很少看到我所期待的电影。而以前，哪怕是电影的一些想法就已令我超级满足了。我不是在质疑影像的地位，它们事实上仍然存在，而我总能去电影院看一部新上映的影片，而这已经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然而现在当我更深入这些影像画面时，我发现少有那些激动的时刻，但当它们出现时，它们又是如此强烈。它们如此强烈，因为它们令人陶醉。

所以我更喜欢这种方式。我喜欢随着年龄渐长的准确度。这也意味着我要经常去找寻它，因为当它少见了以后，你就必须去找。但我主要是在流行文化中寻找。我必须承认，我很容易被流行文化的东西击中。例如最近，有一部作品对我造成强大的冲击，《旺达幻视》（WandaVision）。它不算是沧海遗珠什么的，也并没有挑剔的势利嘴脸。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