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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107调查》第五十七期 / 第二、六版
记者｜胡尧 吴越 张瑛睿
文编｜刘香月
事实核查｜胡尧
老三是网络时代的弃儿。
北京入秋了，蹲在剧院门口的老三，就着暮色，点着一根烟，猛吸了两口，长长地叹了口气，把烟头在地上拧巴了几下，灭掉，起身，打道回府。家里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数学不大好，老三也是鞭长莫及，想到一节辅导课还要三百块，心里更是堵得慌。
二零一三 | 数据元年
“我没赶上时代的趟儿。”
旧社会，身穿黄马甲的拉车夫，拿着小费替人们去车站买票，为上层社会提供了不少便利，“黄牛”就此得名。
老三，1967年生人，年过半百，眉眼间闪烁着生意人的敏锐，略有沧桑。有的是放不下的身段，祖上三代晚清的时候就在京城了，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儿，房是父母单位分的，福利房，在西三旗那边。
他追忆往昔，字正腔圆：“北京土著要局气，不搞拖家带口一起倒买倒卖那一套，现在都是给这个网络售票搞得，我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糊口都难。”
 “就是没赶上时代的趟儿。”操着一口浓重的京腔，他自己打趣。只要一倒不着票，他总是抱怨自己是个被时代抛弃的糟老头儿。
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一座人流量极大的城市。如今，火车票实名制已实施近十年，传统倒卖车票的黄牛逐渐走向没落。而当下，随着戏剧、歌剧、话剧等文化活动的日益兴起，黄牛，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经常活跃在各大剧院门口。
开剧三分钟，剧场门口的人流也基本散去。晚七点半剧目开场，这个时间坎，对票贩子来说，跨过去，有就是有了，没有就是白白站岗，颗粒无收。
晚七点半开剧后的剧场内外，略显冷清。
胡尧/摄
借着剧场门口微弱的光线，老三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落单的票，根据老三多年的贩票经验，这部剧的上座率似乎还挺高。
《蒋公的面子》，580票面，50收来的，主办方是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也就今晚一场，近期不会再来了。这票今晚卖不出去，废是彻底废了，连用涂改液改个日期，浑水摸鱼卖个假票的机会都没有。
老三还在挣扎，他想抓住最后的稻草。中关村附近大学林立，胡小晓和李禾刚吃完晚饭路过，他吃透了当代大学生没钱又想看剧的心理，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哟姑娘，遛弯儿呢，看剧吗？便宜出了。”
但是他只有一张票。
开剧20分钟后，一位身着黑色卫衣的年轻姑娘走出剧院，左顾右盼。老三和她对视一眼，默契地走向停车场的旮旯儿。他警惕地撇过头叮嘱两位大学生，不要声张，也不许跟过来。
最终这是一个三方共赢的结局，老三用主办方工作人员的一张票让另一张票起死回生，两位大学生也买到了廉价票，一百五一张。
两张票，其中一张上写着：赠票请勿出售。不过无人在意。
倒腾了整一晚上，靠着南京来的剧《蒋公的面子》，老三在两个大学生身上各赚了一百。他打开微信界面，粗糙的手指僵硬地在屏幕上划了两下：“你俩给我瞧瞧，按这个玩意儿就是转钱是吧？”
没等她俩开口，老三朝着剧院大门方向望了望，“赶紧进去吧，时候不早了，坐不满的，进去你俩就随便找一个靠前的连坐，坐定了您内（你）再转我三百吧。”
 “一三年，对，就是一三年，我感觉就是一三年，突然一下子就不行了。经营惨淡。”老三开始磕磕叨叨起来。
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大数据元年[1]。就在2013年的前一年，微信全面普及，注册用户超过两亿，但老三不在这里面。
就在老三蹲在剧院门口的这一天，早上10:18，一秒不差，猫眼作为全国唯一的售票平台，《陈情令国风音乐演唱会》全网开抢。抢票拼的是网速，网络黄牛全网收票，再次转手，可售出天文数字。
参考资料：《否认勾结黄牛，大麦网：我们是“背锅侠”“锅”哪来的》（上观新闻）
吴越/制图
T仔是一个网络黄牛，刚入行一年。他说要有点人脉才能去现场倒票。他有些腼腆，总担心自己说的广普别人听不懂，“刚毕业，还没来得及找工作，因为我自己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所以也懂这一块，大学时期给黄牛做做代拍[2]，后来就有人带了，自然而然就懂行规了。做做兼职，赚零花钱，补贴家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专业的服务器，更进阶的抢票程序，传统黄牛正逐渐被程序员黄牛所取代，一秒n刷，技术解放生产力。
纵使《陈情令国风音乐演唱会》在抢票前会设置种种关卡，作为抢票资格的筛选，需要先回答三个相关问题，但如果有程序员加持的话，只要程序脚本做得好，人工智能便可轻松取代了解剧情的大学生拍手。抢票操作一劳永逸，抢票成绩也似乎更加可观。
T仔却表示，网络让交易变得便捷的同时，也倒逼他们无形间形成了行规，心照不宣。“售卖假票的，那不叫黄牛，那是骗子。”在这一点上，T仔斩钉截铁。遇到这种人，他们会落实全朋友圈范围的挂名转发，进行网络通缉；其次，提防“粉牛”[3]，冒充黄牛，败坏良心黄牛的名誉，扰乱行业秩序；最后，在消费者这一侧，他们也拒绝“鸽子党”[4]。
其实老三也明白，但正如他所说，干这行，拼个运气，没赶上趟儿就是错过了。“网球上海大师赛的票都烂成200块一张了，好歹也是1000多的票，那网上照样能卖个七八百。就是大学生给搅的局。”
“不过，他们也就是在大的网站里头拼个缝儿，说白了摩天轮就是个合法化的大黄牛，给他拿个小代理费，打个九折，提成10%。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做了，这碗饭，也越来越不好吃了，都是大鱼吃小鱼。”
毕竟老三也是从业的老行家了，每每谈及票务市场的利益链，他总是笑笑，约定俗成的事儿，还有啥好说的。
老三口中的“拼个缝儿”，并参考资料：《在黄牛面前，我们都是被玩得团团转的粉丝》（新周刊）
吴越/制图
2013到现在的近十年，时代在进步，只是老三却还固守着他那老一套罢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但确实，确实，赶也赶不上了。”
二零零三 | 剧院蹲点
“我在这里统治了十年。”
一条南北线和一条环线的交汇口，B东北口出门向左拐，北京某剧院，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文化地标，也是《开心麻花》系列最早的起家之地。
老三说：“我在这里统治了十年。”
二零零三年，麻花剧组推出首部爆笑喜剧作品《想吃麻花给你拧》，何炅谢娜都来这儿演话剧了。麻花的票房在低谷的时候，上座率也差不多有60%，而碰到新剧刚上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满场也是常有的事儿。
老三在看到巨大商机的同时，也警惕着僧多粥少的危机，“本来也就是个小剧场，三五个干干，大家还能混点儿饭吃，一下来四五十个贩子，那可咋整？”一山容不得二虎，老三在社会上找了一帮打手。他说，前前后后十来回，陆陆续续经过两三年，才把这里的其他贩子彻底清理干净。
“江山易打不易守。”五年后，老三的统治地位迎来新一轮的冲击。“北京欢迎您”让全国各地的人看到商机，他们都来抢占资源，黄牛市场也迎来高光时刻。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可谓一票难求，在建国七十周年热映的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葛优饰演的的哥，中了一张 C等票，票面价800元，要是放在当时的黄牛手里，哄抬到五位数，不成问题。
零八年以前，北京的黄牛市场尚且只有京津地区的势力。然而北京奥运期间不限制外来人口入京，票务市场顿时翻天覆地，全国各地的贩子都尝到了甜头，觉得有利可图，便都涌向首都，与此同时，黄牛也逐渐开始年轻化，难以找到对口工作的青年，迫于生计，试图寻找谋财的捷径，当了黄牛，导致市场逐渐饱和。
一提到这事儿，老三就会特别气愤：“开完奥运会之后，大大小小的阿猫阿狗全都来北京了，尤其是那讨厌的东北人，这些王八羔子，上哪儿都想欺行霸市的，还拉帮结派。那些南方的，江苏的，湖南的，也来争地盘。在国家大剧院，嘣嘣给保安两刀的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            
剧院经理是军人转业干部，性子直，脾气大，所以剧院招人也更倾向于部队出身，因此，这儿的人基本上都和老三干过，老领导也悉数跟他有过节。
阿刚负责剧院大堂的值班工作，他坦言：“老三卖过假票，撕过我们告示牌，打过保安，打过业务经理，整个剧院从上到下没一个人是喜欢他的。”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些许无可奈何，虽不完全是厌恶，也谈不上是同情。
就在下个月，保安和老三还有一场悬而未决的官司，双方各执一词。
阿刚义愤填膺地补充道：“黄牛如果只是打个擦边球，靠着剧院吃饭，正经吃饭，我们也不拦着他。但我们剧院对这个很敏感，只要与黄牛勾结，就会被开除。”
该剧院和老三的冲突，针尖对麦芒，很多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和体制相关，阿刚总说“我们剧院的特殊性，在北京，你找不到第二家。”这是关于底线的问题，关系到双方的饭碗，这个矛盾是绝不可能调和折中的。
这里是个有年代感的地方。
剧院的售票处四面都是玻璃材质，冬冷夏热，也不知道售票处的改造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
胡尧/摄
1984年的时候，方圆十几公里仅此一家剧院，2000年停业重建，2003年重新开业。在这里，检票加上巡场的仅有八个工作人员，相比而言，隶属于中国保利集团公司的保利剧院，人员安排更为完善，门口两个，里面的门各两个，还有引导座位的工作人员和众多保安。
一般剧院每天下午四五点才开门，但是这儿早上八点就开门了，开放式，不设安检，直到晚场十点左右剧目演完才关门，每天人流量都极大。这里不仅上演话剧，还有商业电影上映，虽然场地比较陈旧，但票价也相对低廉。《阿凡达》上映的时候，观影队伍能排至一二百米。
在北京，大部分剧院都普及了闸机安检，而这里还沿用着较为传统的人工检票模式。阿刚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闸机的牌子是个问题，用不用国产的。如果有设备，就得有广告，我们剧院作为国企，代表国家形象，一个商业广告都不能接。”
2003到2013这十年，老三就是用最原始的贩票方式做着生意，低价收，高价卖，赚个差价，至于其中弹性有多大，靠天收。
殊不知，两年后，2022年，北京又将要迎来第二轮奥运，在那个冬天，老三又该何去何从？
一九九三 | 港星进京
“在他们身上我都挣过钱。”
老三也曾是时代的宠儿。
1993年，老三所在的工厂响应国家政策，实行企业劳动合同制，搞好分离分流，实现减员增效，工厂效益不好，老三便是那个时代裁员大军里的沧海一粟。
他一脸无奈：“我们那个年代，做生意的多，需要找门路，我找了很多工作，也都碰壁了。摊个煎饼儿，烤个羊肉串儿，毕竟原来也在工厂干过，抹不丢地（面子上不光彩），风里来雨里去的，收入又少，拉倒吧。”
同年，北京工人体育馆，香港叱咤乐坛群星演唱会，黄家驹还没有一语成谶，便是香港艺人来得最齐的一次，老三尝到了他的第一杯羹——在工体卖了十张票。挣了一千多块钱，一晚的收入能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
对老三来说，九三年，好比“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谭咏麟带队，四大天王都来了，李克勤，张学友，草蜢十几位演员，六十能卖三百呢！”老三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在此以后呢，我就关注票务这方面的市场信息，齐秦，苏芮，张信哲，王菲，他们身上我都挣过钱。一晃也快三十年了吧。”那是老三最怀念的时光，不仅仅是因为来钱快，他自己也喜欢听这些老歌，港星叱咤乐坛的那个时代，也是属于他的辉煌岁月。
“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老三点着一根烟，不过肺，浅浅地吸了一口，随风哼着自己最钟意的粤语歌《一生中最爱》，颇有沧桑之感。
2019年7月13日“谭咏麟银河岁月四十载”巡回演唱会现场。
胡尧/摄
就在今年七月，依旧是工体，年近七十的谭校长又来了，“谭咏麟银河岁月四十载”巡回演唱会，这一单，老三，赚不着咯。
对老三来说，在那个连手机都还没普及的时代，确实比现在容易挣钱得多。在北京，工体的演唱会门票儿只能上仨地儿买，一个是前门、一个是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天元利生体育商厦、还有新街口那边的华兴清华乐器体育用品商城。
“前二十年，我顺风顺水，可以说在这个行业里是数一数二的。一晚上能挣个一两千，现在是挣个百八十都费劲儿。”老三认识的人多，走点关系，能搞到便宜的赠票，低价囤好票，现场加钱卖出去，可谓是得心应手，不像现在通过网络平台售票，只要不是流量明星的场次，信息的透明化反而能让票价的浮动趋于平衡。
老三近三十年的票贩子生活，起落跌宕，对于主办方、黄牛、执法部门，这个票务圈内的铁三角，老三说：“一个票务员，养几个票贩子，这都是潜规则了。”至于公安机关，他直接表示，每个庙里都有替死鬼。
虽然老三读书少，但在社会上跌打滚爬久了，与人打交道这门学问，也算是有一套自己的准则。
人情味这个东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想当年，和老三一起运作的那些人，有些退休转行了，也许有还在卖的，那便是看谁出的高就跟谁联络了。
1993到2003这十年，工体十年，光辉岁月，想必便是老三的“一生中最爱”。
老三却看得很开，“大浪淘沙，这是一场商业战。”
黄牛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古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黄牛这一“小众行业”，亦可作为观察票务市场和利益各方，乃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老三、T仔、胡小晓、李禾、阿刚均为化名，因老三语言特点，文内出现大量北京土话，括号内为普通话释义。）
[1] 2013被称为“大数据元年” [J]. 青年记者,2013,(03)
[2] “代拍”：指非实际入场观众，仅使用个人账号帮助黄牛抢票，抢到票后可从黄牛处获取一定佣金的人。
[3] “粉牛”：指冒充黄牛，以高于市场正常价位的价格直接出给买家的粉丝。
[4] “鸽子党”：指抢到票后临时反悔，不出给指定黄牛，爽约卖给出价更高的黄牛的人。
责校｜胡尧
美编｜叶紫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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