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时，当他们唱到“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唐老师叫了暂停，告诉他们，“唱这一句的时候，手握拳，但是嘴巴要放松，”他说，“我们有力量！但是不用吼。”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或许还没有机会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的人生，但是音乐老师已经把一个想法埋入他们心底，那就是音乐是美的，灵动的，有力量的，“人如果没有音乐，是不完整的。”
8月14日晚上，这群来自四川仁寿县的孩子们站上了中央歌剧院的舞台。这一次，按他们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再害怕。
这是谷雨开设的《微光故事集》栏目，我们持续关注那些发生在乡村寂静角落里的教育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很微小，但却为未来保留着一份信念。就仿佛一粒微光，迸发出钻石一样的光芒。
撰文丨郝库
编辑丨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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褴褛的披风
孩子们站上合唱凳，练习曲目是《孤勇者》。与原作不同，在合唱里，它被加入了一些悠扬但伤感的调子。唱到“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老师唐洪林叫了暂停，“唱这一句的时候，手握拳，但是嘴巴要放松，”他提醒学生们，“我们有力量！但是不用吼。”
孩子们排练合唱 ©郝库
这是8月，暑假的一天上午，东方红小学合唱团正在排练。学校里没有足够大的教室，他们只能借用开大会的会议室。屋外下着雨，但屋内闷热，站在前台的孩子们用手给自己扇风。唐洪林站走到他们面前，手臂抬起，孩子们就立即安静下来，随着老师的手势练习气息，吐出“嘶嘶”的声音。小学位于四川仁寿县城边缘，周边是村镇，抬眼就能看到山。
8月14日要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表演的消息，早就在这个小县城里传开了。这首被大人们用来跟小学生接头的“儿歌”，也将被搬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去年，腾讯荷风艺术行动发起了“田埂音乐节”活动，唐老师上传了一段之前排练时的歌曲，打动了评委。今年的田埂音乐节，他们也受邀参加。
在中央歌剧院彩排 ©腾讯荷风艺术行动
唐洪林31岁，人长得白净又精神，像是你身边那个最温和的朋友。但指挥的时候，他总是抡圆胳膊，从小腿开始用力，到关键处还要加上打响指的动作。学生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总会在排练间隙，讲些深受小学生喜爱的笑话。刚刚组织这个合唱团的时候，他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这里的孩子们不同于大城市里，听着古典音乐的胎教出生，早早被父母们送去钢琴或小提琴培训班的小孩。他们并不理解音乐，“音乐就是唱歌”，音乐课就是学一首歌，然后整班齐唱。他们不懂什么音阶，哆来咪发正着唱可以，倒过来就不行了。大部分时候，孩子们的生活和音乐无关，他们思念远方打工的父母，甚至早早分担家庭的重担。
合唱团里有42个孩子，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正式演出时，孩子们在台上介绍了自己的父母，他们远在广东、新疆、江苏，做的是清洁工、搬运工，或者在工厂的操作台前缝制鞋子。所谓孤勇者，唱的其实是他们遥远的、平凡又普通的爸爸妈妈。
辜珂渝已经小学毕业，即将升初中了——几天之后，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他站在合唱团的前排领唱。辜珂渝高高瘦瘦，白色T恤像是挂在身上。
辜珂渝（前排右一）©腾讯荷风艺术行动
他喜欢音乐，也喜欢舞台。但你能看到一个孩子的胆怯，就算面对面聊天，你也得把耳朵凑过去，才能听见他说什么。他记得三年级的时候，班上玩游戏，击鼓传花之类的，传到他，他得上台唱首歌。也不是不想，就是害羞，他的脚在抖，站在台上像是根摇曳的竹竿。纠结了半天，他唱了一首《朋友》，“但是很小声”。
至少几年前，他是个沉默的小孩儿，准确地说，他希望自己是“积极的、活泼的”，但做不到。按他的说法，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是个小透明，就没跟别人说过话”。下课的时候，他一个人自娱自乐，把铅笔扎在橡皮上，然后不停地钻，然后钻出一个大洞。他平均每周消耗一块橡皮。
按理说，五六年级是搞童声合唱的黄金时间，但同时，也意味着要面临升学的压力。在东方红小学，一般到了六年级就自动退出合唱团。但辜珂渝还是喜欢这儿，这里都是他的朋友。他展现出难得的勇气。他去找唐老师，找过三次，唐老师也很无奈，在一所县城小学里，学习永远是比音乐更重要的事。此后合唱团排练，辜珂渝趴在门外看，问这是什么歌啊？怎么唱啊？唐老师让他进来，他不客气，团里发谱子，他也拿一张。
合唱团发的谱子 ©郝库
再后来，班上写作文，让大家写自己的梦想。辜珂渝的作文叫《梦想的舞台》，他在作文里写，自己如何在课间去看排练，学唱歌，并表达了想再次加入合唱团的想法。他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看到作文大受感动，破例让他重回合唱团。
在合唱团里，不少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们也自然成了县城里的留守儿童。
去北京之前几周，学校召集了一次家长会。“我都说得那么严重了，”学校副校长冷尹的意思是，要重视这次活动，家长会至少父母有一人来开。“但是开会你一看，至少三分之一，还是爷爷奶奶来的。”冷尹说。
这是没办法的事。留守，意味着孩子们在最需要爱的年纪，和最爱的人相隔万里。辜珂渝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父母离婚，父亲在外打工，至于母亲，他早就没印象了。他对一家团圆的记忆停留在两岁之前，那大概是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坐桌边吃饭喝酒，爸爸妈妈都在。记忆里的人面目模糊，但辜珂渝只觉得那个场景很开心，每个人都很开心。
孩子们住得大多离学校不远，不管一年级还是六年级，自己背着书包上学放学是必修课。我见到几位孩子的家长，每个家长都会夸自己孩子自理能力很强。夸奖背后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或许他们要过早地帮爸爸妈妈分担生活。
夏婷五年级，是个戴眼镜的、瘦瘦小姑娘。排练结束之后，她要去附近的一家面馆找妈妈。面馆离学校一二百米，妈妈在这里打工。夏婷去了，也会帮忙端个凉菜，擦擦桌子什么的。说实话，她并不太乐意干这些，哪个小孩不想在街上疯跑，或者趁爸妈不注意多打两盘游戏呢？但对于夏婷来说，这是能和妈妈多待一会儿的唯一方法。妈妈忙，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做馒头，干到下午，回家，赶紧补觉，睡三个小时，起床做饭，晚上又要早睡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大部分在厨房里，于是她也早早学会做饭，她想让妈妈下午多睡一会儿，就自己把米饭蒸上。
她的爸爸在附近一座商场里当搬运工，她心疼爸爸，因为总是看到他肩膀上被蛇皮袋勒出的印子。那里常年贴着膏药，最近天气热，揭掉膏药，印子就变成红红的疹子。几天前，夏婷把要去北京的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夸她优秀，妈妈也很激动，觉得这是女儿的荣幸，自己从来没做过飞机，但女儿就要坐飞机去北京了。
事实上，孩子们在这里唱歌，和在金碧辉煌的剧院里，或者家里高高的灶台边唱歌没什么区别。音乐让人快乐，孩子们说，参加合唱团是最快乐的事，至少是之一。
“人如果没有音乐，是不完整的。你想，从远古就开始了呀，远古人们不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他都会嚎叫，他开心的时候他也会叫，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属于音乐啊。这是我们本能的东西，不可能丢的。这关于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怎么认识自己的人生。”唐老师说。
一次失败
在一所县城小学里，人们把音乐课当成“豆芽课”，意思是很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学生们喜欢上音乐课，你能看到他们的期待和兴奋，但不是想学习知识的那种喜欢，而是终于不用见到语文数学老师也不用担心考试的那种喜欢。年轻的唐老师想和同学们做朋友，但小孩子们对朋友往往缺少一点尊重，有时候闹腾到，下节课老师要花五分钟才能让他们安静下来。“很多时候音乐课形同虚设，音乐老师、学生可能都是这个（敷衍）状态，因为它跟高考没关系。”唐老师说。
在唐老师之前，冷尹曾试过在学校组织合唱团，但是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他也是东方红小学的音乐老师，同时是副校长，事务性的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但只要有空，他还是会坐在这里，完成一个音乐老师的职责。冷老师看起来永远冷着脸，说话声音很轻很轻，只有等孩子们完全安静下来，他才会讲下一句。
冷老师交代大家去北京的安排©郝库
2009年，冷老师大学毕业，来到东方红小学，成为学校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音乐老师。那时汶川地震过去没多久，原先的教学楼——他们叫教学楼，但实际上就是几排平房——房顶都破了大洞，操场还堆着修筑楼房的建筑材料。这与冷老师想象中的小学差距不小。那时东方红小学只有几百名学生，集中在校门左侧的教学楼，而老师们在食堂办公。
作为小学的第一个音乐老师，他有点无从下手。钢琴不用说了，肯定没有；有一台幼儿园用的风琴，用脚踩的那种，还坏了；课堂上想放音乐，但全校只有一台收音机，是给英语老师用的。他向学校申请，买了台电子琴。之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就靠这台电子琴来上。
在学校，音乐老师或许是最没存在感的人之一。冷老师告诉我，他刚教书的时候，音乐课经常被占，要么用来讲题，要么用来考试。不只是他，其它学校的也一样，“（占课前）能跟你打声招呼算不错的！”。现在情况好一些，但也没好太多。低年级还好，到了五六年级，升学就在眼前，有人在音乐课上写作业，“也可以理解吧……”冷老师说。
就这样工作了三年左右，冷老师想，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孩子多学点音乐呢？正赶上县里办艺术节，他想到之前在抗震救灾晚会上看过的童声合唱，那一次着实把他打动了。他决定办合唱团。自己找了间空教室，又搜罗来一些破凳子，然后去各个班，招纳了四十多名学生。但合唱团排练的难度，超出了他的想象。首先是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排练？课间太短，放学之后不现实，有安全问题。冷老师试过午休时间，但教室又不隔音，遭到很多投诉。最后，只能定在午饭之后，午休之前，总共40分钟，一头一尾维持下纪律，剩下真正的练习时间最多半小时。
更重要的，搞合唱团是个技术活。孩子们要掌握基本的乐理知识，以及发声技巧。负责排练的人，得知道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发出更好听的声音。有些人低音区能唱出来，到高音区就不行；音准的问题，就是唱不准，怎么办？对于如何教合唱，冷老师也懂的不多，他的办法只能是，多听，多唱。但始终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
合唱团办了一个多学期，冷老师有些灰心，想休息一段时间。他休息了一周、两周，休息了一个学期。直到有学生找过来问：“冷老师，我们的合唱团为什么不办了？”冷老师的表情难得温柔下来，说：“你等通知，到时候我通知你们。”当然，这个拙劣的谎言只能骗到小学生，骗不到他自己，他觉得心里不舒服，作为一名老师，最痛苦的事就是想教但无能为力。
不过，这次小小的尝试也带来了足以抚慰他的成果。当年有位合唱团学生，在一次比赛里，被评委看中，招进中学，听说后来走上音乐道路。冷老师和这位学生早已断了联系，但远远听到他的消息，想到自己埋下的种子正在慢慢开花结果，这让他感到无比开心。
冷老师©郝库
想要组建一支合唱团，仅靠冷老师一个音乐老师是不够的。也并不是学生人数够多了，就叫合唱，它需要分声部，寻找不同的音域，每个人都要掌握“音乐的语言”。2014年，唐老师来了，他是东方红小学的第四位音乐老师。他们终于有机会从最基础的乐理开始，也终于能挤出时间排练了。
多年后，当唐老师在办公室再次说起办合唱团的事。“好啊！”冷老师回忆当时的场景，我难得看到他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
唐老师告诉我，音乐里不仅有横向的线条，还有纵向的层次，“如果不建立起基本的概念，你欣赏不到它的美感，更唱不好。”但以往的音乐课并没有提供这些内容。按教材的节奏，到四年级，音乐课就要学习二声部的合唱。但现实的情况是，低年级没有注重音阶的练习，所谓的合唱就无从谈起，所以四年级的二声部合唱都被改成齐唱。
唐老师在听刚录的合唱视频©郝库
唐老师拉上另外三位音乐老师开了个会，决定从音乐课入手，打牢基础，为合唱团做准备。比如让他们学会识谱，演唱音阶，还有一些基本的理论知识。现在的音乐课上，唐老师让学生们一边听旋律，一边把旋律画成一条波浪线，旋律强的时候画高一点，弱的时候画低一点，慢的时候画慢一点，快的时候画快一点。这是用身体感受音乐。
出乎唐老师预料的是，课堂的氛围比原来好多了——不是放纵式的闹腾，也不是老师过于展示威严而带来的死气沉沉——唐老师感受到尊重。“你都能看出来的，”唐老师说，“以前你敷衍了事，他们就不重视（这门课），现在他们能感受到你的热情，明白这个课是严肃的，真的能学东西的，反而效果更好。”
大概是2019年3月，东方红小学合唱团正式成立，排练时间是上午40分钟的大课间。同学们很踊跃，唱得好的不好的都来了，唐老师基本上来者不拒，他希望更多人喜欢音乐。也是2019年，四年级的辜珂渝正式加入合唱团。一开始，他唱歌的声音很小，很容易就被身边同学的声音没过了。他有点不服，试着大点儿声，然后再大点儿，直到再也不会在意唱歌声音大小这件事了。
生活的出口
我到东方红小学的第二天，听唐老师说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昨天有个小孩的妈妈，给我打电话，”唐老师说，“说到北京之后，能不能让她把孩子带到杭州去玩，她在杭州打工。”据唐老师了解，这个孩子的父母离婚，一直跟着爸爸生活。“她不给孩子爸爸打，给我打，那我肯定得问她爸爸啊。一问，就说不同意。”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相似的故事，他们的父母早早离家，或者早早分开，他们独自长大，面对生活。我们去到辜珂渝家，他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看起来还很年轻，我们一边和辜珂渝聊，奶奶一边用手机拍视频，准备发给自己的儿子。
辜珂瑜和奶奶©郝库
参加合唱排练是辜珂渝每周第二开心的事。第一开心的事是星期天，那是爸爸放假的时候，大概午饭时，这位遥远的父亲会给儿子打一个电话，聊半小时左右。辜珂渝对妈妈没什么印象，两岁那年她就走了。后来爸爸也走了，去成都打工，听说是帮人卖房子。很多时候，爸爸只会敦促他学习，因为他也不了解关于儿子的其它生活了。没有一个小学生愿意跟大人聊学习，但即便如此，辜珂渝还是喜欢打这通电话，“因为是爸爸打的，”他说。
一个父亲的幸运之处或许在于，父亲这个角色本身就能掩盖一切问题。往年放暑假，辜珂渝和奶奶会去成都，找他的父亲、她的儿子住一段时间。奶奶住一间屋子，他和爸爸睡，挤一张床，很开心，爸爸打呼噜他开心，打得他睡不着也开心。因为“很有安全感”，因为是和爸爸一起睡。
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暑假是无聊的。除了去合唱团排练，辜珂渝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刷刷手机，有时候让奶奶带他去公园转转，偶尔跟朋友出去，玩一种叫弹弹乐的游戏。合唱团里练习新歌，他回家了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手机，自己唱，自己录。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们的心情，”唐老师说，“因为我感同身受，我就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读幼儿园之前，唐老师的父母就离家去广州打工，在工厂里做鞋子，两三年回家一次。唐老师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很爱他，但终究不是父母。他想他们，但他们的样子又很模糊，于是就更想他们。“以前感觉不懂什么叫爱，心里面的那种状态，对爱的缺失的感觉，真的要很久才能走出来。”唐老师说。
2014年，唐老师从绵阳师范毕业，像很多人一样，不知道干啥，只想搞钱。搞钱也有条件，他对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没兴趣，他去过北京，吃不惯，早高峰地铁站外的一大片共享单车又把他吓了一跳。还是老家舒服。他学的音乐（这意味着就业面很窄），读的师范学校，自然就考了教师编制，最后就来到这所小学。
唐老师喜欢音乐，从小就喜欢。高中走音乐特长，到培训班里，第一次摸到钢琴，手指按下去，音符蹦蹦跳跳，所有的烦恼都能忘掉。他想弹好，每天中午午休加练。有一次练到忘记时间，下午已经上课了，他慌忙往学校跑，只看见所有人慌忙从楼里冲到街上，那是08年的5月12号。
工作几年之后，他觉得生活丧失了意义。更准确地说，他受不了那种学不到东西的音乐课了。那时他的父母因为生病回乡，他觉得这两个让他思念的人很陌生，不适应在所难免。作为生活的出口，或者向往更有意义一些的人生，他想到组织一支合唱团。“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要干什么大事，也干不了，能影响一些身边的人，我觉得就挺好”。唐老师说。
在辜珂渝的记忆中，关于合唱团，印象最深的经历是第一次登上舞台。合唱团成立个不到两个月，就参加了省里举办的艺术节。之所以这么仓促，也是没办法的事。据冷老师分析，如果用独唱或小合唱去跟省里其他孩子比，那就完全没有优势，“像成都那边的学校和小孩，家庭条件很舒适，人家会去接触这种训练，”冷老师说，“合唱是我们唯一能有一点竞争力的东西。”
初选在县里的礼堂举办，辜珂渝和其他孩子登台唱了两首歌，一首《春风》，一首《永远》。他很紧张，心脏跳得很强烈，舞台的灯光照着他们，他又有点兴奋。
和所有孩子一样，他十分努力地想唱好，恨不得咬住每一个音节。辜珂渝觉得自己发挥不错，台下在鼓掌，冷老师也夸他们“唱得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冷老师说，孩子们唱到一半就跑调了，为了不打消他们的积极性，老师们并未戳破。这次比赛，合唱团没有通过初选。
“那时候是懵的，”唐老师说，“教声部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凭感觉去教。”作为县城里的音乐老师，并没有多少资源提供给他做一些与升学率无关的事。为了学习怎么搞合唱团，他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跟冷老师自费去学习，网上查教程，或者看一些北京的音乐老师直播合唱排练，一点点积累经验。
缺少更加专业的老师，是大多数乡村小学很难普及音乐教育的原因所在。但正是那段时间，腾讯荷风艺术行动的工作人员将唐老师推荐给成都爱乐团的音乐人，以及北京专业童声合唱团的老师，希望得到他们的专业指导。2017年，腾讯与荷风艺术基金会一同发起“腾讯荷风艺术行动”，面向乡村青少年做音乐教育的普及，2019年开始，该行动每年在北京举办一场音乐晚会，邀请全国各地乡村小学来参加。
孩子们在中央歌剧院演唱《孤勇者》©腾讯荷风艺术行动
经过数次学习，唐洪林明白了指挥时手腕要稳定，手掌向前，如何分手，他猛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指挥动作是不正确的。至于合唱时的细节，比如如何呼吸，如何咬字，如何把平时说话的语言转换成“音乐的语言”，他一一向专业老师讨教，然后传授给学生们。
之后的每次排练，唐老师都会把合唱录成视频，发给在成都或北京的老师，由他们提出意见，再一点点打磨。对于唱不准的同学，他们之前的方法是，把他放在唱得好的同学旁边，多听正确的，或许能学会。但来自成都的老师告诉他们，唱不准的原因更可能是基本的音阶没有掌握纯熟。至于把不准的放准的旁边，更容易出现的结果是，大家都被带跑偏了。需要更多地听，识别音阶，才能唱准。有点类似学英语的时候，听力练好了，口语才会好。
互联网音乐教室©郝库
快乐也可以是件很容易的事
学音乐到底有什么用呢？孩子们都喜欢唐老师，他是那种能跟学生开玩笑的老师。但唐老师说起来，远没有那么轻松。即便是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觉得音乐课重要，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要求写别的课的作业，理由是“音乐课没用”。但他不止一次确定，音乐是美的，灵动的，它是人类表达情感的出口。
陈昱臻开学就要读四年级了，她长着一张扁扁的脸蛋儿，两只大眼睛。去年，她的同学拉她去合唱团面试，从此成为合唱团的一员。她参加了今年五月的省艺术节，经过上次的失利，孩子们成熟了许多，拿到初选特等奖，第一名，陈昱臻为此非常开心。
她住在一片老房子里，一楼，刚搬进来，房租一个月几百块。之前她和妈妈住在学校附近的出租房里，顶楼，一到夏天热得不行。搬到这里之后，妈妈余雪英把客厅改造成一间小小的足疗房，摆了三张洗脚沙发，对面墙上挂上一台小电视。她的工作是给人按脚，一小时60块钱，扣掉老板抽成，她得39。余雪英工作的地方不近，她骑着电动车，早上一早出门，晚上11点回家。她挂在嘴边的话是，自己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没办法辅导女儿。
陈昱臻和妈妈余雪英©郝库
陈昱臻个子小小的，属于合唱团里站在第一排的那种。但在她口中，自己似乎无所不能。比如做饭，“没问题啊！”蒸米饭什么的，七八岁就会了，她会在妈妈下班前把米饭蒸上；炒菜也试过，但因为提不动铁锅作罢。她能自己坐客车去镇上找姥爷，并能想到攒钱给姥爷买个小礼物。
有时候，妈妈晚上回来，她还没睡，看到妈妈好累啊，就觉得自己应该把家里的地拖了。至于爸爸妈妈离婚这件事呢？“也没什么影响啊！”她说。余雪英曾抱着歉疚问女儿，如果她反对，自己就和爸爸和好。“你们两个过得好就行了，不用管我的。”她给出一个成熟的答复。爸爸住在镇上，她偶尔会去找爸爸玩，“都挺开心的，”她说。当然，如果你看到她两眼泛泪但故作镇定的样子，就知道这个问题不能再问下去了。
怕黑或许是她唯一的弱点。她晚上9点多睡觉，妈妈还没回来。我问她自己睡怕黑吗？她说很怕！“因为看了太多恐怖片！”所以，每天睡觉之前，她都要一手攥着被子，另外一只手去关灯——关上之后，她立马把自己埋进被子里，蜷缩着。在妈妈回来之前，不管再热、再想上厕所，她都必须保持这个动作。
但在合唱团，快乐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唐老师擅长讲笑话，能逗她开心之外，她认识了很多朋友，有时她找别人搭讪，有时是别人找她，总之，在合唱团，一根辣条就能交到一个朋友。她说合唱对她来说“特别重要”，我问为什么？她的回答没头没尾：有一次，一位合唱的同学肚子痛，躺在地上，老师和同学全都围上去，这让她感到温暖。
如果你在合唱团里待得够久的话，还能看到辜珂渝的另一副面孔。他的好朋友杨佳慧告诉我，辜珂渝特别沙雕，总是捉弄她，包括但不限于在她身边唱《辣妹子》，或者拍个小视频吓唬人——这跟我之前对他的印象截然相反。
总之，孩子们似乎不明白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至少他们是快乐的。至于去北京这件事，还能让他们的快乐超级加倍。去北京之后，三年级的熊浩然想要去天安门看升国旗，以及在被窝里偷吃零食。远方总是让他兴奋。之前跟着妈妈回周口老家，他兴奋极了，出去逛超市都不想回家。夏婷则带上了妈妈的愿望，妈妈从来没做过飞机，她想要替她坐一次，看看北京是什么样子。
熊浩然一家©郝库
他们如愿以偿了。8月12日是合唱团出发去北京的日子，这次，余雪英决定陪女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起去北京。这是她们第一次坐飞机。她让女儿坐在窗边的位置，陈昱臻戴着蓝色的口罩，上面画着卡通图案。她的眼睛离不开窗外的机翼，“比我想的大多了！”
8月14日晚上，她和她的同学们站在了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他们穿着白衬衫，捧着花束登台。《孤勇者》演唱到中间，大屏幕上出现了他们唱歌的样子，他们排练时的辛苦和笑容。大屏幕上还讲述了辜珂渝重回合唱团的故事——这次演出之后，他的小学生涯就正式结束了，合唱团的朋友们想把这最后的几首歌送给他。他被同学拉到最前排，或许是最后一次唱起他们的校歌。在台下的唐老师，可以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掌声。这一次，按他们的说法，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再害怕。
©腾讯荷风艺术行动
运营｜刘希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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