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遗著《经验与判断》

作者简介：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广州 510275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19 年 05 期

原发期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0185 期 第 1-7 页

关键词： 胡塞尔/ 兰德格雷贝/ 逻辑基础问题/ 纯粹逻辑/ 超越论逻辑　　Husserl/ Landgrebe/ fundamental issues of logic/ pure logic/ transcendental logic/

摘要：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年)是他生前审定并计划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身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在胡塞尔的生命与思想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曲折过程是与作者胡塞尔和编者兰德格雷贝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展现了一座连接胡塞尔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与身后出版的遗稿之间的桥梁，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的发表是以《逻辑研究》开幕、以“新《逻辑研究》”闭幕的。

一、兰德格雷贝整理的所谓“发生逻辑学”文稿

1928年，胡塞尔聘任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为私人助手，主要目的是让他整理和誊写自己用加伯斯贝格速记法记录下的研究文稿，类似于埃迪·施泰因在十年前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兰德格雷贝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就开始了。此后，在通过博士考试之后和进行任教资格考试之前，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胡塞尔手稿整理工作。按照他本人在其《哲学自述》以及《〈经验与判断〉前言》中的说法，他在此期间的工作，一方面是将胡塞尔从1901年《逻辑研究》到1913年所写的逻辑学手稿归总、整理并从速记体誊写成普通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整理胡塞尔的题为《发生逻辑学》的讲座稿：“从二十年代初开始，胡塞尔多次修改过这个讲座稿”①。而在为此书撰写的《编者前言》中，兰德格雷贝写道：“我在1928年受胡塞尔——我当时是他的助手——的委托，将属于超越论逻辑学问题领域的文稿归总，从速记体中誊抄出来，并尝试对它们做统一的、系统的整理，对此论题的主导线索和基本思想包含在胡塞尔自1919/20年冬季学期起在弗莱堡做过多次的‘发生逻辑学’四小时的讲座中。它构成了加工的基础。”②

兰德格雷贝在1928年秋便完成了对该文稿的整理。而后胡塞尔想要为它写一个引论。但这个引论在1928/29年冬的几个月时间里被胡塞尔越写越长，最后干脆自成一书——这就是1929年出版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

此后胡塞尔也很想一鼓作气再完成这部由兰德格雷贝整理、后来作为《经验与判断》出版的文稿。在多瑞恩·凯恩斯记录的《与胡塞尔、芬克的对话》中可以找到与此相关的印证。他在1931年9月16日的笔记中记录他与胡塞尔的谈话时说：“在完成了《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之后，胡塞尔曾打算继续完成一部大型的逻辑著作，但芬克劝胡塞尔先为现象学整体做一概观性论述。要想让胡塞尔手稿中的专项研究能被人理解，这个概观性的论述是绝对必要的。”而后在1931年11月18日与胡塞尔和芬克的谈话中，他继续写道：“芬克自己跟我说，《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按原计划只是《逻辑研讨》(Logische Studien)的导论，但该书已远远超出了胡塞尔为它设计的这个功能。《逻辑研讨》的手稿实际上也已经完备了。”③

二、胡塞尔的“第二逻辑书”构想

不过基本可以确定的是，胡塞尔在此之前已经搁置了这个出版计划，所以这里记录的都是过去时。按照保尔·江森的说法，“也许是受《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很快得以完成的鼓励，胡塞尔想使用兰德格雷贝的前期工作，紧接着再写完另一本逻辑书。他在这个计划上一直坚持到1930年。而后他看清了，如果不搁置更为重要的工作，就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完成这本‘第二逻辑书’。因而他放弃了自己完成这部著作的想法，将它的加工整理托付给兰德格雷贝，后者此后在胡塞尔的授权下将为此加工整理出的手稿中的重要部分以《经验与判断》为题予以发表”④。

这个“第二逻辑书”的说法在胡塞尔的许多书信中都出现过。同时——如凯恩斯通过对芬克所说的记录所示——它也被胡塞尔称作《逻辑研讨》(Logische Studien)。此前在1930年3月19日致罗曼·英加尔登的信中，胡塞尔就已经写道：“《逻辑研讨》还远远落在后面，我很久没有再处理逻辑问题了——因而现在进展缓慢，我还得先熟悉起来。”(Hua Brief.Ⅲ，262)胡塞尔接下来也透露了他正在做的“更为重要的工作”——《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加工，以及兰德格雷贝当时正在做的事情——撰写教授资格论文。

但在此期间，兰德格雷贝的任教资格考试并不像他的博士考试那样顺畅，因为胡塞尔此时已经在弗莱堡大学退休，虽然他对兰德格雷贝鼎力相助，最终也未能使后者在一所德国大学谋求到参加任教资格考试的可能。最后，兰德格雷贝是在布拉格德语大学获得了进行任教资格考试的机会，并于1935年通过了考试。接下来，他可以根据当年获得的洛克菲勒奖学金，在进行教学活动的同时重新开始整理胡塞尔的手稿。于是，他在布拉格和弗莱堡两地之间往返，并在弗莱堡与欧根·芬克合作，制定了胡塞尔大约四万页的速记文稿的整理与编目系统——直至今日它都仍然是收藏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的胡塞尔遗稿的整理原则。

与此同时，兰德格雷贝在这段时间里还要在胡塞尔本人的帮助下完成另一项工作，即对后来作为《经验与判断》出版的文稿的加工整理。他在回忆录中说：“根据[布拉格]哲学学会与胡塞尔之间的一个协议，我受到委托：赋予我直至1929年做过加工的那个发生逻辑学的稿本以一个最终的形式，并且在它前面加上一个引论，它要处理在这个逻辑文本与《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以及与胡塞尔最后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基本思想之间的关系。我还能够与胡塞尔本人讨论这个引论的基本轮廓。”⑤胡塞尔自己也曾在1936年1月14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报告说：“兰德格雷贝博士正在辛勤地誊抄以及同样辛勤地编辑《逻辑研讨》。这个月的23日或24日会来这里三周，取走新的手稿，并且透彻地讨论学术问题。他会带来我们在三至六年前便想完成的《逻辑研讨》的部分。”(Hua Brief.Ⅲ，305)

接下来的出版情况可以参考兰德格雷贝的回忆录：“我还能够与胡塞尔本人讨论这个引论的基本轮廓，但这本书是在他逝世一年之后才于1939年初由布拉格的学术出版书局(Academia Verlagsbuchhandlung Prag)以《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为名出版的。这个出版社是由特奥多儿·马尔库斯(Theodor Marcus)与一位布拉格的书商一同组建的，马尔库斯是布莱斯劳的法学出版社的最后一位业主，现在流亡到了布拉格。当马尔库斯在他的布拉格办公室里将第一本样书交给我时，希特勒的坦克已经在城里穿过，而比这本书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怎么办？’马尔库斯本人还得以及时离开这个国家，流亡南美。直到十五年之后我们才能在他回来之后于欧洲庆祝我们的一次重逢。当时出版社不得不马上解散，而该书只有一小批还能够被寄到英国之外，其余的都被没收和被封存。它在1948年才得到重印。”⑥

三、“经验”与“判断”作为“超越论的感性论”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的研究课题

兰德格雷贝的上述两个说法都提到，《经验与判断》所依据的是胡塞尔的《发生逻辑学》讲座稿。第一个在1975年《哲学自述》中的说法已经对1939年《编者前言》中的说法做了一定的修正，但仍不完全，且仍有误差。因为，一方面，胡塞尔不仅在此期间未曾而且也从未做过题为“发生逻辑学”(Genetische Logik)的讲座；另一方面，这些相关讲座的举行时间也并非始于1919/20年冬季学期，而是始于1920/21年冬季学期。按照鲁道夫·波姆的准确说法：“这里涉及的是胡塞尔1920/21年冬季学期以‘逻辑学’为题、1925年夏季学期以‘现象学问题选要’为题以及1925/26年冬季学期以‘逻辑学基本问题’为题所预告和举行的讲座。”⑦兰德格雷贝在讲座题目方面的记忆误差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偏巧聚焦在胡塞尔自己在讲稿中对这个讲座所做的一个铅笔的命名标记上：“发生逻辑学”(Hua Ⅹ，524)。也许这个记忆问题还不能算是错误，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后来为何给之后发表的这个胡塞尔一再谈及的《逻辑研讨》文稿以“逻辑谱系学研究”的副标题。

在上面提到的几个讲座稿中，胡塞尔后来自己感觉最满意的是1920/21年讲座“逻辑学”的稿本，它于1966年以《被动综合分析》为题作为《胡塞尔全集》第十一卷编辑出版。⑧由于兰德格雷贝对《经验与判断》的编辑整理是建立在包括这个讲座在内的三个讲座稿的基础上，因而它在内容上会与《被动综合分析》有所重合。“被动综合分析”的书名是编者玛格特·费莱舍尔根据胡塞尔在文稿中所做的核心分析内容自造的标题。他认为“超越论的逻辑学”或“超越论的感性论”也被胡塞尔在讲稿中使用过，虽然它们要比胡塞尔自定的那些讲座题目更为合适，但也各有不足，都会造成误解，因为它们都有可能导致读者认为这里的分析或是囿于经验，或是囿于判断，所以它们最后都没有被使用。应当说，如果读者能够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理解这里所说的“逻辑学”，那么“超越论的逻辑学”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名称。不过实际上胡塞尔自己也曾将这些讲稿称作“超越论的分析论”(Hua ⅩⅪ，522)。而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比胡塞尔从未使用过的“被动综合分析”标题更为恰当的命名。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的书名这里：它的主标题中的两个概念“经验”与“判断”，分别对应于胡塞尔意义上的“超越论的感性论”与“超越论的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而副标题“逻辑谱系学(Genealogie)研究”则要表明一种对逻辑之物的现象学起源研究，即一种从谓项判断的明见性一直追溯到前谓项经验的明见性上去的研究。这差不多也就意味着，将逻辑学的领域扩展到了通常所说的感性学的领域中去，亦即在超越论感性学的领域发现超越论逻辑学的基础。

对此，兰德格雷贝在《经验与判断》的“引论”中曾做过如下的说明：“以下的研究所针对的是一个起源问题。这些研究想要通过对谓项判断的起源澄清来为一门逻辑谱系学一般做出贡献。首先需要阐明的是这样一个意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这里应当提出的起源问题的意义。这种起源澄清的论题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历史’问题，也不是发生心理学的问题，在此起源澄清中被揭示的是这个在其起源上被探问的构成物的本质。因而这里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其起源的方式来澄清谓项判断的本质。”(EU，1)这个说法同样也可以在胡塞尔自己的相关文稿中找到对应：“感知及其平行的直观的意识方式是意识的第一性的基本形态，这些基本形态适合于种属性的逻辑意识的建构，它们在逻辑的构造中是必须被铺设和被理解的第一性的基础。因此，我们绝没有离题，毋宁说，我们在这里已是逻辑学家，而不知道这一点。”(Hua Ⅹ，319)

据此，就总体而言，《被动综合分析》和《经验与判断》都出自胡塞尔自二十年代起做的三个讲座，都可以被纳入“超越论逻辑学”的论题之中，都代表了他在这段时间里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

四、关于兰德格雷贝的“合作”与“加工”

从兰德格雷贝的回忆中可以读出，《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的长篇引论《这项研究的意义与范围》不是出自胡塞尔而是出自兰德格雷贝之手。如前所述，胡塞尔为此撰写的引论后来单独成书，已经作为《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于1929年发表。此外，主标题“经验与判断”按兰德格雷贝的说法出自胡塞尔1929年一份论述现象学逻辑学基本问题的手稿标题。⑨而兰德格雷贝对副标题“逻辑谱系学研究”的出处未加说明。从种种迹象来看，它应该不是出自胡塞尔本人笔下。尽管兰德格雷贝在引论中对“逻辑系谱学”的定义“对传统形式逻辑的起源分析和主观论证”(EU，51)基本符合胡塞尔对“超越论逻辑学”的定义，但“谱系学”的概念除了作为《经验与判断》的副标题以及在由兰德格雷贝撰写的该书引论部分出现过几次之外，胡塞尔在自己所有已发表的著述和研究文稿中甚至可能在其所有文稿中都没有使用过这个词。因此，基本上可以推定：“逻辑谱系学”这个当时带有尼采烙印的名称并不属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概念辞典，它很可能是出自兰德格雷贝之手。兰德格雷贝是否因受尼采的影响而采纳了这个用语⑩，目前还不得而知。科隆胡塞尔文库正在筹备出版《经验与判断》的考证版。(11)很快我们会看到更为详细的结果。笔者此前曾间接向文库的常务主任迪特·洛玛教授表达过上述推测。他回答说：虽然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表明这个书名出自兰德格雷贝之手，但这个推测无疑是有道理的。

无论如何，兰德格雷贝自己的定义是准确无误的——《经验与判断》在总体上是受胡塞尔允准的、授权的著作，而这意味着：“它是一种完全独特方式的合作的结果，这种方式大致可以这样来刻画：其思想内涵或者可以说原始材料是出自胡塞尔本人的，其中没有什么是加工者简单添加的或包含他自己的现象学诠释的——但加工者会对文字撰写承担责任。”(12)

五、结构奠基的问题：经验如何构成判断的基础

严格说来，《经验与判断》中对意识从经验活动到判断行为的奠基关系的展开分析，仍然属于意识结构现象学的研究，而不属于意识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如前所引，兰德格雷贝曾在引论的开篇合理地说明：“这种起源澄清的论题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历史’问题，也不是发生心理学的问题”(EU，1)。事实上，兰德格雷贝并未用他一再提到的“发生逻辑学”来命名该书，而是用了“逻辑谱系学”的时尚概念，这个做法的确有它的理由。如果谱系学(Genealogie，)从事的是家族史的研究，或对各个家族成员之间的生物起源关系的研究，那么发生学(Genetik，)所从事的就主要是个体成员的生成与发展的研究与描述。虽然它可以与家族的遗传问题相关联，因而也与谱系学发生关联，但它原则上是针对个体的发生而非针对各个家族成员的传承关系的研究。

如果将它们的含义转用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或超越论逻辑学，那么各种类型的意识行为之间的奠基关系是现象学的谱系学的论题，例如在感知与想象、图像意识与符号意识、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甚至包括在感知、情感、意欲等意识行为类型之间的奠基关系；而在一个特定的意识行为中的各种动机之间的引发关系则构成现象学的发生学的论题，例如在一个意识主体的意识发生活动中，在青年时期作为学徒对一棵银杏树的表象和中年时期作为木匠对这样一棵树的表象之间存在着一个表象含义的发生变化，前者构成后者的发生学基础。

简言之，逻辑谱系学不是发生逻辑学，也不是发生现象学。关于胡塞尔对发生现象学的理解以及兰德格雷贝对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理解，笔者已经做过专门讨论。(13)这里我们仍然要集中于结构奠基的问题，即：经验如何构成判断的基础。

在此方向上与《经验与判断》内容相关的还有即将作为《胡塞尔全集》第43或44卷出版的《意识结构研究：知性、感受与意欲》(14)。根据乌尔里希·梅勒的介绍，“主要是在1907-1914年期间产生的那些至此为止未发表的、只是以残篇的方式保存下来的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对情感现象学和意欲现象学进行了研究。这些情感分析和意欲分析是从这个年代产生的全面意识研究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胡塞尔试图对整个意识，对它的所有行为种类、奠基联系、进行方式等进行系统的描述。这个意识研究的范围即使在其残篇组成中也委实令人印象深刻。它包含了一千多页的研究手稿。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作为胡塞尔的助手于1926/27期间从这整个材料中制作出了一个同样篇幅巨大的打字稿文本，它带有一个恰当的标题：‘意识结构研究’。这里的三个研究中的第二个便致力于情感的和意欲的意识结构。如兰德格雷贝在其《经验与判断》的前言中所说：他在加工《经验与判断》时也顾及了这些研究手稿”(15)。

六、逻辑基础问题：从经验到判断

《经验与判断》讨论的基本问题应当可以概括为“逻辑基础问题”，或曰“逻辑的直观基础问题”，或曰“逻辑判断的经验基础问题”。它是一个对超越论逻辑学范围内的意识结构以及各种意识结构之间的奠基关系的研究。洛玛将它称作“把思维在最高阶段上的成就发生地追溯到它们在那些朝向具体个体的行为中的奠基上”(16)。他在这里使用的“发生”(genetisch)与艾雷在应兰德格雷贝之邀为第四版《经验与判断》所写“后记”中提到的胡塞尔所理解的特定意义上的“发生”(Genesis)相似：“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为人熟知的从直观到思维的阶段划分(Stufung)”(17)。如前所述，或许它的更恰当名称是“谱系划分”。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与判断”更应当被称作“从经验到判断”，即从超越论的感性学到超越论的逻辑学。因而也可以将它视作胡塞尔在《形式逻辑和超越论逻辑》的副标题中预告的“逻辑理性批判”。

但“经验与判断”的书名仍然名副其实，因为除了上述追溯研究之外，《经验与判断》还分别展开了对两种基本的意识理论的分析，即前谓项的经验理论和谓项的判断理论。它们分别构成《经验与判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而在最后的第三部分中则主要讨论普遍对象(Allgemeine )与一般判断(-Urteil)的问题。从整个讨论的内容来看，这里的问题是《逻辑研究》的继续，因而胡塞尔所说的“第二逻辑书”，不仅可以指《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之后的另一本逻辑书，而且也可以是指《逻辑研究》之后的另一本逻辑书。(18)珀格勒干脆将它称作“新《逻辑研究》”(19)。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就已经将作为知识行为的客体化行为划分为表象与判断。而所有的判断最终都可以被还原为表象——这是由意识分析所指明的，正如所有的语句(命题)最终都可以还原为语词——这是由语言分析所指明的。只是在《逻辑研究》时期，胡塞尔所讨论的还是“形式逻辑”，或者说，形式的知识论(Wissenschaftslehre)。而在《经验与判断》时期，更确切地说，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胡塞尔所说的“逻辑学”，一方面是指“超越论逻辑”，而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超越论的知识论。

如果在《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中，胡塞尔对康德的批判在于，如江森所说，“他[康德]让形式逻辑悬浮在超主体之物的空中，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从主观的方面去考察形式逻辑”(20)，或者说，康德没有提出形式逻辑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也没有提出、制定和展开确切词义上的和真正意义上的“超越论逻辑”；那么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与康德的对立就在于，如洛玛所说，“他理由充分地拒绝了康德和康德主义的要求，即：发现知性范畴单独构造对象的功能”(21)，换言之，胡塞尔在这里提出了与康德相悖的直观与知性的关系原则：知性不能单独构造对象或范畴，它必须回溯到经验之上并借助经验来完成。据此，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思考中，胡塞尔得出一个在双重意义上与康德相反的结论：一方面要求从形式逻辑回溯到超越论逻辑(康德的先验要素论)上，另一方面还进一步要求从超越论逻辑(康德的先验逻辑学)回溯到超越论感性学(康德的先验感性学)上。在此意义上，胡塞尔在《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经验与判断》《被动综合分析》等著述中所展示的工作，可以被称作“超越论的分析学”，也可以被称作“超越论的还原论”。

这个思考的路向和结果同样也是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原则在双重意义上相悖的：按照胡塞尔的分析结果，逻辑命题最终应当奠基在经验命题之中，而经验命题最终可以还原为经验直观。在此意义上可以将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称作“经验逻辑主义”。但这个观点没有为曾经在弗莱堡听过胡塞尔课的鲁道夫·卡尔纳普所接受。当时他也在布拉格大学，担任自然哲学教授。兰德格雷贝在回忆录中曾记录过卡尔纳普对此的看法：“我与他会面多次，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我徒劳无益地设法使他相信一种对逻辑学的超越论现象学论证的必要性。他认为胡塞尔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极其危险’，并猜测在其中有一条通向非理性主义的道路。”(22)

最后还要指出胡塞尔的这部著作对于语言分析具有的重要意义。洛塔·艾雷在其后记《现象学与语言哲学》中将《经验与判断》的分析视作胡塞尔的意识分析与语言分析合而为一的一个典型案例。兰德格雷贝对此“后记”评价说：“胡塞尔对逻辑学的奠基与当代语言哲学所提出的诸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其中得到了阐明。读者从中将可以得知，胡塞尔的分析为什么不只是一个已成为‘古典的’、只还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本。”(23)

总而言之，胡塞尔的《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1939年)是他生前审定并计划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身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在胡塞尔的生命与思想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曲折过程是与作者胡塞尔和编者兰德格雷贝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展现了一座连接胡塞尔生前公开发表的著作与身后出版的遗稿之间的桥梁，而且从这个角度看，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发表是以《逻辑研究》开幕、以“新《逻辑研究》”闭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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