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5月19日，胡志明（阮必成）出生于越南宜安省南坛县南莲乡金莲村。
胡父阮生辉曾考中科举，在旧阮朝中担任过官职。
越南旧时代想当官必须得懂汉语，因此胡志明的汉语官话说得极为流利（仅略带广东口音），还能写汉语诗。
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21岁的青年胡志明从西贡出发，以法国联合运输公司海员的身份走出国门，游历欧美。
那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自己的名字将被用来替代“西贡”，成为这座大都市的新名称。
出席法国社会党大会的胡志明，1920年
当海员以及旅法期间，胡志明的经历和同期小平同志差不多（《邓小平留法往事》），靠打各种零工维持生计。
一战期间，胡志明加入法国社会党（即密特朗和奥朗德的那个党）。
由于法国是越南的殖民地宗主国，因此巴黎一带的越南人非常多。
经过几年的努力，胡志明将他们中的进步分子组织了起来，形成“越南爱国者联谊会”，自己也改名叫阮爱国。
1919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主义开始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次年，在法国社会党的党代会上，有关列宁主义的话题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
胡志明旗帜鲜明的支持了列宁主义，于左翼的法国社会党中分裂成立了一个更左翼的法国共产党。
作为法共的创始人之一，胡志明辈分极高，曾是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等中共早期领导的入党介绍人（1922年正式承认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秋天，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在巴黎地铁中偶遇并结识了他所称的“革命老大哥”胡志明。
而与胡志明相熟的这个班子——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也正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最早成员。
1923年，胡志明从法共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东方部是共产国际在整个远东地区的领导机构，负责中国、东南亚等很多国家的组织建设。
次年，胡志明化名李瑞，与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来到广州，凭借其精通汉语普通话、粤语和俄语的优势，给鲍罗廷担任翻译。
此后几年间，胡志明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大革命的过程，在广州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众多我党领导人共事；直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才随鲍罗廷一起回到苏联。
尽管1927年之后中国革命形势一度陷入低估，但胡志明并未闲着，他辗转在莫斯科、上海、香港、越南等地，张罗着中南半岛上的党组织建设。
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在香港主持了越南共产主义组织统一会议，成立越南共产党。
这段经历直接奠定了胡志明越共创始人的显赫地位。
抗战初期，国共再次合作，胡志明从莫斯科出发来到延安，与毛泽东会面。
不久，他作为八路军办事处成员与黄埔军校时期的老同事叶剑英等一起南下，相继在桂林、衡阳、贵阳和重庆等地工作，并再次见到了周恩来。
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胡志明在西南一带同越共海外部取得联系。
从1941年初开始，他多次从广西边境进入越南北部，直接领导越共革命运动——这是胡志明自1930年创建越共以来首次深入一线。
1941年5月，胡志明在越南北坡主持召开越共中央第八次会议，提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性决议。
可正当准备大干一场之际，一次被捕之旅彻底打乱了越共的计划。
在越南被当成“神”的胡志明。
1942年8月中旬，胡志明与越共中央委员黎广波一起，从越北高平省山区（越共主要根据地）出发，徒步进入了中国广西靖西县境内。
他们计划赴重庆见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牵上线，借助中国力量推进越南革命斗争。
当行至广西德保县足荣乡时，胡志明、黎广波（还有一位带路的当地农民）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
不查不要紧，一查发现了端倪。
胡志明身上携带着多份高级证件，比如：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越南分会证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以及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等。
乡村民警哪见过这种高级货？
一拍大腿，认定此人身份复杂，遂将其拘留。
考虑到县里不太方便处理这种高级跨国案件，于是德保县政府决定将胡志明移送到省里，省心又省事。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
越共方面在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同行的黎广波顺利过关，返回报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发了一份电报给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
为什么要给孙科发电报呢？
因为孙科不仅是国民党内“亲苏派”的代表，还是抗战期间中国与苏联对接援助的负责人。
1937~1938年间，孙科曾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度访问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
而胡志明身上有明显的苏联共产国际印迹，正是鉴于此，越共才把最初的希望寄托在了孙科身上。
结果孙太子日理万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什么“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电报，也可能是被秘书给随意处理了。
可怜的胡志明就这样从靖西县走上了漫漫押送路。
根据日后胡志明《狱中日记》的记载，每次出发前犯人们都会被带上戴上手铐和枷锁，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周恩来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是在12月6日，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周恩来立即找到立法院长孙科，请求无条件放人。
不过国民党的扯皮本事是天下一绝。
在通过孙科、苏联塔斯社、重庆苏联顾问团等多种方式均未奏效后，周恩来决定请求冯玉祥出面帮忙。
最终是冯玉祥专程坐飞机来到广西省提人，经蒋介石亲自拍板，才于1944年8月9日救出了胡志明。
从1942年8月被捕到1944年8月回国，胡志明此番中国之行历时两年。
第一年是在监狱和拘留所里度过的；第二年被张发奎软禁起来，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
这期间胡志明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其中早期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汉文诗集又被称作《狱中日记》，被广泛出版。
胡志明的作品有一点打油诗的感觉，也可以说带点五四时期新诗的味道，比如下面两首：
世路难
余原代表越南民，
拟到中华见要人。
无奈风波平地起，
送余入狱作嘉宾。
早
早起人人争猎虱，
八钟响了早餐开；
劝君且吃一个饱，
否极之时必泰来。
在今天的越南政界和学界，这些狱中诗词被称为“饱含着一位伟大革命战士崇高思想感情中的钢铁内涵”。
1944年8月9日获释当天，胡志明迅速离开中国广西，返回越南境内。
用不了多久，他就将在日本人投降后的历史变局中大放异彩。
二战是一场大的洗牌运动，战后，中国凭借着抗日战争中的巨大功绩成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之一。
罗斯福论功行赏，提议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和英国军队以北纬16度线为界，分别接管越南的北部与南部。
于是在1945年8月下旬，云南实力派、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率近20万大军由滇越、桂越边境入越，开赴河内受降。
1945年9月14日，卢汉抵达河内。
不久，蒋介石通过受降外交代表给卢汉传达指示，告诫他越南局势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为什么老蒋忧心忡忡呢？
原来当时的越南已经是半个火药桶，老蒋很害怕趟上这道浑水。
卢汉赴河内受降。在1945~1946年间，大批国军曾在越南境内驻防
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一改前任的态度，在会晤戴高乐时明确表示：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美国政府对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一事决不反对”。
这是摆明了允许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机不可失，法国远征军很快卷土重来，在西贡一带大肆逮捕、杀害越南独立人士。
就这样，美英默许了法军代表英军接收16°线以南的越南地区，并对原属中国接收的北越地区虎视眈眈。
另一方面，卢汉在越南北部还面临着一位硬茬的挑战——越共与胡志明。
1945年8月，胡志明抓住日本战败前夕的宝贵时机，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实际地位是越南临时政府）并发动全国大起义，史称“八月革命”。
就在卢汉抵达河内的两周前，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当着五十万人的面宣读《独立宣言》，旨在建国。
当时的越共不仅占据了政治制高点、深得民心，且麾下有民兵六万余人，实力不容小觑。
越南八月革命宣布独立时的场景，1945年
面对剑拔弩张的法越双方，蒋介石给卢汉发去指示：
1、牢牢掌握老街-河内-海防铁路运输线
2、对越南当局采取不管态度
3、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以阻挡
1945年9月底，蒋介石再次与卢汉通电，指示其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
在这一历史关头，胡志明作为越南一代枭雄，其纵横捭阖的实力开始展现。
胡志明自知手下的几万游击队不是国军对手，所以他敞开怀抱迎接卢汉进城，并借此与蒋介石谈判，希望蒋支持其建国。
蒋的回复很干脆：只要越盟放弃社会主义，就帮助越南独立。
这一点让越共很难办。
几十年来，胡志明等越共人员之所以能坚持红旗不倒，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苏联。
让他放弃社会主义改换门庭，胡志明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更何况你蒋介石的腿也没有斯大林粗。
思虑再三，胡志明准备下一手“险棋”——他通过秘密渠道找到法国人，暂时与法国和解，签订了所谓的《六三协议》。
“协议”允许法国军队返回北越，条件是法国承认越南是“法国印度支那联邦下的一个自由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下政府、议会、军队和税收系统”。
在说服越共高层内其他人和法国和解时，胡志明留下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
“我宁可这几年闻法国人的屁，也不愿意后半辈子吃中国人的屎。”
这份协议对于法国人和胡志明来说是各怀鬼胎、一拍即合：法国想挤走中国独占越南，正愁没借口登陆北越；胡志明则是想利用法国人把卢汉这尊佛先送走。
站在胡志明的角度，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是爷。
二者相较，卢汉所部二十万大军的驻防区与胡志明势力范围完全重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必须优先处理掉。
胡志明与法国人谈判
1946年3月6日上午，法国远东军舰队司令阿巴努不顾中国军队警告，率领海陆军强行登陆海防港，对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
法国人吃准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在国内，不敢与其在越南翻脸。
最终这场冲突以法国舰队司令阿巴努签署协定承担一切责任、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袭击中国占领军守地而告结束。
蒋介石在法国人的压力下斟酌再三，决定抛弃北越这块烫手山芋——卢汉部陆续撤出越南，法国军队接管越南北方。
某种意义上看，1945~1946年间一系列波谲云诡的历史事件，使得中国失去了二战后掌握越北的历史性机遇。
令人唏嘘。
1946年底，早先合力送走卢汉大军的法国与越共失去了共同的敌人，法国人遂撕毁与胡志明的协议，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宣战，决心全部恢复在中南半岛的殖民统治。
面对装备先进的法国军队，胡志明部节节败退，只能放弃河内，重返丛林坚持游击战。
游击战时期，法国军队曾一度包围越盟的基地，当时胡志明藏匿在地洞内，侥幸避过被法军生擒。
越南战场上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延续了近三年，直到1949年底解放军大军平定西南，勒马镇南关。
中越边境友谊关（镇南关）
解放西南之前，由于我军的实力主要在长江以北，对越共并没有什么支援。
1949年12月，期盼已久的胡志明派代表来到北京，要求我党向越共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当时正值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少奇同志留京主持工作。
接到胡志明的求援信后，少奇同志给正在西南作战的林彪、陈赓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
与此同时，少奇同志一边向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电报汇报，一边回电胡志明，让他派一个可靠的代表团来华负责建立两党联络机制。
考虑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中方并没有完全满足胡志明的要求，只答应“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
不过电报到莫斯科后，毛泽东指示称：不仅可以增援物资，还支持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作战。
心急如焚的胡志明在接到我方回复后，立即于1950年1月派代表团抵京。
1950年春，高层几经物色，选中了祖籍广西的壮族将领韦国清担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
与此同时，大批武器弹药被运抵中越边境。
越南人民军直接进入云南和广西的军事基地进行换装和训练，并在边界附近的中国境内设立野战医院。
为了便于指挥，解放军军官顾问先期下派至越南人民军团一级，作战令在解放军顾问同意后方可执行。
1950年9月，鸟枪换炮的越南人民军在陈赓、韦国清等人的指挥下主动发起边界战争。
此战的目的主要是打通越南北部通向中国的重要补给线——高平市4号公路，故又称“4号公路战役”。
战斗中，先前节节败退的越南人民军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越军收复高平、谅山、太原、老街、和平等市镇，歼灭法军及附属伪军8000余人，大获全胜。
从此时开始，越共凌厉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奠边府战役》中全歼法军精锐，为日内瓦和谈和北越建国扫清障碍。
陈赓、韦国清等与胡志明在越南
日内瓦会议到革新开放的那段故事，在《黎笋往事》一篇中有过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总结概括一下，从1945年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到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这四十年历程中越共有两功一过：
第一功 抵抗法国殖民者，实现建国（1954）；
第二功 抵抗美国侵略者，实现统一（1976）；
一过 统一之后极端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导致国民经济崩溃（1976~1986）。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第一功给予胡志明是当之无愧的。
越共最早是他整合创建的，中国和苏联的外援也是胡志明通过各种渠道要回来的，居功至伟。
不过这第二功呢，其实黎笋的作用更大，毕竟胡志明1969年就去世了。
但黎笋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一“过”上，失分太多。
因此，越共想要打造一个完美的“神”来凝聚人心，这个人只能是胡志明。
于是在新时代的宣传工作中，越南将几乎所有的功劳都汇聚到了一个人身上；对于毁誉参半的黎笋则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化作一段尘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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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黎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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