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人简单地把中加外交危机和香港问题归结为democracyy and tyranny的冲突， 我认为是极不准确的。
zhang-zhe
01
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就会发现，中国的领土扩张并不是靠古罗马式的对外Zhengfu来完成的，而是相反，先是被侵略，后侵略者的国家反而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之所以会是这样，与中国的特殊的文化有关系。

西方在对内政策上与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政策中
奉行自由主义
， 开放与包容；在对外政策上，则是截然相反的
意识形态做主导
， 纵观历史，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突出案例都发生在西方，凸显出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的冲突，自相矛盾和不一致。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

02
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在对外政策上同样适用，道家的怀柔的政策和儒家的以德服人的理念在外交上贯穿始终。
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的和平理念，与对中国哲学和历史缺乏了解有关。

回到对内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议题上，需要指出的是，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不是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
，而是出于认识论， 更具体地说是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笛卡尔，休谟和约翰密尔就是这些理论的几个重要的奠基人。

苏格拉底有句非常著名的话， 他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是不可知论的一个典型的宣言。道家有“道可道，非常道”， 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名句， 阐述的都是
真理的相对性
。


约翰密尔对这个议题从自由的角度进行说明， 他说既然我们总是对过去加以否定， 过去经常被证实是错的， 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现在，
因为现在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在未来也可能被证明是错的。
约翰密尔的话是freedom of speech and assembly等各种freedom的理论基础之一。

既然我们可以怀疑过去和现在，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怀疑未来和
freedom本身
， 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那么，这种批评应该是没有边界的，不允许对自由本身进行批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03
自由主义是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譬如中国的道家就强调无为而治和顺其自然，与自由主义颇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
道家同时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个自由是基于”道“的基础之上。

既然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视角和方法， 那么我们在讨论中加关系和香港问题时
也可以把这些议题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
。那就是我们在
在democracy and tyranny之
外可以设想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代西方民主仍可以做大幅度的修补和调整，在西方民主之外可以有另外的民主，等等。


正是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基于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
自由才不是一种压制，胁迫，而是宽容，谦逊和尊重。
我们也可以怀疑自己，容纳批评。黑的可以怀疑白的， 但这不意味着白的就是错的，反过来也是如此， 这是自由的精髓。

04
中加外交cris和HK issue，如果放到这个广阔的角度之下去看， 就会发现强制要求中国变为西方模式是有违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
这种强制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方法，在中国问题上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都行不通。

西方的民主转型是在长期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靠外力进行外科手术式转型的成功的不多。
中国
的未来的转型要依赖中国自身的创造，外科手术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中加关系和香港问题的基点。


老特鲁多在49年前与中国建交时正处于中国的文革时期，而老特鲁多本人同时也是自由宪章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前总理克雷蒂安执政时期让中加关系步入黄金时代， 克雷蒂安在年轻时以打架和好斗闻名。
与中国建交和保持良好关系不意味着老特鲁多不懂自由， 也不是克雷蒂安向tyranny屈服，我认为他们的理性的态度恰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
以自由的名义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不允许有新模式新观念，这只是打着自由的旗号行专制之实， 与其他tyranny没什么区别。

在中加关系和香港问题上，我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回归到自由主义的思想的灵魂， 回归理性。请记得， 仇恨，极端，偏见和暴力不等同于自由， 更不会带来所谓的democratic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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