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27日，东省特别区警察处长米春霖接到了一份来自上峰的秘密指令。
他随即率领大批军警突袭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总领事馆内，苏联总领事以及中东路沿线各站、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机关的领导们正在开党委会，大家被破门而入的中国警察吓了一跳。
米春霖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将他们全部扣押。
两天后，东省特别区（中东铁路的附属地，辖区主要包括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绥芬河等沿铁路城市）方面宣布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
突袭苏联领事馆抓人这种大事显然不是东省特别区能做主的，事件背后的大佬不是别人，正是大家熟悉的“少帅”——张学良。
时间回到清末。
1896年6月，沙俄利用清朝甲午战败孤立无援的困境，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骗大清签订了一份《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大家熟悉的“中俄密约”。
条约的签署者为清政府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地点在莫斯科。
“中俄密约”里有一条影响深远的条款：
中方允许俄国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路程。
此即大名鼎鼎的东清铁路，又名中东铁路。
具体来说，大清和沙俄签订了一份《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及附件《中俄银行合同》——
清政府现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
熟悉铁路系统的朋友都清楚，一条铁路需要安排大量的配套设施，诸如：车辆段、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电务段、通信段，甚至还有修理厂。
因此，中东铁路的协定实际上包含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
按照最初的设想，中东铁路及周边配属区域内的各种要职应由中俄两国分别派人担任；可大清孱弱，自庚子国难之后整个庞大的中东铁路系统就全部落入了俄国人手中。
这相当于在中国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一个“国中之国”，面积和危害都要比英法美划的那些城市租界大得多。
《被遗忘的战争》一篇里介绍过1904~1905年的日俄大战，随着日本战胜，两国大致平分了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相当于日本人从俄国手里抢了半个东北。
大家看下图。
铁路方面南北满以长春为界，日本控制的长春以南路段被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以中东路为骨架的东西向铁路仍由俄国控制。
由于分属两个列强，导致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轨距不一样，二者无法联通。
中东铁路示意图，1903年完工。完整的中东铁路东西段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南北段从哈尔滨到大连
1917年，俄国来到历史的节点。
二月革命沙俄灭亡，中东路转由北洋政府和俄国临时政府合办，仍维持“国中之国”的状态。
半年多后，十月革命爆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走上世界舞台。
当时整个一战的协约国参战方（包括北洋政府）都站在俄国临时政府一边，不承认布尔什维克。
而列宁为了缓和周边关系、巩固新政权，主动发表对华宣言示好，表示愿意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俄国在华特权，同时提出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前提是中国承认苏维埃政权。
北洋政府的国际视野真是不怎么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不赶紧接着。
面对列宁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的对华宣言，北洋政府均因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拒之不理，错失良机。
1922年，苏联成立，北洋政府被迫予以承认。
由于新政权局面已经稳固，苏联对华立场退步为“废除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而中东铁路系商业性质，须由两国共管”。
这便为后来的中苏大战埋下伏笔。
1918年，张作霖统一满洲。
之后东北奉系的力量逐渐强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持着北洋政府主导权。
对于中东铁路这个“国中国”，张作霖如鲠在喉，他时刻注意着俄国局势的变化，频频主动出击。
1920年3，趁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俄国内战之际，奉系军队解除铁路沿线白俄军武装，接管路务。
1920年10月，北洋政府收回中东路司法权，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将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东省特别区。
1924年5月，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拉罕（曾任苏俄外交部长、首任驻中华民国大使）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落实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模式。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苏联还专门和东北奉系军阀签了一份《奉俄协定》，苏方立场继续退让至：
“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从中大家不难发现，早期的苏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非常温和的，与日后那种霸道蛮横的风格完全不同。
一方面新政权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激战正酣，无心他顾。
1925年底，张作霖奉军与冯玉祥西北军开战，苏联支持冯玉祥。
苏方以张作霖军队累计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债款达1400万卢布为由，拒绝奉军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
张作霖也不是好惹的，他命令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一时间奉苏两方剑拔弩张。
尽管在日本的调停下张作霖最终释放了伊万诺夫，但奉系和苏联的梁子却已经深深结下。
二十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
随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
“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绝俄”政策，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通过《对苏绝交决议》，颁令撤消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封闭苏联在华的商业机构。
南中国日月变天的同时，北中国局势同样波谲云诡。
1928年夏天，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少帅张学良上台统领奉系。
当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由北洋政府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年仅28岁的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至此，中国自大清灭亡后首次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有关东北易帜的新闻报道
新朝新气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
英美的利益他不太敢动，主要目标放在了已经撕破脸的苏联（继承自沙俄）和次一等的列强身上。
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显然继承了蒋介石反苏的大方针，在少帅眼中，苏联看上去更像是沙俄帝国崩溃后的产物——经济凋敝，军力落后，之前对北洋政府和奉系一再忍让。
恰巧当时张学良的一名亲信张国忱（东北保安司令部俄文主任秘书）收到其密友白俄将军托马舍夫斯基的情报：
斯大林正在实行的集体农庄化政策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破坏，苏联陷入严重的饥荒，传统粮仓乌克兰饿殍遍地，政权岌岌可危……
于是血气方刚的张学良遂把“革命外交”的目标定在苏联控制的中东路，而不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上。
从1928年底开始，张学良频繁施压苏联。
奉系东北政府单方面收回了中东路路区的警务、市政、税务、教育、地亩等主权，苏联均没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
比如12月24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电报局与哈尔滨市自动电话局，苏方仅是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一百多万元，再无下文。
1929年3月1日，东北当局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立场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
尽管让渡了部分主权，但对于铁路运营的核心利益苏联始终不肯让步。
在与苏联进行了数轮外交谈判无果后，少帅判断苏联外强中干，决心采取强硬措施，这便有了本篇开始的那一幕。
与血气方刚的少帅张学良不同，1929年中东路事变发生时斯大林已经年逾五十，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当时苏联内部大规模工业化刚刚起步，外部强敌环伺，这使得斯大林对于在远东和中国打一场大战非常犹豫。
一旦战争规模控制不好，还容易把日本这个“神经刀”给搅和进来，搞出一幕日俄战争2.0的大戏，想想都可怕。
正因如此，前期苏联对于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各种权益的动作一直非常忍让，只要核心运营权放在苏联手中，其他的都好商量。
不过张学良却把斯大林的重重顾虑理解成了苏联外强中干。
加上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子继父位后急需立威等考量，少帅最终采取了极端手段——查封苏联领事馆，计划强行收回中东路路权。
雷厉风行，不给苏联人留一点余地。
中东铁路齐齐哈尔火车站
面对“五二七事件”中被查封的领事馆、被扣押的苏方人员，5月31日，苏联政府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
抗议的同时，苏方再度释出善意，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
一方在求和，另一方在做啥呢？
备战。
6月初，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张学良，称对苏有可能“群议绝交”，询问东北方面有无抵抗的实力。
6月下旬，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对苏会议，决定屯兵中蒙边界，全面接收中东路。
7月上旬，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
老蒋和张少帅、阎锡山、外交部长王正廷、民国驻苏外交代办朱绍阳等举行会议，最终开出了这样三条结论：
1、坚持对苏强硬，武力接管中东路；
2、与苏断交在所不惜，一旦中苏开战，南京政府可出兵十万、资助军费几百万银圆；
3、收回中东铁路，驱逐所有俄籍人员，并迅即付诸实行。
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蒋介石和张学良想要收回铁路权益当然是件好事，值得鼓励。
但凡事要讲方法，讲策略，更要讲实力。
否则岂不是如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一样，御敌不成反遭其辱？
北平会议定调后，7月10日，东省特别区派出2000余名军警和工作人员强行收回中东路。
东北方面接收和查封了沿路的苏联机关及设施，逮捕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人员200余名，将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59人驱逐出境。
不仅如此，苏联驻东北的商船队、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纺织公司等也被全部没收，一个不留。
话说张学良在动手的同时还切断了同苏联的电报联络，按道理讲实在是没有必要。
战争史上打打谈谈的情况多了去了，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濒临核大战的情况下还知道背后留一手沟通管道呢，拉黑删除那都是小孩子做的事情。
即便东北方面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手段，苏联一开始还是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可东北方面未予理会。
7月13日，苏联政府绕过张学良，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苏方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提出立即召开会议等三项建议，限期三日内答复。
收到苏方通牒后，怂怂的南京国民政府把张学良推到了前台，自己连给个回复都不敢。
7月17日，由东北当局出面回复称：
“苏联的中东路各机关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协定》之规则，我国于中东路应有收回之权力。”
苏联对该答复十分不满。
次日，莫斯科宣布召回驻华使节，断绝中苏间铁路交通，驱逐中国驻苏代表，与中国断绝邦交。
这是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前兆了。
那么此时的国民政府又在干什么呢？你当时可是力挺张学良的。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人开会讨论东北局势，这群高手们一致认为：苏联只是恐吓，不会出兵；若苏联出兵，日本也将难以沉默。
于是蒋介石电报张学良，表示中央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考虑，全国军队可随时增援，鼓动张学良继续对苏强硬。
在7月19日这天的日记中，老蒋这样写道：
“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产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1929年7月26日，苏军在中东路西端的满洲里方向开始向中国境内炮击，小规模军事冲突打响。
与蒋介石和张学良“苏联色厉内荏”的乐观判断不同，斯大林战前做了最坏的设想。
他怀疑东北军和国民党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贸然与苏联撕破脸，背后大概率有英国、日本或者是美国的支持。
即斯大林判断中国强硬收回中东铁路是某个列强的对苏“牵制性行动”，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于是他命令成立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大部分兵力在远东当地招募，只有少量精干部队是从其他方向调来的。
事实证明，斯大林想多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列强。
真要说有哪个列强起到了一点威慑苏联的作用，主要是日本。
前面提到过，斯大林非常害怕把日本这个“神经刀”给搅和进来，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经不起一场日俄战争2.0。
那怎么判断日方的态度呢？
熟悉战争史的朋友们都知道，红色苏联的情报工作向来非常出色，常有惊人斩获。
1929年8月，莫斯科从苏联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处得到关键情报：只要苏军不过度深入中国境内，日本不会干涉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得到情报的斯大林大喜过望，正式拍板对华出兵。
曾担任北伐军顾问的苏联元帅布留赫尔，1938年被斯大林下令枪毙
这场战争的时间跨度大概是五个月，激战主要有40多天，发生在1929年的十月和十一月间。
参与此次对华军事作战的苏军高级将领有两位——负责起草作战方案和实际指挥的布柳赫尔，以及坐镇赤塔野战总部的伏罗希洛夫。
苏军前期动用的兵力约4万人，后期增至8万；对手东北军参战的兵力大概是10万。
至于战争的具体过程，此处就不做介绍了，可以用“一边倒”三个字来形容。
陆战方面，占据兵力优势的东北军丢盔弃甲、丧权失地，伤亡比高的惊人，还被俘虏了上万人。
水战方面，从张作霖时代开始辛苦筹建的东北海军江防舰队几乎全军覆没，6艘江防舰艇5艘被击沉，1艘重伤退出战场。
整个激战过程中，先前信誓旦旦许诺张学良“出兵十万”的蒋介石除了抗议、指责外没有丝毫实质性军事行动。
少帅一败涂地。
眼见局面不可收拾，张学良不顾南京方面的反对，主动派人向苏联求和。
最终，张学良以恢复苏联战前在中东路的所有权力为条件单独与其订立了城下之盟，签署“伯力会议议定书”。
南京国民政府则依然强硬，认为这是地方军阀擅自越权签定国与国间条约，故不承认此协定。
被苏军缴获的东北军督战队旗帜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一场轰轰烈烈的中东路闹剧至此落下帷幕。
这场战争对于二十年代末风雨飘摇的中国来说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直接促使日本在两年后做出“九一八事变”的冒险举动。
作为冲突的特殊第三方，日本关东军始终密切注释着中苏交战的一举一动。
对于此时的日本来说，中国和苏联都是崭新的对手。
红色苏联继承自沙俄，比起1905年日俄战争时功力有了几分长进呢？日本心里没底。
奉系从张作霖时代开始实力稳步上升，无论财力还是军力都足以笑傲关内各路军阀，麾下号称有三十万之众，还搞起了奢侈品海军；到底是真老虎还是色厉内荏呢？日本心里也没底。
这回好了，老蒋和少帅主动摆擂台表演了一番，底牌尽露。
另外，由于战后苏联势力大举进入东北，催生了日本人行动的紧迫感。
仅仅在中苏停战一年零九个月后，关东军即铤而走险发动全面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而此时的张学良无论是对东北军战力还是对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都极度失望。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他不愿意让部下做“无谓的牺牲”，因而提出“全国抗战论”，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番外
一个政权的内政和外交是相互联动，互相影响的。
我们很容易理解，蒋介石鼓动张学良搞中东路事件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反共；因为在老蒋眼中，反苏和反共是两件差不多性质的事情。
正如战前1929年7月19日这天老蒋在日记中写的那样：
“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产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除此之外，由于大战的结果是东北军惨败，也有人揣测老蒋下的是一手“借刀杀人”的好棋，即利用外部势力削弱国内实力最强的奉系地方军阀。
至于说真实历史中蒋介石有没有这层考量，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中东路事件前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1929年7月
聊完了蒋的意图，那么作为真正决策者和当事人的张学良又是怎么想的呢？
第一重目的可能与老蒋类似。
二十年代的东北面临苏联和日本的双重外部压力，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
“红白两大帝国主义（苏、日）对东北进行疯狂渗透，导致北患无休无止”。
可按照大家通俗的理解，日本人与张学良有杀父之仇，为什么不先动“白”呢？
这一点正文中解释过，当时少帅麾下的高参们大都判断苏联更软，更容易捏。
What？苏联比日本好打？
大家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去理解当时人们的判断。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打赢日俄战争后国势蒸蒸日上，俨然亚洲小霸王；而俄国在战败后国内民变动荡此起彼伏，日渐孱弱，走上下坡路。
至于说苏联，那时的红色帝国刚刚诞生没几年，尚处在被列强封锁围困的风雨飘摇之际，是骡子是马谁又知道呢？
所以说战争这种事情，很多时候你不打一下试试是不知道谁几斤几两的。
双方都觉得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战前发生误判很正常。
晚年张学良。1995年张学良携赵一荻离开台湾赴夏威夷定居，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六年时光。
回到少帅的初衷。
除了反苏反共、收回主权和捡软柿子捏外，影响张学良动手的另一层因素是当时的国内舆论。
中东路事件爆发前的半年，张学良刚刚做出“东北易帜”的重大决定——他拒绝了日本人的百般拉拢，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一时间赞美如潮。
作为一个年仅28岁便统帅东三省数十万大军的有为青年，张学良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
“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
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随风而逝，或许这就是少帅的心里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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