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院线，复苏了。

论票房，《独行月球》是暑期档最大赢家。
上映不到一周，票房已破16亿。
但论上座率，它却输给了文艺片《隐入尘烟》。
后者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电影，不被市场青睐，排片相当惨淡。

但却拿下了豆瓣8.4，国产片年度最高分。
上座率远超同期的热门片。

然而，随着口碑的发酵，也招来了不少争议。
由于影片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不少人认为，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在外国拿奖而有意抹黑中国。
「很符合获奖三要素：苦，丑，穷」
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
很多现实批判力度强的国产片，都背负着这种骂名。
一旦入围国际电影节，质疑声就更多。
但，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今天鱼叔就展开谈谈——
揭露底层社会黑暗面的国产片，更易获得国际奖项的青睐？
回看华语电影史，不得不说，确实有不少例子来支撑这一观点。
以网友的「获奖三要素」来说。
论「苦」。
没有人比得上电影《活着》中的主角福贵。
他一生受尽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活着」成了唯一的希望。
原本出生富贵，却因好赌输光家底，散尽钱财，气死父亲。
之后就彻底陷入了残酷的命运旋涡，相继失去了母亲、儿子、女儿。
最终只留他一人形影孤吊。
众所周知，这部影片在国内无法上映。
在国外却硕果累累。
捧回戛纳评审团大奖，距最高奖项仅一步之遥。
主演葛优也凭借对福贵的精准刻画，成为首位戛纳华人影帝。

论「穷」。
电影《三峡好人》将镜头对准一个煤矿工人。
他从山西一路跋涉到重庆寻找妻女，口袋里装着皱皱巴巴的几块钱，住着1块2一晚的工人旅店。
为了谋生，加入了当地拆迁队，整日光着膀子，汗流浃背。
这部影片同样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捧回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荣誉奖金狮奖。
还有，《十七岁的单车》中。
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孩小贵，做着快递的差事，每单收费10元。
误入洗浴中心洗了澡，却死活拿不出钱。
同样，周迅饰演的农村女孩红琴，在城里给富人家做保姆。
因为没有钱买好看的衣服，常常趁人不备，偷穿主人的衣服和高跟鞋。
这部影片曾入围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评审团大奖。
但却被禁止在中国内地公映。
导演王小帅曾透露，因为「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
最后再看「丑」
。

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巩俐正是通过「扮丑」，塑造了执意为丈夫讨说法的村妇。
她摇着一身碎花红棉袄，迈着外八字步，挺着大肚子，围着绿头巾。
头巾下一张暗沉粗糙的脸庞，干裂的嘴唇喘着粗气。
全然与穷乡僻壤的环境融为了一体。
最终，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巩俐也因饰演秋菊这一角色，成为中国内地首位威尼斯影后。
以上例子似乎说明了，网友的论断并非无中生有。
但这不意味着该论调就是正确的。
因为，换个角度看，反例也并不少。
很多电影重点不在于暴露苦难，却也有国际大奖加身。
比如武侠动作片。
 《卧虎藏龙》中，飞檐走壁、竹林打斗，尽显江湖快意，人情道义。
成为首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

还有，家庭片。
在柏林拿下评审团大奖的《孔雀》，聚焦于普通平凡的五口之家，讲述历史更迭中的个体在梦想破灭后，满目寂然的命运。
让咏梅、王景春分别拿下柏林影后和影帝的《地久天长》，讲述三十年间，时代的洪流中，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以及，爱情片。
张艺谋斩获银熊的《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一段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
它不苦、不旧，也不丑。
反而以鲜亮明媚的光影，挣开了封建婚姻的枷锁，照进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
此外，《十七岁的单车》其实也是一部青春类型片。
也书写了城市少年的成长烦恼。
围绕两个17岁少年的青春、爱情故事，至今仍是很多人心目中国产青春片的天花板。
可见，「抹黑中国」和获国际大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就像许鞍华所说，冲着得奖去拍戏通常是得不到的。
一方面，这些获奖作品的创作动机，都不是为了在国外拿奖。
《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
他的生活经历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使得他一直热衷且擅长于讲述淳朴的乡土故事。
《活着》则是一次偶然间的发掘。
张艺谋其实一开始打算改编余华的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
为了深入理解文本，张艺谋表示想看余华所有的作品。
他因此意外拿到了《活着》的清样，并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才决定拍《活着》。
《三峡好人》的问世同样具有偶然性 。
贾樟柯在重庆拍摄纪录片《东》期间，正好目睹了奉节县的拆迁工人辛苦劳作的场景。
他被这些普通人默默挥汗的背影震撼，意识到三峡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和拍摄。
这才启动了后续的拍摄计划。
除了个人因素外，历史和时代因素也主导了创作动机。
社会的沧桑巨变，催生了很多乡土文学创作。

《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也都源于导演与作者对周遭环境的共同感怀。
贾樟柯的电影，也呼应了城乡转型过程中乡镇的变化。
以拆迁房、摩托车、传呼机、流行歌曲等特有的时代符号，开辟了底层叙事的电影空间。

记录了小武、崔明亮、韩三明、沈涛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挣扎。
而另一方面，国际奖项的评选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流程。
奥斯卡评奖，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关公司的运作。
《一代宗师》能入围奥斯卡，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找到了当时还在好莱坞享有盛名的发行商哈维·韦恩斯坦。
戛纳的奖项决定权则更多在评委手中。
阵容每年不同，国籍构成多元化。
例如2009年，就有一半是东方面孔：
中国演员舒淇、韩国导演李沧东、土耳其导演锡兰、印度演员谢尔米拉·泰戈尔。
章子怡、王家卫 、李安、姜文等中国影人都曾担任戛纳评委。
每一位评委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伊朗大师阿巴斯就力捧侯孝贤的《戏梦人生》。
最终该片拿下评审团奖。
而金棕榈由《霸王别姬》《钢琴课》共享。
奖项花落谁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委个人的据理力争。
有多少位评委，就有多少种「标准」。
又怎能用「西方审美」一言概之？
当然，在反驳「抹黑中国」论调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早期西方主流影视中，确实热衷于呈现穷困潦倒的东方形象。
这源于西方对中国的刻板想象和滞后性的认知，也离不开中国早年国势的积弱 。
喜剧短片《华人洗衣店场景》中华人洗衣工的形象，是美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华人银幕形象之一。
20世纪30、40年代根据赛珍珠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大地》和《龙种》，呈现的中国农民更是奠定了华人形象的基调。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以及中国电影逐渐占据了更多的国际视野，偏见也逐渐被纠正。
《环形使者》《她》等科幻电影中，直接在上海取景。
中国现代化的一面越来越被更多人看到。
唯题材论早已说不通。
《隐入尘烟》在中国业内外的口碑已是有目共睹。
《三峡好人》《秋菊打官司 》等国外开花的影片，实际上在国内也口碑极高，豆瓣部部8分+，
《活着》更是高达9.3分
。

同样揭露底层黑暗的《盲井》《芙蓉镇》，也获得了金像奖、百花奖等国内奖项。

说到底，电影能够走出国门，获得国际认可，靠的还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普世性的价值内核。

《活着》中，坚韧不摧的民族性格，达观的生活态度发人深省。
《三峡好人》里，看到被时代遗忘的人，还固守着对情感的重视，对善念的追随。
《秋菊打官司》里，看到质朴的民风、民俗时，也共振于情理与法理的永恒矛盾。
西方也有很多名导，热衷于拍摄底层故事，批判社会黑暗面。
比如肯·洛奇，始终关注工人阶层的困顿窘境。
他们被迫失业，尊严扫地，甚至挣扎在温饱线上。
「困在系统中的人」式的犀利刻画，早已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博得普遍的共鸣。
肖恩·贝克，镜头中的主人公永远是边缘群体。
妓女、吸毒者、流浪汉、单身母亲、失学儿童……
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也深受国内观众喜欢。
可见，「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悯心是不受地缘所限的
。

又何况，中国作为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乡土是绕不开的一面。
比起悬浮的上流故事，扎根贫瘠之地的创作 更易挖掘出更深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秉性。
暴露或是记录背阴处的生命呐喊，本就是创作者的使命。
就像同样受到「媚西」指摘的莫言曾说：

「文学作品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
这种暴露也绝不意味着「不爱国」。

反而是出于对土地和人民更深沉的热爱，才会孜孜不倦地书写底层人物的苦与乐。

贾樟柯也曾在一次放映会后正面回应过这一问题。

他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受到观众质疑：

「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
「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贾樟柯回应，真实不只有一种。
直面落后的一面，才能为小人物立言，为底层社会求变。
「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这些影片之所以动人，不仅不是因为「造假」「抹黑」。
恰恰是因为足够真实，让人们从电影中照见了自身以及周遭世界。
就像近日火遍全网的「二舅」视频，它挑破了农村底层人的苦难遭遇。
却有无数网友表示，仿佛看到了身边亲人的影子。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现代都市与乡野风貌都是现实的一种反映，本无高下之别 。
「抹黑中国」的论调却把后者理解为一种丑化，妄图抹去苦难的存在。
潜台词就是，只允许呈现光鲜美好的东西。
这，才真正是对现实的扭曲，对生活的轻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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