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黑孩·曾穿越过的那些人和事

【留美学子】第2817期

9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所有的过去，所有过去的》

文：黑孩

来源：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

一切都因为我幼少期的时候家里过于贫穷。从小到大，无论是生日还是节日，我没有得到过一个玩具礼物。我总是跟邻居的小孩子们互相追逐，或者攀墙爬树，或者跳绳，或者捉迷藏。

换一天，我哥哥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趁机偷他藏在书桌抽屉里的小说看。还是小学生的我，已经看完了《红楼梦》、《青春之歌》、《牛氓》、《上海的早晨》等大部头小说。这样的感觉不仅仅只是我一个人才会有吧：就是那些文字，好像电灯泡一样在脑子的某一个角落里亮起来，连头发丝都被照得透明起来。这感觉很神妙，似幻想，似梦，似另外一个隐秘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这些我似懂非懂的文字所描述的故事令我恍惚沉浸。

沉浸也许是思考的一种表现形式。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成为某一部小说里的人物。换一句话说，我想成为另一个人，一个我想成为的那种人。还有，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我似乎不想在大连待上一辈子。

我一生中好多重大的转换都缘于这种朦胧的意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觉得人生也许还会有重大的转化，因为我现在特别想去上海的某一个码头，就一个人，静静地喝着咖啡看那艘船慢慢地驰出去。我总是觉得上海的码头满是寂寞的底色，好多美丽忧伤的故事都掩藏在里面。

阅读就这样令我上瘾，好像抽大烟似的，一旦停止下来，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这样的感觉一直跟随着我。直到今天，如果有一天不读书的话，我的内心就会产生无法排解的焦虑，感觉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是在抛弃那另外的一个人。我把这种感觉形容为犯罪感。

高中的时候，妈妈来不及给我做盒饭的那天，会给我几个买面包或者饼干的小钱。这是我可以买到杂志的唯一方法。饿着肚子的我，会跑去报摊买杂志。或许因为身在东北，买下来的大半杂志都是《芒种》。所以我永远忘不了《芒种》。《芒种》跟我哥哥抽屉里的藏书是我的文学启蒙之家。

高中毕业后，去长春上大学之前，妈妈让我收拾一下那些装在麻袋里的杂志。麻袋很大，因为装满了书，立在地上跟我差不多一样高。这时候我才大吃一惊：原来妈妈给我的午饭钱，都花在这些杂志上了。

妈妈问我：你是想将来当一个作家吗？

我回答不上来。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写小说，但知道至今读过的所有文字会改变或者已经改变了我。就说上大学吧，妈妈本来的意思是让我不要上大学，而是去技校学一个专门的技术，两年就可以工作赚钱了。妈妈希望我可以早一点儿养活自己。

也难怪妈妈有这种愿望。我家里一共有6个孩子，除了我，有三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一个理科大学生。能够自立的只有最大的那个姐姐。所以那时我家里的生活挺艰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话，就是比较穷。但好不容易恢复了高考，我可不想家境影响到我的人生。我想按自己的意志选择对未来的安排。

我恼火地看着妈妈说：如果你不让我上大学，我就去老虎滩跳海。

也许我决绝的样子吓到了妈妈，她不再强求我去技校，但后来听说我大学选择的不是理科而是文科时，她比我还要恼火。她一边拿着扫把追我，一边诅咒我：好不容易学四年，毕业后，可能连个像样的工作都干不上。

那时候好多人都瞧不起文科，觉得文科所学的东西对将来毫无用处。不过真别扭，因为我很难向妈妈解释我是多么喜欢那些文字。在家附近的小学校的操场上坐了一个多小时，看着裸露在泥土上的树根以及凋零的花瓣，我前前后后地想了很多很多。

回家后，我这样问妈妈：如果我选择考师范大学呢？

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17年，对她可以说是知根知底。我非常了解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果然，妈妈咯咯地笑出声音。师范大学的学生由国家培养，在学的四年中，不仅不用交学费，而且每个月还能拿到国家补贴的18元。要知道，那时候是1980年，一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也不过就是18元。

依据对妈妈的承诺，我志愿报考了东北师范大学。我选择的是哲学系和中文系。我被中文系录取了。

东北师范大学位于长春。

送我去长春的那天，再见之前妈妈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

我离开了妈妈。后来妈妈对我说：直到你拐歪消失，一次头都没有回过。

妈妈竟然会在意我没有回头这个细节。我想是她指望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的身边，帮她支撑一下一直都不富裕的生活。但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回大连和去北京之间，我选择了去北京。不仅如此，在去大学教书和去出版社做编辑这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去出版社当编辑。

我从来也没敢告诉过妈妈，大学四年，其实我几乎没怎么在教室里听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我读了尼采，读了叔本华，读了佛洛依德和萨特。读了《基督山伯爵》、《红与黑》、《少年维特的烦恼》、《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三次浪潮》、《情爱论》、《存在与虚无》、《自我论》等等。大量的阅读令我每天都有缓不过气的感觉。我对写作的兴趣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勾起来的。

毕业前去地区师范学院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名讲台上的教师。不清楚原因在哪，只要一站到讲台上，跟学生们面对面，我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荒诞的感觉，会忍不住地笑起来。还记得带队老师很生气，说我不认真不正经。这是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最初的失败。即使意识到学生们在看着我，等我讲课，我仍然无法控制住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我会想：第二排的那个女生，她穿着的鞋子不是拖鞋吗？还有那个男生，他手里的书难道不是用旧报纸做书皮的吗？

就这么简单，我发现了，我根本不是做教师的材料。

尘埃落定。好在我就职的单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归属于团中央，这比去一般的学校教书更令妈妈兴奋。从长春回大连的家里时已是傍晚七点多，但正值夏季，邻居门在路边的电线杆下乘凉。妈妈在人堆里，看到我突然回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被分配到哪里了。

后来她坦白，说非常害怕我被分配到农村，因为我一直没有把分配的结果通知给她。听到我的回答后，她将我拥在怀里使劲儿地抱了一会儿。在我有了记忆之后，这应该是妈妈第二次拥抱我。另外的一次拥抱是爸爸刚死的时候。说真的，我还是很感动。

妈妈环顾着四周说：我女儿要去北京了，要去中央了。

然后妈妈加了一句：我们日后可以去北京玩了。

我依然记得那天的情形。微风清新，月亮非常明亮。

不久我去北京过新的生活。再见后我依旧没有回头看妈妈，她不知道我那时忍不住哭泣，满面都是泪水。忽然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再属于大连这个城市了。那是我第一次感知什么是乡愁，好像空山里的一缕回声，或者像茫茫海面上的一点渔火。

九月那个明媚的上午，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种闪亮登场，而是我无助地在东四十二条那条小街上走过来，又走过去。没想到我会如此害怕未来，如此没有自信。

直到人事部的那个女人出来问我：你是新来报道的耿仁秋吗？

我点了点头，浑身发烧，眼泪快要流出来。

既然到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呢？

女人几乎是拖着我走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门。她的口吻很像妈妈。尤其她告诉我她也姓耿，这使我觉得一下子跟她亲近了很多。

出版社是由两座小四合院联通而成的，进门后有一个小小的喷水池。后来我才知道，那栋米黄色的两层创作小楼的楼下，住着上海作家峻青和当时大名鼎鼎的陕西作家柳青。还有姚雪垠，因《李自成》第一卷受到毛泽东的赞誉，出版社为他提供了特别的礼遇，就是给他在社外安排了一套住房，而助手俞汝捷则住在出版社进门的一间平房里。

楼上有6间客房，住着云南作家彭荆风一家、广东作家李克异一家、安徽作家公刘、河北女作家刘真、天津作家王道生一家、辽宁作家杨大群。

我坐在办公桌前，阳光笼罩着桌面上的一大摞外来稿件。确切地说，这是我的新办公室。我跟出版社的领导交涉了很多次，好不容易地从《青年文摘》杂志社调到了《青年文学》杂志社。

这会儿我感觉好多了。

不是我不喜欢《青年文摘》。我只是不喜欢日复一日地把已经发表在某些杂志上的觉得不错的文章挑选出来，然后用剪刀把它们剪下来，然后用浆糊把它们贴到专用的本子上。对我来说，这样的感觉非常糟糕。打一个比喻的话，好像是在咀嚼人家已经咀嚼过的口香糖。

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去《青年文学》杂志社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读外稿。不仅仅我这个新人，其他的老编辑的桌子上也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信封。我到今天还认为，一个编辑的工作，更主要是发掘年轻的、新的作者。我在的那间办公室有6个编辑在办公。

我的坐位靠窗，旁边是散文家斯妤。斯妤的旁边是出版社的现任副社长李师东。我的背后是后来成为古董收藏家的马未都。马未都的旁边是美编和编务。如果在外稿中能够发现一篇好的小说或者散文，我会高兴一天或者一个星期，甚至会高兴一个月。

一些我通过外稿认识的作家，后来不少都成了知名作家或者评论家。现在跟我有联系的就两个人。一个是王干。一个是朱向前。连王干和朱向前也是刚刚联系上不久的。现在有很多微信群，信息量太多，看不过来，但最大的好处就是帮我联系上了几个老朋友，还帮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还记得王干来编辑部看我。他在为我的小说《海豚的鼻子》所写的评论中坦诚地说：我利用开会，去编辑部感谢这位耿仁秋老师，一看到“耿仁秋”如此老沉的名字居然是一个小姑娘，很意外，也有点失落。

朱向前的小说《地牯的屋*树*河》是我亲自跟徐怀中老师求的评论，同期发表，题目为《探索性的，又是深思熟虑的》。后来我跟朱向前熟了，就去他所在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直接跟那里的学员作者约稿。那里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作家，其中有莫言、李存葆、钱刚、宋学武、李荃。

有人告诉我现在的杂志编辑不大会看外稿了，我不太愿意相信这个说法。每一个有写作才能的人都应该在杂志这里找到机会。

这辈子见过的很多作家都是在那时的编辑部。铁凝、王朔、刘震云、迟子建、王晓鹰、赵丽宏、邓刚、达理夫妇等。铁凝早在82年就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哦，香雪》，反响很好，成了她的代表作。迟子建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麦穗》，记得编辑部的同事都说写得真好。而王朔当时在《啄木鸟》发表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轰动也很大。

刘震云受邀参加我们杂志社在江苏举办的笔会，期间跟他聊起他正写的小说《老龟》，他说主人公捉住一只百年老龟，在得知它的不菲价值后却没有卖给文物局，而是在龟背上刻上“成银于爱花是夫妻”的字样将其放生。这样的故事真的有点儿浪漫主义和理想化。他的温情让我感动，感动后还会发笑。两年前龙冬来日本玩，我陪了几天。

我们聊的都是当年的作家和我们共同认识的编辑。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当时他还在中华书局的书店里工作，因为郑万隆的推荐，我成了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责任编辑。

一天，他来编辑部找我聊天，顺便帮我看手相，说我的前列腺好像有炎症。他这样形容马未都的反应：马未都头都不抬，斜着眼睛，吃吃地笑着说：女性不得前列腺炎的。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但听得哈哈大笑。

身近的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作品以及可以想象的文学气氛，使我在做编辑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美好。打一个比喻的话，感觉自己像是一株幸运的植物，每天都被阳光和水分灌溉着。

刘震云参加《青年文学》杂志社的笔会。从左到右刘震云、陈浩增、黑孩

1987年，一次杂志社在河南搞文学讲座，我跟主编参加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那份惊奇：大会堂里坐满了文学爱好者，几乎座无虚席，应该有几千人，看起来黑压压的一片。

我的身边坐着著名的评论家曾镇南。

河南的主办方做主持人，先是让几个著名的评论家发言，然后让主编发言。以为讲座要结束了，突然听见叫我的名字，让我也上台发言，而我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

开始我坐着不动，但主持人不断地叫我上台，身边的主编和曾镇南也催促我上台，相反几千人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非常寂静。我还是第一次突然而震惊地面临一种做出决断的需要。

我盯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这样想：拚了。

那时我刚刚读完莫言的《红高粱》，心想就一股脑儿地把读小说时的感受说出来好了。

我不记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提及莫言写人的耳朵被刺刀砍掉的细节，并表示我不仅没有感到恶心，反而在心里产生出几分洁净。说到这里我觉得很不自在，甚至有几分愧疚。

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学毕业实习时面对学生们的那种荒诞感突然间再一次出现，我想笑但憋着不笑，所以格外难受。我造成的冷场令我不敢正视台下。

无法相信的是，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喊道：你说得非常好，我们都喜欢听，就按照刚才的话说下去。太神奇了。我的话说完后，大会堂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曾经说过，与一个人的相见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也许是真的。回到座位后，曾镇南突然对我说：你的文学感觉很好，可以尝试写小说。

我觉得受宠若惊，问曾镇南：你说的是真的吗？

曾镇南回答我：是真的。你可以写。写出来我可以帮你看。我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帮你推荐给杂志。

天呐，曾镇南对我的鼓励太大了。不管怎么说，他的建议直接击中了我的梦想。如果他有先见之明，我愿自己未来的写作，从头到尾，都沿着从幼时就喜欢的文字展开。

回到北京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的写字台前，手里握着一支圆珠笔，句精会神地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醉寨》。小说只有几千字。我一鼓作气，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写完了。曾镇南看完小说后，附加了一篇评论推荐给当时的《作家》杂志的主编王成钢。王成钢很快联系我。小说在第四、五期发表出来了。

对于走过的那些岁月，一路丢掉的东西太多，但程德培为《醉寨》写的评论我却一直带在身边。说是评论，其实就是对小说语言的一点儿鼓励，大约有一千多字，发在《文学报》上。题目叫《醉寨笔调之妙》。

豆腐块大的文章令我感到一阵阵的眩晕。写作是很漫长的旅途，或者也可以形容为马拉松跑步。我开始觉得，如果我展开想象力去思考去写，也许值得再努力几个月或者几年。如果想实现目标，除了本人的努力，有时候还真的需要机会和缘分。我想我都有了。

如果那次我没有参加河南的文学讲座，如果主持人不叫我这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小编辑讲话，如果不是我毫无准备所以只能漫谈阅读时的感受，如果身边坐着的人不是曾镇南，我想我也许不会写小说。即使写小说，也未必会那么快就能发表出来。日本有一个明星小队，选队长的时候采用划拳的方式，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那就是：运气也是才气的一个部分。

运气一。

接着我又在《钟山》和《萌芽》等杂志上发表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责任编辑是苏童、周佩红、姚育明等。中篇小说《我走近你》被《小说选刊》选载使我稍微有了一点点名气。

那个年代的文学地位跟现在不同，有这样的笑话，说地方作家的作品，一旦被《小说选刊》选载，基本上可以当个文联副主席了。

其实，这话并不完全是笑话，我自身也受益不浅。1984年去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调到《青年文学》杂志社，到了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已经为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父亲和他的情人》了。样书到手的时候，我像举着新生婴儿似的，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成就了一本书。

1991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的时候也选中了我。丛书一共有三本，我的《夕阳又在西逝》、赵枚的《以爱心，以沉静》、周佩红的《一抹心痕》。

到日本后，有一天收到了责任编辑岑杰转寄来的几封读者来信，那是个寒冷的冬日，站在一座花园里，好像刚刚失恋，眼前的一切都令我觉得伤感落魄。我喜爱的文字，我曾经的梦想，都因离开故土而移位了。跟那几封读者来信一样，我似乎也不过是其中的碎片之一。脑中某一根神经提醒我，这是我的第二次乡愁。

那时候，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也因为参加了一些笔会，再加上我的一点点名气，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举例来说的话，比如冰心，比如汪曾祺，比如苏童，比如莫言，以及李国文、梁晓声等。跟他们的通信至今被我珍藏在家。

我也是三年前才发现，现在的作家，出书时喜欢找名人联名推荐，但那时候我们喜欢找名人写序。我跟汪曾祺以及他的夫人相处得很好，经常去他家里玩，还会带一些朋友跟他要字画。为我的散文集写的序《正索解人不得》，就是我亲自上门拜求的。都说相处得不错了，所以在求序文的同时，我把是否要去日本留学的苦恼也说了出来。

汪曾祺的态度在序文中写到了。原文是：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我不知道“一路平安”四个字给我的是感动还是安慰。或者两方面都有。

萧红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

鲁迅沉思了一下说：是母性的。

运气二。

同样是1991年，布老虎丛书的主编安波舜突然把我跟赵玫聚在一起，说他打算出版一套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并扬言印刷两万册以上。为了我跟赵玫能够相信这话，他答应提前预付一半的稿费。他说到做到。我真的提前拿到那一半的稿费，而额数之大令我简直不敢相信。

之后，除了陈丹燕有事没能参加，我跟赵玫，还有杨泥、盛祥兰都应邀参加了他在大连开发区凉水湾举办的笔会。凉水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湾。那次笔会让我第一次住上了别墅洋房。我们是一边玩一边写完长篇小说的。

1992年，丛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都挺刺激的，我的《秋下一心愁》，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陈丹燕的《绯闻》，杨泥的《激情月光》，盛祥兰的《爱的风景》。

后来赵玫在她写安波舜的印象记中说：而且这书立刻遍布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大大小小的书店。我们很欣喜。

可惜我没有感受到这一份欣喜。没等见到书我已经跑到日本留学了。

有人说：现在的一部长篇小说，能卖到五千册就算不错的了。短暂的沉默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什么带来了这么大的差距？是时代的原因吗？还是作家本身的原因？

有人说：写作变得像信仰，不喜欢真的写不下去。

还有人说：写作就是为了打发时间，不然24小时怎么过啊。

我也在坚持写，让我觉得不自在的是我还会留意稿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文学的喜爱不似以前那么纯粹了呢？但我真的喜欢文字，仍然喜欢写作时沉醉于文字中的那种感觉。除了读书写作，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它的爱好了。

我经常对别人说：读书给我一种身体上的快感，跟做爱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最近四年，我整个的生活都在文字的范围之内——阅读它、使用它、磨练它、成就它。

运气三。

同样还是1991年，作为青年作家，我竟然被选为青年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代表”这个词让我激动。会上我差不多总是跟陈丹燕在一起，在她的房间里聊天。

虽然有跟迟子建的合影，但我没有跟她交流过的记忆，我想是两个人正好撞上了，所以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而已。不过迟子建长得真好看。照片上她的怀里抱着两个小布偶真可爱。

我跟陈染、林白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三个人也合了影，都是一副温和自在的表情，好像眼前的世界就是属于我们的。

一期一会，来日本已经三十年了，跟迟子建、陈染、林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而现在的我看起来就像······算了，还是不形容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时间的针脚还是为努力的人留下了它的痕迹。迟子建的《茫茫前程》、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为我填补了很多空白的缺乏想象的日子。生生不息，那几个年轻的女孩，我看见了她们的爱、脆弱以及过去。所有的过去，所有过去的。

自1992年2月来日本，直到2017年，我没有读过一本中文版书，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朋友，只有两三个来往的在日中国人相识。原因很多，除了刚来日本时不安定，打工没有时间写作，最大的原因是我在生活安定后，想写作的时候，国内的电话号码增数，跟所有的编辑都联系不上了。而从日本往国内寄稿件的话，邮费又太贵了。

刚开始的那两年，不读书写作还会有犯罪感，但几年后，我经常是“沙沙沙”地咬着薯片，一边就把日文版太宰治以及谷崎润一郎等作家的小说读完了。人真的是环境的产物。

我说过我的运气好。具体说的话，是我的文运好。我在一家叫“脑”的出版社工作。

1995年，有一天，老板突然对我说：你可以企划一套中国女作家丛书，把你自己的书也放进去。

我在心里发出振奋人心的欢呼：天啊。

我给那时还在作家出版社的石湾写信，让他帮我找三个女作家。拜托他的时候，我在心里给周佩红留了一个位置。石湾回信告诉我找了姜丰、曾明了、王心丽的时候，我已经想方设法地联系上周佩红。因为是这样的原因，我的日文版书非常近距离地简单地迈出了第一步。

丛书出版后，老板让我约作者来日本开发布会。王心丽和姜丰没来，我亲自去机场接的周佩红和曾明了。说起来，在日本有三十年了，在日本见过的作家也就五个人。

最早是去旅馆看望来日本开会的韩静霆，之后是带莫言去《新华侨》杂志接受记者的采访，最近的一次是跟虹影夫妇在浅草的一家民宿里一起喝了一瓶红酒。发布会后，我带着周佩红和曾明了去富士山观光。

早上在旅馆睁开眼，周佩红笑着说：感觉是黑孩办了一个笔会，邀请我们来参加。可惜那天天气特别不好，富士山云山雾罩，看起来不过是明信片上的那种小风景。但她们俩没有一点儿抱怨。

不管怎么说，那几天对我是特别的日子，而且我，尽量不去多想她们俩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送她们回国的路上，由于要忍住心里的孤寂，我的背变得十分僵硬。

日文版中国女作家丛书发布会从左到右曾明了、黑孩、周佩红

丛书是1996年出版的，同年，老板又对我说：你，再搞一套亚洲女作家丛书，中国的就把你自己的书放进去好了。

我甚至觉得老板是为了给我出书而故意要整出两套丛书来了。亚洲女作家丛书有我的《惜别》、越南阮氏秋惠的《魔术师》、新加坡孙爱玲的《斑布曲》、台湾出身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韩国申京淑的《某个失踪》以及印度尼西亚一位我不知道汉字名字的女作家的《在废墟之上》。

我享受着神奇的完全自由的梦想：自己企划，自己编辑，自己出版，整个宇宙都听我的使唤。这套丛书的魅力是异国情调。不同世界的风带着不同的温度气味，给了我在亚洲旅行一圈的感觉。丛书在1997年出版。这一次，我跟有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合作，由他们做发行元。

2018年我跟陈永和心血来潮地去台湾游玩，本想花心思见一下朱天文，但想了想后却放弃了。怎么说呢，想见她的心思，好像被锁在未使用的房间里有好多年似的。

一连出版了两本书后，作为在日中国人女作家，我似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以及共同通信社地毯式轰炸似的报道了我两年。2000年，白帝社又出版了我的新长篇《两岸三地》。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到：我的臀部，已经坐在日文版书这一边了。是的，就跟我换了件衣服似的。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哪件衣服都挺合适的。

同样是2000年，我结婚了。2001年我怀孕了。2002年我有了儿子，因为要照顾他，一直没有写作。

2017年年初，一天，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孤寂，顺手打开通讯录，刚好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她也来日多年，是在一次日中文化交流的会议上跟我交换了名片的。电话接通后，聊了几句，她问我：你没有使用微信吗？

我问：微信是什么？

那么你还在花钱打国际电话了？

我说：确切地说是使用便宜的电话卡。

她“啊啊”了好几声，惊讶地对我说：你活得太孤独了。现在的中国人都在使用微信了。随便你跟国内的什么人聊天，随便你同时跟多少人聊天，随便你聊多长时间，而且一分钱都不花。

她的话是我从没有想过的事情。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放下电话后，我好奇地上网搜索微信，方知是一个软件。战战兢兢地下载了微信，马上就来了一封信，是我刚来日本时认识的祁放。她也喜爱文字，主要是写诗和散文。

我微信的通讯录里有了第一个人的名字：弥生。

弥生是祁放的笔名。她在信里说：亲爱的，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我说：好久不见。想念。

然后我赶紧声明微信是刚刚下载的，是头一次使用。事实上，我们真的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之前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用文字交流了几句，都觉得应该见个面。老朋友总得叙叙旧啊。

她来我家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中国产的茶叶。虽然我们都老了，但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回首往昔，她说起在池袋的咖啡屋，两个人坐在高脚凳上，晃悠着两条腿，聊着七七八八的事情，而我抽着很细的香烟，对她说：有什么可发愁的呢？！她说的事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事实上，我忘记的人和事很多，留在记忆里的，几乎都跟文学有关。

我不确信我再一次回归文学是弥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肯定跟她有关。我花了些时间告诉她我在生完儿子后，一直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写过任何小说或者散文，甚至连工作都是儿子上了小学后才又开始的。我还告诉她，我已经不在出版社工作，赶上一家区役所招人，我参加考试，没想到就考上了，所以是公务员了。

弥生说：这么说，你一点儿都不了解国内的文学状态，也不了解在日中国人的事情了。

我老实地点了点头。弥生开始向我介绍几个在日本的作家，特别强调李长声的成就。那次中国女作家丛书的发布会李长声来参加了，所以跟他也算打过交道。她说了很多，我觉得心里冒出了什么东西，胸口微微地痛起来。她还说日本有一个笔会群，都是爱好文学的人在里面，李长声也在里面，如果我不反对，想把我拉进去。

她似乎很抬举我，开始劝我辞职写作。她对我说：公务员要多少有多少，但黑孩只有一个。我觉得她说的有点儿夸张。

我的微信里有了第一个群：日本华文作家笔会。

学会了微信的使用方法，我在群名单里看到了有一面之缘的陈永和的名字，还通过群里的信息知道她现在发表了很多的小说和散文，并且写得不错。我的感觉快活起来。跟她肯定会有共同的话题，也许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约好了在我家见面，我去车站接她。原来她住的地方离我家并不远。出了检票口后她笑着向我摆手，看上去无忧无虑，二十年好像被她的一摆手就摆掉了。之后我跟她又见了三次面，每次她都这样劝我：黑孩，你要相信自己，走出自己，你可以重新写的，你不该放弃。

也许陈永和的实际成就比较有说服力，在她的鼓励下我真的写了几篇散文。《寅次郎的故事》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后，陈永和对我说：黑孩，你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走。《西湖里有一滴我三十年前的泪水》《富士山和生鱼片》在《中国文化报》、《闭上眼睛》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后，她又对我说：黑孩，你走得挺好，坚持下去。

旧日的某些情感回流，流遍了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这时我跟李长声也互相加了微信。我问他：我很迷惑，不知道是否应该辞职写作。

李长声说：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有自信就辞职，没自信就不辞职。

“自信”两个字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晃荡。有一天晚上，我甚至身体发烧也还是躺在床上想这两个字。说起来真是神奇，犹豫的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相当振奋。

我也跟陈永和商量是否应该辞职的事。她对我说：你有这么多经历可以写，你辞职写啊，再不写就没有体力写了。

我怕写不好，即使写出来也未必有人要读。陈永和就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得用什么方式打发时间啊，不要考虑正在写的东西有没有人读，你就写好了。

每年的4月是日本的新年度，2017年3月，我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地递交了辞职信。有些事，特别是决定一些大事的时候，靠的是火候。弥生、李长声、陈永和各就各位似的在旁边提醒了我。我现在还感激他们。写作之前我需要充充电，不过是用我最喜欢的阅读来充。

手头没有中文版书，只好上网找，意外发现了微信读书这个软件。读了加缪的《局外人》、格林的《恋情的终结》、威廉斯的《斯通纳》、施林克的《朗读者》等作品后，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我的心情。原来小说有这么多的写法。原来小说是这样写的。

我意识到几十年前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一部分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将它们全部回收了，重新加工。

我本来是想写一部中篇小说，没想到越写越长，变成了小长篇。还记得写完第一段后，我发微信给陈永和：开头无法满意，都没有什么抓人的地方。还说：早年一天写一万字，现在一千字都难。

陈永和充满感情地回话说：你停滞了那么多年，哪能一下子就哗哗地流出来啊。写作是生命，要慢慢来，将生命写到最好。

原来陈永和也如此珍重文学，我觉得一生一世都可以跟她用一个鼻孔出气。偶尔我们也会聊天，说的都是我喜欢哪部小说，我不喜欢哪部小说，我为什么喜欢那部小说，我为什么不喜欢那部小说。

2018年10月，《惠比寿花园广场》这部长篇小说，居然被我写完了。一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让陈永和帮我看看写得怎么样。看完后她对我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问陈永和：我应该怎么办？现在我只跟《上海文学》和《北京文学》的编辑有联系，但是这两家杂志都不发长篇小说。发长篇小说的杂志编辑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陈永和说：那就先给《收获》杂志吧。不过，《收获》杂志太难上了，所以你不妨同时投几家杂志和出版社。每本书都有它的命，试试这部小说的运气吧。

把稿子给了《收获》杂志后，我同时也在找其它有可能发表长篇小说的刊物和出版社。

现在我闭上眼睛，依然能够回味到那一刻的喜悦。小说投稿有三个月了，在我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2019年1月30日，我茫然地打开登录不久的微博，发现有一封29日的来信。信是《收获》杂志社的编辑王继军写的，大致的意思是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他拜读了，里面写的日本的生活蛮有意思的，韩子煊那个人物也很有特点，就是作为长篇里的人物，揭示得稍微浅了些。整体上他觉得蛮好的，先送审。

王继军通过微博联系我，令我意识到我在投稿的时候，忘记在稿件上写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了。但我顾不上这个了。好像买的彩票中了最高奖，我兴奋得有点儿歇斯底里。我不得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才给陈永和打电话。

陈永和激动地说：真的啊。太好了。太祝贺你了。

梦想是什么？我的体验是：明明这事是真实的，却觉得在做梦。过了几个星期，王继军通过微信告诉我，小说会发在2019年《收获》杂志的春卷号上。但又过了一段时间，王继军又通过微信告诉我，因为字数等原因，小说会发在《收获》杂志本刊的第六期。

那时候我不认识王继军，其实到现在也还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是很奇怪，我老是觉得那个走失了很久的原来的那个我，是因为他又被自己找回来了。是他在真正的意义上给了我一次回归文学的机会。日后我总是不断地有一种冲动想跟他说“谢谢”，但每次跟他通微信，他的回话多半是“嗯嗯”或者咖啡或者呲牙等表情文字，似乎在提醒我他是个编辑，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我也就不再谢了，怕过了度，反而变成对他的打扰和负担。

《收获》杂志出目录的那一天，我觉得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大目标，已经展翅飞翔到高空，飞到了人生最高的地方，肺里充满了空气。是的，我把那天看做是我人生有了最高纪录的一天。我兴奋了很长时间，第一次感知泪水会刺痛肉眼。还是那句话，我的运气非常好。

因为运气好，我可以用文字来定义自己活着的意义以及努力的意义。之于我，写作成了每一天每一天的目标了。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和犯罪感又回到我的身体，我开始用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和写作。

《收获》杂志是双月刊，第六期要11月才能出刊，我在等待的期间里开始了新长篇的写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惠比寿花园广场》的单行本，责任编辑是江晔。不久，因为她来东京旅游，我们有机会见了一面。我们在一家居酒屋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听说我正在写的新长篇也跟公园有关，她这样提议说：干脆搞一个公园系列，一部小说打卡一个风景点，新小说叫《贝尔蒙特公园》好了。她长得很可爱，感觉像小动物。我最喜欢小动物了，如果不是怕尴尬，真想抱抱她。

公园三部曲在东京的一家居酒屋里诞生了。所以有了《贝尔蒙特公园》后，又有了《上野不忍池》。在这里也让我感谢《清明》杂志，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

我过上了自己选择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但禁不住会想：我怎么跟一只散步的小狗似的，明明目标的入口这么近，却溜了那么长时间的弯。啊，我真的是笨死了。写作是我唯一感到乐此不疲的事情啊。

来日本后最幸福的时光是2019年1月30日之后，直到今天，直到此刻。不过，这篇文章里写的都是个体上的记忆，是我自己觉得值得怀念的某些往事和人。谨以此文感谢所有鼓励和帮助过我的人。

2022年4月6日于东京

本文发表在《红岩》杂志202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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