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797 篇文章
Photo by Tim Marshall on Unsplash
作者：汪星宇，乡村笔记联合创始人，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6 年复旦纽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学习，5 年乡村社会创业。本文来自：乡村笔记BTC（ID：xiangcunbiji）。
“如果请你给大学毕业生一个求职建议，你会说什么？”
“千万不要做公益。”过去一年中，我至少三次听到公益行业的前辈给出过这样的回答。
上个月，有则“广州硕士毕业全职公益十年，工资不到八千元”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结果最高赞的评论居然是说“那下次招家里更有钱的人吧。”
更糟糕的是，如果你公益做得“小打小闹”，还能有个安稳的日子；如果你做得“众人皆知”了，那你几乎百分百会被人口诛笔伐，甚至杀人诛心。
陈行甲老师退网了，曾经火爆朋友圈的关爱自闭症儿童“一元购画”项目的官司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完，我一位毕业后去了非洲做了近十年保护野生动物的复旦学长，甚至在去年还被掌握了“爱国流量密密码”的博主硬扣上了“反华”的帽子。
▲一元购画，图源网络
  • 公益到底有多难做？
  • 公益为什么那么难做？
  • 我们可以如何做好公益？
社会创业的第五年，我想借着这篇文章和大家说说我的一些发现与思考。
我认为公益难做背后至少有这样三点原因，或许我们还没有注意到：
  1. 我们把事情想小了：收入歧视，我们妄图用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问题。
  2. 我们以为人都是一样的：公私难分，我们关注的都是社会问题的相对增长，而不是绝对增长。
  3. 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文化冲突，儒家的亲疏有别对西方传统的公益起源水土不服。
01
收入歧视：
我们妄图用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向年轻人贩卖游戏赚了 1 个亿，我们不会厌恶你，还会让你上杂志的封面；但如果你提供医疗服务，去治疗疟疾，并且从当中挣了五百万，大家恨不得撕了你，觉得你是个贪婪的吸血鬼。”著名公益人丹·帕洛塔（Dan Pallota）9 年前在 TED 大会上的玩笑到今天好像没有任何改变。
今天，人们越来越接纳厚积薄发的成功哲学，我们会把贝索斯在亚马逊 20 年不追求利润，称之为长期主义；我们会接受马斯克创立 Space X 之初的三次发射失败是成功前必经的过程。我们会说，毕竟做成一家伟大的企业，或者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征途都是天大事情啊，大事情值得我们投入更大的成本。
▲Space X 发射，图源网络
  • 那，解决贫困问题是不是大事情呢？
  • 遏制全球变暖是不是大事情呢？
  • 构建一个公平温暖的社会是不是一件大事情呢？
2021 年，民政部公布的全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突破 2000 亿元，再创我们国家的新高，让公益行业备受鼓舞，但是如果对比我们国家 114 万亿元的 GDP，我们的慈善捐赠总数还不到 GDP 的千分之二。这个数字在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克等富豪裸捐的美国是 4710 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百分之二。
当然因为国情的不同，我们的政府承担了更多的公共服务，所以这里并无法比较中美两国公益慈善投入的高低，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们并没有把解决社会问题看作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的大事，而是妄图用最小的成本去解决。
丹·帕洛塔（Dan Pallota）在 9 年前的分享中还提到，斯坦福大学毕业生 38 岁时的平均年薪是 40 万美金，但是如果这个毕业生“不幸”去了一家关于饥饿的公益机构做负责人，那他的平均年薪是 8.4 万美金。
▲斯坦福毕业生 38 岁的平均年薪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一个理智的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绝对不应该去公益机构工作，他应该去做金融去做互联网，一年挣了 40 万美金之后，拿出当中的 10 万给到一个充满爱心的“可怜人”让他去做一家公益机构，这样效率更高。
但我们要如何期待一个拿着 8.4 万美金工资的人，有能力有资源可以去解决一个 40 万美金收入的人都望而却步的大问题啊！
为什么公益那么难做？
为什么那么多社会问题那么久依旧没有被解决？
最简单的原因是，我们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大事情，公益人往往在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只有很少很少的资源。
02
公私难分：
我们关注的只能是社会问题缓解的
相对变好，而不是绝对变好
商业和公益的边界是什么？
刘玮老师在《公益与私利：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研究》一书中追溯了这个问题的起源，简单说，公益是于公有益，关注的是群体的利益；而商业是于私有益，关注的是个人利益。
所以，只有当集体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有区分公益和商业的必要。比如在教育公平、福利保障这些资源相对稀缺的领域，个人的利益希望把资源拿得多多的，但是对于集体的发展来说，最好让大家的资源分得匀匀的，那这个时候，公益慈善事业就彰显出了它的价值。
但问题就来了，分得多多的是我们可以客观评价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收入从 500 元涨到了 1000 元，这是绝对数值的增长；但是怎么算分得匀匀的，好像每个人内心的标准就不一样了。
比如，大柱子每个月挣 2000 元，二栓子每个月挣 500 元，30 里地外隔壁村的翠花每个月不挣钱；大柱子宅心仁厚很愿意做公益，但因为忙，就委托二栓子每个月给翠花送 1000 元；二栓子跟大柱子说，我这一来一回要走两天要耽误些农活，能不能从当中拿个 250 元作为跑腿费，大柱子就答应了。
可这事儿被翠花知道了以后，就觉得二栓子偷了她的钱，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分得匀匀的呢？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钱倒还好算，但如果当中涉及的资源是教育机会或者是关怀照顾，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不仅一个教育公益项目的捐赠方、执行方、收益方的利益不同，往往这其中的受益方还不止一个，至少有老师、学生、家长三个组成。
我每次提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总有人提醒我一个道理：“It's a golden rule that who has the god gets to make the rules.”也就是谁出钱，谁说了算。
▲图源网络
可是，如果谁出钱谁说了算，那公益其实又成为了私利的一种衍生品，好像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价值。
简单说来，即使抛开个人的道德好恶，如果公益是为了解决私利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拖累，那从操作上，“分得匀匀的”本身就非常难以界定，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在纠结公益机构是不是挣了不该挣的钱了，因为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匀匀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
03
文化冲突：
儒家的亲疏有别
对西方传统的公益起源水土不服
“你妈妈和两个陌生人同时落水了，你应该去救你妈妈还是去救那两个陌生人？”这是麦克法夸尔在《陌生人溺水》一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估计都不能成为一个问题。“我当然救我妈呀！那两个是谁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一本书是因为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家人和陌生人不应该有区别。因为西方文明是基督教的底子，基督说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后来，启蒙运动里“上帝死了”，但是理性主义依旧继承这个亲妈和陌生人没差的传统，因为根据边沁的功利主义主张，我们要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所以这也就是现代公益人士主张，只要非洲还有一个孩子没吃饱饭，我们就不应该大鱼大肉的文化根源。
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可不是这样的。儒家讲究“亲疏有别，内外有分”，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博爱，无差别的爱，而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严格排序的。
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差序格局”的由来，也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关系啊，都是分亲疏远近的，就像是一颗石子丢到湖水里，荡起了涟漪，一层一层的，离我们近的就水花大些，离我们远的就水花小些。
▲Photo by César Couto on Unsplash
我毕业刚创业那会儿，常跟人说，我们连自己国家的乡村都还没帮上，为什么要去帮助非洲啊？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确实狭隘了，但大概也是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吧。
所以，你妈妈和两个陌生人同时落水了该救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确实算不上是个问题。但这就让公益在中国发展壮大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每个人关心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爱的范畴也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把爱聚集到一起来做一件大事情。
水滴筹可以通过亲朋好友散播出去的爱，只有五年狂奔上市，但是如果你去看国内的公益机构，无论是基金会还是社会组织，都很少有非常大规模的组织存在，我想这大概就是儒家的亲疏有别对西方传统的公益起源水土不服吧。
综合以上，公益难做的原因可能有：
  1. 我们把事情想小了：收入歧视，我们妄图用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问题。
  2. 我们以为人都是一样的：公私难分，我们关注的都是社会问题的相对增长，而不是绝对增长。
  3. 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文化冲突，儒家的亲疏有别对西方传统的公益起源水土不服。
真爱梦想基金会的潘江雪老师说：爱心是无价的，但是爱心是有成本的。我不能赞同更多。我想再补上一句，公益是有形的，但是参与公益的心可以是无限的。如果整个社会都能拥抱这两句话，那说不定，很快更多的公益人就会有底气和青年们说：
“
毕业来做公益吧！它不仅会让你成长，也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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