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06.18
星期四
中国人有没有钱?
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有学者会告诉你去看购买力平均(PPP),这个经济学指标是衡量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在2016年,中国的PPP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中国人手上的钱能买到更多东西。
这似乎说明中国人是有钱的。

可是,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GDP是10098美元,只排在全世界第65名,夹在毒枭横行的墨西哥以及让梅西黯然神伤的阿根廷之间。
排在第一、第二、第七名的卢森堡、瑞士和美国,人均GDP分别有113196美元、83716美元和65111美元。

从人均GDP角度讲,中国人肯定不算有钱。
6月初,业界有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全球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一枝独秀,将引领整个行业全球市场的复苏。
去年,许多美媒报道,在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中国富豪的数量,已经超越美国富豪,跃居榜首。
感觉又是中国人有钱的意思。
然而,上个月,总理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1000元。
总理的话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发酵了一段时间后,6月15号,国家统计局出面回应。统计局的解释说的很复杂,大意上,就是总理没说错,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收入偏低。
这个国家仍有大量的穷人。

所以,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综合各方信息,我们只能得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在中国,有许多绝对意义上的富人,也有许多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中国人既有钱,也没钱。
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只对决策者扶贫和征税时的工作有特定意义,对像我这样的普
通中产来说,毫无参考价值。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许多研究报告和新闻报道的通病:关注两极,忽视中间。

我关心的是,刨去那些最贫困的和最富裕的,剩下那近8亿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有钱吗?他们觉得自己有钱吗?
我没有数据,我只有几个故事。
事先说明,这篇文章写的不是最穷的人,也不是最富的人,而是那些居住在大城市、小城镇、在各行各业求一口饭吃的中间派,那些处在绝对的穷和绝对的富之间的广阔模糊地带的普通人。
我愿意从个人角度观察他们,因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01

我第一份工作在北京国贸三,当时中国樽还没有开始盖,国贸三是北京的最高楼。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在国贸三对面、诺安基金大楼后面的光华里。这个小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外交部家属楼,典型的苏联筒子楼。
楼已经非常破旧了,外墙的黄漆早就龟裂剥落,临街的一面,隐隐透着粉色,据说是08年奥运会时统一刷的。

考虑到破旧程度,这间房子租金不算便宜。但考虑到位置,也不能说租金贵。
每天半夜,我下班回家,都能在走廊里碰见一个大腹便便的邻居大爷。寸头,方脸,冬天吹紧绷绷的棉衣,夏天穿大裤衩和有破洞的白汗衫,指头上永远夹着一支烟。
大爷经常无声地蹲在黑黢黢的角落里,烟头的火光亮起,常吓我一身冷汗。

我喊大爷李老师。

李老师是屋主,房子自己住,他喜欢拉着我聊两句,聊他在澳大利亚的侄女,我的职业,以及这片家属楼。

我还记得,聊天的时候李老师会站起来,眺望楼下被红蓝白三色橡胶布盖起来的水果摊子,摊子旁边清真兰州牛肉拉面店的招牌,以及再往后怡禾国际公寓的楼。
话题总是不知不觉就转到“拆迁”上。
我每次都对他说,要是这片楼拆迁了,李老师你就成千万富翁了。

每回他都会气鼓鼓地直接反驳,拆不掉,拆不掉的,多少年了,没人来拆,不会有人来拆的。
02
我在国贸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有一次他跟我说国贸应该是中国最魔幻的地方。

他说,我就举一个例子,你从China World Trade Center(国贸的英文名,中国世界贸易中心)走出来,穿过国贸桥,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潮,走到公交站牌下,你抬头看,那上面写的是不是“大北窑北站”?
今天最繁华的CBD,三十年前还是名叫“大北窑”的郊区,它得名于八十年前,侵华日军在这里烧窑后留下的遍地窑坑。
我的同事说,你看我们这些穿着上千块西服的打工仔,和中海广场旁边工地上那些戴橙色头盔的农民工,究竟有什么区别?
国贸三大堂里有一盏号称价值五百万的丑陋玻璃吊灯,被挂的高高的。它是整个国贸三的门面,只有真正上去过办公楼层的人才知道,上面被布置得多么逼仄压抑。

当年的租金是每平方米每月500块,不布置得紧凑一点,就太浪费钱了。
我记得那两年有一家国内很有名的律所,租了国贸三的一个楼层,装修完之后,为了省钱,甲醛还没有散去,就让律师们进驻工作了。我在那家律所工作的朋友,为此骂了大半年。

我问她有没有什么办法。
她的回答是,戴口罩。
这是大多数在国贸打工的白领们的处境。

回到我那个同事,我印象里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发现国贸的“魔幻”,他后来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连接国贸三、诺安基金大楼和中海广场的小巷子里有一家有名的餐厅,叫“小王府”。所有人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都会以为是“小——王府”,但只有看过英文名“Xiao Wang's Home”,才会知道原来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小王——府”。

一个餐厅老板的小心机,道尽了国贸的繁华。

03
在国贸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这里,你既可以去能够偶遇明星的国贸79,也可以一头钻进排列着沙县小吃和湘蜀人家的隐蔽小巷。
溜冰场旁可以点三百块一份的牛排,路边摊上也可以八块钱拿下一个驴肉火烧。
想吃两荤一素的盒饭?街边有十块钱版本、地下Ole超市有二十八版本、国贸三大堂的食品角有三十八版本,任君挑选。这三者都算是便宜的。


那年我有一个同学,因为吃饭等问题离开了国贸。

她在一家美资所工作。美资所嘛,工资更高,强度更大,更不把人当人,裁员的时候说开除就开除,不带一点温情脉脉。
我跟同学也是很久没见,见面的时候吓一跳,明明是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脸上长满了青春痘,黑眼圈很重,藏都藏不住。她说都是因为熬夜。

她说,工资是高,可是吃饭也贵,房租也贵,平时上班要注重仪表,买衣服、买首饰、买化妆品,都贵,还要社交与应酬,一个月下来,休息时间没多少,钱也剩不下多少。

那为什么还要待在国贸?
这个同学后来辞职,去了一家创业公司。

再后来,她去美国读了JD(法学博士),现在据说留在美国当律师了。
04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说实话,我们升斗小民平常根本都不会这么去问。
我们会问的是:我到底算不算有钱?
对此我很有自信,一定有不少人——尤其是普通的中产阶级——跟我一样,偷偷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我陆陆续续看过一些研究报告、一些分析文章,发现专家说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不同于“赤贫”,“有钱”是很难定义的,如果非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差不多指的是“满足感”和“被剥夺感”。
什么叫满足感?乾隆下江南,肚子很饿,路边老农端上来一盘平平无奇的炒菠菜,皇帝吃了很满足,惊呼这“红嘴绿鹦哥”乃人间第一美食,这就是满足感。

什么叫被剥夺感?我勤勤恳恳地工作,有了车有了房,可是我看到贪官污吏动辄几亿的灰色收入,我努力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心生怨愤,这就是被剥夺感。
为什么B站的《后浪》惹来那么多吐槽?因为它不幸地唤起了许多社畜的被剥夺感。

为什么快手的《看见》获得广泛好评?因为它描绘的是卑微的幸福,着力点在普通人的满足感。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看中产阶级的满足感和被剥夺感呢?
05
我还是继续说故事。下面这个故事关于我在老家的亲戚朋友们。
很多年里,我妈都劝我回老家发展。
她老人家的理由是,看看你表妹,活得多舒服。

如果说我是大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表妹就是小城镇中产阶级的一员。
她大学毕业回老家当了一名音乐老师,工资几千块,平时朝九晚五,到了周末就教教钢琴。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喜欢送小孩学钢琴了,她一点不愁生源。
表妹有房、有车、有时间,跟爸妈住在一起,吃喝问题都不用自己操心。闲下来了,就去喝喝咖啡、看看漫画、打打游戏、玩玩汉服、处处男朋友。

我妈隔三差五地就问我,为什么你不能像你妹妹那样生活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第一反应想说表妹的生活有诸多不好之处,但每想到一处不好,就会有两处好的跳进脑海。

我回过几趟老家,见表妹,也见留在家乡发展的其他老朋友,他们是警察、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小老板或者各种公司的职员。
他们确实享受不到大城市的先进与便利,可是他们也不用面对高房价、快节奏的工作以及你死我活的职场竞争。
我感觉他们的精神状态普遍都差不多,平稳,不慌不忙。
当我开玩笑似地夸他们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是有钱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大同小异,无一例外的,都会立刻咧嘴大笑,声音洪亮地回怼我:“什么呀!我穷啊!”

06
构成对比的是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当然也包括我。
我有一对朋友,夫妻两个,都是律师。

他们在很好的律所工作,是各自团队里的中流砥柱,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超过十万。
他们是“新北京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打拼了十几年,有房、有车、有孩子。他们把爸妈也接了过来,一边帮忙带孩子,一边也是让老人在身边,让自己放心。

有一次聊天,我说你们应该算是有钱人了吧。

出乎意料的,夫妻两个都沉默下来,显得很谨慎。
过了片刻,丈夫回答我——他没说有钱没钱,也没说穷不穷,而是以一种尽量客观、像在描述别人的语气——说,房贷不轻,孩子上的双语学校,学费昂贵,还得为老人养老治病预留钱,平时夫妻两人都忙得很,见面时间少,总的来说,压力不小。
过了一会儿,妻子补充道,我有几个同事,情况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没要孩子,感觉活的就潇洒很多,我不是后悔生孩子,或者留在北京,但有的时候就是会想,像我们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其实应该放弃些什么,压力会轻很多。

看着他们,我突然意识到,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是在用“贫富”来描述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用“压力”来形容。
我还意识到,“城市中产阶级”这个名称,似乎不足以准确形容这部分人,更准确的描述,可能应该是“城市中产阶级移民”。

07
我的大学同学小新是一名外交官,他的工作经历可以说是传奇了。

17年马来西亚沙巴沉船事故时,小新是沙巴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年初三,被一个电话叫停休假,坐马航飞机赶回去救助同胞。
19年,香港事件闹得正凶,美国又开始炒作新疆议题,此时小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忙的焦头烂额。

今年,美国和WHO闹得不可开交,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应对小组,回国的小新在组里,隔三差五地熬夜,跟进美国和WHO的实时消息,累的头发都掉了。

从前我老调侃他,现在我对他的尊敬溢于言表。他来我家吃饭,对我说,一五,你别这样,弄得我心里毛毛的,总觉得你要对我干什么坏事。
那天我们聊天,聊到他现在回国,没有驻外补贴了——他曾经跟我说过,外交官外派都有补贴,派到越危险的地区,补贴越高。

小新说,我现在就是普通公务员工资,几千块钱。

我说,但是你们有房子分啊。

小新笑了,不是分房子,是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房子,而且还在排队,我还没排到呢。
小新问我,你房子是买的是租的?

我回答他,这里位置这么好,当然是租的了,房东说当年买的时候只花了六十万,现在涨到一千多万了。
他买的早,小新说。
说完这句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叹了口气,把话题叉开去。
08
我的师兄小重老师是我见过的最博学的人之一,他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能看懂所有拉丁语系的书籍。他拥有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的学位,任教于国内最好的高校之一,还在美日港多地的顶尖高校做过访问学者。我卖弄的每一句有关政治学、法哲学的观点,他都能随口说出出处,非常气人。
去年他来北京开会,下了飞机,拐到我家小坐。

他儿子比我儿子大两个月,那时已经会走路了,十分爱书,每天扒在他的书架上,撕他的藏书,撕得小重老师欲哭无泪。

聊起孩子的未来,小重老师说,不同于以前自由自在读书做学问的时候,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越来越感到青年教师那几千块的工资不够用。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阶层固化已经开始了。
我没想到我们短暂的重遇是在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中结束的。
我后来想,师兄的话,可能是对有没有钱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解读。
09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故事中大部分主角的收入,都是几千块钱,如果算成年薪,差不多等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中国人均GDP。
我以为这不是巧合。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中产阶级。
他们对自己有没有钱的认识,某种程度上最能反映普通人对自己财富状况的看法,代表国家的发展水平。

他们关心的问题,代表了许多人心里的关切与焦虑。
我知道他们——我们——只是“大多数”里的一部分,这些故事远远没有涵盖所有中产阶级的心声。
我想讲另一个故事。

那天家里换立式空调,来安装的是一个大汉和一个小哥。大汉三十多,皮肤黝黑,满头乱发。小哥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还很白皙。两人的关系,大概是师傅和徒弟。
他们忙里忙外,拆机、缠管、装漏电保护器的时候,我跟他们聊天。
我们家在六楼。我说,你们搬外机的时候,自己千万要小心啊。
徒弟嘿嘿一笑,说,这算啥,就算三十楼,我们也照爬。

他身上绑着绳子,躬身一钻,就窜到窗子外面去了。

剩他师傅跟我在里面继续聊。我说,大概多长时间能装好啊?

师傅说,快,四十多分钟,装完你这家,我们就回点上吃饭了。
我问,你们点在哪里?
师傅说,五环外,北五环。

我吐了吐舌头,因为我们家在东三环。我说,这么远,辛苦你们了。
师傅嘿嘿一笑,笑起来跟徒弟有点像。他说,这算啥,你不知道,我们平时分摩托车大队和板车大队,我们俩是板车大队的,刚才骑过来,马上还要骑回去。

我笑了,说,你们真厉害,这么辛苦,能透露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师傅倒不犹豫,脱口而出说,几千块钱。

我说,老板应该多付点。

这次换师傅笑了,他说,这要看老板,我们说了不算数。他顿了顿又说,反正在北京挣钱,拿回老家花,能接受。

10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钱?
我到底有没有钱?
最后一个故事,我想写写我妈。
我妈教师退休,退休工资几千块钱。她现在在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
她不太上网,平时只在微信跟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聊聊天,最近才学会看抖音,隐隐有点要成网瘾老年的意思。
你要跟她说满足感,说被剥夺感,她会皱着眉头反问你,你明天吃啥,鸡腿还是清蒸鱼?

有事没事,老太太喜欢教育我们珍惜当下。她会说,你们现在过得这是什么日子?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现在这样的生活,做梦都不敢想。

我把我妈的话放在最后,因为这应该也是一种看法。
还是那句话,我上面写的,远远不能涵盖所有人的心声。
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看法。

—END—
·庆·祝·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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