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光亮 思想的天空
余杰写过一篇关于钱杨夫妇的文章，列举了杨绛的话：“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余杰从杨绛最后半句话中听出了皮里春秋、微言大义，听到了杨绛对丈夫的“吹捧”和无比骄傲。我猜余杰可能没有看到过杨绛对于丈夫更加不加掩饰的评价，比如像这样的：
钱钟书的博学是公认的，当代学者有几人能相比的吗？解放前曾任故宫博物院领导的徐森玉老人曾对我说，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见”。
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 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莱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对慕名选他课的学生，他挑剔、拒绝，理由是“你已有幸选过我一门课啦，应当让让别人……”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後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I'm 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杨绛对丈夫的极力推崇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以别人为主角的文章里。比如《<傅译传记五种>代序》，这是一篇为傅雷作品做的序，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钟书”，然后传主傅雷与钟书的关系就成了这样：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七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现代最优秀的翻译家，出色的批评家、文学家，在杨绛的笔下，变成了钱钟书（甚至自己）的小粉丝，任钱钟书打趣，对钱钟书服膺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而杨绛认为“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我愿意相信她没有编造事实，但如此评论一位已逝的朋友，怎么都不能算是厚道、温暖的吧，甚至连尊重都谈不上。不仅限于钱钟书，杨绛对于自己和其他亲人也是相当骄傲的。比如她对女儿钱瑗的评价是“强爹娘，胜祖宗”，我想不出一个母亲对子女还能有比这更高的评价。她借这个“强爹娘，胜祖宗”的女儿的口说过：“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又借“二百年三百年一见”的钱钟书的口说过：“杨绛的散文比我好。” “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她的自我期许由此可见一斑。杨绛深爱自己的家人，“他们仨”而外，一篇《回忆我的父亲》写得感人至深，《记杨必》中对兄弟姐妹的感情和依恋溢于言表，其他文章中也屡屡提到青少年时期在外求学时“想家”。但是，她对至亲之外的亲戚可就两样了，比如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完全不隐晦杨荫榆一生中从感情到事业再到接人待物的种种失败；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姑母的凉薄，“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即使有同情，也是一个婚姻成功的女子对人生失败的女子的同情，颇有些隔岸观火的味道。杨绛的家庭确实出色的人才居多，丈夫钱钟书不必说了，“强爹娘，胜祖宗”的女儿钱瑗是北师大教授；父亲杨荫杭先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任多省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检察厅长时颇有建树和风骨，后从政界退隐为名律师；八妹杨必任教于复旦大学外语系，有《名利场》等译著，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或读国内名校或留学，各自有所成就；三姑母杨荫榆女士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任北师大校长。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杨绛，眼光、见识非同一般，目无下尘也是顺理成章的。读杨绛的文集，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她一生没什么知交朋友，只有一个同学少年的蒋恩钿，也仅仅是在文章中提到过名字而已，倒是为忘年交陈衡哲专门写过一篇《怀念陈衡哲》，文中她这样说：“我们到了清华，我和莎菲先生还经常通信，……我不会虚伪，也不愿敷衍，我和她能说什么呢？我和她继续通信是很勉强的。”“我和陈衡哲经常聚会的日子并不长，只几个月，不足半年。为什么我们之间，那么勉强的通信还维持了这么多年呢。”杨绛对朋友的友情往往如此。所谓的朋友，其实不过是泛泛之交。她的注意力和感情都给了自己那些出色的亲人，便没有多少剩余可分给外人了。对比同样出身名门的女作家如林徽因、宗璞等，杨绛的这一特质尤显突出。作家由于敏感多思的天性，与人的感情亲疏往往不唯血缘论，有时更多地以精神契合度为标准，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如比杨绛小11岁的张爱玲。张与父母的感情非常淡薄，在半自传作品《小团圆》里，张爱玲把母亲塑造成一个不停地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身边的女人，对子女非常自私、冷酷。张爱玲唯一的亲弟弟张子静，在张看来是一个猥琐、怯懦，会告姐姐的黑状、然后幸灾乐祸的人，张爱玲后半生与弟弟也从不联系。张对之感情深厚的亲人反倒是姑姑张茂渊，在作品中多次提及姑姑的有思想、有趣，还专门写过一篇《姑姑语录》。同时朋友在张爱玲生命中比血缘意义上的亲人要重要得多，比如年少时的朋友炎樱就经常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张对她十分欣赏、亲厚；人生的后期则有邝文美，张在给邝的信中写到：“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这在杨绛那里是不可想象的。也许正是因为亲情世界的荒芜，才让友情得以在张爱玲生命中丰茂生长。而杨绛的婚姻和亲情世界太圆满，以致于她不太需要友情，所以就没有知心朋友，而她也完全不以为憾。不是说女作家就该像张爱玲那样“六亲不认”，杨绛当然有爱她家人的权利，只是像她这种待人的亲疏远近与姻亲、血缘关系远近完全重合的情况，在现代作家中是很特别的。对朋友固然淡如水，对不与她在同一个精神维度上的人就称得上冷如雪。杨绛一生都在高校、研究所的象牙塔里从事学问，她所接触的人除了像他们夫妇一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外，便是保姆、车夫。所以她的记人散文，基本上就是记叙这两类人。对于后一类，从杨绛的叙述来看，一方面，作为一个“东家”，她无疑是宽厚和善的，符合书香大家的女主人宽待佣人、仁慈体下的作派；但另一方面，杨绛看向保姆们的目光明显是俯视的。杨绛本人与《洗澡》中的姚太太有同好：喜欢做福尔摩斯、侦查别人的隐私。在《顺姐的“自由恋爱”》中，杨绛便是通过一点一滴追根究底的盘问，逐渐了解了女佣顺姐作为地主婢妾的悲惨身世。用杨绛自己在小说中的形容就是：把她“当个口袋似的翻了一个个儿”，比如像这样： 我问顺姐：“你‘姐姐’早饭也吃个馒头吗？”“高级点心。” 那时候还在“三年困难”期间，这些东西都不易得。我又问别人吃什么，顺姐支吾其辞，可是早饭、午饭各啃一个冷馒头的，显然只顺姐一人。 “你的钱都交给‘姐姐’？” “我还债呢，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呢。”我当时没问她生什么病，只说：“她们都不干活儿吗？”为了满足自己那点好奇心，就对别人的伤心事毫无顾忌地追问、“诱供”，这在人际交往中首先是有违礼貌的吧，其次也绝不是厚道人所为。杨绛如何会连人与人相处的基本礼数都不懂，难道她对和自己同等精神层次、社会地位的人也这样“翻口袋”？如不是，那是不是可以看做她没有平等心，对底层人缺乏起码的尊重？由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老王》是杨绛散文中流传最广的一篇，许多人看了这一篇就觉得杨绛对底层人平等相待、尊重同情，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因为杨绛与老王的交往主要在文革期间，在那个社会气氛冷漠到冰点的年代，老王身上散发的人性光彩和温暖气息便显得弥足珍贵，跌落凡尘的杨绛也不再采取居高临下的视角，因此才能对底层人老王的悲苦和辛酸抱以理解之同情。而检点杨绛的全部这类文章，绝大多数时候，杨绛和底层人的相处模式都类似于她和顺姐。杨绛是十分温暖的女儿、妻子、母亲，但对于自己小世界之外的世界她却没有太多温情。杨绛的小世界很小，最里层是丈夫、女儿和自己，中间是父母，外层是同胞手足，至于朋友、亲戚，基本是不在这个世界之内的。真实的杨绛，就是这样一个“外冷内热”、内外分明的人。说起女作家的“冷”，又不能不提到张爱玲。张会对来访的客人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这是何等的任性、高冷。杨绛的冷和张爱玲很不一样，杨绛才不会那样天真，表面上她是温润的、谦和的，但底子却是不会改变的冷漠与疏离。要类比的话，张爱玲如林黛玉，高傲写在脸上，但如你能入了她的眼，她便会待你如香菱、紫鹃，冷傲下面是一片赤诚的热情；而杨绛如薛宝钗，表面看来对谁都客气、周到，但你永远无法接近她的内心，相处得再久她也只会待你如香菱、莺儿。她的随和底下是不化的冰雪，“任是无情也动人”。 邹世奇，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入选《2017中国最佳杂文》等多种年选。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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