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完稿于1993年，首次出版于1995年，2003年又出版了第二版，2010年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介绍到国内。
虽然李侃如在中文版序言中非常谦虚地称：“我并不佯装深刻地洞察了中国的复杂现实，可以肯定中国读者会发现书中的各种错误。”但是他的抱负或者说野心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同时说：“19世纪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作品在美国非常著名，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思考。”这话言下之意，李侃如隐然对《治理中国》一书有着类似《论美国的民主》那样的期许。
当我站在2022年的开始，读完这本“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目前美国使用最广泛的介绍中国政治的教科书”时，我脑中首先出现、也是盘旋不去的问题是：《治理中国》达到了《论美国的民主》那样的高度吗？李侃如能比肩托克维尔吗？
《治理中国》是我#2022年flag里读完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系统学习中国计划”里的第一本书，兰小欢教授在《置身事内》里对它的推荐语是这么写的：“《治理中国》是很好的入门读物，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历史遗产及现状，阐释了其演变逻辑，可读性很强。但是该书成书于1995年，没有涉及最近十多年的重大改革。”
而去年刚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阐述中国立场、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王辑思教授在2009年为《治理中国》写的序里则是这么说的：“中国学者在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同西方学者见仁见智，但不能对他们几代人、近百年的知识积累视而不见。”
这本书总共十一章，第1、2章概述中华帝国的遗产和民国时期的政治，表现的是传统如何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第3、4章描述毛泽东时代也即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的情况，梳理的是当代中国的革命传统；第5章描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是改革开放的新传统；6、7两章笔调一转，从两个维度描绘传统影响下的政权组织和结果；而8到11章，则描述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李侃如
上面我们说过，《治理中国》首先是一本针对美国或者说西方读者的中国学教材，从这个角度讲，李侃如异常出色地完成了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复杂政治现实的任务，他
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将各种各样的基本情况、数据、细节、矛盾冲突和源流演变，编织成了一套逻辑清晰的体系框架
，在我看来，这个体系框架，在宏观大略以及绝大多数的切面上，跟实际情况，可以说出入不大。

虽然我作为中国读者，不会为这种程度的准确性所折服，但本书还是有一些让我忍不住鼓掌的桥段，这些桥段往往对我过往的认知能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我举一个例子。在书的第5章最后一节，李侃如提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退休”。所谓的大退休，指的是平反冤假错案后，很多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但是年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限制了他们“没有能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计划”。平反冤假错案是必须要做的，这代表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如果要把同一原则践行到底，那么如何让老干部同意“一复出就退休”，为年轻人让路，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很考验政治智慧，某种程度上它比二十世纪末的大下岗更难，因为大退休的对象是掌握实权的干部，而且所关涉的干部的级别一直到最高层。
按照李侃如的描写，首先邓小平从自己做起，一直只担任副总理，做出了表率。其次邓小平设立了临时性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鼓励与他同样的老同志退休，去中顾委任职，并且在1992年中顾委完成历史使命后将其撤销。再次1982-1984年中国进行了集中的人事改革，减少各级领导干部数量，积极向干部宣传新的退休规范，同时推进制定公务员制度。这些从上到下、由点到面、注重规范化也没有忽视人情味的改革措施，将干部的平均年龄降低了十岁左右，新干部中学历水平也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地县市级领导职务的在位者完成了“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一代”到“革命后一代”的更替。
“为什邓小平只做到副总理”、“为什么设置中顾委，后来为什么又撤掉它”、“关键的两代人是如何交接班的”，《治理中国》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它甚至可以和八十年代的百万大裁军相印证，和更之后的“退伍军人进法院”产生联系。我相信对我来说它是在这个点上查漏补缺，对其他人来说，它也会在其他的点上起到同样的效果。
大退休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李侃如推荐了杜克大学Melanie Manion1993年出版的专著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这书201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
在序言的推介中，王辑思教授指出李侃如教授书中很可贵的一点是用了很多比较政治学的视角，作为“局外人”的李侃如能给我们熟悉的历史片段提供新鲜的解读方式。这话一语中的。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比如讲到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态度，李侃如用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短语，“
既强行勒索又支持
”，这个词可谓说尽了几百年间列强对半殖民地的态度，如果把它用在今天美国对台湾民退党政府的态度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严丝合缝，一点不违和。

又比如讲到清朝的崩溃，李侃如介绍了清政府送了不少青少年到海外留学，可是这些留学生转头却成了摧毁清朝的骨干，为什么会这样呢？李侃如淡淡地讲了一句：“
这个体制无法充分地回报这些人。
”这个个人主义的观察无疑到今天还带着几分现实主义的警示意义。

再比如谈到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李侃如在为其垮台寻找原因时，最后说：“此外，国民党还奉行正确的言论胜于有效的行动的信条……国民党召开了无数次会议，发表了许多文告和宣言。政府机构为任何一个项目和行动都精心草拟了计划和调子很高的纸上作业措施。但是，通常这些声明和文件不是寻求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要通过参与过程和对指示的听命来表示效忠。”这段话在评价百年前的国民党的同时，一样会让我们今天一些体制内的“糊涂蛋”和体制外的“批评家”脸红。
李侃如这段话让我想起柏杨在《古国怪遇记》里用“开会国”对在台湾的国民党的嘲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侃如书中的意见不仅对我们理解解放前的中国有帮助，对我们理解解放后的中国也有帮助。
不过也不得不说，
李侃如并非每个见解都很高明，有的见解还是明显错误的。
王辑思先生在序言中说：“当然，如果深究细节，任何一个中国读者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实或观点。例如，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认为本书第一章中对儒学的概括过于简单，褒扬不足；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书中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的描述同自己的理解有出入；对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读者，可能会对第十章中关于当今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
由于知识储备和专业条件的限制，我对王辑思先生提到的几块内容倒提不出太多异议，但是我对《治理中国》的其他部分确实有一些批评。篇幅原因，细节方面的例子我就不举了，我主要想说说几个相对宏观的问题。
首先李侃如对中国一百多年来救亡图存的主题不够重视。虽然他意识到了救亡图存在很多时候是推动许多历史人物做抉择的主要动机，但是他却没能始终扣住这个主题。

在第3、4章论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李侃如对很多政治决策的分析最后落脚在人事斗争和某一个或几个个体的主观意志上，却看不到这些人事斗争和主观意志的背后，还有一层改造旧社会旧关系的革命诉求，以及急于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的使命感。我要尤其强调一下“改造旧关系”这个词，很多结果不佳的运动，出发点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冲动，李侃如只看到权谋这一层，却看不到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使得他的一些分析流于表面。
这点在第5章之外甚至都有反映，在第10章里，李侃如描写了一个解放前是银行家、50年代初积极参与新中国建设、后来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李侃如对这个人90年代“却因毛泽东未得到更大的尊重而深感懊恼”这个现象的诠释，仅仅停留在了“英雄统一中国并不容易”这个层面。这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李侃如对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所受的屈辱到底有多深、对新中国的新并不只体现在49年建国更体现在之后的社会关系的艰难改造、对新中国面临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封锁这些问题，并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同很多其他西方学者一样，可能也是因为史观和学术方法的原因，李侃如似乎更愿意从重要个人的视角而非集体主义的视角看待问题。
如果说对救亡图存、冲破封锁这个大背景的理解不够深入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缺憾，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李侃如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割裂，就是一个更大的遗憾了。
值得一提的是，割裂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学者不止李侃如一个，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一种流行的风气。可惜的是这种风气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说服力是对比出来的，我这里再一次推荐温铁军先生的《八次危机》，这本同样九十年代就写完但是直到2013年才得以出版的经济史著作为整个六十年的重大政经决策梳理出了一条前后连贯的逻辑脉络。在我看来温提出的解释模型要比李的更有道理。
比如在李笔下，改革开放是与前一个时代的决裂，但在温那里，他会联系到69年毛向几位老帅咨询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打得起来，在得到否定回答后，乒乓外交横空出世，接着尼克松访华。我曾在傅高义（Ezra F. Vogel）《邓小平时代》里读到，中美正式建交前布热津斯基访华时曾向邓转达卡特的歉意，说美国政府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而不得不在七十年代反复推迟与中方的正式建交。显然傅高义的研究更支持温的模型而非李的。

或许可以这么说，
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中为新中国的历史寻找个人层面的原因，而温铁军则用《八次危机》替李侃如补充那些被他忽视的经济（就业、科技等）原因。
在李侃如只看到毛晚年对文化的焦虑的时候，温则指出了六十年代末知识青年多于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的事实。

温铁军补充的大多是经济方面的缘由，不代表从政治角度温写得就不如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李侃如几乎完全略过了新中国前三十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事实
，通过略过或者说刻意淡化这方面的内容，李侃如
略过了新中国各方面都受美国封锁的历史现实
，于是对新中国为什么要让农业哺育工业、为什么勒紧裤腰带也要搞两弹一星等问题，李侃如的解释被温铁军拉开了好大一段差距。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
没有前三十年创造的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后三十年就没办法有底气地安心发展。然而这种见解在李侃如那里是看不到的。
事实上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李侃如《治理中国》一书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中国放在大的国际背景中分析，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很长时间里在这个大背景中都扮演着敌对势力甚至是坏人的角色，李侃如有意无意地为美国讳
。

其实这种似乎是故意的遗漏在李侃如描写民国时就出现了，说到蒋介石的国民党时，李侃如用了一个模棱两可到有趣的表述：“蒋介石似乎也主要是代表他本人和国民党，而非当时中国人和一个阶级的利益。”我看到这句话时是笑出了声的，因为任何一个翻过毛选的人都会在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读到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的定义，美国人李侃如写于七十年后的书带着一股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治理中国》一书里绝不止这一个例子。比如在第7章里，李侃如用“利益集团的特殊待遇”解释解放军预算增加，却绝口不提93年的“银河号事件”、96年“台海危机”以及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美军轰炸。作为对比，《八次危机》里的解释就合理得多：中国政治的现实，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由中央调控各个集团获益的顺序，所有人要服从大局，建国时优先国防工业，80年代优先经济改革，90年代末开始把军队建设提前，进入21世纪，要反哺农业、农村、农民，都是遵循这一逻辑。
考虑到《治理中国》首先是李侃如写给西方读者的教科书，他为美国讳的做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必须要说，这么做极大地伤害了这本书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这种准确性与客观性的缺失不仅来自李侃如美国人的身份，有时也来自他的意识形态。就如同我们可以拿《八次危机》反驳《治理中国》有关前后三十年路线的描述一样，我们也可以拿我以前介绍过的陈柏峰教授的《乡村江湖》以及华中村治研究那一批学者的田野调查去反驳《治理中国》中那些关于基层民主自治的文字，拿莱斯利·霍姆斯的《腐败》去反驳《治理中国》里那些对改革开放后腐败现象的断言。这些具体问题上李侃如的分析并没有足够坚实的事实依据，而且明显受到了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过于轻率。
文章写到这里，批评的文字差不多占了一半，我这么做的原因不是我觉得李侃如教授不是好学者，《治理中国》不是一本好书，而是我知道肯定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我这篇读书报告，自己捧起书来读。我上面提到的这些不足，是我读完以后觉得确实客观存在的，也是读书的时候值得注意的，这些问题里藏着更多我这里来不及说的细节。
就像我题目里写的那样，李侃如教授的《治理中国》，是一本二十年前的杰作。假使我们今天的中国还像二十年前那样，GDP排在世界第七第八，还没有融入世界市场，很多弊端刚刚凸显，很多改革还没来得及完成，改开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还没有接过大旗，社会方方面面具体问题的研究还没来得及研究，那么《治理中国》现在可能仍然是一本杰作。可是，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处在改革之中，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思考一直在进步，我们今天回头看，才能发现《治理中国》里这个那个的问题。
对于那些想亲自读《治理中国》的朋友，我还是推荐这本书的，我觉得读这本书在现在至少有以下四层意义：
第一，就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所有人都可以拿它来查漏补缺，不一定事事都信作者的解释，但至少可以看看哪些事是自己以前没有注意过的。
第二，书里很多制度性的梳理是很有参考性的，提出的一些意见也很有启发性。
第三，书的8到11章从环境等角度提出了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里面有一些对二十多年前现实的描写，对于很多21世纪才出生的年轻人，这些现象可能听上去很离奇，但是对一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中年人、老年人，知道我们确实是从那个阶段走出来的，我觉得读者可以参考这部分内容，看看我们这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哪些进步，是如何一步步把问题解决掉的，以及有哪些问题现在还没能完全解决，需要继续努力。
第四，这本书展现了一个有标志性的美国学者看待中国的视角。作为教材它对美国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从好的方面，我们会发现它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另一种观点，我们也会发现如今年轻一代的美国学者，很多是顺着李侃如的思路在解读中国。从坏的方面，中美竞争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主流报纸所有对中国的抹黑和片面报道，都可以在《治理中国》里找到影子。不夸张的说，这些年美国的喉舌们不遗余力做的事，就是把今天的中国描绘成二十年前李侃如笔下的那个中国，然后带上恶意的揣测。
这里想插一段闲话，在本书最后，李侃如教授对2020年的中国做了由好到坏六种预测，虽然我们今天回看他的预测，没有一个十分准确，但是预测本身有非常好玩的地方，以李侃如给出的第二个预测模型、也是“不成功”的第一种情况为例，如果我们把主语都换成“美国”，再做个别关联词汇的微调，这段话就成了这样：

“精英权力主义的民粹主义体制——到2020年，美国……两党制，它们与国内企业经营紧密相连，并试图通过促进强烈的民粹主义来保持下层阶级的沉默……从私营企业中吸收了高层企业领袖……许多官员通过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而致富。因此，很可能不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而是与……精英结盟，组成一个权力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体制。在一个基本上是为富裕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利益服务的体制中，维持社会安定最可能的方法就是鼓励民粹主义。”
隐瞒疫情却转头就去股市大赚一笔的政客、QAnon和红脖子、硅谷华尔街和华盛顿、deep state、谎言和仇恨亚裔，一切都惊人的准确，不过是对美国。这简直是历史开的一个冷酷玩笑。
收回话头，总结一下，《治理中国》是一本二十年前的杰作，但是它没有能逃过岁月的洗炼。当李侃如教授写作这本书时，许多专家担忧的还是中国人口无限膨胀，到了2022年，年轻人不生孩子已经成了公认的巨大挑战，这个问题就同其他许多今天的现实问题一样，归根结底来自李侃如教授曾经寄予厚望并且不吝赞美描绘的那个年代的“活力”的部分。虽然如此，虽然李侃如对前三十年、对后三十年、对前后三十年的关系都有误判，但作为一封邮寄自过去的来信，《治理中国》仍然值得一读，因为它对我们了解过去的中国、了解今天的美国，都有独特的意义。
最后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治理中国》达到了《论美国的民主》那样的高度吗？李侃如教授能和托克维尔比肩吗？我想大家应该猜到我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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