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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建立自己的陕甘宁边区银行
1937年10月1日，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没有铸币权，对外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边区银行只能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一元以下的角票和分票，它们均作为法币（白票）的辅助券，在边区流通。集分票为角票，再凑至一元的辅币，便可以兑换一元的法币（白票）。这年又以同样的名义发行了代价劵。边区银行发行的票劵如果成功，一要“光华商店”有货可卖，二要全凭群众对边区政府的信用，而不能仅凭一纸命令禁止白票的流通。1941年发行边区货币，简称边币，以代替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用边币代替国统区的法币，就是去国统区法币中心化的一项大胆抉择。这完全是皖南事变后我党被迫无奈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目前，我国的中央人民银行早已有了自己的铸币权，不与任何国家货币的币值挂钩，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一是依靠国家信用，二是取决于它的购买力平价。一定要避免民生物品、服务匮乏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凯恩斯在40年代就有这样的预测：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国际货币的定值基础，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切勿低估购买力平价的意义，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十七、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荣
边币一经发行，即以实体经济的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缺乏耕牛农具。”“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P.773）为此，1942年由边区银行发贷一百五十八万元，加上农民自己集合的资金一百零三万余元，“共买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头，农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开荒地十万余亩，估计可增加粗粮二万六千余担。”（P.773）“根据1942年农贷的成绩，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万元应继续贷于农民外，1943年还应增加一千七百万元，连前共计二千零十一万元，其中以一千四百万元办理农具、耕牛贷款，以三百万元办理植棉贷款。”（P.773）
我国的大型银行有一个整体通病就是脱实向虚，以钱赚钱，这已是公开的、普通的批评。恩格斯批评这种现象为“头足倒置”。就是给实体经济贷款，也有极大的所有制而非生产力的偏好。
十八、一场边币对法币的金融战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法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严重。国民党设法把大量法币引入陕甘宁边区，以其贬值的法币购买延安的农副产品和生产物资，以求达到破坏边区金融秩序的目的。1944年，边区银行代理边区贸易公司专门发行商业流通劵，至1948年1月停止。边区贸易公司发行“流通劵”与法币抗衡，很快演变成一场金融斗争。
流通劵共有5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等11种面额，14种劵别。1947年7月，边币与法币的比值很快从1：2，发展到1：3，之前法币是严禁流入边区的，现在可以流入边区做贸易的生意。边区的金融用大吞小吐的方法，治理了国民党转嫁通货膨胀的阴谋，又稳定了边区货币过量发行。所谓大吞，就是大量吞进法币，然后再用大量法币去国统区购买战略物资。边区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一则因为法币大幅贬值，失去信用，二则因为边区生产的粮食、副食、食盐、牲畜已基本满足了边区居民的内需供给，并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和国统区做买卖了。
目前，世界上数字货币的兴起，源于民众对现行货币信用的丧失，即便美元也概莫能外。我国的货币发行也是超发的。人民币只要以国内丰富的物资为后盾，货币的购买力长年稳定，稳妥处理经贸关系中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就不怕轻微的物价上涨，汇率就不必苛求某一固定的设线。
十九、共产党要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去做群众工作
共产党、国民党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他们的财税在其执政的地方都取之于民，其不同点“国民党就是向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如果共产党“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P.897）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做群众工作，走群众路线，今天仍然适应。当下，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彻底解决政府部门放管服的工作，而不陷于文山会海的无聊的工作之中，还有巨大的空间，还需继续努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写于宪法，历史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好服务工作，也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革服务而不走样，同样是领导！
二十、　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利益的结合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如何体现人民经济的人民性质？毛泽东认为：必须“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P.789）“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P.890）如公家的杨家岭运输队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改为运输合作社，公家的大车、驮骡百分之八十占股，“运输员二十名以身份股名义作为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工人分红，结果效益大增。”“过去贪污马料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却没有这种贪污了。”（P.890）让人吃惊吧，这是革命圣地延安呀，照样有贪污、浪费呀！只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为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他们才会努力工作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才会根本变化。
目前，我国的改革何尝不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革命”。本文从农业合作经济说起，不经意地说到了宏观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初期，我国在工商业中“以多种形式的承包为中心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的，职工福利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经营责任制”，“人们把这叫作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零头”。由此出发，从而推动“劳动、人事，财政、金融，物价、流通，以及计划管理等方面的改革”，（《胡耀邦文选》P.483-484）这种改革尝试的思路值得珍惜。
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专家们重视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做了很多经济模型，学派辈出，流彩缤纷，成绩斐然，不断开拓了人们的经济视野，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对此，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希望一定要把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吴敬琏老师就多次向我说过这种意见。本文即是做了这种建议的材料收集工作，野人献曝，特此献给对此建议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2019年9月1日一稿
2019年9月16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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