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2019：五代女性的故事

 母亲 

▲ 2014 年，59 岁时的母亲，拍摄/商周。

母亲的第一份工资来自家乡村里的一家砖厂，那是 2011 年。当时 56 岁的她在砖厂里一个人负责把煤灰一铲一铲从卡车上加进红土里，拿着计件的工资。天气好的时候，砖厂一天能用一车煤灰。她便能拿到八十元左右，那总让她高兴得很。

再后来，母亲跟随妹妹住进了县城。住在县城的母亲还先后做过几份工作：在工地当过厨师、在制衣厂剪过线头、也在建筑工地打扫过卫生。直到六十岁以后因为坐骨神经痛不能再胜任每天都需要出勤的工作，才只在家里做家务以及在县城的郊区开荒种菜。

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就是六十岁后的她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了。

妹妹是 1976 年生人，出生于改革开放前夕的她，注定要过一种与母亲和外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1993 年，妹妹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于是去了新余的一个电子职业学校。那个职校实际上是一个中介机构，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后，会被“分配”到沿海城市的一个工厂里上班。妹妹去的是珠海一家跟电子没有什么关系的摩托车工厂，成为了一个安装发动机的流水线上的工人。

九十年代初，“打工妹”和“打工仔”这两个词才兴起不久，和“民工”这个词一起取代了“盲流”。那时我正在上大学，妹妹工作不久后便给我寄来了一千元钱，这是她当时两个月的工资、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

她还给我寄来了照片：在珠海的海滩上，一个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的打工妹。

1995 年，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工作。父亲看出来我以后不太可能回老家，便想让妹妹回家，因为他不希望将来一个子女都不在身边。一年后，妹妹离开珠海回到了家乡。

1996 年，家乡的县城像大多数内地县城一样，经济上依然薄弱得很。县城几个国营老厂在慢慢陷入困境，而新兴的企业却还没有跟上来。那时县城的户口政策开始松动，可以买卖。父亲花了四千块钱给妹妹买了一个县城户口，然后又花了五千块钱买了一个工作。从此妹妹便成了一个“城里人”，并开始在县城的一家地毯厂上班，成为了一个手工编织地毯的工人。

手工编织的地毯很精美，对工人的要求不是速度、而是精致，那是一个还比较适合她的职业。但因为手工地毯的销路不好，工人不忙也就工资有限。厂里过年过节的时候倒是也会发一点福利，虽然很薄，比如元宵节的一碗饺子和中秋节的几块月饼。但这份薄薄的福利依然能给她快乐，并把这份快乐延伸到整个家里。也就在那段时间，她恋爱和结婚了，一年后有了女儿。

虽然那时候村里头的婚姻主流还是媒人介绍、父母包办，但妹妹却坚决地拒绝了父母为她相中的男孩，而且选择了自由恋爱和婚姻。但其后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证明，妹妹从这段婚姻里收获的并不是幸福。虽然个例不能说明哪一种婚姻方式更好，但妹妹的婚姻质量比母亲的相差实在太远。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原本就在艰难中维持的地毯厂终于难以为继，妹妹就那样失去了工作。她也再次离开了家乡，到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当了一个流水线的工人。

虽然中国在那场危机中成功地软着陆，但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让农村陷入了长达几年困境中。县城的许多老厂都在那几年倒闭了，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农村和县城去了沿海城市，民工潮在那几年达到了顶峰。让人难忘的春运的拥挤，在那几年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好几次妹妹从县城坐火车都是从窗口爬进去的。

从窗口爬进火车当然不是滋味，在车厢里被拥挤得不能动弹更是艰难，但这些都是为了走出去才可能有的希望。可是，经济危机中的沿海城市同样在困境中挣扎，没有为蜂拥而来的民工潮做好准备。不少打工妹（仔）为了谋生不得不在多个城市和行业间流转。在那几年，妹妹先后去了三个城市，做过工人、擦过皮鞋、摆过地摊……

那样的到处谋生的日子让人疲惫, 在外面摆地摊的经历让她有了回乡做生意的念头。2003 年，妹妹再一次回乡，在县城开了一个小服装店。服装店不大，一个小小的店面，在县城的人流量还算不错的农贸中心。回乡做点小生意，是大多数打工妹（仔）的理想，妹妹在外面打工十年后终于把这个理想变成了现实。

这样的“创业”让她自己充满了动力，勤勤恳恳地经营着那个小店。那时中国已经在经济危机中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在内地的县城却来得慢一些。更多的人依然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到家乡。所以，服装店的生意在春节的时候还好，平时就清淡得很。用妹妹自己的话说就是守在店里半天才来一个顾客，而且还价得厉害，最后就像讨钱一样赚得一点微薄的利润。

这样的清淡的生意终是难以糊口，服装店在一年后便关门了。

妹妹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她不得不又一次踏上了外出打工旅程。这一次去的一个新的城市：厦门。

在厦门，她先是卖了一年快餐，然后去了一间眼镜厂做了一年工人，最后去了一家电子厂。她在那家电子厂做了七年：从流水线上的普工、到领班、到主管，直到 2016 年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