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南·阿尔托：我活着，而我一直以来都在那儿

《对诗歌的反叛：安托南·阿尔托文集》

作者: [法] 安托南·阿尔托

尉光吉主编

王振、石可、马楠、宫林林等译

新行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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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着，

而我一直以来都在那儿。”

——安托南·阿尔托《对诗歌的反叛》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演员，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化参与者之一，一生饱受身心折磨，曾被囚于精神病院长达九年。他生前用整个生命铸成难以复刻的作品，死后在戏剧、哲学、诗歌、艺术各界引起高能的涟波。

正如阿尔托对自己的称呼，一个“被遗忘了的诗人”，一个“戏剧的敌人”，“一个身体的反抗者”，他已用他爆炸的神经和野兽的怒吼，给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留下了属于他的癫狂、叛逆又残酷的独一印记。在其痉挛的一生中，阿尔托，受困于虚弱的病躯和俗世的炼狱，通过他所执迷的鲜血的戏法，把手中的笔变成了一道照亮灵魂黑夜的闪电；其如阵痛来袭般频繁的写作，则以诅咒凝结的冰雹的密度，为这个仍睁着异化之眼的人世，预备了一场审判的风暴。

如果说我们还不熟悉他，只是因为我们仍在接近风暴的途中。

召唤阿尔托

2014年，巴黎奥塞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展览，题为《梵高/阿尔托，被社会自杀的人》。展览期间，一张巨幅海报铺展在美术馆入口处，海报上，一半是梵高的自画像，另一半是剧作家、诗人安托南·阿尔托年轻英俊的侧脸。两位历史上最著名的“疯子”凝视着来来往往的人。

展品共有四十多幅梵高的名画，还有素描和书信，以及书阿尔托的作品手稿。此外还有一些阿尔托的照片，大多照片中的他形容枯槁，满脸沟壑，与海报上判若两人。八个展厅，每个展厅都以阿尔托的一句标示性的宣言为核心，据本展策展人介绍，整个展览正是依照阿尔托的逻辑和视角来展出的——一个“疯子”如何看待另一个“疯子”。这些语句，包括展览的总标题，都来自阿尔托1947年为橘园梵高作品展所写的《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那一年，他刚刚离开精神病院不久，而几个月后，52岁的他将迎来生命的终结。

梵高不必解释，但阿尔托是谁？

展览《梵高/阿尔托，被社会自杀的人》（图来自网络）

全面“失败”的人

一段客观概括：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演员，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化参与者之一。他提出的“残酷戏剧”理论影响了尤内斯库、贝克特、热内、彼得·布鲁克、格洛托夫斯基等人。阿尔托终身饱受精神折磨，1937年被关进精神病院，在院中度过了九年，1948年3月4日逝世。

一段主观概括：

1973年，苏珊·桑塔格在读完阿尔托全集后，大受震撼，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长文《走近阿尔托》，此后她编辑了《阿尔托文选》，便以此文为序言。以下是她的概述：

安托南·阿尔托是文学现代主义英雄阶段最后的伟大楷模之一，他的生涯全面地概括了这些价值重估。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生活，阿尔托都失败了。他的作品包括诗、散文诗、电影脚本、影评、画论、文学批评、随笔、讽刺文章和剧评；还包括几个剧本，许多没能完成的戏剧工程的笔记，这些工程中有一部歌剧，他还创作了一部历史小说，四幕独角广播剧，关于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佩奥特仙人掌崇拜的论文，此外，他还在两部大片（冈斯的《拿破仑》和德莱叶的《圣女贞德的受难》）和多部短片中扮演过光彩照人的角色；他还写过数百通信札，书信是他最拿手的“戏剧”形式。所有这些加起来，构成了一部破碎的、含义丰富的作品集——一部由残篇构成的卷帙浩繁的集子。他留下的不是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是一次独特的出场、一种诗学、一种思想美学、文化神学和受难现象学。

以上两种概述，都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这个游离于理性之外的人。更令人困惑的是，自1948年去世至今，阿尔托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与他难懂的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影响表现在诸多不同领域：

首先是在戏剧界，苏珊·桑塔格以阿尔托为分水岭，将欧美严肃戏剧分为“阿尔托前和阿尔托后”，德里达把阿尔托当作戏剧界的尼采，对于尼采而言，生命的游戏就是艺术，对于阿尔托而言，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游戏。近二十年来国内戏剧界还有一种观点，将阿尔托视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齐名的三大戏剧体系的开创者。

在诗歌界，阿尔托作为超现实主义的早期参与者，深受超现实主义领军人布勒东赞誉。

在哲学界，其“残酷戏剧”理论引申出的美学，以及其存在本身，引发了法国批评界浩荡的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包括福柯、布朗肖、德勒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如果说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耀眼的法国后现代哲学群落，那么阿尔托无疑是这个群落的先驱，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灵感资源。

在艺术界，阿尔托还启发了作曲家约翰·凯奇、视觉艺术家卡罗利·施尼曼、前卫表演艺术家瑞秋·罗森塔等。

阿尔托的戏剧理论并不系统，他的诗歌、散文常常无法解读，他的哲学也不成体系，甚至他自己也被常规的社会秩序判定为疯狂。桑塔格坦言即便是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也无法准确地把握其思想深度，“通读阿尔托不啻为一种精神折磨”。阿尔托难以接近，难以阐释，以至于读不懂他才是“正常”的。

大卫·谢弗的传记《安托南·阿尔托》中写道：“生前，安托南·阿尔托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死后仍然是个谜。他为表演开的处方既不易获得也没有实效，他的目标比他所描绘的达到目标的方法更容易实现……阿尔托有时被误用，有时沦为陈词滥调，有时则被不当地神化。”在这意义上，如桑塔格所说，阿尔托失败了，如巨星坍缩为黑洞，庞大而耀眼的失败。

德里达将阿尔托的失败上升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他认为“阿尔托追求一种不是表达而是生命的某种纯粹创造的呈现，它永远不会远离身体而堕落成符号或作品、客体”。从本书标题“对诗歌的反叛”，到他的名言“一切写作即猪粪”，都在坚定地远离语言、修辞、理性，反对艺术对生命的模仿以及矫饰，回到生命本身。语言（符号）不可能代表真实，因此每当阿尔托试图表达自己的时候，就背叛了自己。

人即作品

桑塔格七十年代所读的《阿尔托全集》，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整理出版，当时只有十余卷，到九十年代，这套书才终于完整面世，前后花费近四十年，共26卷。这些文字雷霆般撼动世人，同时又令人晕头转向，仿佛一个狂乱混沌的宇宙。尽管我们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他，但阿尔托仍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些文字不是公式，更近似于咒语，我们无法推导他，只能召唤他。

2022年出版的《对诗歌的反叛》，是国内第一本从整体上梳理阿尔托作品的文集。在此之前只有《戏剧及其重影》有中译本，其中收入了关于“残酷戏剧”的一系列宣言，对中国先锋剧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本文集则是以法文版全集为基础，参考法国阿尔托专家格罗斯芒和美国知名作家桑塔格编选的作品集，以时间为序，精选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让中国读者第一次有机会纵览阿尔托一生的创作。在前一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安托南·阿尔托》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根据传记作者大卫·谢弗的描述，1896年9月，阿尔托诞生于一个严格遵循19世纪资产阶级规范和价值观的家庭：“当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上升到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威的地位时，其文化货币成为衡量其社会霸权的标准。秩序、稳定、理性、消费主义和对进步的承诺——这些理想在家庭中孕育，由家长的权威来强制实现和加强。”从一开始，阿尔托就站到了这一切的对立面。

1920年，青年阿尔托来到巴黎，初涉剧场工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学、戏剧、绘画的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阿尔托已提出戏剧必须“无视布景”“消灭场景”，摆脱对文本的依赖，摒弃虚假的幻觉，这些观念日后将撼动全世界的剧场。1924年，他跟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新法兰西杂志》的主编雅克·里维埃尔的一系列通信发表，令他一举成名。当时正在兴起的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安德烈·布勒东也因此注意到了阿尔托，邀请阿尔托加入超现实主义团体。阿尔托从此撰写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章。《对诗歌的反叛》前九章即这一时期的作品。

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团时的剧照负片

1927年前后，由于观念不合，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分道扬镳。此后，阿尔托暂时中止了主题纷杂的写作，活跃在戏剧界和电影界。对于阿尔托来说，视觉影像是理性帝国及语言表达的解毒剂，电影是一种新价值的呈现。

30年代，经过一系列剧场实验，阿尔托关于戏剧的思想逐渐成型，发表了包括《残酷戏剧宣言》在内的一系列宣言，后结集出版，即《戏剧及其重影》。在阿尔托看来，残酷与血腥无关，而意味着生命的本质，对必然性的屈服。理性无法抵达这种本质，唯有通过仪式与巫术。尽管阿尔托一向远离政治，但我们却难以忽视这些主张的历史维度：这正是一战之后，欧洲一败涂地之时。人民成了政治概念，那些巧言令色的政治家“公开展示对感知、修辞、情感的操控，精心铺设了一条进入二战的道路”，他们的言行恰恰是真实剧场中最虚伪、最恐怖的表演。第十章到第二十章，展现了这一时期阿尔托关于电影和戏剧的思考。

1937年是阿尔托人生的分水岭。秋天，阿尔托在逗留爱尔兰期间突然精神崩溃，被驱逐出境。此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被辗转关进法国几家精神病院，住院期间服用各种药物，被强制注射药物昏迷，实施“惊厥疗法”，频繁接受电击治疗。1943年，阿尔托转入罗德兹病院，体重只剩53.5公斤，他利用尚存的自由和尊严开始写作。

罗德兹的阿尔托

又过了三年，在阿达莫夫的奔走下，纪德、马蒂斯、布拉克和毕加索等艺术家慷慨地捐出自己的手稿和画作，用拍卖得来的钱将阿尔托从罗德兹精神病院中解救出来。除这些艺术家外，萨特和波伏娃也为他慷慨解囊，阿尔托的生活得到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出院不久后，他写出了《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即本文开头处的那次展览所援引的篇章。阿尔托和梵·高面临的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一个腐烂的社会发明了精神病学，以抵制某些头脑清晰的卓越之士的调查，他们的占卜能力让它局促不安。”写作伴随他，直到生命尽头。从二十一章到三十一章，即阿尔托生命后半段的作品。

无法同化的声音

20世纪60年代，彼得·布鲁克在《空的空间》里重提“神圣戏剧”概念，并赋予阿尔托先知般的角色。阿尔托三十年代提出的概念，在50年代末开始崛起的西方实验戏剧中产生了叠叠荡荡的回响。有学者认为，那些在60、70年代席卷欧美剧坛的实验戏剧浪潮中的每个演出活动，几乎无一不是对阿尔托观念的实践。

60年代末法国的“五月事件”期间，反叛青年以阿尔托为精神领袖，重新提出用舞台上的暴力来净化世界，通过 “残酷” 的宣泄获得拯救和创造。他们甚至把阿尔托的话写在旗帜上。阿尔托被一次次地误读，又在误读中指数级地扩散。他就像切·格瓦拉一样，成为了一个符号。经历了两次大战，西方思想界开始对理性、对进步观进行漫长而痛苦的反思，阿尔托的身心痛苦，成为了这种反思的思想资源。

然而，阿尔托始终是一个无法同化的声音。人们想借用他的力量，但每当无法理解他时，便又想起他是个疯子。

阿尔托的确走到了某种视线视界，他在滑入永恒黑洞的边缘挣扎，向我们发出断断续续的信号。但这些信号并不是疯狂。在福柯看来，阿尔托的艺术与他的疯狂是互斥的，他的写作总是力图保持清醒。阿尔托的 “悲剧体验” 是一种常人无法体会的“极限体验”。与他同行的还有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梵·高等人，他们的作品也常常表达一种充满残酷可怕的幻想的狂乱状态，他们也都和阿尔托一样，在生命的某段时期被正式宣判为疯子。

谢弗在阿尔托传记中写道：“阿尔托的作品和思想始终如一；它们喊出了（有时真的是喊叫）异化和反叛；对他年轻时愚蠢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叛；对西方文化规范特权的反叛，包括理性（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对权威的反叛；对财富的力量的反叛；以及对自然的颠覆。”更重要的是，阿尔托的革命不在政治领域，而在意义、理解、表征和符号的文化空间。他书写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生命本质的痛苦。在一切具体事物甚至观念轮回流转时，在一切曾经反叛的举止成为常规后，阿尔托仍然是个异类。没有人能够把他的思想当作“便携式的知识商品”，“它是一次事件，而非一个物体。”

通读阿尔托的桑塔格坦言，体验他的作品一直是非常私人的事情。1996年，鲍德里亚则说：“每个人都应该和阿尔托有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和他在一起，我们总是处于一种很不堪的境地。他成了一个非人格的存在。”

他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参照。

（文 | 王如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