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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同花顺财经、中国网、南都直播、中证金牛座、财联社、好看视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105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联合主持，聚焦“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界、学界、企业界经济学家刘伟、黄奇帆、杨伟民、王一鸣、刘元春、毛振华、刘晓光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致辞。
刘伟校长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各位嘉宾、听众以及媒体表示欢迎。刘伟指出，经过16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论坛聚焦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研究和前沿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共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在国内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发挥了国家高端智库咨政启民的先锋作用。
刘伟强调，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看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扰动经济修复节奏，国内三重压力对经济造成持续影响。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依然要保持信心和决心。我国仍然有足够强的韧性、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看来，要把握好以下三点：首先，坚持以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其次，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要抓住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这两大产业升级机遇。最后，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一方面要统筹各方的力量，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
最后，刘伟指出，本次论坛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份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指示的深入落实。希望各位政产学研界专家，共同分享深度洞见，贡献宝贵智慧，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指明经济未来走势方向。
论坛第二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2年中期）。
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超预期冲击下的2022年上半年宏观经济； 
二、疫后企稳复苏的2022年下半年宏观经济；
三、宏观政策的存量效果评估与增量调整空间；
四、2022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超预期冲击下的2022年上半年宏观经济
（一）经济下行压力全面加大
本轮经济下滑的性质，可以概括为预期内的三重压力和超预期的两大冲击。对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央提前布局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也取得了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开局的回暖。但是自3月份国内暴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下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使得3-5月份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这种情况下2022年上半年总体经济增长会在二季度出现显著回落，GDP增幅预计为0.8%，乐观情况可以达到1.3%。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偏离长期增长趋势线，严重影响到经济按照原定“十四五”目标继续前进的步伐。
在具体经济指标方面，需求端消费受冲击最为严重，连续3个月出现绝对萎缩；而投资相对平稳——基建投资大幅提速，对冲了房地产投资下滑；制造业投资较为强劲，对冲了服务业投资低迷。在外需方面，出口增速波动加剧，4月份急剧下滑但5月份强劲反弹，进口则是持续低迷，但净出口规模依然可观。
从供给看，服务业受冲击最为严重，生产指数连续3个月绝对萎缩；而工业相对平稳，增加值4月份出现绝对萎缩，5月份恢复正增长。而在物价运行方面，核心CPI、服务价格低位运行且不断走弱，反映了需求不足问题相对更加严重、服务业受冲击更为剧烈。另外PPI涨幅持续回落但依然高位运行，进口-出口价差扩大，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受阻放大了本轮冲击的经济社会效应，这也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宏观经济的下滑也带来了微观个体的变化。比如企业绩效近期出现显著恶化，其中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尤为明显。对居民而言则是就业压力不断扩大，青年群体失业率明显提升。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也会反映在财政收入上，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都有显著下滑。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轮经济下行中出现的信心崩溃，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的下滑幅度远大于2020年疫情首次暴发时的情况。
（二）困难总会过去，拐点已经到来
高频数据，以及将累计数据转化为当月数据，可以观察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不管是PMI预期指数，还是三大需求面因素，以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包括用电量、城镇调查失业率、汽车、房地产的产销量等，这些数据都在4月份达到最低点，而在5月份有所恢复。这也显示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格局：经济的拐点其实已经到来。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使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新旧两方面因素叠加不仅导致各类宏观经济指标纷纷突破底线，而且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变化，一、二季度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但随着近期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核心经济参数的拐点纷纷到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将充分显现。
二、疫后企稳复苏的2022年下半年宏观经济
（一）坚定信心，五大支撑因素助力下半年宏观经济企稳回升
第一，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区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引入疫情因素冲击，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如果没有政策对冲，中国经济也能自发调整。疫情冲击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将随时间递减，年末基本恢复稳态运行。但是2022年经济产出的累计偏离损失预计达到2.0-2.3个百分点，这需要政策提供支持。
第二，宏观政策刺激效果显化，助推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总体而言，存量政策的全面前置、增量政策的不断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层层落实、中央政府的强力督导、短期资金和财政的保障以及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能够保证6月份中国经济参数出现快速反弹，并保证三季度中国经济出现全面上扬。
第三，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缓和。要看到这一轮经济下行始于去年下半年，当时有很多结构性调整政策同步实施，造成了短期的压力。在当前稳增长的基调下，不利因素会得到极大的缓和，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模式。
第四，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实施和落地提供新的基础性力量。在“十四五”规划的节奏中，第一年多为布局，而第二年以实施为主。预计今年下半年“十四五”项目的实施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新生力量。
第五，低基数效应将助推下半年实现较高同比增速。去年下半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为我国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低的基数，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会有明显提升。
（二）保持清醒，本轮疫后经济复苏将比2020年面临更大挑战
虽然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明显，但是还是要意识到与2020年相比，我国当前面临的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政策空间都发生了相对不利的变化。
第一，微观基础不同，在持续的疫情等外部冲击下，企业和家庭部门比2020年更加脆弱。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一直没能得到恢复。除此之外，线上经济、居民就业情况相较于两年前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
第二，市场预期不同，疫情反复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类市场主体信心比2020年下降。对比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新增资产及贷款期限结构以及居民新增贷款等数据，可以看出：相比2020年，在本轮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对于长期投资、重资产投资、流动性较差的投资，居民对于耐用品消费、负债消费、住房类消费，都变得更加谨慎。
第三，运行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循环周转速度比2020年下降。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存货周转变慢、应收账款回收期拉长，并且全国客运量和货运量的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客运量呈现出显著的趋势性下降。这也意味着一切以时间为基础定价的名义成本（贷款利息、商业租金等）需要相应下降，因为其实际成本已变得相对更高。
第四，外部环境不同，需求比2020年下降而成本冲击上升。2020年我国疫情防控率先取得成效，较低的能源价格和宽松财政带来的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提振作用明显。而与之相比，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出现逆转。
第五，政策空间不同，财政、货币、就业政策空间比2020年收窄。不同于2020年，2022年传统宏观政策的空间已经在过去两年多消耗大半，各类政策刺激效率也已大幅递减。
除了与2020年相比今年我国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今明两年可能出现的八大“灰犀牛”冲击叠加风险也需要我们守住底线。它们分别为：第一，疫情存在再次暴发的可能，从而导致下半年经济复苏进程再次中断；第二，美联储加息超预期、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第三，俄乌冲突不仅长期化而且出现全面激化的局面，产生强烈外溢效应；第四，房地产政策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持续下滑趋势、存在恶化的可能；第五，下半年出口高同比增速不仅难以持续，同时存在断崖式下滑的概率；第六，中期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外移内缩”的风险；第七，非金融企业信用风险演变下重点板块出现变异的风险；第八，资本市场依然存在全面下挫、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复苏的支撑因素以及未来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复苏的进程将比2020年更加脆弱，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
三、宏观政策的存量效果评估与增量调整空间
今年上半年疫情的暴发给我国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但是这并非问题的本质。本质是保就业隐含了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是关乎增长底线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研究团队发现：要满足就业需求，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至少要维持在4.6%以上的水平，且服务业不能再遭受大的扰动；若经济增速达到5.5%的预定目标，非农就业增量就能够达到近500万，恢复到2019年的就业状况，就业质量才不会严重下滑。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要做好应有担当。上半年前五个月我国财政政策在积极调整，概括为增支减收。而通过对政策进行评估，可以得出其具体的效果并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例如，增值税的减税对于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会有一个比较强的稳定作用，增值税如果降1个百分点，会带动产出和就业增长率提高1.46%和2.4%。而今年力度较大的增值税留抵退税对改善企业现金流、激励企业扩大生产都有较为明显的作用。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这一政策的稳增长作用明显，并且这一政策在未来还具备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强调行动的勇气。货币政策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性，但通胀、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因素往往制约有关部门制定政策的及时性。重新审视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价格型工具中的短期政策利率，自今年1月份以后就未再调整，数量型工具的使用也显得格外谨慎，这明显与经济运行的变化不匹配。
总结起来，面对空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上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及时、靠前发力，但力度不足、效率下降。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举措，政策效果也必将会有更充分的体现。此外为保证全年经济目标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经济回到健康运行区间，中国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
四、2022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以及对当前政策效果、未来政策空间的分析，报告对我国2022年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做出预测：预计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为2.7%，全年经济增速为4.7%，这也刚好满足我国就业需求。今年后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0.8%、6.5%以及6.3%，而在这一基准情形下，要实现全年5.5%的经济增速需要在下半年追加0.9至1.5个百分点的政策力度。除此之外，在下半年经济强劲反弹的背景下，包括城镇调查失业率、企业绩效以及居民收入在内的核心经济指标预计在年末可以阶段性实现。
但是总体看来，鉴于未来各类“超预期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如果没有重大变革，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中国经济将告别“中高速增长”，进入事实上的“中低速增长时代”（年均经济增速5%以下）。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报告最后，CMF研究团队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建议：
第一，科学规划下半年增长目标和相匹配的政策举措。考虑到二季度经济增速显著回落的影响，建议坚持全年5-5.5%的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力度，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和发挥预期引导作用。
第二，把握新阶段经济复苏带来的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对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
第三，高度重视疫情冲击下各类微观市场主体行为模式变化的宏观经济后果，特别是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将导致传统政策手段及预调微调模式的失效，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并且达到一定的力度。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步入疫后复苏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应当从短期救助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在快速落实一揽子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特殊疫情救助向有效需求刺激转变，从供给侧扶持政策向需求侧扩张政策转变。
第五，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建议扩张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集中出台三大针对消费、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性”政策方案。
第六，制定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其面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配合，更好地发挥预期引导作用和政策乘数效应。解决政策利率传导和风险分担机制问题，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第七，坚持底线思维，提前建立并及时启用非常规政策工具。面对疫情发展和国际局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基准情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必须意识到今明两年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形。除了旗帜鲜明地从结构性扩展向总量扩张转变，还需要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
第八，各类监管政策要与逆周期调节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第九，民生政策要托底，提高就业弹性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第十，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关键在于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推出以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巩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不易成果。
论坛第三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各位专家解读了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并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预测。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首先分析了中国及全世界的经济运行受到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这也说明全球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总是在曲折中上升，总是有各种不确定性。对于这种情况，跨国公司多采取“产地销”和“销地产”的生产经营方式，以消弭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黄奇帆认为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的投资贸易不会停滞，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对于中国，黄奇帆认为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展望未来，我国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以“研判经济形势要看今天、昨天、明天”为题，发表了自己对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具体判断。就当前情况而言，我国经济面临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新挑战。二季度经济形势将拖累全年经济增长，相较于2020年今年我国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及出口方面的发展动力不足，很难实现当年的“V型复苏”。
就过去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要促进经济持续性发展，要解决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发展中，房地产、地方政府、金融的三角循环拉动了增长，但随着房价上涨动力的减弱，已呈现疲惫态势。并且需求、供给、分配方面的结构性变化都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的内生特点没有变。从短期看，疫情近期有所缓解。随着防控措施更精准，改善预期的一些政策措施正在落实，经济发展将重回正轨。从长期看，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基础设施、强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还有充分的政策空间，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百年奋斗的智慧经验，所以从长期看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首先指出，我国经济已有明显改善，但依然面临挑战。就经济发展而言，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快速重启阶段。随着疫情冲击的消退，稳增长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全面推进，经济回升态势基本形成。但当前我国经济复苏仍然面临统筹疫情防控与稳定经济增长存在难度、外部环境制约、需求不足、经济恢复动力变化、市场信心和预期尚未恢复、重点群体失业率上升等多项挑战。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最重要的是抓住现在的时间窗口的关键节点，把国务院部署的稳经济一揽子措施落实到位，努力实现二季度增速转正，经济能够稳定在合理区间。而对于市场预期问题，王一鸣认为稳定预期需要找到一个切口。除了做好短期逆周期调节，还需要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从中长期角度分析了“全球滞胀中中国崛起的新机遇”。当前全球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的局面，这也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它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重大扭曲、发生重大资源错配所带来的一轮新危机的出现。如果从世界经济的长波理论看，五十年一遇的长波低谷重新开始。
而与此同时，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首先是中国经济目前对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造成的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同时一些制造品价格的上扬也拉动了我国出口价格的上升，使大量的规模性制造供给能力得到释放。并且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的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
最后，滞胀对美国进行供应链布局、对冲中国扩张的布局会受到严重的成本阻碍。因此对于滞胀的处理方式要从战略上有一个重新审视：第一，对中国产能过剩有重新的审视，在新一轮滞胀中，要关注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第二，不必过度刺激欧美，我们可能需要以静制动。第三，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第四，企业成本控制政策要出台，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第五，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第六，汲取苏联在七十年代世界长波低谷下没有抓住时代所给予的契机的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多方面冲击，其中预期转弱、信心不足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一点具体体现在经济增速预期下台阶、居民消费意愿下降、长期投资意愿下降以及房地产下行预期进一步确立，而解决投资预期下降、企业家信心下降这一问题尤为关键。具体看来，投资预期和企业家信心下降源于多个方面，具体包括需求不足、成本上升、经营环境问题、社会思潮影响以及政府方面的一些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发力：第一，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调整干部任期过短的问题。第二，要把GDP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不能放弃。第三，抓好营商环境，尤其是改善大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提升企业家预期。第四，要在政策方面、指导思想方面给予企业家良好的长期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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