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象公会的原稿。再次感谢大象公会的朋友们，是你们的支持，让我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有动力写这些费力不讨好的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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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谈及兴奋剂，脑子里想到的只是那些登台领奖的精英运动员，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
但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的问题是，被反兴奋剂体系重点监测下的高级职业运动员，虽然滥用药物的人数比例很高，却反而是兴奋剂滥用人群中，受危害最小的一部分。
真正受兴奋剂滥用危害最大的，是健美、健身这样国内新兴体育领域的参与者和消费者。同时兴奋剂的滥用，还会对中国本已非常严峻的毒品防控体系造成进一步的严重威胁。
一：中国百年来民间兴奋剂的简要历史
有据可查的兴奋剂历史非常久远，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运会。这些最古老的兴奋剂，通常都是源于各国的传统草药或者滋补品。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奥运会，但同样存在使用各种药物来强化运动能力的传统；比如在传统武术流派中，普遍存在各种起到镇痛/兴奋的药物配方，而且通常是比格斗技术更被重视和保密的核心传承。
以湖南南部某些练外门硬功的武术流派为例，它们非常强调抗击打能力；其完整的核心训练、实战技术，就包括服用多种药物来实现这一目标。比如使用乳香、田七、藏红花等药材组成的“内服寄仗方”，就需要在打斗之前服用，宣称能有效避免内伤。而“行功药酒”，则是用马钱子、短柄乌头泡酒（两种药物都有剧毒！！绝对不要自行尝试！！），内服外擦，通过麻醉和兴奋作用，可以提升平时的训练强度。
图：马钱子
这些药方中，至少有部分是有确实效用的——比如“行功药酒”中，含有大量的士的宁、马钱子碱、乌头碱等生物碱。比如士的宁能抑制对神经信号进行负调节的甘氨酸受体，从而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起到显著的兴奋作用。
富含此类生物碱的植物，因此具备了兴奋、麻醉等多种药用价值，历史上被大量不同国家、民族的传统医学所采用——包括很多原始部落的巫医体系。这种简陋原始、高毒低效的兴奋剂体系，在中国民间作为主流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
在西方，士的宁在1819年被成功分离、提纯，并在后来被制成片剂等形式的药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它成为体育竞赛中最早被广泛滥用的兴奋剂，并引发了早期兴奋剂争议中的标志性事件。
1904年，美国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在马拉松比赛中体力不支，在喝下掺入士的宁的白兰地酒后，不仅跑完全程还拿到了冠军，但比赛完后便倒地不起，经过医务人员急救后才苏醒。
80年代，中国民间兴奋剂迎来了历史转折点：东德体育技术体系的引进，带来了以类固醇（类雄性激素）为代表的现代化兴奋剂在国内的大规模使用。至今为止，试图从中医药这个传统民族瑰宝中挖掘高效兴奋剂的体育科研工作，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
而现代兴奋剂则无往不利，从专业队向业余队扩散、从职业运动员向普通学校体育生扩散、从举国体制体育项目向社会化商业体育领域扩散，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民间兴奋剂的绝对主流，且滥用人群的规模远超从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院2004年的一份调查论文中这样表述：“最少有10%的体育高考生使用过兴奋剂。”
图：可卡因的身份认定在历史上几经反复，可口可乐最早就是富含可卡因的合法饮料
目前广义上的兴奋剂——即各种禁用药物，被列入清单的已有十一个大类，涉及近千种药物。在民间现代兴奋剂的种类上，80-90年代时，中国和西方有很显著的国情差异。
以美国FDA体系为代表的现代药物审核机制，只有很短的几十年历史。这意味着很多今天被认定为毒品的药品，早年往往是合法、甚至被大力推崇的神药，曾在市场上畅销无阻并大量作为兴奋剂滥用——比可卡因、苯丙胺类药物。
国内对于毒品的长期严厉管控，使具备明确毒品身份的可卡因、苯丙胺类等多种药物，被作为兴奋剂使用的比例大大低于国外。但随着国内兴奋剂在民间的滥用越来越普遍，兴奋剂滥用诱发、合并毒品（尤其是新型毒品）等其它药物滥用的情况也开始严重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相关部门警醒的趋势。
二：健身嗑药远比传统竞技嗑药无法无天
在西方的传统竞技体育领域，比如跑步、游泳、举重等项目中：企业高价赞助比赛，借助赛事活动推广品牌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盈利；而冠军能得到丰厚的奖金、巨大的荣誉和知名度——这又使他能通过代言其它广告获得高昂收入。
因此对赞助赛事的企业而言，他们并不希望兴奋剂绝迹，因为这意味着世界记录将难以被打破，比赛的成绩水平将停滞不前、难以寸进，大大降低赛事的吸引力。但他们更不希望爆出兴奋剂丑闻——赛事的形象和口碑一旦烂掉，就等于他们的巨额投资都被当纸钱烧了。
图：汤姆·辛普森。苯丙胺是最早被滥用的现代兴奋剂。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兴奋剂滥用和毒品滥用从一开始就无法分离
图：对辛普森的抢救以失败告终
60-70年代西方爆发了一系列苯丙胺丑闻，尤其是60年奥运会的詹森赛中猝死、67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辛普森赛中猝死——他口袋里还有没吃完的苯丙胺。
仅仅是不完全统计，60年代死于兴奋剂的著名运动员至少有30余人。这些丑闻极大的破坏了体育竞赛的正面形象，摧残了它的商业价值；因此大量赞助企业腰斩赞助费用、甚至直接退出。这成为迫使国际奥委会采取措施抵制兴奋剂、后来成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直接原因。
因为运动员偷偷嗑药抢金牌的行为只要不曝光，说穿了也不过是一个锅里多抢几口饭吃的事情；但嗑药曝光变成丑闻的案例一多，就是把锅里饭菜都掀到地上，最后谁都吃不好。冷战期间，西方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体育领域的竞赛，逻辑也大抵如此。
图：阿姆斯特朗最终被爆出使用兴奋剂，身败名裂
婊子要当、牌坊要立，在这种既要又要还要且要更要的矛盾中，只有折衷性的方案，才能实现道德与利益的最大程度共存。现阶段主流竞技体育对兴奋剂毫不容情的官方道德讨伐、严厉的惩处措施，既刻意留出漏洞（比如允许因治疗用途而使用特定种类的药品）又非常严格的药检体系；就是各方扯皮、最后能较好均衡各方利益的结果。
它最大的作用并不是彻底阻绝兴奋剂的使用——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它真正的意义是为各方划定一个大家都认可、相对较为体面的行事底线：想嗑药也不是不行，但不能坏了吃相把大家一起吃饭的锅都砸了。要么按规矩、大家讨价还价商量着来别太过分，要么凭本事赌自己不会被抓——但被抓到就要认赌服输。
这种制约对竞技运动员、对民间普通大众，都形成了良好的保护作用：运动员即使要嗑药，能选择的种类、能服用的剂量，也被控制在了很小的范围内，安全性大大提升——近20年来，男运动员猝死、女运动员过度摄入类固醇药物变得不男不女的比率确实大大降低了。而兴奋剂因此也必须藏身在幕后，不为普通大众所闻所见，避免了更多人被药物滥用所危害。
图：猝死的巨臂哥Rich Piana
但在健身/健美和一些其它的运动领域，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领域由于长期以来缺少有效的制约，早已处于没有底线的恶性竞争中。这不仅导致了大量专业选手的猝死、严重的疾病和残疾，而且兴奋剂的滥用已经完全公开化、几乎对舆论指责没有任何敏感性了。在从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中，兴奋剂产业链的盈利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它从研发和贩卖竞技作弊工具，变成了类似毒品销售的体系。兴奋剂销售的收入来源不再局限于职业竞技运动体系，而是用尽一切营销手段，引诱普通的锻炼者成为药物使用者、成瘾者。
同时在药检缺失的情况下，大量在职业竞技中已经被淘汰的高毒副作用品种、各种地下作坊的黑心产品，被大量缺乏专业指导的人，以毫无节制可言的剂量、不计后果的多种药物同时使用的方式所滥用。
三：健身/健美圈子的兴奋剂滥用，和竞技运动员嗑药有什么差别？
在反兴奋剂运动发起以后，那些成绩出色、参与顶级赛事的高级运动员都处于药检体系的最严格监督下。他们如果出现嗑药的行为，一定是多领域专业团队合作支持下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例外。
因为对同一种药物的敏感程度、代谢速度，是因人而异、甚至因时（不同身体状态）而异的。磕哪些种类的药物，以什么形式（口服/注射）、剂量、周期用药；才能保证既不越过药检的红线得到阳性结果，又能在训练中累积、在比赛中发挥最好的刺激效果？
这不只是几个懂行队医直接看药理作用、按照药代动力学方程用理想人体模型去计算就能得到结果的；他们必须从每个参赛选手的尿样和血样中，获得该个体准确的药物代谢相关数据，才能作为制定训练/比赛计划的用药基础。
这必须要专业机构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进行合作才能实现，同时也对药物的生产质量要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药物杂质要少、一致性要高。加上为了应对禁药目录的不断更新，兴奋剂要保证超前领先于主流的检测技术；因此高级竞技运动员的大量兴奋剂，往往是由少数先进实验室和药企针对性研发和少量制造的——也只有这些药品，才真正称得上是定制方案、定制产品。
图：东德的举国兴奋剂舞弊komplex08计划，造就了变性人海蒂·克里格；她是女子铅球运动员，由于过度服用类固醇药物而男性化，最后不得不选择变性手术。该计划的首脑是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后者还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核心骨干，这使得东德在几十年中、大约一万名涉案运动员一直没被查出问题。
而在健身/健美圈子中，嗑药可就没条件那么讲究了。包括绝大多数健身明星在内，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精密的用药规划，也根本没有门路搞到真正的前沿产品和对应的详细使用指导——当然由于制约条件不同（药检宽松）、目的不同（比如更看重增大肌肉体积）等因素，他们和游泳、短跑等项目的用药方向本身也存在差异。
基于这一点，健身/健美圈子的用药特点非常显著：
首先是用药的技术指导力量薄弱、不成体系，用药的认识极大程度的依赖于个人短期内的主观感受和经验积累。多数圈内药物大佬的专业知识最多也就是赤脚医生的水平，设备上无法进行药代动力学监测 ，理论上无法准确评估药物疗效和副作用，连本科级别的药代动力学计算都做不了，圈内的药效评价和HIFI圈一样玄学成风。
现代兴奋剂的毒副作用显现多数是长期、渐进的过程；而无论是中枢神经兴奋剂还是类固醇兴奋剂，都对人的精神状态有着极强的影响力。缺乏专业机构的指导制约、又处于亢奋情绪的作用下，服药者为了短期见效，往往会非常鲁莽的多种药物联合使用，而且剂量大到丧心病狂。
其次用药的种类范围要更狭窄一些。有些项目的“兴奋剂”实际上是镇静和抑制类药物，比如射击类项目，药物的作用是降低焦虑、控制心率、稳定手臂肌肉；早期常用巴比妥、苯二氮䓬类药物，现在常用β-阻断剂。在健身/健美领域，由于主要追求的是肌肉力量和体积的强化，此类药物是少见应用的。
图：国外查获的一个苯丙胺类毒品制造作坊，多数类固醇兴奋剂药物的制造环境与之类似
最后是大量禁用药物的生产渠道不明确，质量不可控。比如促进肌肉增长的类固醇兴奋剂，它在人体内能起到雄性激素的作用；在常规医疗体系中，这类药物针对的疾病和伤情是很有限的，成为正规药品进入市场流通的种类很少，强化肌肉增长的能力通常也较弱。
现在被滥用的数百种类固醇药物，它们的商品绝大多数都是用主要成分的化学原料药，在各种作坊里弄出来的，没有任何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比如西方国家早年的一次调查报告中，34种非法途径的类固醇兴奋剂药物，其中85%剂量不足——有26%干脆不含类固醇成分，53%存在成分和标签不符的情况。
四：药物贩子是怎么向年轻人兜售兴奋剂的？
以健康为代价，兴奋剂确实能让人获得超出正常 生理极限的状态——力量，速度，肌肉围度等等。但和现代健身/健美领域的人间巨兽们相比，绝大多数的服药者，由于基础实在太低，即使是服用药物；从力量成绩、体型维度来看，和真正不依赖药物的自然健身者依然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区别。
这些人花了钱，吃了药，损伤了健康，但没有达到任何有意义的效果——相当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药物贩子们的热情营销。
不仅在健身场所，贴吧、B站、微博、公众号等等网络平台上，现在都有大量的人，在向健身/健美的爱好者们灌输这样的观点：“吃药是个人选择，无关道德”、“吃药的危害被严重夸大了”，以接受专业咨询的名义，培养和寻找潜在的顾客。
在建立起接触和联系后，他们会用一系列的营销技巧，
让潜在的客户形成对药物的期待
；而一旦滥用药物形成习惯（也就是
成瘾
），之后更多就是
客户求他们
了——这是各种药物滥用现象中的营销常态。通常来说，这些技巧通常可以划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进：

在最初的时候，他们会推崇现代健身/健美领域那些超越传统审美标准、已经完全畸形的代表明星。在正常的审美标准下，很多健身/健美巨星的面容和身材一看就是病态、使人很不舒服的：手部、鼻梁、下颌骨，都出现了显著的肢端肥大症状，这是典型过度摄入生长激素的结果。一些人甚至由于内脏和腹部肌肉的过度生长，长出了水牛一样外鼓、但肌肉块垒分明的腹部。
图：非常严重的水牛肚现象
这些药物滥用患者被推崇为英雄和偶像，他们的病态体征被渲染为真正的男性雄壮美，这是营销最重要的第一步：营建群体文化的优越感、认同感、归属感；消解目标心中的潜在抵触情绪，并为他们建立起非理性冲动消费的心理基础。
在营销的第二步，他们会刻意贬低训练中正常饮食的价值，夸大各类“补剂”（典型如 “氮泵”）的效果，让潜在目标养成弯道超车的心态：只要自己愿意服用各种神奇的“补剂”，那么他就能轻而易举的获得出类拔萃的力量和体型。

补剂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保健品，在本质上与中成药并无区别：它们或者是只具备安慰剂效应，或者就是靠掺杂真正的兴奋剂成分来起效。补剂推销是兴奋剂推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习惯于、依赖于补剂的人，会更容易接受、甚至主动去寻求真正的“硬货”。正如相当多的硬毒品吸食者，一开始也是从软毒品开始的一样。
图：国外警方查获的非法类固醇兴奋剂
在营销的第三步，将会真正的开始推销各种兴奋剂，用各种话术去骗新人“做C”；C是指cycle（循环），代指服药周期。做C的核心是服用类固醇对肌肉增长进行加速，但用药到一定程度，肌肉增长速度就会接近停滞、而且对身体的毒副作用也开始显现。

这时候就要停止服用类固醇，并且促进睾丸分泌/精子合成等身体机能的有限恢复——已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服药前的正常水平。因此事实上不存在“做一次C”、或者“只做一次C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做C要买一个周期的药，但之后的恢复期、桥接期，依旧需要药物。
新人一旦上钩，就有极高的概率会一直服药下去：类固醇对人体的影响同时对生理和心理起效，一方面是肌肉快速增长，一方面是自信心和侵略性被极大的强化；一旦停药、失去外源性的激素支持，肌肉会开始迅速流失，人也会处于情绪低落、压抑的状态——就西方的教训来看，兴奋剂滥用诱发毒品滥用，极高比例源于这种情绪落差。
这个时候兴奋剂贩子再强调一下停止用药将会导致前功尽弃的后果，大多数服药者都会屈从，从而启动下一次做C的流程。由于原有的药物效果会越来越差，服药者不仅要加大剂量，而且用药种类也越来越激进：
首先是寻求更强力的睾酮激素类药物，然后是肾上腺激素类药物、甲状腺激素类药物；再然后是包括人生长激素、胰岛素在内的蛋白质激素……相当多的服药者会这种恶性的循环中，形成严重的药物依赖，成为药物营销者的固定收入来源。
五：滥用兴奋剂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滥用兴奋剂的后果中，对于生理健康的破坏是最显而易见的。很多运动员退役后看似正常的病死，实际上都和长期滥用药物密切相关。比如生长激素滥用的越厉害，越是有可能诱发多个器官的癌症。
胰岛素可以促进肌肉生长、抑制肌肉分解、强化肌肉外形，但长期滥用必然导致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诱发糖尿病；有时候更直接，低血糖直接引发死亡，或者由于昏厥而死亡——之前就有健美明星进食的时候昏迷，被口中的食物导致窒息死亡。
相较于生理健康，兴奋剂普遍滥用的更大危害，其实出现在群体性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层面上。兴奋剂普遍滥用，必然造就心理严重不稳定的药物依赖人群。
在有药物支持的时候，他们无比自信，鲁莽而甚至富于攻击性；一旦失去药物支持，他们抑郁、烦躁、自控能力极差。这些高度渴望违禁药品的人群，不仅滋养起了一个兴奋剂的地下销售网络；而且他们自己同时又是毒品的优良潜在消费者，极易引入毒品销售的扩散。
结语：
在可见的未来内，不管哪个国家都无法杜绝兴奋剂在内的药物滥用。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在主流的价值观念上，可以放松对于使用兴奋剂的批判。
兴奋剂和毒品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两者的药理、毒理、乃至非法营销机制，都存在相当大的相似、重合部分。民众主流态度一旦容许兴奋剂的滥用，那么毒品的生存空间就又多了一分，最终受害的将会是我们自己的整个社会体系。
参考文献：
《马钱子的研究》 作者：蔡宝昌
《运动兴奋剂》 作者：卢昌亚
《体育运动中的使用兴奋剂现象及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作者：巴里·霍利亨
《教练员反兴奋剂知识读本》审定：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
《我国反兴奋剂政策变迁研究》作者：白旭盛
《对山东、广东体育高考生使用兴奋剂的心理调查》作者：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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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文章中提到的湖南武术流派一段，其实就是我的师承门派。但是基于大象公会的稿件要求，因此以第三者视角写出来。以前的文章中，感慨传武体系相对现代格斗技术体系的全面落后，“训练和格斗理论不如人，嗑药也不如人，下毒还是不如人”，其中嗑药不如人就是针对兴奋剂的落后而发出的。
PS2：我个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兴奋剂，但这并非出于道德标准评判，而是完全基于收益/风险的评估结果——而且我奉行的任何一条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同样都是我从经济理性人的角度进行过严肃审视后遴选出来的。
我成年后又经历了两次死里逃生，一次是20岁那年街头刀战。一次是几年后作为三名技术骨干之一给领导擦屁股，在半夜的特大暴雨中抢修某设备——整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违规操作、隐患重重。
两次经历均指向两个事实。首先，此类灾难状态中，自身最大的风险因素，始终在于能否保持冷静的观察、思考、行动能力。其次，在生理状态改变（比如进入应激状态）带来的冲击面前，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思考能力是极其脆弱的——更不用说药物摄入带来的冲击。
基于正文中提到的利弊，我从来不使用兴奋剂。实际上我除了少量的运动饮料、咖啡/茶，不摄入任何精神活性类的物质——比如酒精。

但直到现在，我的紧急状态清单中，都包括了某些特殊种类药物的使用指导——在必要的情况下，储存、使用一些特定种类的精神类处方药物。根据身体状态的差异，按几种不同的方案进行组合和超剂量服用，在尽可能减小对思维认知能力干扰的前提下，在灾难状态中获得持续性的充沛精力和敏锐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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