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北岛
引子
年岁大了,也许是因为略有薄名吧,竟常常有为人父者前来“咨询”育子之道,且常有应接不暇之惑。细究起来,我育子源于父育我。人世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断上演着父与子的交接。蓦然回首,我才发现沒有父亲对我的教化,哪有我对后代的传习?
春风二月裁绿柳,又是一年清明时。近日,老家的亲人们又开始张罗起一年一度的踏青扫墓尽孝之事。屈指一算,父亲已远去了五个年头。我曾经把父亲的生平概括为,
豁达、包容:容天、容地、容祸福
善良、施惠:惠学、惠家、惠子孙
随着日之愈久,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愈发清晰凸显,而其言传身教的场景更是再现活跃。当年许多或浅显、或高深却又充满哲理的教导,如一粒粒种子不经意地在我灵魂深处,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使我受益终身。
此时,远在他乡的我不禁突发奇想:若能将父亲在我年少时的无数“庭训”择要整理岀来,既以此知照后人,又切身回应朋友,同时还能与远在天堂的父亲对话,给他送去一件独特的怀念礼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这篇“王父十教”。
上图:作为黔西一中老校长的王荣江(王父),在庆祝母校八十寿诞的日子里,为其工作了一生的学校题词:“你八十我也八十,我俩同庚同寿”
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7、8岁时,生活粗拉,不重细节,不仅早起不爱叠被子,也不注重卫生,很少严格遵守如“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之类的规矩。家里人都说我邋里邋遢,而我却不以为然,还振振有辞:“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受累于这类小事?”
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绅人家,家大业大,儒风尤炽,因而在父亲身上始终体现着那与众不同的儒雅气质。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常常身着一套笔挺的黑尼外套,内穿一件白府绸衬衫,脚蹬一双乌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我们那小县城确是鹤立鸡群,完全一幅整洁干练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又一次因“不拘小节”而深陷批评的漩涡,并由此发生了争吵。父亲见状,不仅沒参与挞伐,反而用一个典故为我解了围。他说的是清代湘人刘蓉的故事:话说刘蓉少时抱负远大,但不拘小节,书房地面总是杂乱无章。其父前来询问,他答,读书忙,无暇于小事;其父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刘蓉遂面露羞色,无言以对。从此刘蓉改变了自己,进而劝导别人“君子之学,贵乎慎始”,并被其挚友、一代名臣曾国藩誉为“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的古文学家。
那时,我实在年幼,又处在“革命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疯狂年代,对父亲的教导感受颇浅。只知道,志存高远与注重细节是不矛盾的。然而时隔不久,父亲这一“庭训”的影响就开始显现出来。无论是13岁时离家去当泥水匠学徒工,生活需自理,还要照顾师傅的起居,还是上大学前担任家乡体委女篮教练,带队巡回比赛,“既当爹,又当妈”,我都能把诸多事宜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这与父亲所传授的“一屋与天下”关系理论是分不开的。
我现在虽然很少亲自处理小事琐事,但行大事之余从不轻小事,生活极有规律、从不拉三掉四。由此,为自己获得了更充分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教育青年员工万事讲究明察秋毫,所有计划需要以“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上接天、下接地、中间市场要通气”,以及“微观在手,宏观在握”等观念为指导。其实,这些基本思路的产生都应归功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中华传承的家训。
二、阳明心学
我9岁时,在经历了三年疯狂时期后,中国经济初步得到恢复,刚刚走上正轨。就在人们勉强有碗饭吃的时候,国家领导层又发动了所谓的“四清”运动,处处都在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在黔西,父亲突然被定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首先成了批斗对象。究其原因,荒谬简单得今人实在难于理会。因为奶奶一年多前在老家去世时,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回乡奔丧,在奶奶墓前立下一块石碑,碑额刻着“光前裕后”,而碑文中有“吾母宽厚仁慈,人多沐其德”等词句。由此,弥天大祸从天而降。
有几天,我突然觉得父亲出去上班的时间少了,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在家说话的时间少了,读书思考的时间多了。直到一天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公园参观一个专为“立碑事件”设立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才发现了父亲反常的秘密。当所有老师和同学向我抛来异样眼光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片空白。
那时候,我刚度过了识文断字的初级阶段,开始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随时给我讲解读不太懂的书中故事。当有一次我问起什么是“龙场悟道”时,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主人是我们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修文龙场。话说古代贵州属于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时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罚贬至龙场驿。那年头,贵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与外交往。这条道从贵阳经黔西、大方、毕节、乌蒙山通往云南,而龙场驿则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淸闲,潜心悟道,终于得出了“心学”。
什么叫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时我呆呆地看着父亲,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现在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类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简单,又深奥,说到底就是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脱离实际、禁锢社会的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与阳明心学不谋而合,我一直认为做战略策划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以方法论为武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研究,而绝非小点子、小技巧。

上图:王志纲2000年回乡祭祖
三、孝悌之学
我10岁那年,由于黔西中学的教学需要,父亲已经重返领导岗位,并且又在省教育厅的推动下,开始到处宣讲他那“三读”、“六要”、“两全”、“三标准”、“四注意”的教学经验。一天,我在家里向父亲提出了对由“孝子贤孙”而引发的“立碑事件”的许多疑惑,父亲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讲述了王家在甘溪河辛勤耕耘几百年的历史故事,最后还特别解释了一番家庭和家族的和睦之道,并教导我懂得了什么是“孝悌之学”。
孝悌需要话说两头,孝就是对父母之爱的尽力回报,悌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全心友爱。孝悌之学是双向的,其表现应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不只是要求别人应该如何。父亲还教导我说,晚辈对长辈的“孝”要遵行厚养薄葬的原则: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力尊长行孝,而在长者逝后丧事,则应从简而行。这正如东晋文人陶渊明诗中所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50年过去,所有这些我都谨记于心,竭力遵守,并希望传承下去。
通过孝悌之学,我了解了孔子;再通过孔子,我了解了传统文化。前年底,我写的一篇题为《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三个重建”》的文章曾被广为流传。文中我一再强调国家现在迫切需要重建文化,尤其是中华的传统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认为,如果能将孝悌之学发扬光大,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重视,那么中国最好的扶贫方式将会从你最亲近的人们身旁展开。亲朋好友,有穷有富,但倘能贫富携手,富者从身边做起,从三亲六戚、父老乡亲做起,定能走岀一条中国式扶贫的康庄大道。

上图:王志纲在以父亲名义捐赠的黔西一中“荣江图书馆”前留影纪念
四、兄弟阋墻,外御其辱
到了11岁时,文革开始了。父母相继成了批斗的对象而被关进了牛棚,只有为了理发、洗澡等事宜才能回家住上一晚。家中没有了主心骨,吃饭、睡觉自然就乱了章法。我和长我一岁的二哥常常打架,不是白天为了抢吃的,就是晚上为了抢被子。
有次父母同时回来,看到儿子们面红耳赤、你争我夺,母亲着急,前来训斥我们,而父亲在旁微微一笑,说出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话来。父亲以此告诉我们,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意见不合而争吵实属正常,然而矛盾有主次之分,大敌当前时,次要矛盾要让位于主要矛盾。此即“求大同存小异”之谓也。
当时,我对这些咋听起来有点儿似是而非的道理理解不深。后来渐渐长大了,懂的也就多了起来。大至一个国家,中至一个省区,小至一个家庭,“兄弟阋墙”,并不罕见。但若只会汲汲于蝇头小利,鼠目寸光,做不到求同存异,那将会一事无成。由此,我深刻理解了“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以抗一强”、“二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样求同存异,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好,才是上策,千万不能陷入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思维之中。
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12岁时,父亲叫我背诵《周易》中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在我的记忆里,本不富裕的家里一直有一些穷亲戚、穷学生前来走动,而父亲总是慷慨接待、接济。长此以往,月底家里的生活就会捉襟见肘。由此引来母亲的不满,家庭矛盾眼看就要发生。这时父亲就常常复诵这句话安慰母亲,同时也用来教导我们。
长大后,我才知道我们王家祖居黔北甘溪河近四百年,一直以此言为家德、家风、家学的一部分,在那一带行善积德、扶弱济贫、修桥铺路、造福乡邻,而使得他们在周边乡邻中备受尊崇。
近些年来,因接替父亲赞助祖上八十年前捐建的中学扩建,我回老家的次数多了点,对重德修文的家风传统算有了直观感受。每次回去,乡里乡亲就会围拢过来,予以问候。有人告诉我,当年黔北沙土有着并列的“车齐朱王”四大家族。其中:车家着重军政发展,齐家依靠商业立家,朱家保持耕樵为本,王家讲究积善修德。时隔百年,人们再回首,前面三家已成过眼云烟,唯有王家依然薪火俨然,虽其中曾有过了30多年的水火洗礼,但春风吹又生,依然兴旺。
如今回首往事,我们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钱财,但却得到了优良的教育、朴实的家风和崇高的道德观。这些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比金钱更有价值。“积善”是孵化器,不仅能衍生出人才、钱财,而且能代代相传。

上图:黔西一中建校八十周年,王荣江(王父)与所教学生留影纪念
六、刘邦与韩信
我13岁的那年,精力充沛,顽皮成性,简直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车,整天统领着一帮半大小子“啸聚山林”到处调皮捣蛋,惹得四邻不断上门告状。更有甚者,受囫囵呑枣式阅读的『三国』、『水浒』影响,“疏财仗义”,不仅把外头偷桃摘李打捞回来的战利品“替天行道”,还常把家中食物盗岀大家分享。于是,我在家人眼中成了败家子,不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正当我遭遇强烈挫折感时,从牛棚放风回来的父亲却看到了我的另一面,他给我讲了汉高祖刘邦和其手下大将军韩信的故事
刘邦原是徐州沛县的一个“蝇头小吏”,浪迹街闾,被里人当成无赖。但此君其实胸有鸿鹄,志存高远,只是尚处朦懂而已。终有一天,当见到秦始皇的仪仗队伍声势浩大的从街上走过,猛醒过来的泗水亭长竟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惊天之言。于是,在沛县人民起义时,以大而化之见长的刘邦敢出面、敢挑头、敢担当,且能知人善任,包容四海,最终成为了开国皇帝。韩信很小就成孤儿,屡屡遭受四周的人们歧视。有一天,一群街头流氓围着韩信,故意要羞辱他,其中一屠夫对韩信叫道,“小子,要么拔剑杀了我,要么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二话不说,忍气吞声,甘受“胯下之辱”。韩信后来说,如果意气用事,拔剑而起,击杀无赖,其后果必是赔上自己的性命,那自己还有什么将来?还有什么抱负志向可谈?
通过刘邦与韩信的故事,父亲告诉我,乐施好善,大而化之并不是什么大毛病。若再补上君子慎独,不因善小而不为的品性,前者就能成为成大事的秉赋。父亲还说,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打倒自己,谁也别想打倒你。人们都只看到了我顽皮的一面,而忽视了我行侠仗义,乐于财散人聚的另一面。这个度把握适当,就能像刘邦、韩信一样,将来自有大为。
我以此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回了自己,尤其是让在我即将失学离家去当泥水匠童工的时刻也不忘“鸿鹄之志”。如果没有父亲的热情鼓励,那时我就可能忘记初衷,难以再求上进,那我人生的结局就会大相径庭。
七、“主仆”夜话
我15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到达巅峰,“阶级斗争”异常残酷。那时的边远山区,初中生都是凤毛麟角,要算知识分子了,而在家乡县城,民国时期曾就读过医学院和法学院的父亲当然被归类于大知识分子。文革伊始,父亲又一次被造反派揪出来,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推到了黔西县第一次万人大会的批斗台上。 
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天,甘溪河老家又来人了。这位来者时任沙土区公安局局长,与我们同族,解放前是我爷爷家的长工。按年龄,他与父亲同岁,按辈分,他得叫我叔叔。这次长工乘出公差之便,竟敢登门拜访正在接受批斗中的“地主家的少爷”,足可见王氏这“袍泽”感情之深。当然亦使我们全家吃惊不小。
晚饭后,“主仆”二人围着火炉,促膝长谈。从大三线建筑工地当泥水匠、回家过年的我被父亲特许可以旁听,但不准插嘴。那位“长工”说:“毛主席说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一大二公,走向共产主义。我认为这可能是不行的,因为它违背了人性亦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局长的论据是: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只要夫妻存在,就有家庭存在,人类怎么能沒有家庭这个基本核呢”?“是啊,”父亲补充说道,“只要家庭存在,私利和私心就必然存在。一个正常和合符人性的社会是引导人们大公有私。大公无私?社会发展不可能回复到‘知母不知其父’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还有,人类与自然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生活,而人人都把劳动当作第一需要,视生活享受为无物,简直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笑话。
我静坐一旁,听着他俩如此的对话,有时感到无比震惊,有时又感到无限迷茫,有时觉得讲的全是反动言论,有时又觉得讲的确实很有道理。尽管被灌输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多年,天性善良的我从未想到要去划清界限、举报立功,反而因此受到启发,学着父亲模样,开始了独立思考的人生。后来,无论是做学者、当记者,还是做影视制作人、当策划人,我都要求自己对迷离混沌的世界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绝不人云亦云。

上图:羊年清明,王志纲亲陪美国妹妹的俩女儿去甘溪河祭祖寻根。大侄女琳(右一)现为美国开业律师,小侄女安(左一)现为哈佛大学尖子生。妹妹的评论是:感谢三舅给王家海外新一代装上了”中国心“。
八、林彪事件
我16岁的时候,父亲从牛棚里“半解放”了出来,又可以看政府文件了。其实从10岁开始,我就天天在家等着读父亲带回来的《参考消息》、《文汇报》和《贵州日报》,这一长达十多年的“特殊小灶”,使我真是做到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后来当我进入大学,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同学相比,我对世界的了解竟远远高于他们。
一天傍晚,父亲在学校听完紧急文件传达回到家后,一改平时的健谈和洒脱,叼着一根二尺长的叶子烟斗在里屋徘徊,神态激动,欲言又止。我想今天肯定又传达了中央什么秘密文件,于是就进去跟着他的屁股后面不断追问。“这个不能说,千万不能说。那是绝密,要掉脑袋的。”父亲摆摆手,神情严峻。几分钟过去,父亲磨不过我,终于同意给出一点暗示:“中央出大事了,你猜会是谁?”我想了半天,最后从前期军中的“杨余傅”猜到了可能的“黄邱李”。父亲听了以后,连连说还不够高。看到我目瞪口呆,不敢再往上猜了,父亲才悄悄告诉我“是林彪副主席出大事了。”
我听完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天塌地陷。其实,自“主仆”夜话以后,父亲对我无话不说,这次更加“放肆”。他接着说到,党内领袖们狼狈为奸,搞乱国家,现在神话破灭了,最终是要为自己的倒行逆施付出代价的。父亲最后总结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
父亲对“林彪事件”的解读让我对中国政治、宫廷斗争、个人迷信等有了全新的观念。坚信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性。
九、尼克松访华
等到我17岁那年,尼克松访华了。父亲以他的人生经历和智慧立刻察觉出“世道要变了”。他放下工作,“不远百里”,来到乌江边的建筑工地把我抓回学校,要我好好读书,准备“迎接解放”。
在回家途中,我对父亲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美国这么反动的国家,尼克松这么反动的家伙,一个极右派的总代表,怎么还要与信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友好呢?
父亲回答说,世上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国家更是这样。毛泽东都说自己喜欢右派,不喜欢左派,因为右派比较务实,表里如一,不像左派那样脱离实际,言行不一。尼克松确是超级右派,但更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一切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至上,而那时美国最大的对手是红色苏联。“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要对抗苏联,就要拉拢中国,所以尼克松愿意和中国握手。
父亲的话如一把金钥匙开启了我的双眼,拓展了我的国际视野,让我总是保持着一颗好奇探索的心去发掘中国与西方世界带有共同性的逻辑和规律。多年后,我去美国游学,也不忘初衷,去了解一下美国的起源。
在那儿,我才发现虽然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算起,外来移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超过了500年,就连当今全球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也有了近400年的历史。为何美国在建国时会选择联邦制呢?那是因为美国开国领袖们要尊重和传承人们前300年的生活方式和传统。
上世纪下半叶,中国信息闭塞,强调教育政治化,就连我这个重点大学文科系毕业生也从未研读过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正统历史,所以总认为美国是在一瞬间从无到有出来的。

上图:王志纲陪父亲(右一)、岳父(中)踏访黔西。岳父在解放贵州时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到过黔西
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高中毕业那年,当我要再次独闯江湖的时候,父亲赠给我一句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父亲解释说,孟老夫子字面上的意思是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显达之时就要造福天下百姓,然而,要注意的是“穷”与“达”是相对的,难以用一个尺度去衡量。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像曹雪芹一类穷愁潦倒的人们,一样可以用自己的文笔、思想、故事去“兼济天下”,而且这种“济”会更加长久。 
父亲自己一辈子身在学校,勤勤恳恳,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虽两袖清风,却志得意满。我印象中的他,从未鼓励过我们兄妹去走当官发财的路。他说,“修德育人”是我们王家历代相传的祖训,他希望我们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受此影响,我一辈子都在走自己的路,并践行自己追求价值最大化而非利益最大化一一即决不岀仕、亦不经商一一的人生法则。以挑战自我,享受超越,享受冲浪为要义,以能替人排忧解难为乐事。而“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三十年的探索行走,我总算走通了这条“第三种生存”之路。
在我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我很喜欢的对联“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每逢看到它,我就会想到父亲,再次提醒自己行事为人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正是这种价值观,使我们在商海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不被暴利所诱惑,久而久之,终能在社会上确定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地位。
结束语
幼承庭训对我的一生影响至深,是父亲雕塑了我的品格,而我则有幸传承了父亲的精神。行文至此,寒夜已深。推窗远眺,朗月碧空,明天又是个艳阳天。经历一个沉闷而漫长的冬季,北方最美好的春天终于降临了。黎明又得远行,该收笔了。怎么收尾呢?蓦然间,一句格言跃入脑际:人生无非是场父子间特殊的接送。正如诗人北岛所吟唱的那样:“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父亲,您不仅给了我生命还锻造了我的灵魂,我终身感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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