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智利著名生物学家、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瓦雷拉(F.J.Varela)就曾对认知科学的性质过如下断言：“认知科学是‘两面神’，它同时俯视两条路：它的一张脸转向自然，视认知过程为行为，另一张脸则转向人类世界或者现象学家所谓的‘生活世界’，视认知为体验”([1]，p.13)。遗憾的是，自认知科学诞生以来，这两张面孔始终“老死不相往来”，而它们各自所俯视的道路也似乎难以寻觅到“十字路口”。

这意味着自笛卡尔时代遗留下来的身体与心智、内在与外在的鸿沟依旧横亘在当代认知科学的实验室之上。一方面，将认知视为“行为”并竭力为其寻找脑与神经机制的做法是一种纯粹“第三人称视角”的自然主义立场。它总是将“活生生的体验”排除在外，并认为这不过只是“第一人称科学的幻象”(the fantasy of first-person science)；另一方面，将认知视为“体验”并试图对其给予详尽描述的做法是一种纯粹“第一人称视角”的现象学立场。它总是回避为体验提供一种“亚个人层面”(sub-personal level)上的机制阐述，并将其视为“第三人称科学的幻象”(the fantasy of third-person science)[2]。因此，当代认知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是构建一个能同时阐明主观性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纲领。

二、从神经现象学到实验神经现象学

为了解决上述争论，并为认知科学提供一条整合脑与主观体验的研究进路，瓦雷拉(1996)提出了一个名为“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的方案[3]。

神经现象学在认识论上的“核心假设”是将一个认知状态作为一种当前神经活动的神经解释，该状态与一种瞬时、相干—振荡的大尺度神经集合(large-scale neural assemblies)①有关并由其实现的，而这种神经集合则是由一个具身化与情境化的自主体(agent)产生的[4]。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核心假设并不会导致神经现象学在认识论上转向神经还原主义或心脑同一论。首先，根据核心假设，每个认知活动都需要形成一种特殊大尺度的神经集合，即同一脑区可以在各类认知任务中的不同时间参与功能迥异的神经集合。这完全不同于寻找特定脑区对应特定认知功能的神经还原主义立场。其次，心脑同一论的方法论主张可以被概括为“链接命题”(linking propositions)，即：“看上去像Ψ解释Ψ”。是神经—心理学术语，而Ψ是现象学术语，该命题意指：如果实验实证的事件“看上去像”现象事件，那么这些现象事件就被解释了。比如，许多研究者热衷于寻找双眼竞争视觉图形时的神经相关物(neural correlates)，他们认为上述实验事件足以解释视觉意识[3]。然而，链接命题依旧没有回答这些神经相关物是如何与脑活动的其他区域联系起来的，更无法回答意识的“困难问题”。仅仅寻找“看上去像”来链接认知现象及其神经活动在方法论上显得过于朴素。研究者应该在这两个领域的相互约束中建立起联系，并从中得到相互的印证。

基于核心假设，瓦雷拉、卢茨(A.Lutz)与汤普森(E.Thompson)等对如何整合第一人称方法与第三人称方法作出了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以下操作性步骤：(1)创造实验情境让被试积极地参与识别和描述体验的现象不变量(phenomenal invariants)(即在不同类型的体验之间及其内部可以进行现象学描述的体验特征)，使其产生出现象学意义上精确的第一人称数据。(2)由于这种不变量可以被用来探测与之相关的动态神经信号与脑动力学活动，神经科学家可以在这些第一人称数据的引导下来严格地限制、分析和诠释与主观体验有关的生理学数据，并获取更多迄今不为人知的第三人称数据。例如，脑电图(EEG)与脑磁图(MEG)记录到的脑反应的变化。由此确立脑活动和主观体验之间的严格关系。(3)经现象学描述充实后的神经科学分析可以检验第一人称数据的合理性，激发对现象学解释的修正和改进，并且可以帮助被试开始觉知到原先难以接近或现象学上难以获取的体验层面(如短暂的情绪状态和注意的程度)。比如，通过对被试的注意力、情绪和元认知进行沉思训练，可以使得他们捕捉到原先不易察觉的意识体验，并用言语报告的形式描述出来。这种第一人称数据可以引导研究者以第三人称方法考察其在训练过程中脑动力学的变化。最终，在两种方法论与数据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互惠约束”(reciprocal constraints)[4]。

近年来，神经现象学“在心智与脑之间架设起了方法论的桥梁，并拉近了两者间科学距离”的做法逐渐引起了主流认知科学界的高度关注[5]。然而，虽然卢茨等曾在神经现象学方案的指导下，开展过视知觉方面的神经科学实验，但瓦雷拉的英年早逝却导致当前对于该方案的讨论更多地停留在认识论层面上，这显然削弱了神经现象学的实效论(pragmatics)意义[6]。因此，“实验神经现象学”(Experimental Neurophenomenology)被提上日程。即，将神经现象学的认识论设想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主题与实验设计中以检验并深化该方案。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实验神经现象学探索集中在癫痫发作预测领域。

三、实验神经现象学对癫痫发作预测研究的启示

对癫痫发作的预测在癫痫治疗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当前癫痫病学研究中最有价值，也是最为棘手的焦点[7]。与此同时，在瓦雷拉临终前的几年内，他极力倡导与关注该项工作，并希望以此“从方法论、治疗实践与认识论立场上评估神经现象学取向的适宜性”[8]。

近十年来，在瓦雷拉的影响下，法国国家科学中心的神经动力学家勒·范奎耶(M.Le Van Quyen)与拉绍(J.-P.Lachaux)，以及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胡塞尔档案馆的认知科学家佩蒂门金(C.Petitmengin)等一直致力于在神经现象学方案的指导下结合第一人称方法(来自癫痫患者的主观报告)与第三人方法(非线性EEG分析工具与神经同步分析工具)来揭示有关癫痫发作问题。例如，癫痫发作时患者脑内的神经电生理活动的改变是否对应着其主观体验的变化？如果是，那么对应着哪些主观体验？这些主观体验在现象学上是以“反思”(reflective)形式存在，还是以“前反思”(pre-reflective)形式存在？如果以前反思形式存在，是否可以通过训练患者提高其对这些体验的敏感性，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更为精密的第一人称描述？这些描述对于预测癫痫发作是否存在价值？又能否与第三人称的神经科学数据相互启发，为研究者分析癫痫发作提供新的视角？

1.癫痫发作的神经动力学机制

按照传统的神经病理学观点，癫痫发作是由脑皮层的异常、瞬间过度活动产生的。这种过度活动最初出现在某个特定的脑区中，即癫痫病灶。随后，这种过度活动会扩散至其他相邻脑区，有时甚至会扩散到全脑。这个过程也被称为“癫痫性募集”(epileptic recruitment)。学术界对癫痫发作的一般机制的理解已经形成共识：即绝大多数癫痫发作并不是简单地受到脑活动的随机涨落影响而突然产生的，而是需要一个远远早于发作开始的“发作前”(pre-seizure)的变化过程。这意味着，癫痫发作不能被孤立地对待，而是需要一个在脑动力学中的变化过程中给予关注，并且这种变化早于癫痫发作的临床表现[9]。

已有研究在两个不同的描述层面上报告了这种有趣的现象：(1)癫痫患者总是在癫痫发作的前几分钟至几个小时内体验到一种“预警症状”，这种症状总是以一个极特殊的、活生生的事件形式出现的。这种异常的主观体验也被称为“癫痫性感受质”(epileptic qualia)[10]。(2)对脑电活动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在神经动力学中有可能侦测到一个发作前状态，这个状态在时间上比脑电临床上的发作开始要早几分钟[11]。

近来，在分析复杂系统的数学方法上，以神经动力学为代表的新进展推动了预测癫痫发作的探索。拉绍(2011)指出，脑活动已不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随机现象，而是在多元的整合层面上反映了典型的自组织和涌现结构。核心问题在于这些模式的自发涨落是否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动力学结构。传统的脑电信号分析分解了一个复杂活动的成分，因此它反映了一种有限的信息量。相较而言，神经动力学观点认为一个时间序列可能反映了一种介于现在与未来状态的明确关系，并且该观点还考虑到其他所有参与到系统动力学中的变量。这种取向彻底地改进了看待与描述神经过程的方式。例如，某些神经过程先前被视为随机的“噪音”，而现在则被视为有规律可循的非线性模式[12]。

2.癫痫发作的神经动力学中的因果作用

结合癫痫发作的神经动力学分析与临床症状的现象学描述，勒·范奎耶和佩蒂门金(2002)认为，癫痫发作的神经动力学变化之中存在着两种因果作用：即上向因果作用(upward causation)与下向因果作用(downward causation)[13]。

一系列的实验证据支撑了这种假设。一方面，局灶性癫痫发作(focal epileptic seizures)起源于皮层的特殊部位。与这种癫痫发作的临床表现相关的脑区包括：与发作开始有关的脑区，与发作时传导范围有关的脑区，以及与发作持续时间有关的脑区。另一方面，局部癫痫活动总是在患者心理上产生特殊的体验事件。当然，相对以往研究关注癫痫发作时患者的体验事件，勒·范奎耶和佩蒂门金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癫痫发作开始期的体验现象。因为这些体验现象可被视为患者癫痫发作预兆的一部分。出现在癫痫患者身上的体验反应总是伴随以错觉(illusion)甚至是幻觉(hallucinations)形式出现的视觉与听觉模式。随后，患者或许会看到一个场景、一副面孔或者听到一个声音、一曲正在演奏的音乐。对患者而言，这些幻觉的内容经常呈现出熟悉感，尽管他们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明确地确认这些内容。为了缓解癫痫发作带给患者的痛苦，在外科手术中对癫痫患者的颞叶皮层进行电刺激会重现这种幻觉。因此，在引发癫痫的区域层面上一种局部的神经活动可以产生“上向效应”，即这种神经电活动最终会对全局层面上的某一认知时刻产生作用[13]。

另一方面，尽管很少有研究报道下向因果作用，且这种研究往往会引发争议，但这种逆向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已有临床报道的案例显示，一些被试可以自主地(voluntarily)影响一个局部的癫痫活动。例如，某些顶叶癫痫发作可以被复杂数学计算所抑制，而生物反馈(biofeedback)实验发现某些癫痫患者可以意志行为来减少癫痫棘波(epileptic spikes)的数量，从而减少其癫痫发作的频率[8]。实验神经现象学假设，这样的干预之所以会有效是因为上向因果作用下脑整合的全局模式可以产生“下向的效应”，并最终作用于脑的局部层面上(即引发癫痫发作的区域)。

在此基础上，勒·范奎耶和佩蒂门金(2002)尝试提出一种有关癫痫发作的神经现象学“二维解释路径”。所谓“二维”，就是同时关注癫痫发作前期的神经动力学变化与主观体验特征。就前一方面而言，癫痫发作前期的神经动力学变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事实证明，分析先于癫痫发作的脑电图活动中的动力学变化有助于研究者描绘癫痫发作开始之前几分钟的发作前状态[13]。结合上述收敛性证据，研究者开始认识到癫痫发作仅仅是脑电变化过程的一个顶点，这种变化过程远远早于癫痫发作的开始[7]。就后一方面而言，考虑到这些结果对于患者本身的重要性，就必须验证发作前期的神经动力学变化是否伴随着体验现象。从发作前事件(preictal events)的研究中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信息。不同来源的证据都显示癫痫发作并非是以“晴天霹雳”的形式出现的，更不能在脱离其他认知活动的情况下来看待该现象。事实上，患者具有极其丰富的癫痫发作前期体验(preictal experiences)[12]。然而，迄今为止，对癫痫猝发前事件的分析依然完全依靠粗糙的问卷，缺乏一种明晰的第一人称解释来描述这些癫痫猝发前的体验现象。

3.癫痫发作预测的实验神经现象学设想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佩蒂门金和拉绍(2013)指出，必须在癫痫发作的第一人称解释与第三人称解释之间建立起一种必要的循环[6]。然而，虽然对发作前神经动力学变化的研究可以引导研究者去思考是否有可能去采集患者在癫痫发作之前几分钟与几个小时内主观体验的精确描述。但是，要想癫痫患者描述其癫痫发作前的体验依旧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1)患者的癫痫发作往往是在睡眠期出现的。(2患者也许会体验到预警信号，但是由于癫痫患者往往会出现猝发后遗忘(postictal amnesia)，所以患者很有可能会遗忘这些信号。(3)抗癫痫类药物可能会减弱患者在癫痫发作前感知微妙感觉的能力。(4)对预警信号的知觉总是会触发一种紧张与恐慌的情绪反应，这些反应会转而阻碍患者对预警信号的知觉。(5)传统的临床神经病学总是强调癫痫发作是不能被预测或受被试影响。因此，既不鼓励患者对预测信号进行觉知，也不鼓励患者描述这些信号。此外，癫痫发作伴随的大部分体验被视为是无意识的，患者根本无法对此进行言语报告。这些原因使得癫痫发作前的体验较之前它常见的主观体验更难以被描述。然而，勒·范奎耶(2010)认为，如果让患者经受一种特殊的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训练，那么上述这些原先难以进入到意识层面的前反思觉知也有可能会变得可以描述[14]。

因此，为了帮助患者能够觉知到他们的发作前体验并有效地给予第一人称描述，勒·范奎耶和佩蒂门金(2002)将上述现象学还原训练分为三个阶段：(1)放松技巧。为了减少那些干扰患者对癫痫发作前预警信号觉知的恐惧，研究者使用各种放松技巧来探索训练被试的可能性。(2)自我报告。在每次癫痫发作前，研究者邀请患者完成一个日志，该日志包含一些将患者的注意力引向其发作前体验的不同方面的问题。(3)访谈。研究者使用特殊的技巧来帮助患者来解释他们的体验。与此同时，在神经动力学层面上，他们认为必须在癫痫发作前期处于稳定与不稳定的脑区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系，这些脑区会沿着各种特殊的因果路径而出现相互联结，并由癫痫患者的当下体验状态所决定[13]。

4.癫痫发作预测的实验神经现象学证据

佩蒂门金等(2006)开展了一个癫痫发作预测的神经现象学实验来检验部分设想。通过文献整理，她发现以往研究更多关注癫痫发作的“先兆”(aura)。先兆的持续时间较短(从几秒到几分钟，一般不超过5分钟)。相比较而言，较少有研究关注癫痫发作的“前驱症状”(prodromes)或预警症状。该症状会在癫痫发作前数小时至数天内出现。患者会由此感觉到癫痫发作即将来临。按照传统神经病理学的理解，癫痫发作的前驱症状属于“消极的”症状。之所以称之为是“消极的”，是因为这些症状总是与患者的心理能量与活力的“减弱”，或者与患者的注意力、语言与身体平衡感的“缺少”有关的。这些症状会持续存在并增强直至癫痫发作的开始。相比之下，癫痫发作的先兆则属于“积极的”症状，之所以称之为是“积极的”，是因为这些症状总是以运动、感觉或者语言的过度活动等形式出现的。它们往往爆发性地出现并只持续很短的时间[15]。为此，佩蒂门金希望深入考察癫痫发作的前驱症状及其对癫痫发作预测的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9名耐药性癫痫患者，这些患者对癫痫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因此，单纯的药物治疗已经难以减缓其癫痫发作的频率与强度。整个研究方案的第一步是对患者实施一个现象学的访谈，其目的在于收集患者癫痫发作前的第一人称描述。研究者使用一系列提问来引导患者的注意力转向其癫痫发作前体验的各种维度。

首先，研究者协助患者描述这种体验在时间维度上的开展过程，其目的是确认癫痫发作之前的标志性事件或感受。例如，“你如何知道癫痫发作马上就会出现？你如何知道癫痫发作已经开始”。这些问题确保研究者在摆脱其原有研究预设的前提下来获取精确的第一人称描述，即以现象学还原中的“悬搁”(epoché)态度来收集这些描述。这样的提问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患者开始觉知到其本人癫痫发作时候的预警感觉。例如，患者：“(癫痫发作前)那一刻我正从自行车上下来。”研究者：“为什么你会从自行车上下来？”患者：“(沉默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我的癫痫发作快要来了。”研究者：“为什么你会知道癫痫发作即将出现？”患者：“(沉默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感觉到我肺部有一种压迫感。”研究者：“你是如何知道这种压迫感意味着癫痫发作快要出现？”患者：“因为我能再认这种感觉。”研究者：“你是如何再认这种感觉的？”患者：“已经好多次了，只要在癫痫发作之前我就会感受到这种感觉。”[8]

在收集到这类言语描述之后，研究者进一步鼓励并引导患者挖掘出其描述中与癫痫发作前预警感觉相关的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研究者需要被试确认上述回答中所涉及的所有感觉都是同一个范畴之内的感觉序列。例如，肺部压迫感是来自癫痫发作，而不是来自另外的感觉(如骑车过程产生的生理反应)。为此，研究者通过一系列训练以提高患者精确识别上述感觉的能力。例如，研究者鼓励被试回忆一段假日的记忆，随后相继地描述记忆的视觉、听觉、动觉、情绪、嗅觉、味觉维度。这种训练将会帮助患者采取一种现象学的“注意立场”来觉知到癫痫猝发前体验的不同感觉。(2)深化对特殊感觉的同步化描述。例如，研究者帮助患者将其注意力从一种意象的内容转向其结构上的同步化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被视为现象学不变量，对于患者而言它们总是处于前反思意识中。例如，如果患者描述了癫痫发作前会听到一种声音，研究者会将其注意力引向关注这种声音的结构特征：音量、声调、距离、方向与持续时间。如果患者感受到自言自语，那么研究者会要求其注意这种自言自语是他自己的嗓音，还是他人的嗓音。这种嗓音从哪个方向上过来？借助强度、方位与音色，患者也可以更精确地描述癫痫发作前的身体感觉[8]。

随后，研究者尝试在癫痫发作前的主观体验以及相应的一般神经动力学结构之间建立起联系。实验结果发现，(1)在癫痫发作之前的几分钟内患者脑内神经同步显著减少了，然而，根据访谈得知，在癫痫发作前的几个小时内患者都会感觉到一种情绪上的脆弱状态。对这种状态的反思建议在更长的时间上对患者的EEG进行分析。(2)在5名癫痫患者身上，一方面，癫痫发作的前驱症状中逐渐增强的消极主观体验特征与癫痫发作前期患者脑中的神经相位同步(phase synchronization)②减少或去同步(desynchronisation)③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换言之，癫痫发作前的这些主观体验上的消极特征对应着其在临床上的脑电指标。另一方面，癫痫发作的先兆症状体现出的积极特征对应于患者出现癫痫发作期神经集群的过度同步化(hyper-synchronisation)。这种主观体验特征与神经同步之间的相互依赖说明了癫痫发作前的神经动力学(neuro-dynamic)结构与现象动力学(pheno-dynamic)结构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佩蒂门金(2008)称这种关系为“异质同形论”(homeomorphism)[9]。如图1所示。

图1

癫痫发作前期的假设([15]，p.304，略有改动)

注：底部脑区图中圆点代表了癫痫病灶，圆圈中的箭头代表了脑区之间的联结，浅灰色的箭头代表了大尺度的联结，深灰色的箭头代表了癫痫的传导。

五、结语

综上，在癫痫发作的预测研究中，实验神经现象学初步兑现了神经现象学在应对作为“科学问题”的意识困难问题上的方法论承诺。首先，传统的癫痫发作预测的神经科学研究往往集中在分析癫痫发作先兆的脑电成分、波形变化模式上，这种分析忽视了癫痫发作前驱症状与先兆对应的大尺度神经同步活动。这种研究模式借助的是纯粹的第三人称方法，基本不依赖于患者的言语报告。其次，传统的临床神经精神病学对于癫痫发作前的症状学描述完全依赖于未经现象学还原训练的第一人称报告，这种报告往往难以聚焦在发作前的体验本身，无法精确描述发作前特殊体验事件中潜在的现象不变量。最后，癫痫发作前症状学的描述与癫痫发作预测的神经科学研究之间存在方法论上的割裂，没有形成互惠约束。

当然，实验神经现象方案仍然存在诸多亟待澄清与改进之处。首先，在第一人称方法的使用上，实验神经现象学需要区分现象学还原与内省(introspection)。诚如现象学家马尔巴赫(E.Marbach)曾批判的：“在认知科学中对胡塞尔的忽视与一种广泛流传的误解与歪曲有关，即胡塞尔研究有意识觉知的反思性现象学方法就是内省。”([16]，p.15)佩蒂门金和彼得保尔(M.Bitbol)(2009)认为“内省的盲点”在于只能描述主观体验“是什么”而无法描述其“如何产生”[17]。然而，佩蒂门金等在对癫痫患者进行现象学还原训练时的关注焦点依然是那些发作前的特殊体验“是什么”而不是“如何产生”。

其次，在两种方法的互惠约束上，实验神经现象学需要在方法论上赋予双方平等的地位。如果说没有现象不变量引导和制约的第三人称数据是神经动力学上缺少意义的“噪音”，那么没有神经动力学指标引导和制约的第一人称数据也必然是现象学上缺少意义的“杂多”。然而，为了操作的便利，佩蒂门金等却坚持从癫痫发作前体验的现象不变量出发寻找对应的神经动力学结构，这就存在将第一人称方法凌驾于第三人称方法之上的嫌疑。

最后，实验神经现象学必须回答在对心身关系的反思上是否超越了传统的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s)。虽然实验神经现象学的进路明显迥异于神经还原主义与心脑同一论，但却与心理物理学的主张极其类似。后者由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G.Fechner)在19世纪60年代开创，旨在探索心身之间精确的函数关系，并在著名实验心理学家缪勒(J.P.Müller)那里上升为一种特殊的心身关系学说——心物同型论(psychophysical isomorphism)。然而，心物同型论无法进一步回答主观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加入现象学与神经动力学元素能否足以确保实验神经现象学倡导的“心物异质同形论”具备超越心物同型论的效力？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实验神经现象学方案中给予着力的关注。

收稿日期：201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