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向经典开炮，或创造稀奇古怪的概念，但最终暴露的是无知

思想的碰撞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有良知有深度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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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北尬生

最近马斯克收购了推特，特朗普的粉丝们开始呼唤他回到推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先生虽然已经被迫退休了，而且官司缠身，很有可能要失去再次竞选的资格，可仍然在忙不迭的指点江山：一会儿说俄乌应该和谈，一会儿批评这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一会儿又忙着对自己任上做出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开脱……虽然他已经不再是总统，但他仍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舆论的关注点，仅从这关注度上来说，还没有一任总统能与他相比。

我对这个人的评价很简单：怪人。因此我不太想探究他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那应该是医生探究的问题。我想研究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被选成了总统，而且还是世界上第一大国的总统。

上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乌合之众这本书。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存在是开创性的：它第一次试图从心理学这样一个理科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也的确对群众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做出了比较通透的解释。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我现在思考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与之并列的还有辩证法和理性主义。对于特朗普为何被选举上，这本书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被愚蠢的洪流淹没……”

而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这句话：“偶像崇拜的五大标识：第一，偶像总是凌驾于信徒，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一点有着决定性地作用。第二，信徒总是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第三，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规定的信条进行讨论。第四，信徒有着狂热的愿望，希望把偶像的信条广加传播。第五，信徒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当群体符合第一条，其形式就等同于宗教，而这种情感就变成了宗教信仰。对群体来说，也许最不合理的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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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能解释很多事情，比如，为什么特朗普用并不出众的演讲能够吸引一大群听众，为什么很多人相信他那幼稚到可笑的阴谋论，并热衷于跟随于他。其实这些东西并不只适用于当年的美国民众，而是适用于任何时刻，任何国家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大众心理学研究。

这本书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也被很多人认可，但我在翻阅《xx周末》2019年8月15日的那一期时，看到了这样一篇颇具迷惑性的文章。文章中说勒庞的这本书“只关心情绪，却不探究触发情绪的意义；它不问人们为何汇聚成为集体，只关心成群后人们的心理状态相比五分钟前独处时有了什么变化”，对勒庞试图用心理学解释政治学的做法提出了怀疑，而说的最难听的一段，我直接引用如下：

“因此，诸如《乌合之众》这本小册子其实暴露了作者缺乏历史地看问题的维度。把一切“群氓之恶”归于同一心理规律，仿佛解释了一切，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然而正因为此，它给那些不愿或无暇具体了解情境的人提供了廉价的谈资，仿佛任何集体行动触发的灾难，都能无视经济、制度、文化、技术等历史背景，简单地归于“乌合之众”；以及伴随而来的道德优越感：“我”不是群氓的一员，“我”是冷静的思考者。“

而搞笑的是，这位作者自称“哲学博士”。请允许我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吧：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大学的博士，如果是克莱登大学，那就不说了，如果不是的话，估计也只是一所一手交钱，一手交文凭的混日子学校。

为什么这样说呢？既然他说他是学哲学的，那应该对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有很深的了解。这两种学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解释事物的动因是不同的。形而上学认为事物变化的动因是外因，而辩证法则认为是内因，即使有外因的影响，外因也一定是通过内因作用于事物的。举个例子，我走在街上，看到一家饭店，于是进去吃饭，这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表述：我有了饭店这样一个外因对我的刺激，然后才做出了进去吃饭这样一个回应。但是如果按照辩证法，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我的本身的一些条件：首先，我饿，其次，我有钱。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才会去进去吃饭。而饭店这样的一个刺激，正是作用在我又有钱又饿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给我起了作用。即使这家饭店不存在，暂时不存在这个刺激，也一定会有其他的东西刺激到我，让我做出吃饭这个决定。这个例子就说明，辩证法要比形而上学的思想更加深入，更贴近事物的本质。

因此，当我们探究人们为什么选择走上街头，形成群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注它的内因，也就是群体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外界因素对他的刺激，或者这位“博士“所谓“历史的原因”，比如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内外的形式、利益的驱使等等。而正是这种群体本身的性质，这种勒庞发现“认为数量即是正义”、“对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的渴望”、对于“融入群体就不再负责的”解脱感才是根本动因。这种欲望长期积压在人们心中，是一颗随时等待着火星的炸弹，即使这位所说的“特定的历史的原因”没有发生，他也一定会找一种别的方式发泄这种情绪，比如选举一个别的人，因为别的事发动一场革命，等等。这种心理才是那只扣扳机的手，而外界的动因，只不过是那支手枪罢了。即使杀人犯手里没有手枪，他也会挑个别的凶器，比如菜刀，石块等，接着去行凶。这要如何？惩罚凶器，而不去惩罚使用凶器的人？

接着，这位说强调历史性，彷佛说不单是影响心理的因素，心理学本身也受历史影响而存在。可事实上，这世上只有超阶级的真理，而没有超真理的阶级；只有超阶段的真理，而没有超真理的阶段。心理学的基础是生理学，生理学的基础是生物学，生理学的基础是化学，化学的基础则是物理学，对于任何时代的人，1+1都是等于二，而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生理结构，受到相同的物理学原理作用，也必然会产生相同的生理反应。我们不反对特定历史情景和特定阶级对于人的影响，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一些东西是超过历史和阶级存在的，它适用于任何时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客观存在的真理。虽然我们对他的认知是主观的，但它的客观性并不随我们主观的认知而改变。如果一个人能够抓住超越历史的东西看待事物，再去强迫他“历史地看待问题”，将是对他的约束，而不是对他的促进。

从实际角度来看，在那种大规模爆发的群众运动中，从法国大革命到希特勒，从波尔布特到特朗普，群体都一样表现出了麻木、盲从、反理性、狭隘、不负责的特点。而这些显然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下。这位博士总也不能说穿着长筒丝袜的法国群众和带着袖箍的红卫兵有什么历史上的共同之处吧？物理学中，如果一个自变量怎么变化都不会引起因变量的变化，我们就说这两者在数学上是无关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初中时候我们学习摩擦力的时候做实验，只要压在物体上的重物的质量不变，无论物体与桌面的接触面积怎么变化，摩擦力的大小都不变，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摩擦力的大小只与压力有关，而与接触面大小无关。那么，无论当社会的成分、历史背景、环境怎样变化，民众都保持了同样的性质，是否可以说明作用于民众的这种特性是超阶级，超历史的，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所有人类在任何时刻都是应的供性来考虑？我想结果是肯定的。

还有一个细节我需要说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举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例子，试图用英国革命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暴力来证明大众心理研究是不具备普遍性的。其实这个说法有一个历史学上的问题：英国革命爆发时，虽然革命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人权的理论还没有被提出，民众并没有过多的参与这场革命，真正推动革命的还是一群议会的议员和地方的贵族，尤其是废黜詹姆斯二世，给英国革命画上句号的“光荣革命”，这场革命完全是由议会推动的。所以，英国革命没有发生流血恐怖事件，只是因为民众都没有参加而已。它与法国革命并不具有可比性，因为革命的主体就不同。

想当年王艮要拜王阳明为师，故意用怪异的举止包装自己，结果，王阳明用三个字就戳穿了他的伪装：“欲显尔”，说白了，就是想出名。现在学术界想这样做的人未免太多了。他们或是向经典著作开炮，或是发明创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概念和名词，但最终暴露的还是他们无知的形象。这位博士估计也是想这样做吧？还不如像我，做一个无知，但认认真真读书，活得很真实的人。

群众的民粹化、政治的极端化存在于各个阶级的各个国家，这世上会有无数个特朗普存在，散布在各个国家，随时等待着被人民选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究竟只是一种缺点，还是一种不能摆脱的附骨之疽？我们能否找到破解它的方法？“以俟君子”吧。

作者简介

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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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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