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一个在80多个国家工作过的影视“老兵”，中国的发展变化让柯文思萌生了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想法。本期纪录片人分享英国知名导演柯文思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的经验与体会。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解读中国工作室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1年。那一年我刚从英国搬到纽约，离开BBC英国广播公司来到了ABC美国广播公司工作。ABC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非常好奇，想拍一部纪录片，我有幸被选作导演来到中国调研踩点。那时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同。在北京，我们外国记者都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大清早就听到长安街上传来的清脆自行车铃声，街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轿车，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这个场景我历历在目。从北京出发，我去了中国各地，到处是极度的贫困。在四川和云南的偏远山村，在长江和黄河沿岸，我被中国人民勤劳、坚韧和乐观的天性深深打动。在将近9个月的时间里，我踏足大半个中国，也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交流，我曾睡在政府的招待所里、睡在农民和小商贩的家里、睡在长江驳船的甲板上……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我得以窥见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非凡文明，也对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想有一天我会再回来。这一等就是33年。2014年，因为执导一部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纪录电影，我再次来到北京。眼前看到的一切超乎我的想象，原来很多狭窄矮平的胡同消失不见了，人烟稀少的田地上各色现代建筑拔地而起，到处车水马龙，自行车铃声已经被汽车喇叭声取代。北京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大都市，到处是摩天大厦，充满了乐观精神和机遇。我不知道这几十年间中国发生了什么，我眼前的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变了，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西方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似乎中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悄悄实现了复兴。我认为21世纪世界最大的新闻事件是中国的崛起和复兴。2014年后，我将我的工作重心转到了中国，我想更近距离地了解这个国家，我想通过我的作品向世界讲述当下的中国。之后的6年时间里，我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合作伙伴，建立了我的中国团队，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影视工作者。在大家齐力同心的努力下，我们制作了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讲述一个环游世界的中国盲人故事的《盲行者》、记录四川省北川中学幸存班级震后十年人生回望的纪录片《初三四班》等，在中国和海外都获得了不少荣誉和讨论。除此之外，我们还一起开发、创作了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剧本，试图以更大众的方式向西方展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2020年，在中国疫情最为肆虐的2月份，我也带着我的团队深入武汉前线，记录下这场浩劫下中国人的“战疫”群像。△柯文思在武汉战疫前线拍摄
对于一个在80多个国家工作过的影视“老兵”来说，如今的中国无疑是影视创作的宝矿，无数激动人心的故事在这里上演。无论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还是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中国都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1981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以韬光养晦的态度低调地跟世界打交道。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中国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某种“理解逆差”，普通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要远远大于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要归因于西方强大的软实力宣传机器和中国一直没有讲好中国故事。更为可惜的是，当中国掌握不了讲述自己故事的主动权时，偏见和谣言就会乘虚而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于是，中国被贴上了诸多标签：“人权侵犯”“窃取知识产权”“强权独裁”……而这个国家的环境治理、脱贫奇迹、人们为创造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勤苦和牺牲几乎被完全忽略。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多次提出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过去几年，作为把工作重心放到中国的外国影视创作者，我也受邀参加了一些研讨会和论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讲好中国故事”放在嘴边。然而，很直率地说，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外传播理念的滞后和创作环境的掣肘。在中国做纪录片的这几年，我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也遇到不少始料未及的麻烦。当背后代表着西方价值观、体现西方软实力的好莱坞、迪士尼、音乐文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叙事在西方世界集体哑声，水土不服。因为他们以娴熟的、工业化的技巧在故事层面下足功夫，把美国价值观藏在了各种爱恨情仇的故事里面，让观众在唏嘘感叹主人公命运的时候潜移默化地接受主人公所代表的美国价值观。中国不缺让人唏嘘感叹的故事，尤其在这历史巨变的几十年间。如果中国也能把宣传的重心转到“中国价值观”上，大胆地让人民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就能让西方观众在他们的故事里主动地体会而不是被动地被宣教中国价值观、中国和中国人的好。在中国这些年，我去了很多城市和农村，我看到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很牢固的，这个事实就不需要再在影视作品里拿出来摇旗呐喊了。我很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我看来，这才是具备世界传播性的故事的基本要素：讲的是“人”的故事、关注的是“人”的共同命运、切入的是“人”的共通的情感。“党”和“政府”也许在国内传播中很重要，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是冰冷的、抽象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退居幕后”，把对外传播的舞台让给更容易使西方观众感觉贴近的中国人民，通过让人类为之共情的情感故事，把中国从“黄色威胁”还原成和西方观众一样的“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梦、有家庭、有付出、有牺牲的“人”。保持自信也意味着开放拍摄渠道，对于不同的意见可以多包容一点，对于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可以试着倾听。我尊重并钦佩中国，我觉得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这不意味着我认同中国的一切。这样的情感其实是很正常的，我从来也不觉得因为我是英国人，我的祖国英国就什么都好。我相信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代表大多数西方观众。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会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会有磕磕碰碰、遇到挫折、走弯路、犯错误的时候。影视作品，尤其是针对西方观众的影视作品，应该展现这种全貌，不能自锢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局限。坦率地说，我在创作中遇到的阻碍往往都来自各方要为自己或者为政府保面子的思想，“不好”的一概不能拍、不能说。一来，何为“好”，何为“不好”？二来，“不好”就一定不能转化为“好”吗？承认、讲述并反思走过的弯路和犯过的错误，这不是示弱的表现，反而是一种自信、大度和坦然，其实会更拉近西方观众和中国的距离。我相信更多的像我一样对华持友好态度的影视创作者，在作品里对某些所谓的“不好”进行探讨，本质上并非要故意挑毛病让中国出丑，而是希望能秉承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让作品本身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让作品能够在是不是意识形态宣传一秒就会被嗅出的环境里得到更有效的传播。说到传播，对外传播中有一点自嘲精神和幽默感很重要。比如，南非总统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戴错了口罩，一时舆论哗然。第二天他笑着回应：“我要开设一个电视专栏频道，专门教大家戴口罩。”结果吸粉无数。事实上大多数观众是包容的，严肃的话题不一定需要严肃的方式来表现，跟观众一起笑一笑其实是无伤大雅的。我发现中国的尤其是涉及比较大的命题的影视作品都处理得稍显严肃了，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过于一板一眼，这也是难以让西方观众亲近的原因之一。最后，中国可以多鼓励一下民间的创作。中国有很多很好的独立创作者，这里的独立更多指的是影片的独立融资，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文艺要“百花齐放”，他们的声音非常重要。我经常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到不同于中国官媒报道的另外一面，而这些也许你们觉得“不好”的一面并没有让我对中国失望或者反感，反而让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更丰满、更有温度。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不管某些国家如何甩锅、如何抹黑中国，我相信理智的民众都看到了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速度、效率和担当。借用一句中国的谚语，“身正不怕影子斜”，中国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中国制度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我认为这些都是会写进历史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自信一点，以开放的心态去讲中国老百姓真实的故事吧，让我们了解你们为什么笑、为什么哭、为什么奋斗、为什么痛苦、为什么挣扎……当世界意识到和你们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我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的时候，我相信那些对于中国的误解、怀疑和恐惧，会被对中国的理解、尊重和敬佩所代替。本文作者：
英国纪录片导演、奥斯卡奖获得者 柯文思（Malcolm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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