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经济、教育，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028 篇文章

题图：来自老邢漫画，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麦哥，八十年代的激扬者、九十年代的迷茫者、零零年代的漂泊者、一零年代的奋斗者、二零年代的寻道者；目前关注教育创变特别是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本文来自：麦哥自留地。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足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职业化（1979-1994年）、职业化前十年（1994-2004年），职业化十年后（2005年至今）。

前职业化阶段，还是行政单位为主的集训+非职业联赛（1989年开始）模式。从成绩看，中国队是不折不扣的亚洲强队。1982 年世界杯预选赛，苏永舜率领的国家队只差一步就进军西班牙，提前打完双循环赛领先一个胜场和 5 个净胜球，只是经验不足，以为胜利已经在握，结果在科威特最后一场 0:5 放水给新西兰后被迫仓促中重新集结参加附加赛，被新西兰 2:1 击败。

1984 年曾雪麟的国家队首获亚洲杯亚军，可惜转过年来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就被香港队 2:1 击败于工体，痛失世界杯预选赛小组出线权，也酿就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球迷骚乱（史称5.19事件）。1987 年高丰文的国家队客场 2:0 击败尚未开启职业化 J 联赛的日本队，首次进军奥运会，但 1989 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却惨遭两个“黑色三分钟”（分别是被逆转负于卡塔尔和阿联酋）未能进军意大利。

这个阶段里，亚洲各国只有韩国的 K 联赛和沙特等西亚国家的职业联赛于 1980 年前后几年起步，传统强国伊朗和伊拉克又饱受战争及战后困扰，可以说中国足球在运转体制上并不落后很多，另一方面，八十年代蓬勃向上的改革开放之风也从相当程度上稀释了前苏联式的行政化色彩。

1994 年职业联赛开启，戚务生的国家队先于 1994 年获得亚运会亚军（仅2:4负于有不少前苏联“衣钵”的乌兹别克斯坦队），1996 年底在亚洲杯 1/4 决赛 3:4 惜败后来获得冠军的沙特队，接着就是 1997 年世界杯预选赛大连金州体育场 2：0 领先伊朗队却被连进 4 球逆转，继而又 2:3 负于卡塔尔，此役后携子北上看球的福州球迷老榕在四通利方网站发表了中国足球第一博文《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两周后被南方周末全文转载，感动了千万球迷。

1999 年南斯拉夫人桑特拉奇率领成绩一直中游的鲁能泰山队一举斩获双冠王，掀起了中国足球的南斯拉夫热。但桑明确要求“绝对用人权”，与足协无法达成一致，足协转而聘任了游走世界各国任教的米卢廷诺维奇。

2001 年，在日韩两强作为东道主自动入围及分组抽签有利的大好形势下，米卢率队提前两轮获得进军世界杯决赛圈的资格。

2004 年荷兰人阿里·汉的国家队先是决赛 1:3 负于日本获得亚洲杯亚军，接着在 11 月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与科威特队积分相同、净胜球数和进球数都落后两个，中国队与行政上已经回归祖国的香港队踢成了 7:0，科威特主场 6:1 战胜马拉西亚，这场怪异的比赛成为中国足球“既丢了人又没达到目的”的诸多比赛的代表。

纵观职业化前十年，中国足球仍然可算一支亚洲强队，但绝对实力已经在明显的下降通道上。职业化前几年，俱乐部大多球场火爆，国家队比赛万人空巷。可惜好景不长，联赛火爆的市场很快被房地产商为主的大企业视为有利可图，急功近利压倒了足球规律；行政化管理模式又提供了腐败的温床，赌球、假球、钱权操作层出不穷，2001 年震惊全国的甲 B 五鼠贪腐大案远远不是足坛腐败的全貌，火爆的球市迅速没落；与此同时，以奥数、补课为代表的教育内卷化在各大城市逐渐抬头，虽然没有靠谱的统计数据，但青少年足球人口已经开始萎缩。

2004 年的末日余晖后，中国足球队在已经近 20 年的漫长岁月里，再也没有进入过亚洲大赛的前四。管理体制始终没有变革，职业联赛形同鸡肋，教育进一步内卷带来足球人口持续萎缩，与日本超过 4000 支高中足球队参加的高中联赛、超过 100 万注册和半注册足球人口相比，我们始终未统计清楚的青少年球队数量、足球人口、基础联赛比赛简直少的可怜。就连足坛的贪腐问题，在大举反腐倡廉多年后也没有解决，今年还爆出了前国家队主帅李铁贪腐大案。

作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的魅力来自其特殊性：场地大，人数多，限制少（除了手臂都可利用），连续比赛时间长达 45 分钟不让教练喊暂停……这些特点意味着：足球比赛的发挥空间大，战术和技术的实战选择变化无穷；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协同，追求 11 个 1 相加的最优效果；需要四肢和头脑都发达，还要有学习能力，读得懂比赛并且能及时做出调整。

而足球的规律也正蕴含于此。现代足球是战术运用、团队配合、创造性发挥的组合。曾几何时，高度重视身体能力、意志，团队战术、纪律，打法相对刻板、缺乏创造性的德国、韩国等球队可以分别在世界和亚洲范围内呼风唤雨；而以巴西为代表的自由发挥、战术纪律散漫派则在很长时间内拿不到大赛冠军，巴西队自 1970 年结束的贝利时代后，虽然一直不乏个人技术和创造力出色的球星，但直到进入 1990 年代，没有踢过职业足球的卡洛斯·佩雷拉以实用主义和战术纪律改造了巴西队，巴西才于 1994 和 2002 年再度夺得世界杯。

另一方面，德国足球在 1990 年贝肯鲍尔带队夺下 1990 年世界杯后，虽然一直还是强队，虽然有 1996 年欧洲杯冠军等不错的成绩，但整体上还是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调整或转型期，不断增加细腻和个性发挥，德甲从相对意大利、西班牙等联赛的无聊，逐渐变得好看起来，终于由勒夫队国家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并拿下 2014 年世界杯。

而在亚洲，日本队是“组合拳”或综合优势的杰出代表，进入 21 世纪后成为亚洲的绝对头号强队，从 1998 年起连续 7 届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并 4 次进入十六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二流强队。

现代足球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似乎也颇有相似之处。最早是漫长的个人工匠、个人发明时代，或许是 1950-1970 年代的巴西队。“战术纪律”对应的是工业化时代，韩国队和改造前的德国队就是足球世界的福特生产线和后续的通用电气（GE）帝国。而注入了创造性的德国队、注入了战术纪律的巴西队，本来就偏综合性基因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南欧球队，大抵相当于乔布斯回归后的苹果、搞出来 Kindle 和云计算的亚马逊、看似野蛮生长实则内力了得的特斯拉——这是一个同时需要规模化能力+创新能力的新时代。

教育好像也是一样：在最初的私塾、家师时代，个体教师的水准是决定性的；到十九世纪，洪堡在德国建立了以人文主义、学科制、标准化为标志的现代教育体制，并迅速普及到了其它现代国家。进入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后现代时代，翻转课堂、项目学习（PBL）、STEAM 教育、创客教育等新型教育理念和实践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 200 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的统一、标准基础上，注入对学习的自主性、自由性、融合性、真实性的重新强调，就是对“规模+创新”这一时代需求的呼应。

其实，战术纪律并不是最难学的，当所有球队都学会了战术和执行时，还是灵动、创造性带来更大的赢面。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工业化、规模经济、效率经济可能会带来 60 分，再突破就必须依靠创新、创造、持续的学习。

创新和创造能力来自哪里呢？就是自由。很难想象一个从小被固定训练流程严格训练出来的球员还能保持自由发挥的火花。儿童天生就是有创造性的，只是这种创造性在儿童长大的过程中，逐渐被现代经济和社会约束所压制，尤其在那些集权式、自上而下、强管理、缺乏空间和多元的环境里。

那么，持续的学习能力又来自哪里？还是自由。学习的最大敌人是厌学，最大的动力是兴趣。让学生厌学、扼杀其学习兴趣的根本原因是强制性学习，特别是脱离其真实生活和身心体验、要求僵化的强制性学习。让教师失去职业尊严、教育热情，沦为机械式教育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的，还是强制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机械、单一、固化的教学成果衡量标准。

本届杯赛，英格兰输给了克罗地亚，不是输在组织，而是输在才华。克罗地亚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国家主导的足球运动员培训系统，但基层社会的自发组织为小孩自由踢球、满足踢球爱好提供了足够的保证。

这和南美很相似，也是在此类更接近原生状态的足球国家，更容易走出像内瓦尔、莫德里奇一样才华横溢、踢球极具感染力的球星。

以后什么样的球员最可贵？有创造力、有学习能力的球员。以后什么样的人才最难得？有创新能力、能突破常规和惯性、能持续、高效学习的人才。

从运行体制上讲，青少年足球人口、各年龄段的踢球和比赛机会、成人职业化联赛是国家队成绩的基础，而国家队本身的公平选拔和遵从足球规律的专业化管理是金字塔尖上的最后一环。这一切都离不开按规律办事、而非行政化管理的运转体系，日本足球的脱胎换骨正是最好的体现。

在经济运转上，计划性和市场性孰优孰劣，孰主孰次，应已有公论，但实行中仍不断有逆流。在教育运转方面，从梁启超等奋力反抗八股文，到胡适、陶行知、晏阳初等民国一代教育家的新文化、新教育，再到 20 多年来朱永新、杨东平、李希贵、李镇西等教育界学者、实践者对应试教育、行政化教育的不懈抗争、对自由、多元化教育的不懈呼吁和推动（《20周年｜杨东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却一直在艰难的路上。

足球的未来、经济的未来、教育的未来，看似遥不相关，细思竟然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细思极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