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解放军大军攻克兰州之际，西藏噶厦政府宣布驱逐国民政府驻拉萨代表处，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
噶厦是旧时代西藏政府的称呼，驻地在拉萨大昭寺，长官称为噶伦。
噶伦相当于旧西藏政府的宰辅，有3~5名，直接对宗教领袖负责；清朝年间驻藏大臣标配是正二品（同总督），噶伦是正三品。
西藏噶厦旧驻地——大昭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与青海一带班禅的积极态度相反，西藏噶厦11月向美国、英国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电，表示要做“毫无保留的抵抗”。
12月，北京电令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在金沙江东岸集结部队，随时准备进攻噶厦控制下的西康地区。
眼看大事不妙，噶厦政府于1950年1月紧急派出“亲善团”，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等地寻求支持。
正当解放军紧锣密鼓准备之际，噶厦政府通过印度与北京搭上了话，提议在印度噶伦堡举行会谈。
既然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中央政府便派出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作为代表与噶厦谈判；谁知噶厦连“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国防、贸易和外交事务”这种最基本的条件都不答应，谈判遂以破裂告终。
1950年10月初，二野十八军兵分五路渡过金沙江，昌都战役正式打响。
出于围歼藏军主力而不是打一场击溃战的考量，解放军花费相当大的力气终于实现对昌都藏军的大迂回包抄。
面对十八军的强大攻势，藏军除在个别渡口处能依托地利形成有效阻击外，其余时候基本都一溃千里。
正想从昌都撤回拉萨之际，又发现后路被断。
最终，藏军约3000人在时任昌都总管的阿沛·阿旺晋美的率领下全部放下武器，昌都战役顺利结束。
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曾任噶厦长官噶伦（兼昌都总管）、西藏军区副司令、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阿沛·阿旺晋美1910年2月出生在一个西藏贵族家庭。
少年时代他接受过西藏佛学教育，青年时代还曾留学英国，是西藏噶厦政府内部极少数眼界开阔的高官。
昌都战役之前，阿沛·阿旺晋美以噶伦（宰辅）之尊亲赴昌都兼任总管，统掌西康地区藏军。
经过一番交手使他认识到，藏军根本不具备抵挡解放军的实力，和谈是唯一出路。
作为被多方接受的调停人，阿沛于一片混乱中返回拉萨，力主与北京和谈。
1951年2月，他作为首席代表从拉萨出发，拿着噶厦政府起草的“藏方提案”，经重庆转北京。
“藏方提案”是一份中央政府不可能接受的文件，因此阿沛·阿旺晋美临行前即通知宗教领袖，表示只有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谈判才能成功。
实际上，阿沛·阿旺晋美抵京后根本就没有讨论噶厦政府那一套东西，而是完全按照中央政府草案为基准进行商讨。
5月23日，阿沛代表团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签字前，代表团并没有向噶厦政府汇报协议的详细内容。
阿沛·阿旺晋美认为西藏根本无力在军事上抵抗解放军进攻，故通过达成协议的方式来争取中央政府治藏的有利条件，比遵守噶厦政府的指示更重要；其他四位代表一致同意了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
根据该协议，中央政府承诺不会强迫推动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在此基础上，1951年年底前解放军将正式进入拉萨。
1951~1959这八年是西藏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
1959年之后，阿沛·阿旺晋美作为旧西藏高层中唯一留下的一位，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或人大委员长。
至百岁高龄逝世前，阿沛共担任了二十年全国政协副主席（1959~1964、1993~2009）和三十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64~1993），功德圆满。
阿沛阿旺晋美代表团1951年4月12日到达康定，由18军军长（西藏军区首任司令员）张国华迎接；4月17日到达重庆，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亲自迎接并设宴宴请；4月22日到达北京时更是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到火车站迎接；一路上规格极高。
番外篇
几年前的文章中曾提到过马英九可以充当某种“特殊角色”，不过随着2022年以来形势的风云变幻，此处有必要根据现实情况做一番修正。
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在激烈军事手段（格式化）、中等军事手段（融合化）与轻微军事手段/和平谈判手段（两制化）三种不同情况下，岛内相关配套人选的逻辑也会发生变化。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位可能的候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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