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余波、豫赐红码：海啸级事件背后的中国现代性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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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获“先知书店店长荐书”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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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知书店

曾有人说，热点就好比“樱花”，从登顶热搜、迅速冷却、直到无人问津，不过短短几个瞬间。更有人依照曾经各大国民级热点的共性总结出热点“小不过3，大不过7”的铁律。

然而，“这一热点魔咒”却在今年屡屡被打破。先不谈之前连续刷屏了一个多月的“丰县铁链事件”至今仍有人关注，就连近期引爆全民流量，并已持续一段时间的“唐山伤人事件”及“郑州红码事件”，不仅热度丝毫未减，甚至还在持续刷新人们的底线。

“唐山恶意伤人事件”已经过去了7天，然而，余波依然充斥网络。如“唐山第七波后续”更新后，全网开始谣传被害者早已死亡的消息，而这也不是广大网友的凭空臆断，而是事件后，报警人、目击者、顾客、甚至打人家属都相继发声，被害人及家属却“音讯全无”的合理性猜测。

更另人瞠目结舌的是，近两天还爆出了某媒体记者试图对“唐山事件“”跟踪报道，

却被唐山警察百般阻挠、无端扣留

的消息.....

而河南“赋红码”事件发酵近两个月后，郑州终于启动了调查问责。不过，问责远远不是终结。无数网友之所以持续刷新热度，不只是由于当事人的烦恼和问题，远未随“问责”这一回应而结束，而是这一事件不仅严重程度超乎想象，更有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比如，有网友为“此类惊喜”赋予了一个新名词：”豫赐红码“，更有网友评论戳痛人心：想象一下以后你发一个帖子，忽然，远程就给你赋一个红码，于是你被拉走隔离，而且全自费，尤其是，你还没办法申述......

甚至，就算这次事件受害者的健康码回归正常，他们”存款如何追回“”能否追回“等现实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因而，近期这两大热点之所以持续被关注，不是由于热点“不耐活”的特性被打破，也不是汹涌的舆情和各方表态无法被遏制，而是热点所揭示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其实，正如大家所熟知，这些事件看似是偶然的个案，但实际上却是政治、司法、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的综合病症。稍微学术点说，舆情汹涌的背后，正是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仍在经受的“系统性磨难”，而且，这种磨难一旦越来越多，便极容易升级为危机所有人的灾难。

对这两起“国民性事件”而言，人们最关心的两点往往是还原事情的真相，以及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要做到这两点，首先都要依靠“司法”。

不过，这里提到的司法，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非常专业的立法与执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徐小群教授，在研究中国司法改革的《现代性的磨难》一书指出，司法是衡量文明社会的标尺，近代史上，司法改革的失败是中国现代性的磨难。因为，司法首先是权力如何分配、如何运行的问题，或者说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解决各种冲突常态化的工具。

唐山事件发生后，举报、伸冤充斥网络，恰恰是司法执行层面的失败；

当下依然无法被证实的“被害女性死亡”等谣传，则对应了司法在不涉及隐私，不影响案件侦查前提下，“公开透明度”的缺失；

而当记者对“唐山事件“”跟踪报道，却被警察以种种莫须有理由扣留的背后，更体现了“司法首先是权力如何运作“这一本质”。

此外，《现代性的磨难》中，还大量强调，刑法往往是有边界的、司法机关的权力也不是“无条件且不需要被限制的”。比如“唐山事件”，按书中的观点，我们就不仅仅仅该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还要加强治安管理，以便让“见义勇为者”及家人的正当权益得到保护。

不过，更典型的反面例证是公民被“赋红码”这一事件，这毫无疑问是“行政权力”的僭越和滥用。

间歇性愤怒固然重要，但它无法阻止下一个“唐山事件”、”郑州事件“到来。因而，我们要的是全面法治、不是概率打击；是常态治安，不是专项行动。

提起很多热点的深层原因是“经济的”，一些人难免会不以为然。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经济既然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也自然是每个热点背后的成因。

然而，热点问题背后的经济成因，绝不是简单的理论套用或大而化之，其背后往往有深层根源。

好比，最近有潜质升级为”超级热点”的公务员降薪一事，人们虽然没有太多的愤怒、却也往往少不了调侃、质疑。调侃“可能只是白色收入少了、灰的未必就少了”；质疑收入是否真的变少了而只是“说法变小了”......

然而，透过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我们会发现，公务员的收入很可能真的变少了，因为书中提到，“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统制思维的干扰时，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分往往会出现萎缩......”

换句话说，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完善，才让原本的蛋糕变小了，而一旦蛋糕变小了，同等条件下，每个人分到的必然会变少。

当然，这种经济学的理念及思维方式同样适用于“唐山事件”。好比对几个“丧尽天良”的流氓混混，我们当然可以从道德层面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如果从经济学视角，批量制造这类人的环境土壤无疑更值得关注。

远的历史不说，透过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不难发现：历次“严打”，是因为盲流、黑社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但进一步找原因，80年代的严打，是因为当年“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城后没有工作；90年代是因为大量下岗人员严重的失业问题。相反，市场经济发展最迅速的21世纪前10年，“严打”就很少。

事实上，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是现代性的双翼，人类迄今还没有一个法治昌明，但市场经济却非常落后的地方，却往往会量产“经济不发达”、“法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

现实中，人们往往以“丰县事件，唐山事件、郑州事件等地理属性记忆热点，不过，人们更关心的要素，不是地理，而是时间————评价最多的也是“为什么21世纪，朗朗乾坤下，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要回应这样的疑问，仅仅站在司法、经济角度既不充分，也不客观。毕竟，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1901年-1937年，晚清、北洋、民国都搞过，市场经济，中国也已经四十年了。但其实，经济、法治，甚至政治制度的改变相对都容易，而“社会”却很难短时间改变。以至于“超稳定结构”“国民性”才成了经久不衰的议题。

什么是社会，为什么“社会”的变革长期滞后于经济和政治？

透过台湾大学梁庚尧的经典之作《中国社会史》：“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但涵盖范围更广，包括了组织结构、法统规制、阶层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

因此，在法治、经济之外，更深入地去了解“阶级关系、社会流动、户籍制度、教育”等塑造、影响每个人（无论是恶意伤人者、还是被害人）参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

书中就提到，在中国元朝，不仅社会流动是几乎静止的，连教育机会、阶级关系也都被严格禁锢，大多数人都被编入固定的户籍，职业终身不变；而与之相对，中国现代社会无疑享受了无与伦比的自由与活力，然

而，正是由于传统社会根基几乎“从未被撼动”，才导致“封控管理”、“被赋红码”等现象时有发生。

而近期传出多名媒体人去唐山采访遭遇阻挠，甚至被暴力执法的这一消息，

除了涉及到与司法层面相连的种种权力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层面的“盘根错节的、甚至”阶层社群环环相护”等社会传统无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书中还专章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涉黑组织”，比如，宗教团体、秘密会党，是如何渗透社会，并分割政府权力，以及为何最终避免不了被利用或剿灭的命运。因而，透过《中国社会史》，我们尽管，不能改变困境，才能更深刻、系统地理解现实。

罗翔老师曾说：没有愤怒，就没有正义。很多人也相信，我们拥有足够愤怒的理由，因为全国各地”都是唐山，都是郑州”，不一样的，可能只是他们少了一次曝光。

然而，如果说，当下处理热点的方式，不再需要包扎换药的做法，而是刮骨疗毒的勇气，那么，眼下比愤怒、抱怨等情绪更负面情绪更重要的，也正是我们看待热点的视角和深度。

因为如何看待热点，不只是认知问题，而是如何抵御中国特有的“现代性磨难”，从而真正走出蒙昧，驶出中国“历史三峡”的世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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