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陶医生转发了汪诘的《上海无症状感染比例高,统一解释为这个原因》一文,从技术上给大家解释了上海无症状感染比例高的技术原因。
也有一些网友不服,甩出“上海就是想隐瞒疫情……上海抗疫有境外敌对势力操弄……”之类的说法,但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贻笑大方。
然而,其他地区的无症状感染比例没那么高,北京的无症状比例更是低的吓人。要说技术上,上海不如北京以及其他地区,似乎也说不过去。到底会是怎样一种隐蔽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了上海无症状感染比例高呢?
今天陶医生要透露,造成上海无症状感染比例高的根本原因:医学伦理限制。
伦理的概念,大家都不陌生。
在医学中,最重要的伦理就是:
医疗措施对患者的收益应该大于风险。
当然,评估收益和风险,都是技术活,不是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需要定性定量分析。

比如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需要有一组人接种疫苗,一组人接种安慰剂。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伦理问题:如果疫苗效果很好,那么疫苗组感染率很低,安慰剂组感染率很高,安慰剂组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这种问题在医学临床试验中必须直面,对于疫苗来说,可以在研究结束后给予安慰剂组补种疫苗,或者采用其他补偿形式。
对于治疗致命疾病的药物来说,安慰剂组付出生命的代价,恐怕难以补偿。身患重病者可能也无法选择,参与临床试验就可能被分到药物组,尚有一线生机;如果运气不好被分到安慰剂组,只要药物安全性不错,就没有额外损失,算为人类医学进步做贡献了,可以获得世人尊重,也有收益。

辉瑞P药通过对照研究证实无预防效果
以辉瑞获批预防轻症转重症的P药为例,在最近的一项预防密接发病的研究中,P药被证实无效,证据是服药组和安慰剂组发病率没有差异。万一P药能够预防,那么安慰剂组不就吃亏了么?这就是伦理问题。
这么一说,你就意识到,医学伦理涉及道德,没有绝对标准,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最终可以达成某种共识。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并非完全杜撰的例子:
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主要症状是高热和全身酸痛,有可能引起肺炎和心肌炎等并发症。有人在流感之外,发明了一种传染病病种——流感肺炎,就是在感染流感病毒的基础上,还有要肺炎的表现。
有人还撰写了流感肺炎诊疗方案,其中规定:感染流感病毒后,如果没有肺炎的影像学表现,那么算流感肺炎轻型病例;如果有影像学肺炎表现的,算流感肺炎普通型病例;如果有影像学肺炎表现,还有呼吸衰竭等症状的,算流感肺炎重型病例。
现在,S市和B市各有1000个核酸确诊感染流感病毒的病例,部分有发热和全身酸痛,大部分只有轻微咳嗽,都没有去拍胸片,而且眼看着症状越来越轻,生龙活虎。
关于拍胸片这种胸部影像学诊断:一次CT胸片的辐射量大约是8毫西弗(低剂量CT为1~2毫西弗),一次X光胸片的辐射量是0.02毫西弗。CT的成像质量远高于X光胸片,对诊断非常有帮助。一个人一年接受的自然辐射量平均为2.4毫西弗
S市的医生这样理解:
这些人虽然感染了流感病毒,但症状轻微,不像有肺炎的情况。如果为了明确轻型/普通型/危重型,那就必须给他们全都拍胸片才行,因为轻型病例必须要排除胸部影像学肺炎表现才能确诊。
拍胸片毕竟是一种有辐射的医学检查手段,如果并非必要,就不应该使用。这些病例有肺炎的可能性很小,只是为了病情轻重分级而给他们全部拍胸片,这不符合医学伦理,我必须维护医术的圣洁与荣誉,所以我没法说服自己给他们开胸片单。如果他们出现了肺炎的临床表现,再拍胸片也不迟。
不能拍胸片,也就没法按病情轻重分类,只能算流感无症状感染者,虽然不太符合诊疗方案,但总比给他们拍胸片要强。要怪,就要怪撰写诊疗方案的专家,为何不出一个无需肺部影像学的流感肺炎无症状病例分类呢?想不明白。

B市的医生这样理解:
如果我们不给这些病例拍胸片,那就没法按诊疗方案进行病情轻重分类,这些病例往哪里归呢?所以必须拍胸片。即便全部没有肺炎的影像学表现,那至少也可以都归入轻型病例,避免了无法分类的尴尬。虽然我们也觉得诊疗方案的病情轻重分类有点问题,但我们不质疑方案,严格按方案操作总没错。
例子举完了,你应该可以理解上海市COVID-19无症状感染者比例高的真实原因了。如果觉得陶医生是在洗地,那你我各自保留观点吧。
陶医生必须再次明示:
1 我完全赞同S市医生的观点,我质疑流感肺炎诊疗方案存在重大bug,导致流感感染者被过度诊断,并接受毫无必要的诊断性辐射。
2 B市医生的想法也没有错,完全可以理解,但仅仅是可以理解而已。
陶医生想重温一下中国医学生誓言: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2002年,陶医生在母校的医学生誓言墙前留影
(完)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