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大力。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案子是加拿大最知名的冤案之一。
1984年，9岁的小女孩克莉丝汀在放学后，被人从家附近绑架并遭到杀害。案发半年后，警方逮捕了她的邻居——小镇上的“怪人”莫林。
此后10间，莫林的命运一波三折，直到1995年，DNA技术的进步最终证明了他的清白，并为警方提供了新的破案线索。
莫林是怎么从一个 “怪人” 变成罪犯的？杀死克莉丝汀的真凶又是谁？
（字数：11,002)
两起悲剧的开端
约克（York）紧挨多伦多，是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一个行政区，皇后村（Queensvile）是约克辖区内一个规模很小的社区。
（约克郡在多伦多北面，红点处为多伦多）
当地邻里关系紧密，治安良好，极少有恶性事件发生。许多家长都同意让孩子单独在外玩耍，只要他们按时回家吃晚饭就行——直到1984年10月4日， 9岁小女孩克莉丝汀（Christine Jessop）在放学后，从皇后村失踪了。
（克莉丝汀的照片）
克莉丝汀是一个天真活波、有责任心的小姑娘，平时喜欢踩单车、打棒球，对小动物也很友好。
案发前不久，克莉丝汀的父亲因为诈骗入狱了。10月4日，克莉丝汀的母亲和哥哥一起去监狱探望。因为觉得女儿太小，克莉丝汀的妈妈没有带上她，而是让她下午放学后自己回家。从监狱返回后，克莉丝汀的母亲还顺路带哥哥去看了牙。

当天下午3点50分，校车把克莉丝汀放在了家附近。4点10分左右，克莉丝汀的妈妈与哥哥到家，但家里只有克莉丝汀的书包。
案发后，克莉丝汀的朋友告诉约克警察，当天她和克莉丝汀本来约好4点在墓园（也是一个公园）碰面，两人说好先把书包放回家，再拿上各自的娃娃，但她等了很久，克莉丝汀始终没有出现。
当天晚些时候，克莉丝汀的母亲报了警，警方与当地居民展开了持续数日的大规模搜索，却一无所获。在之后的3个月内，约克警方的调查也一直在原地打转。
直到1984年12月31日，克莉丝汀失踪近3个月后，50公里外桑德兰（Sunderland）的一位居民外出找狗时，在一条偏僻小径的拐角处意外发现了她的尸体。
（克莉丝汀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当时，尸体的上半截已经部分白骨化，看起来像是被动物啃噬过。凶手故意掰弯了小女孩的膝盖，将她的尸体摆成双腿敞开的姿势。在尸体周围，散落着克莉丝汀的衣服和鞋子。
因为桑德拉在安大略省杜伦辖区（Durham Region）的范围内，发现克莉丝汀的尸体后，杜伦警方便接手了案件的调查。
（画圈处为警方发现克莉丝汀尸体的地方）
事后看来，或许这正是另一起悲剧的开端。
侦查“梦之队”
自从12月31日接手案件后，杜伦警方的侦查一度没有任何进展。
根据法医S的尸检报告，克莉丝汀死于刀伤，死亡过程迅速，死亡时间大约在3~4个月前。除此之外，她的头部还曾被钝器击打，不过，法医S认为击打并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这次尸检报告颇为粗心，下文我们会再回到这个部分）。
虽然警方在尸体附近找到了一个烟蒂，后来法医又在克莉丝汀的内裤上发现了精斑，并从她戴的项链中找到了一根深色毛发，但1984年DNA技术才刚萌芽，这些发现不能帮助杜伦警方破案。
勘察当天，警方在尸体旁找到了一个竖笛，那是克莉丝汀失踪当日，学校刚发给她的新乐器。竖笛上有一枚指纹，但因为实在太模糊，无法做指纹比对。
（克莉丝汀的照片）
客观地说，在没有DNA技术和视频监控的年代，克莉丝汀案确实非常棘手。不过，就杜伦警察的表现而言，除非凶手在案发现场插上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否则他们估计是破不了案的。
首先，杜伦警方的工作态度极为敷衍马虎。12月31日中午，发现尸体后，杜伦警队以天气为借口，仅仅花了4个小时勘察现场。
因为警员疏忽，受害人的一部分骨头被遗落在了案发现场（忘记带走了）。后来，还是受害者家属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这些遗骸。
搜查当天，警探M本应负责记录现场线索、保管证物，但他不仅对勘察过程的记录十分粗心，甚至还弄丢了在现场发现的烟蒂（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
为掩盖工作失误，后来在第一次开庭前，M警探竟然自己伪造了一个烟蒂，还要求另一名警察谎称烟蒂是他扔在现场的。这位M警探还虚构了勘察记录，根据警方后来的推测，篡改、捏造了一部分内容。
其次，法医S的工作也不尽人意。第一次尸检时，他不仅没有清点并记录尸体少了哪部分骨头，后来又再一次弄丢了受害人的一部分遗骨。
1990年，为了判断受害者家属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遗骨是否属于克莉丝汀，检方同意了辩方的要求，开棺进行第二次尸检（参加这次尸检的不仅有辩方法医学专家，安大略省的验尸官还指派了另一名法医）。
（第二次开馆前，克莉丝汀的家人悲伤地围在她的棺材周围）
一开棺，法医团就注意到，克莉丝汀一部分尸骨上还沾着泥巴，而法医验尸时应该做的第一步，就是清理干净附着在受害人骨头上的杂物，以便准确检验伤情。
除此之外，法医团还发现，法医S不仅低估了克莉丝汀头部伤情的严重程度，还漏掉了她身上存在的防御伤和其他好几处伤痕，以及凶手试图分尸留下的痕迹。
根据这些新发现，辩方法医推翻了法医S之前的结论，认为克莉丝汀生前曾与罪犯搏斗了近30分钟，而且因为凶手尝试分尸，命案现场应该有大量血迹。
最后，负责主导此案调查的警探F和警探S，既没有调查命案的经验，也不具备推理和侦查能力。
杜伦每年只发生2~3起命案，大部分案情简单，所以当地警方连专门负责侦察凶杀案的小组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身犯罪小队”，除了负责强奸案及杀人案，还兼管打架斗殴、性骚扰和家暴。
作为侦探，警探F和警探S缺乏必备的破案能力。两人不仅忽视证据、主观臆测案情，还缺乏必要的审讯技能（不会套话）。比如，一旦被审讯者提供的信息不符合两人的预判，他们就会威胁恐吓被审讯人，而不是进一步盘问对方。
在调查此案期间，警探F和警探S做出了许多极其荒唐的举动。
比如，当克莉丝汀的尸体被发现后，据部分居民回忆，10月3日或4日深夜，他们曾听到有小孩尖叫救命。一户居民回忆说，她记得尖叫持续了约半小时，当时她以为邻居家发生了矛盾，所以没有报警。
后来，杜伦警方在白天做了一次测试，结果证实，如果有人在A点尖叫，这几户居民确实能听到声音。但之后，杜伦警方却武断地认定这个居民说谎，从而忽视了这条线索。

再比如，这两位警探经常通过测谎仪这种不是100%可靠准确的手段，来排除目标对象的嫌疑。
下文我们会再看到，这两个警探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推理能力。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通过推理来找到真凶，而是先确定怀疑目标，再围绕他“倒推”案情。
从勘查现场，到尸检，再到破案，杜伦警方的表现已经不能用糟糕来形容。如果说每个渴望脱罪的犯罪嫌疑人心中都有一支“梦之队”，那这支队伍非杜伦警方莫属。
最令人难过的是，杜伦警方并不是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起案件。他们本可以向上级寻求帮助，但却为了面子没有这样做。最终，因为杜伦警方的无能与傲慢，本案留下了大量未解之谜。
虽然缺乏办案能力，警探F和警探S在接手调查近3个月后，倒是锁定了本案的嫌疑人——“怪胎”莫林（Guy Paul Morin）。
“怪胎”莫林
莫林是皇后村居民，他与父母住在克莉丝汀家隔壁。小镇上很多人都讨厌莫林一家，觉得他们全是怪人。
（克莉丝汀生前在皇后村的家）
公平地说，莫林一家确实与小镇有些格格不入。莫林的父亲从小在偏僻的农场长大，搬到皇后村后，依然维持着从前的生活习惯。莫林家的院子里停满了报废的车辆，堆满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器械，不停翻修的房子看上去也似乎摇摇欲坠。
更令人头疼的是，莫林一家经常在深夜干活（忙到凌晨3、4点），还会自己种菜、养蜂。因为噪音问题，以及害怕被蜜蜂蛰伤，几位邻居与他们发生过冲突。
除此之外，莫林一家不是小镇上常见的那种热情外向、对谁都敞开大门的家庭，虽然友善健谈，但他们喜欢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非常注重保护隐私。比如，莫林愿意接受约克警方的问询，但拒绝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此外，莫林一家的脾气也颇为耿直，不会为了合群而迎合他人，有时过于我行我素。
皇后村是一个很小的社区，和其他许多小镇一样，在这里“合群”被视为一项重要“美德”。虽然只有周围几位邻居与莫林一家发生过直接冲突，但小镇上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户人家。
1985年，莫林25岁。抛开皇后村其他人的滤镜，他是一个温和、快活、不设防的人。好几位接触过莫林的人都称，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孩子气。
（莫林的照片）
他思维活跃，富有幽默感，但因为表达能力不是特别强，再加上思考方式有时过于跳跃，所以莫林偶尔会解释不清自己的意思，或者词不达意。
莫林喜欢钻研机械，会修很多东西。案发前，他在一间家具厂负责打磨家具，后来为帮家里翻新房子而辞职。闲暇时，他喜欢吹萨克斯风和单簧管，是附近三个乐队的成员，还喜欢照顾蜜蜂。
（莫林的照片）
因为莫林很少与小镇上其他青年来往（他的朋友大多不在皇后村），也没有像其他青少年一样，成年后就从家中搬走，在皇后村很多人眼中，莫林是个喜欢钻研机械的“孤僻大龄宅男”，比他父母更怪。
“可疑”发言
案发当天，莫林在家具厂上早班，下午3:32打卡下班后，他先去买了一张彩票，接着从三个超市采购了食物（买每日特惠），或许还给车加了油。当他到家时，已经是下午5:30~6点了。
当天，莫林的妹妹和妹夫正好在他们家做客，莫林回家时遇到了正要离开的他们（他们的儿子住院了，两人要去医院看看他）。晚饭后，莫林与父亲开始翻新房子，加固地基。
大约8点左右，有警车开到了克莉丝汀家门口。因为前几天刚看完一部关于儿童失踪案的纪录片，莫林随口对父亲说道：“我赌一定是小克莉丝汀失踪了。”（事后莫林还补充说，他总能猜中一些奇怪的事情。）
克莉丝汀失踪当晚，有很多人参与搜寻，莫林和父亲留在家里干活。第二天早上，他的父亲陪克莉丝汀的祖父，一起出发搜寻了克莉丝汀。因为莫林白天都要上班，他没有参加过搜索。莫林后来也没有参加克莉丝汀的葬礼（他以为只有受到邀请的人才能去）。
（邻居参与搜找克莉丝汀）
1985年，警探F和警探S在皇后村调查此案时，好几个居民向他们表达了对莫林的怀疑。2月14日，这两位警探再次向克莉丝汀的妈妈打探是否有任何怀疑对象，她也提到了莫林，并用“怪人”形容他。
8天后，警方盘问了莫林。两名警探把车停在莫林家外面，莫林在车后座接受了调查。后来在法庭上，两名警察声称，正是莫林接受盘问时的一些发言，激起了他们对他的怀疑，
据两名警察说，莫林当时告诉他们，“女孩们小时候都很无辜可爱，但有一些长大后就堕落了” 。这让他们怀疑，莫林仇视女性，他为了“防止”克莉丝汀“堕落”而杀害了她。
实际上，这只是警方的断章取义。莫林的措辞虽然有问题，但当时他只是试图回答两名警察的询问。
此前两名警探问他，克莉丝汀是否可能卷入了某些麻烦？莫林的意思是，克莉丝汀还太小，女孩子小的时候都很天真可爱，长大后才有可能卷入各种问题。
（克莉丝汀的照片）
除了这句话，两个警探还挑出了另外几句话，以证明莫林的嫌疑。比如他在看到警车开到克莉丝汀家后，曾与父亲打赌是克莉丝汀失踪了。
有意思的是，莫林与警方的对话其实有一半是录了音的，但他所有激起警方怀疑的发言，全都集中在没被录音的后半段。
除此之外，警方后来还编辑了这次盘问莫林的录音。在盘问一开始，警探S本来还问过莫林，他是否吸烟（考虑到当时的语境，也可以理解为警探S在问莫林，要不要来一根烟），莫林则回答他说，自己不抽烟。后来，在与辩方交换证据的阶段，警方删掉了这句话。
 “证词”
盘问过莫林后，虽然警方怀疑他就是凶手，但莫林却有不在场证明。
前面我们提到，克莉丝汀的妈妈与哥哥是在当天下午4:10到家的，他们到家时克莉丝汀已经失踪了，也就是说，她离开家要早于4：10。
（克莉丝汀的母亲与她生前的照片）
案发当天，莫林下午3:32打卡从公司离开，然后开车到皇后村至少要42分钟，因此，理论上莫林最早4:14才可能到家。除此之外，他的家人们也能证明他实际到家的时间。
显然，不在场证明足以排除莫林的嫌疑。不过，两名警探去牙医诊所走访后， “发现”了上述推理中的漏洞。
据牙科诊所的医生和护士回忆，案发当天，克莉丝汀的妈妈与哥哥大约是在下午4:10~4:20之间离开诊所的。
克莉丝汀家距离牙医诊所约15分钟车程，如果牙科诊所工作人员的回忆准确，那么克莉丝汀妈妈与哥哥实际到家的时间应该是4:35，甚至更晚。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而这是杜伦警方第一次走访牙科诊所的医生护士，后来等开庭时，因为已经记不清时间，他们都拒绝出庭。
而另一边，失踪案一发生，约克警方就在一周内连续询问了克莉丝汀的母亲与哥哥4次，后者每次的回答都是下午4:10。）
如果克莉丝汀的母亲真是在下午4:20从牙科诊所离开的，她为什么要在此前接受约克警方调查时“说谎”呢？
对此，杜伦警探的推测是，克莉丝汀的母亲出于负罪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美化。至于哥哥之前的证词——他进门时特意看了一眼手表——则被这两名警探彻底无视了。
在之后的一个月内，杜伦警方又找了克莉丝汀的妈妈和哥哥好几次，反复质疑他们记错了时间。后来，警探S甚至暗示克莉丝汀母亲，可能是她们家的挂钟走慢了（克莉丝汀的母亲进门后看了一眼这个钟）。
最后，克莉丝汀的妈妈和哥哥让步了，两人不再坚持他们是在4：10到家，承认他们的回忆可能有误，两人有可能是在4：35，甚至更晚到家的。
除了克莉丝汀家人到家的具体时间外，警方还“发现”了莫林家人证词的漏洞。
之前，莫林的妹妹告诉警察，她是在儿子住院当天去父母家做客的，但医院记录显示，她的儿子是在10月4日入院。
从这一点出发，警方断定，莫林的家人或许是把10月3日与10月4日记混了，因此10月3日当天，莫林其实没有不在场证明。
在遭到莫林家人反驳后（莫林的母亲10月3日在附近一所大学教书，所以她不可能记错日期），警方干脆更改了自己的说辞，他们判断莫林的父母为了帮他脱罪，说了谎。
（莫林）
在警探F和警探S看来，这下，莫林一定是凶手无疑了。
根据这两名警探的推测，案发当天，莫林在下班回家后，从家门口拐走了克莉丝汀，然后带着她直接去了桑德兰，并在那里性侵、杀害了她，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了皇后村。至于莫林具体是几点到家的，一审时，检方给出的时间是下午5:30。
仔细想想，这个推测根本站不住脚。皇后村距离抛尸地点的来回车程有1小时零4分。假设莫林是在下午4:14拐走了克莉丝汀，如果想在5:30到家，那他只有12分钟来完成性侵、谋杀、清理现场，这显然不现实。
更令人费解的是，警方明明已经质疑莫林家人说了谎，一审时，检方却依然假设他是在下午5:30到家的。
如果检方的结论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这只能证明一点：从警方到检方，没有人真的在乎真相，没人真的想弄清，克莉丝汀在被绑架后到底遭遇了什么。
此后，检方与警方耗费了上千万加元，试图把谋杀罪扣到一个无辜者的头上，但就整个案发经过，他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像样的结论。
 “物证”
4月22日晚上，距离第一次盘问莫林两个月后，警探F和警探S逮捕了他。
（莫林被捕）
警方扣押了他的车，连夜搜查了他家，并连续审问了他6个小时。在这6个多小时中，莫林反复告诉两名警探，自己是清白的，从来没有碰过克莉丝汀，但没人相信他。审讯结束后，莫林就被关进了看守所。
逮捕和搜查都需要证据，当时杜伦警方手里掌握了什么线索呢？答案是：一根头发。
逮捕莫林前，一个卧底警察拿到了他的头发。警探F和警探S之后把头发送到法医科学中心的毛发与纤维科，让研究员N对比了这批头发，与法医之前在克莉丝汀项链中发现的那根头发，结果让他们喜出望外。
在DNA鉴定尚未被广泛应用的年代，毛发研究是颇为流行的法医学技术。这项研究主要对比毛发在显微镜下的不同特征，比如肉眼看上去相似的两根头发，如果一根在显微镜下呈现出淡黄色光晕、另一根呈现出红棕色光晕，就说明两根毛发事实上不是一个颜色。
毛发研究对破案的实际贡献非常有限。由于缺乏指向性，这项技术只能帮助警方排除某个犯罪嫌疑人，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
什么叫“指向性”？让我们用血型做类比，假设某个案发现场测出了B型血，而警察怀疑的目标是A型血，那么基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但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是B型血，现场测出的血型也是B型血，所以现场的血迹就一定是他留下的。
头发明明没有“指向性”，但研究员N却告诉警方，莫林的头发与死者项链里的头发属于同一个人。后来，她又告诉警方，莫林车里搜出来的几根头发，可能属于克莉丝汀。
（有关此案的物证照片）
在莫林被逮捕后，除了负责分析头发，研究员N还负责比对案发现场在死者身上发现的纤维（fiber）与莫林家里、车里的纤维。与头发分析相比，这更是一项没有任何法医学价值的研究。
这项研究仅仅能辨认，克莉丝汀身上与莫林家里、车上是否存在相似的纤维，但无法判断纤维的来源（比如两家可能用一品牌的地毯）。
退一步说，因为莫林家与克莉丝汀家住隔壁（纤维可随风传播），而且两家人是同一个洗衣房的常客（通过洗衣机和烘干机传播），即使两家人身上发现同一源头的纤维，这也无法说明任何问题。
最重要的是，在勘察现场时，因为杜伦警队没有一个人穿防护服，且在做纤维比对的过程中，研究员N也忘记穿防护服了，本案中的纤维样本实际上已经被污染了。
尽管研究员N的上司E对污染一事知情（毛发与纤维科只有他们两人），但他对此什么也没有说，还在重审时出庭作证。后来，有人写匿名信向独立调查组举报，曝光了此事。
（莫林最终被证明无辜后，加拿大司法系统委托一名法官对涉及本案的警方与检方进行了调查。）
更可笑的是，在莫林车里与家里搜出的成百上千根纤维中，研究员N只发现了5根相似的红色纤维，而她自己在检验时穿的是红毛衣。但后来在法庭上，她信誓旦旦地告诉辩方律师：“相似纤维的数量，让我确信受害人与嫌疑人之间发生过直接接触。”
为什么研究员N要这么做？最后，独立调查报告给出的结论是，为了争取存在感。克莉丝汀遇害后，这起案子的热度在当地一直居高不下，而头发与纤维可以说是警方在此案中仅有的“物证”，因此，研究员N的发现就变得重要起来。
据警探F和警探S事后回忆，研究员N的发现让他们彻底相信，莫林就是杀害克莉丝汀的凶手。
 “认罪”
上文中我们提到，莫林是个很有韧性的人。从由被捕引发的惊慌与愤怒中冷静下来后，莫林逐渐适应了看守所内的生活。他很快调整好心态，表现得轻松自在，并决定将这次经历当作对自己品格的锤炼。
（莫林离开监狱前拍摄的照片）
除此之外，莫林当时还乐观地相信，因为他是无辜的，总有一天警察会发现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他就会被放走。
另一边，申请批捕时，警探S曾在报告中写道，警方相信会在莫林家中或车里发现带血的衣物和凶器。4月22日，搜查完莫林的车和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后，想必他们傻眼了。
在这次搜查中，警方甚至采样了莫林家后院的泥土，想看看与尸体周围的泥土是否有相似成分，结果同样是没有。
为了给莫林定罪，警方急需莫林自己主动“认罪”，承认“犯罪事实”，于是，在莫林被捕不久后，警方往他的囚室内安插了一名卧底警察，还给他配了录音设备。

因为被捕后莫林一直被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当这位“狱友”搬进来后，孤单的莫林很快和他交了朋友。
有天晚上，当“狱友”说睡不着后，莫林还坚持要给他读书，并从上铺探出头，念了一个非常无聊的故事（最搞笑的是，念完后，莫林还要向他提问）。莫林还曾好心的向“狱友”表示，如果他压力太大，自己可以陪他去看精神科医生。
可不到一年后，这位“狱友”就在法庭上公然做伪证，诬陷称，莫林曾向他认罪，说自己通过谋杀来释放压力。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这个卧底警察不是带了录音设备吗？原来，因为录音设备不够灵敏，在这个卧底警察录下的录音中，经常听不清莫林到底说了什么。
因为这一点，除了诬陷莫林外，这个警察还通过歪曲两人的聊天内容和主题，暗示莫林犯罪。
比如在一段对话中，莫林明明是在向他抱怨，杜伦警方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就逮捕了他），但卧底警察却把莫林的扭曲为，警察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无法给他定罪）。
除了卧底警察，诬陷莫林的还有另外两名狱友：后来与莫林住在同一个囚室的M，以及住在隔壁囚室的X。
这两人中，22岁的狱友M是经常出入监狱的惯骗。从18岁起，累计犯下11起罪行，包括偷东西、伪造文件、使用假支票。
1985年，他曾被诊断为“病态撒谎者”，有反社会倾向及自恋倾向。住进精神病院11天后，他就逃跑了。被关进看守所后，在试图越狱时，他还袭击并严重打伤了一位狱警。
狱友X是一个性犯罪惯犯，从15岁就性侵儿童，“揭发”莫林前累计犯下9起罪行。一位医生曾诊断他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更准确地说，医生诊断他是sociopath，这是后来反社会人格障碍概念的前身）。

1985年6月底，狱友M和X告诉警方，他们听到莫林承认杀人，但除非检方承诺与他们做交易（把他们从看守所转到中途之家），不然他们不会指控莫林。
或许是因为此前卧底警察没能清晰“录到”莫林认罪，在狱友M和X通过测谎测试后，检方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给M配了录音设备，要求之后莫林再认罪时，他把莫林的话录下来。
和此前的卧底警察一样，狱友M同样没有 “录到” 莫林认罪，但M告诉警察，莫林哭着向他感叹，自己不应该杀死克莉丝汀。X也称自己听到莫林说这句话。
除此之外，M与X并没有交代更多细节，更别说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细节。尽管如此，检方依然同意与M与X做交易。
第一次庭审
1986年1月7日，在看守所生活了9个月后，莫林终于等来了开庭。
在辩方律师的质疑下，研究员N很快不得不承认，头发与纤维不具有指向性，所谓的“证物”可能来自莫林，也可能来自其他人。而当两位狱友的犯罪史被揭露后，他们证词的可信度自然也随之降低了。
这次庭审维持了一个月。之后陪审团仅仅思考了13个小时，就裁定了莫林无罪。
（克莉丝汀的父母与她的照片）
如果说，在本次庭审中，莫林与他的辩护团队做错了什么，那恐怕就是，他们不应该请精神病专家出庭作证称，莫林有精神分裂症。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以为，莫林是以精神问题为由，做了无罪辩护，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开庭时，莫林的律师曾请求陪审团，先独立判断莫林是否真的有罪，只有在确定他有罪后，再把“精神问题”纳入考量，而最后陪审团也是裁定莫林无罪，而不是精神失常所以无罪（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开庭前，莫林本来极其抗拒这个辩护策略，但因为害怕蹲一辈子监狱，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律师的提议。后来，虽然陪审团裁定莫林无罪，但因为他提交过这份证据，很多不人因此相信莫林其实是有罪的，只是侥幸逃脱了审判。
另一边，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毁灭性的。
（二审结束后，克莉丝汀的哥哥接受采访）
开庭前，在警探F和警探S的影响下，克莉丝汀的家人坚信莫林就是凶手。据《谋杀无辜》一书，警探F和警探S甚至告诉过他们，警方认为莫林是个儿童连环杀手，克莉丝汀并不是唯一的受害人。
看着莫林被当庭释放，对于克莉丝汀的家人来说，无异于看着凶手逃脱惩罚，更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这个凶手就住在自己家隔壁。
一审判决结果下来不到一个月，检方就向安大略省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重审此案（retrail），理由是一审法官在向陪审团致辞时，错误地解释了“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的含义。
（根据加拿大司法系统当时的规定，在检方和辩方做完最后陈述后，法官可以向陪审团致辞，致辞中法官不能就案件发表自己的结论，但可以回顾案情，或向陪审团解释一些概念。）
在检方上诉成功后，莫林就检方的上诉结果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了，1988年5月28日，高院驳回了莫林的上诉请求，此案正式进入重审阶段。
第二次庭审
为了给莫林定罪，第二次庭审时，除了呈现一审中已经出现过的证据，检方还提供了很多新的证人“证词”，比如：
  • 据皇后村的一位居民说，在克莉丝汀失踪后的第二天清晨，自己曾看到莫林及其父亲、妹夫坐在一辆卡车里，莫林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 约克警方的一位警探说，克莉丝汀失踪当天，他曾带着“警犬”（实际上只是他自己训练的家犬）搜寻过克莉丝汀，“警犬”停在莫林的车旁，并将爪子搭在副驾驶车门上，示意莫林的车里有克莉丝汀的气味。后来莫林家的狗叫了起来，把他和“警犬”吓跑了。
  • 皇后村的三名居民作证说，她们为克莉丝汀守夜时，听到有男人在附近痛苦地大喊，求上帝帮助他（暗示这是凶手良心受折磨的表现）。克莉丝汀的母亲还作证称，她清楚地看到那是莫林。
  • 除此之外，克莉丝汀的母亲和哥哥在第二次庭审时，也更改了证词，称两人是在当天下午4:35或更晚才到家的。
  •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为了让莫林前狱友M和X的证词看起来更可信，检方还特意让这两个人声明，检方给过他们不出庭的机会，告诉过他们，如果不愿作证可以拒绝出庭。除此之外，因为这两个前狱友在1986年后没有再犯事，两人的可信度也比第一次庭审时高了许多。
上述例子只是二审时检方所呈现的一部分证人证词（资料没有说明，补充证据的责任在检方还是警方）。在刚开始看本案材料时，我一度以为，正是因为这些新“证据”，莫林才在二审被定罪。但事实远比这更加复杂，也更离谱。
二审时，莫林的新辩护律师P及其团队详细、严密地反驳了上述每一项新“证词”。
除此之外，律师P还向陪审团，揭露了杜伦警察和法医在办案过程中的潦草与粗心，以及研究员N及其上司E的“科学”结论的不靠谱。
比如，辩方毛发分析专家证实，克莉丝汀两位同班同学的头发，也与在项链中发现的头发存在相似特征。
在二次庭审前，舆论普遍认为莫林就是凶手，就连媒体报道此案时偶尔也会出现不当措辞（暗示他有罪），但因为新辩护律师P的出色表现，随着二次庭审的进行，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莫林是无辜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第二次庭审时莫林依然会被陪审团定罪呢？在我看来，这与二审法官的偏心脱不了干系。
（第二次开庭期间的法庭插画）
在加拿大司法系统中，被告是否有罪是由陪审团判定的。而法官则负责决定，在控辩双方争论的过程中，哪些信息可以作为证据，被呈现给陪审团。
在第二次庭审中，许多对辩方至关重要的信息，全都因这位法官的决定，而得不到呈堂的机会。
比如，他不允许辩方提到，警方调查此案时还发现哪些人有嫌疑（其中包括一个有猥亵儿童前科的人，和一个惯犯），哪些线索指向除莫林之外的其他人。
但他倒是同意了检方的请求，允许他们在完全脱离语境下的情况下，提到莫林在一审时曾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精神失常。而此前，检方刚问过莫林的前狱友M，是不是与莫林讨论过以精神失常作为脱罪的方法。这对陪审团如何看待莫林不言而喻。
（莫林）
除此之外，辩方请警探M（就是此前弄丢了案发现场的重要物证烟头，又篡改记录的警察）出庭接受交叉质询时，因为这位警探当时身体状况不佳，法官居然从座位上走下来与他握手表示热情欢迎，还说“很高兴能见到他”，完全无视此举可能对陪审团造成的影响。
从1986年4月警方逮捕莫林后，6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莫林的父母为证明儿子的清白，取消了退休金储蓄计划，又先后两次将房子抵押贷款，欠下近50万加币的债务。然而在经历了10个月漫长的庭审后，1992年7月30日，陪审团最终裁定莫林有罪，他随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莫林被判刑后，加拿大曾拍过一部纪录片，片中采访了二审陪审团的一位成员，问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判莫林有罪的。这位陪审团成员回答说：“因为他出庭时，从来没往陪审员的方向看过一眼。”
真凶
莫林服刑18个月后，他的上诉请求（要求重审此案）被加拿大最高法院通过，并获得了保释。如果不是因为一项新证据的出现，没人知道莫林还要被迫与司法系统抗争多久。
（莫林被释放后，激动地与母亲拥抱）
1995年，因为DNA技术的进步，法医成功从克莉丝汀内裤上留下的精斑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这项新出现的证据彻底证明了莫林的清白。后来，加拿大司法系统赔偿了莫林120万加币。
莫林的嫌疑被洗清后，案件的调查也被移交给了多伦多警方。之后，他们连续检测了300多人的DNA，始终没有找到真凶。直到案发36年后，真凶终于出现了。
2020年，在基因族谱的帮助下，多伦多警方成功锁定了杀害克莉丝汀的罪犯——胡夫（Calvin Hoover）。
（胡夫的照片）
案发时，胡夫已经结婚，是四个男孩的父亲（其中两个是继子），除了喜欢喝酒、赌博外，并没有其他犯罪记录。
他与当时的妻子H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克莉丝汀的父亲是他们的同事，两个男人都是安装工，工作时间自由，经常需要开车外出。
当H认识了克莉丝汀的母亲后，两家太太很快成了好朋友，几乎每周都会见面，两家人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
1984年，克莉丝汀的母亲去监狱探视前，曾告诉过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她不会带上克莉丝汀一起，其中就包括胡夫的前妻。胡夫或许就是因此得知，案发当天克莉丝汀可能会一个人在家。
据胡夫前妻回忆，克莉丝汀失踪后，约克警方曾盘问过她与胡夫10月3日的行踪，当时她以为胡夫和她一样在上班，所以告诉警方两人在工作，而那之后，约克警方也没有深究这件事了。后来，胡夫还参加过克莉丝汀的葬礼。
因为胡夫在2015年就已自杀身亡，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行付出过一天的代价，也没人知道克莉丝汀被绑架后到底遭遇了什么。
莫林冤案十分复杂，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只是概括性的为大家呈现了，我认为的关于本案最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起案件发生在加拿大，但我想有一点是各国司法系统所共通的：当胜利与定罪超越真相，成为警方与检方的目标时，这可能意味着另一场悲剧的开始，而不是一场悲剧的结尾。
本文作者：王大力，编辑：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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